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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世中期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亚洲象残骨。河北阳原县丁家堡水库的全新世中期地层中(距今约6000~5000年)发现亚洲象的骨骸，是我国已知亚洲象分布最北的记录。和亚洲象骨骸一起发现的还有两种软体动物遗骸：厚美带蚌和巴氏丽蚌。这两种蚌类的现生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这些事实表明，丁家堡发现的象遗骸，是与那时的气候条件有关。
此外，南方的广东、广西和福建诸省(自治区)，还有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省桐乡县落家角遗址、上海崧泽遗址，长江以北地区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以及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多处全新世中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象骨制品，此外还有山东大汶口遗址亦发现象的残骨。这些遗址，大致在距今7000~6000年前。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全新世中期，亚洲象在黄河下游地区广泛分布，其北界可能达到丁家堡的北纬40°。
时代较晚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不止一次发现象骨及埋象的坑，而且在甲骨刻辞中，也有捕象的记载。这都说明，在今豫北地区，3000多年前是有野象生存的。这也表明中全新世后期黄河下游地区仍有野象分布，安阳地区的纬度可大致作为距今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时期的成都金沙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这些表明四川地区当时也有大量的野象分布。
中国历史早期的许多文献，关于野生亚洲象的记载很多。
一、秦汉时期的大象分布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九经》：岷山和鬲山(大巴山)，“多犀象。”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的象牙相印证，表明古代四川亚洲象分布很广泛，向北到岷山。岷山在秦岭的西面，与秦岭大致在相同的纬度。据此，历史早期亚洲象在西部地区的分布至少应以秦岭为北界。
亚洲象的象牙在中国古代被一些地方作为向中央政权进贡的珍贵物品。最早记载以象牙作为贡品的是《禹贡》。其中记载“扬州”所贡物品有“齿革羽毛”，“荆州”所贡物品有“羽毛齿革”。据东汉郑玄注，其中的齿被认为是象牙，革为犀牛之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亚洲象的分布。《周礼·夏官·职方氏》荆州物产：“其利丹银齿革。”
《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位于今淮河下游地区。与上述《禹贡》的记载互相参证，淮河下游地区有亚洲象分布。《国语·晋语》和《史记·晋世家》记载，楚国产象牙。春秋时楚国的范围，主要包括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下游和淮河上游地区。
《国语·楚语上》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一语，说的是巴浦地区犀、象等很多。其中“巴浦”的地望，可解为巴水之滨。据《水经·江水注》，巴水出川东宣汉县巴岭山，西南入江，则巴水应为今四川嘉陵江东支的渠江。巴水流经川东地区，故此可理解为大象在川东地区的分布。
《左传·定公四年》，吴伐楚，楚国“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反映楚国野象很多。《竹书纪年》记载，魏襄王七年，越王献犀角象齿。
上述诸多文献记载表明，在春秋时期以前，在四川地区、江汉平原和淮河下游地区，亚洲象广泛分布，数量很多。特别是楚国的核心的江汉地区，古代有面积广阔的云梦泽，为野生亚洲象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环境。这一时期亚洲象分布北界，在东部地区应为淮河一线，在西部地区应为秦岭、岷山一线。
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从河南安阳一线，南退到淮河以南，可能是在西周初年。《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此记载可能反映了野象分布北界的变化，此时即相当于晚全新世的气候转冷之时。野象分布北界的这一变化，可能与气候变冷有一定关系。
西汉时期，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地区，仍有野象分布。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云梦泽地区有“兕象野犀”，汉代桓宽《盐铁论·本议》论及各地物产，提到“荆、扬之皮革骨象”。又在《崇礼》篇和《力耕》篇中提到岭南地区野象很多。
杨雄《蜀都赋》中说到蜀地有犀、象。《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上述记载表明，西汉时期湖北和淮河以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野生亚洲象分布很广晋代和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野生亚洲象仍频频见于记载。
晋左思《三都赋·蜀都赋》描写蜀地“犀、象竞驰”，又在《吴都赋》中描写吴地“林中有象”。左思《吴都赋》的地域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与湖北的部分地区。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犀、象……”这些记载表明，到晋代，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野象还很多，其分布北界可能仍为川北的岷山山地、秦岭和淮河一线。
稍晚，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澜沧江在永昌县以下两侧地区犀牛和亚洲象很多，“水……水自永昌县而北迳其郡西，水左右甚饶犀象”。南北朝时期，荆州和扬州江淮地区仍有野生亚洲象的分布。
《魏书·崔浩传》记载，南朝刘裕死后(刘裕死于公元420年)，北魏皇帝欲趁机进攻南朝，大臣崔浩建议：不要武攻，以德化之，则荆州和扬州的象牙等南方珍宝，可不求而至。记载表明，荆州和扬州出产象牙。《南齐书·五行志》记载，南朝齐永明十一、十二年(公元492~493年)“有象至广陵”。《文献通考》卷三一《物异考》记载，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有三象入建邺”。
《魏书·灵征志》记载，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八月“有巨象至南兖州砀郡”。砀郡大致为今安徽省砀山县。《魏书·孝静纪》记载，“元象元年(公元538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魏书》两次所载当为同一头孤象其在淮河以北的砀郡出现，并被抓获送都城，表明该象在砀郡的出现属偶然的异常现象，在淮河以北地区已属罕见之动物。因此，不能作为野生亚洲象分布之北界，但可说明，群居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当在此之很远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史》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公元553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此条内容不见于《梁书》。然而，若结合前述有野象进到建邺城和广陵城的事件、则此淮南有数百头野象出现一事，似应可信。只不过此次象群之大超乎寻常，表明淮河之南和长江沿岸，野象应很多。
综上，南北朝时期淮河应是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
二、唐宋时期大象分布
唐代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可从唐德宗放生象一事进行参照。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闰五月，德宗刚即位，“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宋人王说的《唐语林》记载，“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德宗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荆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荆山之阳”当指今江汉平原。这里古代属云梦泽地区。唐代之所以选择这里放生象，也是要考虑其生存的环境问题。唐代将象放生于荆山之南，意味着荆山应是唐代亚洲象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的最北界。其纬度大致在北纬31°50'。
唐代四川盆地有象的记载。《太平广记》卷四四一《阆中莫徭》记载，“莫徭尝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阆中”即相当于今四川阆中县。这里的纬度为31°03'。
在长江下游地区，《太平广记》卷四四一《淮南猎者》记载唐代长江之北多象，“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和州为今安徽省和县。猎者“常逐兽山中”，是指巢湖西南的大别山东南端和位于巢湖东北的张八岭山地。由于猎人的驱赶，这些山地成为淮南地区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淮河就位于这两处山地之北。
由此，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可以作为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即使以位于淮河之南的大别山东侧和张八岭南端为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其纬度也在北纬31°50'~32°00'。
这一纬度和唐德宗时放生野象的“荆山之阳”的荆门——钟祥(北纬31°50')大致在同一纬度。这表明，德宗时放生野象地点的选择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
综上，北纬32°00'应作为唐代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在东部地区，应以淮河这条自然地理界线作为野生亚洲象的北界。
唐代晚期东部沿海地区野象分布北界似乎向南有很大退缩。后周时期的《吴越备史》卷四《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记载浙江南部有象出现，“是岁，东阳有大象自南方来，陷陂湖而获之”。东阳即今浙江南部东阳县。
这一事件表明，东阳地区当时已没有野生亚洲象分布，野生亚洲象从南方来，被作为一种非常事件，人们才将其捕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到五代时期，东部的浙江地区野象已很难见到，此时野象分布北界可能已向南大大退缩。其北界可能在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北端。唐代南方野象分布广泛，数量仍很多。《新唐书·南蛮传》和唐代樊绰《蛮书》记载云南多野象。
从西周初年亚洲象分布北界在秦岭淮河一线，与唐代后期亚洲象分布北界相比，在长达1800多年中，野象分布北界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和西部有很大不同：西部四川地区野象分布北界从秦岭向南稍有移动，东部地区从唐代前期以淮河为界，到唐代后期，野象分布北界在东部地区大大向南退缩。
宋代有关野生亚洲象的记载较多。宋代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以及贵州、闽南地区。
《宋史·食货志上三·漕运》提到由广南地区运送到京城开封的物资有犀牛和大象，“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来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北宋时的“广南”包括今广西和广东两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记载象产于南方，“兽莫巨于象，莫有用于马，皆南土所宜”。“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则两牙”。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五记载邕州永平寨和钦州两处博易场有内地商人来进行交易，其交易的物品中有象牙、犀角等物品。宋代邕州大致相当于今南宁市。宋人撰写的《大观本草》记载不仅广东地区有野象，两湖地区山地中亦有野象，“(象)今多出交趾，潮、循州亦有之”，潮州地区在宋代仍以多象并对农作物造成灾害而备受关注。
《宋史·五行志》记载、“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与潮州相近的闽南漳浦县也多象，“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肉骨糜碎乃去”。宋代在今福建省西南的武平县设立了象洞巡检寨，也说明闽南地区多野象。
宋代在今贵州省与重庆市接壤地区，也有野生亚洲象分布。《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南州”土产象牙，“西高州”土产象齿，“漆州”土产“象牙，入贡”。南州、西高州、漆州位于今贵州省和重庆市的接壤地带，包括重庆市的南川、綦江县和贵州省西北部的桐梓、正安、习水、道真诸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为一片山区，属于湘西山地和黔东山地，并与广西的山地连成一片。很可能，宋代时期，重庆市与贵州省接壤地区的野象通过这些山地与广西、云南的野象进行交流。这些地区最北面大致位于北纬29°30'。
另外，《宋史·五行志》还记载野生亚洲象频繁出现在长江以北，“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五月，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又有象涉江，人华容县，直过阐阀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城北”。“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有象自至京师”。
文中的“京师”当指北宋京城开封。这些北窜过了长江的野生亚洲象，只是个别的异常现象，不能认为野生象分布的北界向北推移到长江以北。以往研究者皆将这种个别情况作为野生象分布北界向北推移，并进而将这几个个别情况作为气候变暖的依据。这一论点显然是论据不足。但这些北窜的野象，可能都是来自湘西山地，意味着湘西山地可能有较多野象。
在西部的川西地区，据《宋史·蛮夷四》记载，“黎州邛部川蛮……端拱二年……贡……犀角二、象牙二……”“黎州邛部川蛮”居住在今西昌地区和大凉山的部分地区。
这一地区最北部的纬度大致在北纬28°30'，故宋代西南的川西地区野生象最北界可到北纬28°30'。此线以北，为山体高耸的大相岭、小相岭和大雪山，气候相对较冷，不适宜野象生存。
另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记载，大理国的甲胄用象皮制造，其做工最为精良。这一记载与唐代樊绰《蛮书》所记吻合。樊绰所记野象“开南已南多有之”，开南即今景东，距大理国政治中心洱海盆地很近。
综上所述。宋代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从西部的云南地区大理国所在的洱海盆地，向东北经川西地区，到达北纬28°30'，向东经今重庆市与贵州省接壤地区的南州。南州北部的纬度为北纬29°30'。在东部地区，野生亚洲象基本上是以南岭为其分布北界。
三、元明清时期大象分布
宋代与唐代相比，在中部的湖北，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向南退缩达2~3个纬度。在东部沿海地区，向南退缩的距离更远。
元代有关野象的记载很少。
明代广西东部野象很多。《大明一统志·南宁府》“土产”记载，“象，近交趾界山谷间出”。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九三《太平府》记载，“象，洪武十八年十万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立驯象卫于郡”。文中“十万山”为广西东部的十万大山。
明代在今南宁东面的横县设立了驯象卫，意味着这些山地可能都有野象分布。明朝政府派出二万士兵来驱捕野象，可见当时广西东部野象数量之多，以及危害程度之严重。
明代广东可能还有野象。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时珍曰，象出交广云南及西域诸国，野象多至成群，番人皆畜以服重”。此记载也表明两广云南野象较多。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记载，“云南人家养象负重，潮州象牙小而红”。此记载表明，潮州野象与云南野象有所不同，可能潮州野象不是亚洲象。但民国《东莞县志》引征宋代文献记载粤东的潮州地区野象很多，并指出元明以后野象已不见，意味着明代野象在广东分布范围大为缩小，可能仅分布于西部与广西毗邻山地中。
明末《徐霞客游记》记载云南地区象的分布，“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鹤庆即今鹤庆县，位于滇西北的洱海盆地北面。鹤庆以北为横断山脉北段，为高山峡谷区，地形陡峻，气候寒冷，只适合牦牛生存。顺宁即今凤庆，大致位于北纬24°35'。凤庆也是处在地势转折之处。凤庆以南，横断山脉相对高度变低，河谷也变宽。则凤庆的纬度可以作为明代滇西地区亚洲象分布的北界。
明代云南野象分布北界比其东部的两广地区偏北，这可能是由于云南的西部有西藏高原和滇西北高原的屏蔽，较少受冬季寒冷气流的袭击，而东部地区则不具备此条件。
另一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人口相对较稠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较西部地区严重。清代前期文献记载表明，在广西东南部与广东毗邻地区有一片野象分布区。据清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1364卷《廉州府·物产》记载，，“象，间有”。所谓“间有”，意味着象的数量不是很多。清代廉州府的政治中心位于合浦，隶属广东省。廉州府境内有十万大山，很可能，野生象是栖息在十万大山。
另外，《乾隆府厅州县志》卷四四《南宁府》土贡有象。南宁府与廉州毗邻。南宁府东面的横县，在明代设有“驯象卫”，横县东面位于两广接壤地带的六万大山，在清代也可能有野象分布。六万大山北端大致在北纬23°00'，则北纬23°00'大致可作为清代前期广西地区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与明代相比，分布范围和分布北界变化不是很大。
清代野生亚洲象的另一片分布区位于云南西南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1511卷《永昌府·物产》有“象、象牙、象尾”。永昌府包括今保山、潞西、施甸、镇康、耿马诸地区。保山市的纬度大致为北纬25°00'，前面提到明末徐霞客记载顺宁(今凤庆)以南多象，凤庆位于保山南面，故清代前期云南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和明末徐霞客所记变化不是很大。
《乾隆府厅州县志》卷三六《重庆府》记载，“土贡……象牙、犀角”。这里将象牙列为“土贡”，应该是本地所出产。重庆市南面的南川县，在唐宋时期文献中都记载土贡有象牙。清代重庆府的野象，应该分布在其南部的南川县和綦江县，这里与贵州省毗邻。这里的纬度为北纬29°30'。
据以上，清代前期与明代相比，无论广西还是云南，野生象分布北界变化都不是很大。故明代和清代前期，可以作为一个阶段。
清代后期，亚洲象分布范围迅速缩小。两广境内，只有道光十三年(1833年)《廉州府志》物产记载：“象，间有。”两广其他地区的方志不再见有野象记载。此后，两广地区再无任何方志记载有野象。在两广地区最后消失可能在19世纪中期。清后期，云南野象分布范围也大为缩小，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永昌府志》记载该府已无野象。
据以上亚洲象分布情况，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亚洲象分布北界大致在沧源、普洱至广西钦州地区北部的灵山县一线。此线之南，野象可能呈不连续的片状分布：一片在云南的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一片在广西的钦州地区。钦州地区的野象分布范围可能很小。19世纪后期以后，广西地区再也未见有野象的记载。
四、大象南迁的原因
纵观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分布范围的变化，在历史早期，虽然人类捕杀野象，如殷商时期就有猎象的记载，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出土大量象牙，表明人类猎捕野象数量很大，但历史早期，有面积广大的原始天然植被，野象有较大生存空间，野象分布范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自北而南的退缩，意味着导致其分布范围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
唐代后期，东部地区野象从长江流域向南退缩到南岭和武夷山之南，其分布北界向南退缩的距离相对较大。在西部的湘、川、黔毗邻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野象向南退缩和消失相对较晚。唐代后期以后，野象在东部地区的向南退缩，可能既有气候变化原因，也有人类的影响，特别唐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大量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无疑是导致野象分布北界大幅度向南退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明代到清初，野象从原先连续分布变成几个孤立的分布区。到19世纪中期，两广地区的野象完全消失，只剩下云南东南部、西南部和南部的几个小片分布区。
总之，大象往南退缩的主要原因：一是野生亚洲象生育能力差，对森林、食物、饮用水需求量大，一旦环境急剧变化，就难以生存；一是人类活动的滥捕滥猎和对森林资源猎获；一是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变化使亚洲象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环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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