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崔洪建：渲染“中国挑战”治不了北约顽疾

在七国集团（G7）领导人会议结束后，北约峰会紧接着于6月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借着G7峰会的惯性，美欧在本届北约峰会上继续修补特朗普时代的紧张关系，探讨所谓的“合作应对中俄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那么，本来就聚焦于地区安全防务，又是冷战“遗产”的北约组织未来会扮演什么“新角色”？

从“肌无力”到“脑死亡”

前两年北约曾遭遇过“生死危机”，一方面是马克龙说北约陷入“脑死亡”，另一方面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达不到要求，质疑北约存在的必要性。拜登上台虽极力修补美欧关系，且极力造势参加北约峰会，但北约内部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嫌隙并未真正解决。

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的生存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北约其实已经患上了“肌无力”，尽管北约通过扩大安全威胁范围（在传统安全威胁外纳入反恐、网络等）、实现防区外介入（阿富汗反恐、索马里反海盗等）以及构建全球伙伴体系（包括亚洲的日韩等六国及澳新两国），但解决不了“安全威胁不清晰”“战略意图不聚焦”和“军事投入不达标”这三大问题。乌克兰危机更暴露了北约在应对“混合威胁”时的无能为力。特朗普不过是以威胁、贬损和刺激的方式把北约的问题公开化了。

从“肌无力”发展到“脑死亡”，主要病因是北约的主脑——美国的战略重心偏移至亚太地区，欧洲内部以及美欧之间在对俄战略上分歧严重，以及土耳其“特立独行”搞“窝里斗”等。特朗普时期闹得鸡飞狗跳的军费分摊问题，不过是上述病症的表象。

拜登能否治愈北约的这些“顽疾”，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在赢得欧洲盟友信任的基础上为北约树立起新的政治目标；二是在战略目标上找到平衡，即美国需要在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让欧洲从它的战略目标中受益并愿意给予配合和策应；三是解决北约内部纷争以及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次北约峰会甚至也不是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就能解决的。

三个主要目标

从之前北约领导人放出的消息和预热情况来看，此次峰会的主要目标有三个，可以概括为：营造“团结”气氛、更新战略概念、缓解内部矛盾。

首先，营造气氛不用多说，北约峰会将是拜登再次宣示“美国回来了”的重要舞台，但欧洲盟友尤其是大国能接受的是美欧在北约框架内的“更平等相处”，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近来不断提及“战略自主”，对冲意味很明显。

其次，峰会讨论了北约“2030战略概念”，为未来十年的北约提出规划和指南，其中有关安全威胁的界定和范围、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尤为引人关注。

最后，是解决棘手的内部问题，包括进一步弥合欧美分歧和应对土耳其带来的麻烦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赴欧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专门访问白宫，称已和拜登达成共识，在推动对话的同时必须继续努力“抑制俄罗斯，对付中国”。这提前发出信号，诞生于冷战的北约在此次峰会上讨论的新战略概念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何界定并应对俄罗斯和中国。

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及华约集团，到冷战结束后主要瞄准俄罗斯，再到现在将中国纳入战略视野，北约寻找并界定“对手”的逻辑有三个：一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二是维护西方国家的集体安全，三是确保西方的全面战略优势。

俄罗斯仍被北约视作“最现实和直接的安全威胁”，不仅是因为俄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的地缘位置，也与其军事能力和安全政策密切相关。中国进入北约视野，主要因素是中美竞争格局，但目前中国并未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视为“直接的军事威胁”。因此在美欧折冲之后，中国被视为更长期和系统性的“挑战”，这意味着北约将在较为成熟的对俄战略之外，去发展出一整套针对“中国挑战”的战略策略。

北约未来新角色

对北约而言，中国将是一个“全新挑战”，必须采用广义的“安全”概念和非常规的应对策略。目前北约仍试图用“挑战+机遇”来定义中国，在承认对华贸易机遇与全球治理合作的同时，北约“感知”到的中国挑战主要包括：“价值观差异（制度竞争）、军事能力大幅增强、对周边的‘胁迫性’政策、对网络及关键基础设施构成潜在安全威胁”，以及“中俄军事合作的挑战”。

其中“价值观差异及制度竞争”是美欧在G7、北约以及双边层面协调对华政策的政治基础，对中国军事能力及周边政策的“关切”主要反映美国的安全考虑，而网络、基础设施及“中俄协作”正被塑造成欧洲对中国的主要安全关切。

正因为中国的“挑战方式”与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不同，北约在应对时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

在这次峰会后，很多人关心北约未来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嬗变。北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是西方国家体现其内部团结和外部主导的重要支柱，也是西方在应对重大挑战时从政治动员转入军事动员的必然手段。此次峰会几乎可以肯定，将表明美国开始利用北约作为对华竞争的政治动员和战略博弈工具，所以北约的未来角色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北约介入将使得中国对欧经贸合作进一步被“安全化”，中欧基建、网络等合作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二是北约将通过其“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中国周边体现更多存在，对中国内政也将更多干预；三是北约将把中国纳入其“挑战管理”体系，对中方提出进行机制性对话和事务性谈判的要求。（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