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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俊豪（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弥留之际阿太对我母亲说：“你和筱（我的父亲）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丢下不管。”阿太的苦难多数都是在这座房子里遭受的，只是根植在她心里的乡土情怀终究还是冰释了那些苦痛罢。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若是祠堂里的祖先以后都没有人祭祀了，这个家的香火就真的断了。我的母亲第二年就把巴西的房子卖了。

出现在本文中的人物关系图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

我的阿太生于1928年2月17日。阿太是我对外曾祖母的称呼，这是我们那儿的方言，读作e tá，亦可用来称呼（外）曾祖父。

小时候去拜访阿太，透过她沉默而浑浊的瞳孔，我仿佛总能窥见时代的浪花和记忆在翻滚暗涌。阿太是陪伴我母亲成长最亲密的人，当我向母亲提起要以阿太为主角写一则家庭史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苦，她这一生太苦了。”

阿太是独生女，一岁多时生父就死了。后来她的母亲改嫁到下碓村，生了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阿太的母亲改嫁后，阿太就去了石前村和她的外婆生活。1942年7月10日，日军攻下青田，从县城一路打到方山乡。日军闯进屋子里时，阿太就躲到她外婆的围裙下。阿太回忆起这段经历，心中还有些余悸：“看日本人一眼都能被吓死。”

阿太十五六岁时才回到下碓，协助她的母亲干些农活杂活，照顾弟妹。

自1918年始，阿太的继父前后三下南洋，最初从事贩卖石刻的生意。1938年他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要义暨国民公约信笺》。次年，将义卖所得的三千余元悉数带回国捐献给抗日事业。省政府给他颁发了“义溢瀛寰”的匾额，行政院也授予他人民荣誉奖章。此后他便留在中国，出任青田县府田赋科的粮税员。在方山首办供销社失败后，便在县城的大埠头做起了经营杂货和生产资料的生意。

数十年的海外从商经历，加之在县城开店的盈利，阿太的继父积累了殷实的家底，在下碓购置了多亩良田，还盖了七间四合院式的二层砖木楼房。1949之后，曾经在供销社占小便宜而不得的几个穷无赖伺机报复，因着“地主”的帽子被扣到了这个昔日爱国华侨头上，把他押在家里的祠堂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为了保命，他逃到了德国，并就此定居下来。

继父出国后，阿太作为长女，自然承担起了到县城看店的职责。阿太到县城后不久，店里的伙计把外曾祖父介绍给她，想要撮合他们俩。外曾祖父对阿太情愫渐长，阿太对他却并没有感觉。但阿太毕竟二十三岁了，她的母亲担心她再拖着不嫁，以后就没有男人要了。于是有一天，阿太的母亲和二叔编了个理由把她叫回下碓，骗到了屋子的阁楼里去，外曾祖父这时就在里面。阿太进了阁楼后，她的二叔从外面锁上了房门。再后来，阿太的二叔在村里的街头巷尾张扬这件事，说阿太和外曾祖父孤男寡女共处过一室了。阿太自觉“霉倒掉了”（蒙了羞），只好嫁了。

嫁过去之后，阿太怀了四次孕，都流产了。怀第四胎的时候，她腆着五个月的大肚子，采山茶的时候只把树枝往下一拽，回到家孩子就没了。第五胎是我的外公，1954年出生，是亲戚给她吃了中药炖羊肉当作安胎药才保下来的。

阿太嫁到下碓后的住处

我的外公还只有四岁的那年，中共青田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生产“大跃进”。同年9月，人民公社在全县遍地开花，宣传歌谣在坊间处处流传。

千红万紫一片新，

入了公社幸福临；

万众一心搞生产，

亩亩万斤笑盈盈。

那时外曾祖父正被派去在奇云山修建水库。外曾祖父家的成分是富农，害怕重蹈岳父的覆辙，于是赶忙收拾了行李，仓皇跑路。在连夜翻上岭坳山的时候，由于不敢点灯，他踩空摔进了烂田里，十分狼狈。翻下山到了茶寮，途经山口镇潜逃到县城，到了白天坐车到温州，从温州又乘船去了香港。

外曾祖父到了香港，一路东渡南下，投奔了他在乌拉圭经商已经有一段时日的父亲。外曾祖父见他的父亲在乌拉圭已经成立了新家庭，也不好久留，后来他的父亲帮忙打点了当地的蛇头，他终于辗转来到巴西，在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那时跟着外曾祖父一起偷渡出去的，还有一顶从祖宗那传下来的地主帽。

阿太的继父留下的地主帽

外曾祖父到了里约后，做起了提包挈卖的营生。“挈卖”这个词也许是早期到巴西的青田华侨发明的，他们扛着有着中国特色的大编织袋，里面装着鞋子、衣服、香水和眼镜框等物什，多是大牌的仿品，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

外曾祖父抛家弃子出国避难，阿太就得一个人面对接下来风雨如晦的十几载了。不仅家里的田地多数归入公社，阿太嫁过去时的嫁妆，一床还没用旧的婚被，也让公社调用给了山根村一户更穷的人家。

紧接着，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到了1959年10月，随着矛盾加剧，食堂由供给制向工资制过渡。由于阿太的婆婆年老体衰，儿子正值垂髫，都没法劳动，阿太一个人挣得的工分在食堂换来的食物，得用来填充三个人的饥肠。

有次阿太的婆婆想吃菜叶子，阿太孝顺，见不得老人眼馋嘴馋，就去公社的地里偷拔了一棵青菜。没想到这一幕被村里的人看到了，他们闯入阿太家里搜查，还好阿太藏得严实，没有找着。

阿太在方山乡都是出了名的“善”（方言读作yé，用这个单字形容人胆小怕事，本分老实）。阿太见村里有些子女背井离乡的老人，心疼他们，即使自己家都快要揭不开锅了，在他们临终前也会烧上好饭好菜端过去，她可能那时就料到自己以后也会有这样一天的。也许正是阿太平日积累的善行，让村民们在“土改”和公社化时期，乃至后来的“文革”，最多也只是为难阿太家里的财物，而没有过分刁难阿太。她的脾性，面对那些阵仗，是真有可能被吓死的。

次年2月，由于食材供应不足，公共食堂陆续停火散伙。阿太只好上山拔苦菜吃，用棕榈树的果偷偷“烧饭”充饥。

被时代的巨轮碾过后，阿太以为苦尽就能甘来，好不容易在田地里强撑着站起来。然而命运之神这时偏要站出来给她当头一棒，再次把她丢进感情的无底深渊。

有女仳离，嘅其叹矣

外曾祖父曾在1965年左右寄回一封家书，说是想把阿太和我的外公接到巴西生活。六年没见过丈夫，阿太当然是愿意去的，只是她的婆婆强烈反对：“如果这恶毒家（方言的骂人话，阿太的婆婆一直这样称呼阿太）明天出国，我今晚就吊死。”她的婆婆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劳动，向来需要人服侍。阿太只好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外曾祖父在里约提包挈卖，送货取货都要上门。跟其中的一家服装厂打交道，一来二去，便和厂里的一个叫玛利亚·瓦尔达（Maria Walda）的巴西女工熟络了起来。1965年，外曾祖父和玛利亚结了婚。

我问母亲，外曾祖父娶了另一个女人，阿太恨他吗？

母亲回答，你阿太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怨言呢。

阿太隐忍了丈夫的不忠，我的母亲却没能够原谅这个阿公。我母亲六岁那年，外曾祖父回来为他的母亲庆祝七十大寿，这时他已经和祖国暌违二十多年了。只是外曾祖父也没料到他的母亲才刚迈过古稀的坎，第二年就死了。这次回国，外曾祖父第一次见到孙女，让我的母亲喊他阿公，说只要喊了就奖励她二百人民币。我母亲心里怨恨他，恨他抛弃阿太娶了新妻，不肯喊。阿太对我母亲说：“你就叫他阿公啊，叫了他把钞票给你。”但是我母亲到底还是放弃了零花钱，也没肯认这个阿公。

谈到这里，母亲在电话里笑了：“二百块，在那时候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哩。”

我的外婆和外公同岁，两人1972年结的婚。第二年，他们诞下了我的母亲。再次年，我的大舅也出生了。大舅出生后的第十天，外公飞到巴西，在里约也干起了挈卖的营生。

我的外婆原来在山口镇的供销社上班，生下我大舅之后被调去石前，负责贩卖布料。我的母亲出生之后四十天就被送到山根村由乳娘照顾，两岁之后才回到下碓，由阿太带大。1976年外婆带着我的大舅到了里约，把他交给玛利亚照顾，外婆则和外公一起去挈卖。大舅明白了一些事理之后，并不待见这位洋奶奶，如果玛利亚批评他，他就会顶嘴道：“你又不是我奶奶，没资格说我。”我的二舅和三舅在1984年和1986年先后出生在里约，后来外公外婆辗转来到圣保罗州开起了服装店，二舅三舅就由玛利亚照顾了。二舅三舅没见过阿太，和洋奶奶相处得还算融洽。

后来，外曾祖父在里约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就会寄汇票回国，补贴阿太和我母亲的生活开销。从母亲开始记事起，白米饭已经渐渐成为了她日常的主食，连番薯都吃得少了。甚至母亲偶尔“忆苦思甜”了，还会拿白米到别人家换番薯丝吃。阿太依旧会下地种一些蔬菜，母亲也会在散学后顺路到山上去拾柴拔草，拔来的草用来喂兔子，兔毛长长了就拔了去卖。母亲的曾祖母见她放学后带回来了草和细柴，总乐呵呵地笑着。直到现在，过年回老家祭祖，母亲还会指着外曾祖父家的几块田地对我戏谑说：“你要以后找不到工作，回农村种地还能养活自己。”

阿太的继父后来陆续把亲生儿子和女儿接到德国，留下妻子一个人在国内。人们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虽然婆婆已经死了，外曾祖父也娶了新妻，阿太带着我的母亲还是生活在丈夫的家里。

阿太的母亲在其他子女去了德国之后，一直是一个人住。在她快要走的时候，烧不动饭了，阿太就会在家里做好饭，一日三餐让我母亲给她端过去。我的母亲十六七岁那会儿，有次到县城去玩，买了两只螃蟹回来，蒸了送去给她的外曾祖母吃。阿太和我母亲虽然也馋，但是这种珍馐，还是得省着让老人家享用。1990年，阿太的母亲也死了。

阿太（右）和她的母亲的合影

1994年5月底，阿太和我的母亲去了巴西，这时候外公已经举家迁到圣保罗生活了。初到巴西时，外公带着阿太和我的母亲在里约游玩了一阵子，在这期间，阿太竟然能和玛利亚心平气和地相处。阿太一个异乡人，自然是不敢和玛利亚争什么的。

在母亲出国的前一年，她的小姨夫就曾介绍我的父亲给她认识，母亲当时没答应。1996年7月，父亲也去了圣保罗，母亲的小姨就再次撮合他们。11月，他们订了婚，次年4月办了婚礼。对于母亲成家这件事，阿太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也许因为自己经历过多舛的婚姻，她坚信母亲自己喜欢的人便是好的。

外曾祖父和阿太在我父母婚礼上的合影

外曾祖父和玛利亚在我父母婚礼上的合影

父亲刚到圣保罗的时候，从事的也是祖辈的老本行。我的父母结婚之后，外婆就把Galeria 167号的那家店面转租给了他们。和扛着编织袋相比，在店里卖服装就显得稍微体面一些了。

阿太刚到巴西的时候对异国的生活一直不适应，直到最后也没能适应过来。来到巴西第一年的万圣节，阿太白天一个人在家，一群化了鬼脸穿着奇装异服的孩子来讨糖，阿太开门一瞥到他们又“砰”地把门立马关上。晚上母亲下班回来，阿太跟她说：“吓都吓死了，白天见到鬼。”我在童年时候亲历过万圣节挨家挨户讨糖的欢乐，听到这一段故事时笑得差点背过气去。母亲在和我一起笑过之后，回想起阿太当年独自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时的手足无措，深深叹了口气，“你阿太那时候是真的不容易”。

在巴西待了三年多，阿太只学会了“come（吃饭）”和“tomar banho（洗澡）”两句话。阿太的孙辈们，除了我的母亲，都是在巴西长大的，和她没法交流。直到1998年初我的姐姐出生，阿太照顾我的母亲坐完了月子，在3月份一个人回到了中国。后来外曾祖父和我的外公一起为她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小房子。

阿太和外曾祖父在巴西的合影

阿太原以为外曾祖父逃出去只是短暂避一避风头，不曾料想自己的儿子后来也跟着去了，还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子，扎了根。当初愿意和我母亲去到巴西，阿太一定是抱有一种期望的：数十年风雨兼程，终于可以和儿子儿媳团聚，子孙满堂，安享晚年。直到后来她才发现，那边的家和文化，和她之间仿佛隔了一层厚障壁了。阿太在巴西那会儿，看着我的舅舅们筷子不会使，汉语不会讲，总是摇着头叹息，“冤家，一个个都变成洋人了”。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1999年，外曾祖父死了，葬在里约。2000年，千禧降临，我在圣保罗出生了。

阿太回国后一个人住，生活十分节俭，一日三餐不是粥就是煮得软糯的米饭，配上一点咸菜和腌茄子。她用的那个绿色的塑料菜罩，积满了黑色的油渍污垢。外公也会汇钱给阿太用，但是她总是拒绝。阿太在家不愿意开灯，早上五点不到就起床，傍晚太阳落山了就躺下。阿太日常的活动，无外于用那台翻动着灰线的画面黯淡的老彩电看越剧，或者是一个人坐在窗边的木椅上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边给菩萨纳小小的绣花鞋。我的姐姐在出生后五个月就被带回中国交由奶奶照顾，她长大一些后会时常到阿太家去拜访，这大概是阿太的晚年难得的天伦之乐了。

阿太给佛像纳的小绣花鞋

2008年前后，父母和我陆续回到中国。回国之后母亲常对我说，你阿太年纪也大了，有空就多去看看她。我那时候并不懂得这些道理，去了阿太家只能看电视里咿咿呀呀地放着越剧，唱得响亮又绵长，耷拉着头正要睡着，突然的一亮嗓又把人惊得清醒。何况刚回国的我，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更别说是江南的吴语了，而阿太又只会说青田话，讲的时候还像是含在嘴里咕哝似的，经常一句话说到一半，过了半晌又冒出剩下一句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和阿太交流。

我自己不愿意去阿太家，母亲过去的时候就会硬拉我一起。母亲有阿太家的钥匙，我们按了门铃就自己开门进去。进了阿太的家门，玄关和客厅之间有一道用作酒柜的木头拱廊——我的外公是很爱喝酒的——使得本来就不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逼仄。阿太总是坐在窗边的木椅上，借着阳光给菩萨纳绣花鞋。一双枯槁的手在太阳底下，显出分明的青色血管，虎口深深凹陷下去，穿针引线却毫不含糊。旁边的桌子上一个旧得生了铁锈的饼干盒是她的针线盒，针线和花布在里头散落着，还有几枚杂着黑斑的铜黄色顶针。桌子上还有一瓶浆糊，用来粘合鞋子外层的布和用薄纸板做的鞋身。浆糊瓶的标签纸早已发黄剥落，瓶口处沾满了干掉的面糊。自从用完了最初买的一瓶浆糊，阿太后来就都用面粉自己调制了，面糊的淡淡清香我是很爱闻的。旁边一个纸盒里整齐地堆着一叠佛经，阿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在这辈子佛陀好像没有怜悯她多少——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会攥着念珠念经。平时阿太总是沉默又沉默着，但是她的家并不算冷清，要么是央视十一频道聒噪地唱着戏曲，要么是一个劣质塑料外壳的收音机吟诵着混着电流杂音的佛经。和母亲一起过去，倒是可以拿她的按键手机玩贪吃蛇的游戏，其他种种便也勉强变得可以忍受了。

阿太房间里的架子床和木头柜是从老家带出来的，有超过五十年的历史。每次进到阿太的房间，会迎面扑来一股很重的味儿，这味儿倒并不是臭，甚至有些亲切。只是淤积在房间里久久不散，打开窗子通风也没有多大用处。母亲告诉我，那叫“老人味”，谁都躲不过的。

每次我们去拜访阿太，她才会打开客厅的灯。见到孙辈们来了，她会到为儿子预留的房间拿出饮料和零食，饮料一般是听装的健力宝或王老吉，应该是亲戚过年来访时送来的。母亲总是会悄悄提醒我先看保质期，如果过期了就让我佯装不想喝，回家的时候再带走丢掉。阿太一定不知道食物还有保质期的说法。阿太对那个饥荒年代沦肌浃髓的记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后来也没能消散，每次过年其他亲戚给我的祝福不外于“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而阿太的嘱咐总是简单的一句“饭要吃饱”。我们要走的时候，还在玄关处穿鞋，阿太就会关掉客厅的灯。

阿太当年从巴西回国的时候曾对我的母亲说过，最后两年你要回来陪我，不想竟一语成谶。2011年夏天，阿太的身子突然垮了，她向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这次却主动和母亲说，“我实在烧不动饭了”。母亲要送她到医院住下，做个检查，可阿太见我的弟弟刚出生不久，心疼母亲家里医院两头跑，硬是犟着不肯住院。后来，母亲一日三餐都送到阿太家，见她情况还是不见好转，就把阿太接到了我们家，请退休护士来家里给阿太挂补剂的吊瓶。我到阿太的房间给她端水，她见到我，嘴里总是嗫嚅着，但是声音极其微弱，我听不懂她说的话。见她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心里总是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难过。

阿太叮嘱母亲赶紧把我的外公外婆叫回国，母亲安慰她说一定能好起来的。

“如果这次我能好起来，鱼干都能晒活。”阿太说。

我看到母亲是哭着和我的外公打电话的。

阿太住到我们家的第十天，我的外公外婆终于回国了，阿太也终于答应去医院了。一检查，是肠癌晚期，阿太就直接在医院住下了。阿太年事已高，采取的是保守疗法，用呼吸机和输液延续她垂垂暮老的生命，好让还在国外的亲人可以来得及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先是我的二舅，回中国待了一个月，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回巴西了。我的三舅在二舅回去后也回来了，待了一个多月也走了。大舅留在巴西帮外婆看店。阿太的一个弟弟从德国回来看了她一眼，便也回去了。

我的舅舅们和阿太告别时，她就把头别过去，不愿多看他们，布满血丝的双眼噙着泪，嘴里嘟哝着：“冤家，都变成洋人了。”舅舅他们也听不懂。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阿太终于死了。

有一次病房里只留下母亲一人，阿太把母亲叫到床边，说她房间的衣柜里有好些现金，是留给我母亲的，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孙女。母亲当然知道阿太只是意识糊涂了，哪能有什么钱，但也只能“好，好”地应着，以慰藉已经气若游丝的老人家。后来母亲整理阿太的遗物，找到的她留下的钱财，只有一个绣花钱包里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枚氧化发黑的硬币。

阿太的葬礼是回到下碓举办的，这是阿太生前的意愿，老人总是讲究落叶归根的。这片伤她最深的土地，却也是她最后都不愿离开的地方。

阿太的头七和二七外公外婆还在国内，三七就是母亲自己操办的了。

我从小就常从母亲那听说祖辈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缩影，只不过只言片语拼凑起的历史多少有些朦胧难辨。这次和母亲前后打了将近六个小时的电话，翻遍各类历史材料，才把阿太的一生从头到尾捋了一遍，真切地体会到时代的尘埃是怎样在个人的一生中激起飘摇风雨的。

谨以这则家庭史献给我的阿太，献给她的在时代中无声的哓哓余音。

参考文献

1、同盟社电：《浙东续有战事，日军昨攻占青田，现由瓯江军用公路南进》，新闻报，1942-07-11

2、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青田大跃进歌谣选（第一辑）》，13页，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12

3、周振甫：《诗经译注》，49-52页，100-101页，218-219页，294-2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07

4、《方山乡志》编纂委员会：《方山乡志》，15页，52-55页，124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06

5、雅碓郑氏五修谱编委会：《雅碓荥阳郑氏宗谱》，102-117页，140-147页，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12

6、《青田华侨史》编纂委员会：《青田华侨史》，图集第7页，正文83-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07

7、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青田历史第二卷（1949-1978）》，40-51页，210-216页，225-230页，265-26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04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