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清明上河图》之宋代密码：难掩王朝衰败迹象的“纸上繁华”

《清明上河图》局部

巩义宋陵景色

一千多年前的北宋，算不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好学生”，史学家向来褒贬不一，难下准确定论。

因为在这个由戎马倥偬、“黄袍加身”赵匡胤一手创立的显赫王朝，不仅以“重文抑武” 政策受人诟病，而且还以城市繁荣、商业发达著称于世。

重视发展、繁荣城市商业，既可以养活动辄百万计的庞大城市人口，又可以给国家提供可观的财赋税收，富国惠民，何错之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史称汴京商人相当富足，“资产百万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时颇为感慨：“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可以说，着力表现宋王朝一大亮点的、熙熙攘攘的城市商业繁华，无疑是大画家张择端在这幅写实主义旷世杰作中，刻意描绘、反映的创作重点。

但是，北宋王朝过度的“重文抑武”、“重商逐利”，与花钱买平安的“檀渊之盟”外交模式叠加产生的连锁反应，百姓“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的国防意识淡泊，导致国家武备废弛、战力衰退、士气低落，面对北方虎视眈眈、国力日增的强大对手（金人政权），北宋王朝面临着潜在致命的重重危机。

在这幅栩栩如生的写实性宋代市井生活画卷中，忠于现实创作的巨擘画家，在对彼时国际一流大都市——东京汴梁商业繁荣进行精彩描绘之余，又客观、生动地将王朝隐忧，帝国颓势的“征兆”“迹象”不时在画卷上“闪过”“浮现”，令人感慨万千，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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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卷中的兵备废弛。

《清明上河图》中涉及到的城墙、士兵等军事防备的细节描写，直接反映出了北宋王朝后期综合国力的衰退，军民防范意识的淡薄和缺失。

要知道大凡古代城池多有城防功能，城内、城外必有武备，更何况都城。《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防“虚设”，显然是国势衰弱的表现，国力走向衰败的“象征”。

01 城墙的描绘细节。

在画面上，细心者不难发现，修葺一新的城门楼，里面居然无一士兵站岗，显得空空荡荡，与前景刻意描绘、生满杂树、年久失修的小土堆似的城墙，形成了强烈对比。此一土城墙（全画唯一的“负面意象”）暗示出太平日久的闲散，与不知兵事的安逸。

画中东京城墙上，前后左右居然没有一个守备人员，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堤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取消了。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

这并非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反映了宋徽宗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军事防范意图。

徽宗醉心享乐，为了修建大型园林“艮岳”，方便南方船运花石纲的穿越，汴京水门城墙竟被“破墙开肚”；甚至为了视觉美观，一度将部门马面的城墙修直，影响了“东京保卫战”中城墙的防护御敌能力。

通过不设防的北宋都城写实性真实描绘，人们不难得知，为何堂堂北宋京都，居然会被女真铁骑轻易攻破，北宋的国家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大伙也不难想象，在公元1127年的冬季（靖康二年），金军铁骑冲进了一座座像《清明上河图》上所描绘的不设防城门：从通津门→善利门→朝阳门→宣化门→南薰门（北宋皇宫禁城大门），俘虏徽钦二帝，享国167年的的北宋宣告灭亡。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防

02 士兵的描绘细节。

在创作于北宋后期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有涉及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物数百人，但只绘有少数几个兵卒，确切地说出现在城外一衙门大宅门口，显得十分慷懒和松弛 、“饱食安坐”、精神萎靡，无所事事。画家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战备状态，更是北宋后期兵卒生活的真实写照。

最令人泄气的是，在该有兵的地方竟无一人把守。张择端在城郊绘有一砖砌的望火楼，楼下的营房本应“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人，及有救火家事”,然而画作之望火楼上无一人观望，楼下更无一兵把手，兵营已被作为商业用房，军力涣散可怜至此。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政府养育了上百万的士兵，终年只是“饱食安坐以嬉”，战力超级差，王安石在变法时“将兵法”得到普遍施行，军队战力有了可喜提升。然而北宋后期新法废除，宋军战力涣散，依旧故我。

03 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军马居然没有出现。

在张择端的笔下，《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五十多头毛驴、骆驼、耕牛等牲口，但大跌眼镜的是，竟然没有一匹像样的战马，倒是来自域外的驼队长驱直入，匹匹精壮，让人唏嘘。

宋代经历了从“文武并治”到“重文抑武”的历史过程，其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宋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从多到少。

到宋仁宗时期，大臣宋祁曾上奏： “今天下军马，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历代名臣奏议》）

也就是说，宋军十之八九的官兵没有马匹。而结合彼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画中军马的意外缺失，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宋徽宗赵佶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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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卷中发达的酒肆青楼，让人们体会到了宋末达官贵人，笙歌燕舞，醉生梦死的亚健康精神状态。

宋人孟元老在回忆早已变成废墟的、汴京酒肆娱乐繁华时称 ：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

作为汴京城的繁华地标，大名鼎鼎的樊楼酒具居然都用纯银打造，极尽奢华。

“酒保见说，便将酒缸、酒提、匙、筋、碟，放在面前，尽是银器。”（宋话本《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其建筑恢弘，装饰豪奢。宋代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曾引词为证：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

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

百般美物珍馐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北宋樊楼就是穿越到今天的大都市里也是毫不逊色，力压群芳。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清明上河图》中的酒肆

宋代的酒肆竞争激烈，招徕生意有奇招。史书记载樊楼就有不少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明艳动人，风情万种的歌女名妓助兴。《东京梦华录》还列出了北宋末期京城瓦肆的群芳谱，李师师名列第一。据说宋徽宗不理朝政，曾多次和李美人在樊楼饮酒作乐，流连忘返。

梁国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汴京城餐饮娱乐空前发达，酒肆青楼比比皆是，社会精英们把酒狂欢，醉生梦死。可这对于一个面临内忧外患、武备废弛的王朝而言，绝非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就在这幅惊世名画完成没几年后，龙颜大悦挥笔题名的宋徽宗，却因国破家亡成了金人的俘虏，徽钦二帝从天堂跌至地狱，成了说起来都是泪的“亡国之君”。

从这种意义上讲，写尽东京盛世繁华的《清明上河图》，更像是20年后旋即灭亡北宋王朝的“回光返照”“南柯一梦”。

北宋京城著名酒肆——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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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大的恢弘长卷，为何却出现“千汉一胡”？

有学者曾借助放大技术，对这幅生动记录中国11至12世纪城市生活面貌上出现的814人，一一进行仔细观察。

无论是远郊的行旅，河边劳作的人群，嘈杂热闹过桥的民众，还是城内酒楼、店铺、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们从服饰、面貌上毫无疑问都是中原汉人。

然而，当学者的目光移到画卷后半部的雄伟城门时，却从一队驮着沉重商品的骆驼中有了惊喜发现。原来队伍中的牵驼人，竟然是一个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鼻子高耸的西域胡人。也是整个画卷中被发现的唯一一枚“胡人”。

那么，为啥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竟然没有出现汉唐洛阳、长安”西域胡人比比皆是，川流不息之盛世景象呢？

史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后周时期，当时东京城中的胡人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东京华夷臻辏，水陆汇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五代会要》）

可是，当历史的指针拨到宋代之时，西部边陲受到西夏、吐蕃的人为战争阻隔，来自中亚的西域胡人要比汉唐时期大为逊色。与此同时，宋代航运（海运）业蓬勃兴起，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画中“千汉一胡” 的出现，背后折射出的是北宋政权“陆上丝路”中断的隐忧。

这条中亚重要通商往来渠道已经在多年征战中人为中断，盛况大不如前，以至于在东京如此繁华的商业市场上，只能见到仅有的一个牵驼胡人，与昔日汉唐长安、洛阳盛世镜像堪称天壤之别。

洛阳出土的唐代胡人牵驼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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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无尽繁华，与背后《流民图》的难言凄惨。

史载，宋神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神宗重用的王安石变法导致朝野上下一片批评非议之声，引发了郑侠命人作《流民图》。

正当神宗利用新法富国强民之际，由于王安石变法革新的速度、政策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承受力，批评之声四起，老百姓怨声载道，更兼连旱数月，不但颗粒无收，而且无法下种，每日流民涌向开封城门口，其惨状令人难过、愤怒。《流民图》正是出现在这样的特殊关口。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由郑侠奉呈给神宗的《流民图》，进一步引发了北宋朝野十数年的震荡。

《流民图》采用写实手法，生动而又令人信服地记录了东京城外流离失所的人们的痛苦生活，强烈地从视觉上打动并且说服了神宗。

在《流民图》中，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女、典妻子、拆房毁屋卖房梁、砍伐桑拓换钱交税等悲惨的景象一一画在图中。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叹息中。一幅《流民图》，无情击碎了年轻的神宗皇帝渴求并精心营造“太平盛世”的祥和形象。次日，龙颜震怒的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为了给继承皇帝宋徽宗，呈献太平祥瑞、国家繁盛的喜庆图画。打破《流民图》在先前东京开封造成的朝野担忧的不良影响。

被誉为“立体展现一千多年前北宋汴京‘百科全书式’的风俗画卷”的《清明上河图》开始应运而生。

它通过艺术和写实结合的独特方式，形象巧妙地对大宋天子治下遭运和市井的商业繁荣发出由衷赞叹；同时不吝笔墨，极尽铺排渲染，歌颂一个有着蓬勃景象的经济制度，也委婉、客观指出了北宋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无愧是一幅不乏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风采的现实主义国宝杰作。

参考书籍：《宋徽宗》、《“清明上河图”新论》、《汴京之围》、《东京梦华录》

流民图

开封城汴河虹桥复原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