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押在靖边县看守所近6年,涉案40多亿元的集资诈骗犯刘旭明宣判,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旭明1983年生于神木县(市)万镇黄石畔村。2011年,刘旭明以其在内蒙阿拉善左旗收购了一巨大煤矿为名,实施诈骗,涉案金额高达40亿,其中已落实金额16亿。受害人达1000多人,1人因此自杀身亡。
2012年11月22日,刘旭明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当日被上网追逃。2013年3月13日被刑拘。神木市公安局两次立案侦察,榆林市公安局也成立了专案组,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至此,历时6年之久的神木巨大集资诈骗案终于尘埃落定。据悉,榆林市检察院对刘旭明的公诉案卷达80多卷。
刘旭明(左一)资料图
详细回顾:
刘旭明案是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该案与龚爱爱案、张孝昌案一起,牵扯出神木县的政商关系网。
这可能是史上最昂贵的一张纸条了:成人手掌大小,边缘破旧卷起,一面已经用过,另一面手写:“今收到张秋莲交来煤矿入股款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圆整。”落款签字龙飞凤舞:刘旭明。
曾经,在神木“刘旭明”三个字只要落在类似股权收据类的纸上,就意味着结算时数倍于投资的回报。没有人在意合同、股权书的体面与正式与否。无数个刘旭明和“张秋莲”们织就了一张中国煤炭富翁的脸谱图。他们与中国能源经济一起崛起,一起癫狂。随着2013年刘旭明被抓,他们也一起面临大崩塌。
那时候,在神木年轻人眼中,刘旭明是白手起家的梦想样板。
刘出生于神木县最南端的万镇黄石畔村,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2002年,刘考入西安科技大学读专科。据刘旭明一位校友称,上大学时,刘旭明开过小超市挣钱。这是他最初从事的商业活动。毕业后, 刘旭明在一家内蒙古的洗煤厂上班,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单干,开了个私人洗煤厂。这次冒险让刘旭明赚了一笔钱,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别克。“在2006年,这是相当牛气的一件事。”贺峰说。贺峰比刘旭明小两岁,在内蒙乌海买有煤矿,与刘旭明同处一个煤老板圈子。
此时的神木,正处于煤炭经济的活跃发展期。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强大的需求推高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价格,煤炭当然不例外。以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为例,2002年只有150元左右,而到了2010年,已经涨到了800元以上。
就在煤价大涨的同时,神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大跃进。包神、神朔、神延等运煤铁路相继开通,特别是2006年3月建成通车的神朔铁路复线,极大地增强了神木煤炭外运的能力。中国过去轰轰烈烈的投资建设使得能源需求井喷。大发其财的煤老板都牛气哄哄,付款时有的只认现金,连汇票都不想要。
刘旭明当时还没回到神木,在内蒙古政府做一些煤矿的投机生意。在此期间,他误信别人买了个无煤的矿,赔了一大笔钱,差点就此栽倒。贺峰说,此事之后,他开始明白,“挖煤其实风险很大”。
幸运的是,刘旭明买到了神华集团的一块边角煤区。挖了一阵赚到一笔钱后,他把煤田按块分开,转包给来内蒙淘金的煤老板,只留管理权在手中,一年稳当收取几百万管理费。“比如20万平方米的煤田,刘旭明自己挖可能赚100万,而划分成4份后,一份50万,直接就赚了200万。”
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全国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由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行业一片繁荣,钢铁、水泥、铝材、玻璃等等行业产能增加,对动力煤的需求一路攀升。反映在刘旭明的生意上,这一波大行情帮助他完成了由小煤矿主转型为地方“煤诸侯”。
通过细分煤田再出卖的手法,刘旭明最大限度地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后来他的操作,基本是对此类手法的复制。”贺峰说,2008年刘旭明并购了乌海常洪口中山煤矿,成立了集“原煤生产、洗煤、炼焦、化工”等为一体的中山矿业集团。这一年,刘旭明25岁,出门谈生意时常开一辆奔驰或两辆加长凯迪拉克。
刘旭明给人的印象是“有关系、能办成事”,为人豪爽,仗义疏财。经营煤矿买卖日久,经常有人从浙江、北京等地赶来找刘旭明帮忙,托他买矿、卖矿,刘旭明往往都能办成。
刘旭明 资料图
2011年,刘旭明的“事业”开始登上顶峰。
当年1月,他把在乌海的四个公司打包,组建了神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内蒙古乌海市。公司网站资料显示,神泰集团总注册资金为1.09亿元,截至2011年4月底,集团总资产为15.2亿元,员工超过2000名,经营区域涵盖呼和浩特、包头、东胜、乌海、左旗以及陕西榆林等地。
此时,刘旭明开始向神木县的商界名流描述自己的转型愿景。谁都知道,神木500亿吨储量的煤总有挖完的一天,转型是富起来之后神木政商的主流话题。与神木之前商界名流向煤炭下游--煤化工转型不同,刘旭明玩的是高科技行业。2011年,中国多晶硅概念兴起,通过多晶硅加工获得的单晶硅,是一种既能制造高端太阳能电池,也能生产半导体硅器件的原料。
刘旭明在阿拉善盟成立了个多晶硅项目,而阿盟政府为其提供了配套条件--一处价值可期的煤矿。这样的诱惑下,神木商界名流王凤君的弟弟王凤华也加入进来,并成为吸引更多人的强力背书。
2011年11月5日,阿拉善盟行政公署与刘旭明的神泰矿业投资集团在北京举行投资协议签约仪式。阿盟盟委盟长、副书记及盟政协副主席、盟发改委主任等一干领导均到场撑台。双方签订年产3600吨单晶硅棒配套加工项目,总投资53亿元。
为此项目,刘旭明于2011年5月起从乌海回到神木,放出融资消息。由于之前积累下的“荣光”和人脉,很多政商名流争相入股,刘银娥、王凤华等都在股东行列。为了坚定大股东的信心,刘旭明亲自领着神木的十几个大老板去了阿拉善盟,晚上吃饭地点就在阿盟政府孪井滩开放区管委会,那边的领导设宴款待。“政府都参与其中,肯定不会有假。”贺峰说。
一时间,入股者趋之若鹜,李云军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当时自己能入股简直就是幸运。他因远方侄子的关系,联系上刘旭明,凑了700万购买了原始股。“如果没有这个关系,700万只能放贷,入不了股。”放贷的钱月利息是3分,一年利滚利下来,1元钱可变成1.5元左右。而入股后,1块钱可变成2.8元。
2012年4月初,高炎碔认识了刘旭明。刘称,他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左旗有一个石驼山煤矿,手续齐全,询问高炎碔是否想入股。此说法在案发后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2012年4月17日,刘旭明给高炎碔提供了煤矿的探矿证、采矿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6个证件的复印件,并称煤矿的储量很大,2012年5月份就能动工生产,以后效益肯定不错。双方随后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高炎碔入股1亿元,占煤矿总股份5.348%。
高炎碔分4次给刘旭明支付了6000万元的入股款,但刘旭明给的收条上写着“入股款人民币壹亿元整”,在股份中占5.4%。
刘旭明许诺的“煤矿”分红迟迟不能兑现。在巨额资金被套后,高炎碔最终选择了报案。
高炎碔报案后,给刘旭明入股的股东相继到警方报案。2013年3月13日,刘旭明被神木警方刑拘。
警方向股东通报,刘旭明的资金流向涉及全国11个省市区,有些资金流向不明。案发后查询,刘旭明所有的卡上只有10万元。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中。
神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高文光称,各级领导的重视对专案组“排除干扰,起了决定性作用”。“到现在,没有任何人说情”。
骗局听闻人大代表入股,投资者信心增强
现年30岁的刘旭明,于2006年涉足煤炭生意,依靠在内蒙古的煤矿起家,并于2011年1月成立了神泰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6月,周成利(化名)与另外四人去内蒙古乌海,与刘旭明谈生意。生意没谈成,话题转移到刘旭明的石驼山煤矿。刘称,其以11亿元在内蒙古买到一处12平方公里露天煤矿,叫石驼山煤矿,“煤矿储量巨大,开采利润丰厚”。刘称,“这个矿卖了,利润能分9毛(90%)。我们刚买下,就有人给5毛5(55%)。”
几人就分别到楼下各个角落打电话,向生意圈求证这个石驼山煤矿。圈中传来各种利好消息。有人说,“这个矿入也不好入。好不容易让你放钱,你就赚了。”当地商界名人王凤君、人大代表刘银娥等人入股的传闻也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刘旭明当时说,“我的股有4亿多元,给你们一部分原始股,我赚钱的地方多呢。”
于是,周成利入股700万元。此后,对暴利的期待变成了一场空等。刘旭明一直给他们答复说,“生意谈着呢。”
2012年春天,周成利听大股东说石驼山煤矿“煤不多”。为了消除质疑,刘旭明有次用投影仪放映那些证件的照片给股东看。
此后,刘旭明称矿上“探出石墨了,一吨生加工的能卖几千元。如果用来制作石墨烯的话,比黄金还贵”。他还给股东们提供石墨矿的资料,说石墨保守储量有十亿吨。刘旭明还释放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原来11亿买的矿,准备卖四五十亿。”
但这年秋天,关于刘旭明的各种可疑消息传来,有人和他要账,有人扣他的东西。
听到刘旭明崩盘的风声后,周成利去了石驼山煤矿,发现那里是一片荒地,长着荒草,只探了十几钻,还够不上勘探检验的标准。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显示,勘查项目全称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石驼山矿区石墨矿、粘土矿勘探,勘查面积为13.87平方公里。探矿权人为阿拉善左旗长青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为龚长青。这意味着刘旭明对石驼山矿没有法定意义上的探矿权,更没有开发权,能卖四五十亿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
周成利后来发现,与他一起被骗的还有大量股东。案发后初期报案的金额已达4 .8亿元,其中包含两笔过亿资金。涉案金额由1000多户实际出资。出资既有自己积攒的钱,又有民间高利贷。
周成利出的700万元全部来自典当行,当初以月息0 .033元贷出,一个月就要还23.1万元,一直还到去年2月。去年资金周转吃紧后,他又从几家典当行以月息0 .03元贷出一笔款,弥补先前典当行的利息。去年10月,周成利找不到贷款,资金链断裂。周成利一个人就牵涉四五十户。
刘旭明开出的入股条均为白条,有张两千万元的入股条是手写白条,为原始股,有刘旭明的签名。还有一张打印的白条,金额达2600万元。白条有其公司的公章。记者获取的白条,数额最大的一张金额达2.2亿元。银行交易凭证显示,这张白条的汇款交易完成于2011年5月23日,收款人为刘彩英。
骗术博取政治资源,为个人信誉背书
而立之年的刘旭明,到底以何种方式发家,并制造了大骗局?
刘旭明做生意的一大杀手锏是表现出仗义的姿态。今年农历正月,股东们在神木县公安局与刘旭明见过一面。刘当时还称,“兄弟的债肯定要还的,只要我出去,保证不到两个月,本利全给你们。”
商人高某认识刘旭明时,开一辆几十万元的车。刘称,“你的身份开这样的车能行吗?”几天后,刘赠给高某一辆价值200多万元的路虎。高某于是放心地给刘放了5000万元,结果被套。
刘旭明的另一大杀手锏是博取各种政治资源和头衔。公开资料显示,刘旭明是神木县政协委员,2011年神木县十大杰出青年,还曾获得“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青年企业家”、“创业中国年度十大风云人物”等。
这些身份和头衔为其圈钱所需的信誉背书。案发后,股东们回忆,“我们以为刘旭明不仅被神木县政府树立为‘ 十大杰出青年’,而且能够被选为政协委员,其应当是一个品行优良的人,因此对刘旭明的谎言没有任何怀疑,纷纷出资入股。”
为了融资方便,刘旭明在公司网站张贴着不少他与各界名流合影的照片。其中显示,刘旭明曾获得“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荣誉金子勋章。去过其内蒙古办公室的股东回忆,刘旭明在办公室也张挂着这些照片。
股东李乐山(化名)前后与刘旭明见过四次。李乐山回忆,刘旭明在人前竭力包装其声势。有次在K T V房间,李乐山听刘旭明说,他去年一年挣了30亿元,说“要做一个上市公司,超过神华”。刘旭明还说,“我要点井田,看上了你的,不卖也得卖。”
刘旭明也在各种场合将其财富展示给投资者看。刘旭明有80多辆车,包括一辆1000多万元的劳斯莱斯,其中许多车被他拿来送人。他的亲戚在韩国做整容手术,花费了80万元,由刘旭明买单。女儿满月时,刘旭明在豪华酒店请了女子十二乐坊等助兴,礼金就收了几百万元。
刘旭明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段,诱导股东上钩。大股东杨东琴(化名)入股时,让刘旭明生意上照顾下她。刘说,“这回不行了,等下回了。”最后几经商讨,杨东琴入股2.2亿元,占22%的股份。如今巨款颗粒无收。
遇到同样手段的还有张芹(化名)。张芹通过王凤华,在饭桌上认识了刘旭明。刘旭明谈到石驼山煤矿,说要转卖,钱马上就回来了。张芹回忆,谈到入股的事,刘旭明“当时还不想给入”。最后张芹几经请求,与人合资入股3000多万元。张芹听说神木商圈知名的王氏兄弟都入股了,就更放心了。里面她投的钱,是来自五六家典当行的高利贷。如今,3000多万元本息加在一起达到6000多万元。
刘旭明案发后,张芹资金链断裂。她随后的命运是神木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写照。她曾遭遇债主恐吓,单位也不敢去,经常躲在外面。当初她的贷款是经她侄儿侄女贷的。如今几家银行起诉了她的侄儿侄女。“整个朋友圈都成仇人了。”张芹说。
善后人大代表刘银娥接手
刘旭明案发后,刘银娥介入。
刘银娥是当地商界名人,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三级人大代表;神木县县长联络员;全国三八红旗手;陕西银潮矿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陕西省工商联执委。
在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2012年11月30日,刘旭明取保候审,担保人就是刘银娥。
《关于对刘旭明采取监视居住的股东意见征询》显示,刘银娥与刘旭明关系密切。案发后,刘银娥接管了刘旭明的神泰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刘银娥出任董事长。该文件称,刘旭明被刑拘、关押会影响一笔大生意,进而影响股民投资回报,《意见征询》意在让刘旭明被监视居住,取代关押。
神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队长尚登举称,刘银娥确实出于好意,从公安局、县政府到县委,都承认刘银娥是董事长。“刘银娥少说有20个亿,我是担心人家刘银娥不弄这个事呢。”
今年4月,刘银娥开始做受害股东的工作,让他们签订债权人决议、入股证明。在此期间,股东们曾被要求同意不再追究刘旭明的刑事责任,因为只有同意释放刘旭明,刘出去才能找钱还钱,刘银娥也可以代还,否则股东们将血本无归。
刘银娥主导草拟的债权人决议指出,所有签字同意的债权人组成债权人委员会,按照合法程序申请对刘旭明取得的石驼山矿区石墨、粘土探矿权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共计18.79平方公里)及刘旭明控股的内蒙古乌海市中山煤矿资产移交债权人委员会接管,然后对上述项目积极进行启动、运作,借助市场机遇,盘活项目资产。该决议最终未获众股东同意。
刘银娥还让部分债权人和刘旭明的契约关系转变为债权人和刘银娥的契约关系。一份入股证明显示,胡某入股刘旭明内蒙石驼山矿,入股转入刘银娥名下,胡某应得的分红款由刘银娥支配,落款为2013年4月9日,文件有刘银娥的签名和手印。
发现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
经刘旭明、龚爱爱、张孝昌三案,一张神木政商关系网已清晰可见。
除了刘银娥,刘旭明案也闪烁着神木知名的王氏三兄弟的身影。王氏三兄弟即王凤义、王凤君、王凤华,三人均为神木商界的知名人物。多名股东都是在王氏三兄弟的介绍下认识刘旭明的。
高炎碔认识刘旭明,介绍人即是王凤义。
刘旭明在北元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1.2亿元的股份。案发后这项资产没有回收。北元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为王凤君。
刘银娥主导草拟的债权人决议,有12个“债权人”签字,其中包括刘银娥和王凤华。
刘旭明是神木县政协委员,表明其熟悉政协系统。南都此前报道,神木县政协主席张宏智,与集资大王张孝昌的妻子有亲戚关系。
刘旭明熟悉人大代表刘银娥,也熟悉神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崇飞之子。刘银娥在公众面前竭力淡化这种关系,“刘旭明我们以前不认识,吃过两顿饭。是老乡,但是不认识。”2012年11月30日的取保候审保证书称两人关系为“同乡”。
神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崇飞则称,“我的钱,我敢报案吗?牵扯到我儿子,我不想过问。”还说,“我儿子是受害者。我儿子是生意人,他的钱,有些(来自)生意伙伴。”电信收费专用发票显示,高炎碔报案时所登记的手机号,户主是高崇飞。
刘旭明当选为2011年神木县十大杰出青年,在颁奖典礼上,包括雷正西等领导出席。雷正西也与张孝昌案中的大户张振平、牛文儿等熟悉。
在这张政商关系网中,另外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张英,神木县公安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原政治教导员。另一个是“房姐”龚爱爱。张英在刘旭明、张孝昌两案中均有巨额资金被套,这导致了其死亡。龚爱爱则与刘银娥、王凤君熟识。龚也曾有1.2亿元在张孝昌案中被套。
三案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社会优质资源大量在政商界内部流动,造成了社会流动板结化。而社会流动板结化成为神木当地社会失范的重要因素。随着民间借贷危机的加剧,这种消极面被成倍放大,终于酿成神木2016年7月15日群体事件。
来源:人民法制,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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