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辅之】民国李文书法史

张晓琳/文

印章：烟山馆主人

张乐天(1882-1974)，霍云燕山馆主人。书法擅长甲骨、金文、石膏、小篆。擅长篆刻。

张乐天别号烟山馆的主人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在这篇文章里，他也可以说是书香世家。他爷爷是清朝的巨人，父亲张梦公是清朝的共生。张梦公在大对象国史旁边设置了官署，教授后期清末、Koya、基女、李推荐等建在俊。

家境贫寒，张乐天从小就饱受生活的艰辛。他的八个兄妹，油盐酱醋，吃穿穿，都用爸爸那张嘴不停地吧嗒吧嗒地坚持着。过去废除，关闭学馆，16岁的张乐天辍学。不久，进入开封石人馆当学徒。工作了两年，晋升为石人官写文章，这时他父亲的一名学生拉他去河南简易师范学堂补养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河南省政府做职员。

命运一改变，他就和爸爸的那个学生闹翻了。事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个学生听说他爷爷有诗手稿《藏剑集》，叫他拿来。看完后以那个学生的名誉发行，发行收益全部归张乐天，他提出了一个一分钱都不收的小建议。(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张乐天听到这个建议，脸红了，抓住那位原告的头不回去地离开了。爸爸的学生在那里发呆，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个时期，张乐天着迷于练习书法，经常坐在书桌前用手指蘸水背，拍全书《石鼓文》。(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书法、书法、书法、书法、书法、书法)那个学生站在暗处，看着张乐天冷冷地笑了。虽然1934年春天姗姗来迟，但河南省政府将在开封举办“河南现代书画展览会”的消息早就公布了。张乐天很兴奋，他的全部心思几乎都用在了准备展览作品的创作上。这次展览会上，张乐天展出了4幅山水画、3幅花鸟画、1幅书法大发、2幅行书。展览一结束，爸爸的那个学生就叫他，摇了几张手里的纸，说是：“告发你吧！”“书法家以影响公共事务为由解雇了他。看到张乐天离开的背影，爸爸的学生淡淡地说：“可以给你饭碗，同样可以打碎！”他说。

走出省政府的大门，张乐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卖画！他是艺术领域的通才，在书法方面，作为陈楚艺修行，都有很深的造诣。绘画、算术、花鸟都很精密，人物也能来几笔。在这次全省的书法展览会上说明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张乐天还在篆刻上努力工作过。他的篆刻、生菜、珍禽汉人、明清几户人家，特别是吴江，让他努力学习，还是很勤奋的。几年后，我在《警备料》中看到过他用青田紫檀石刻的咒语《赵氏应景的引渡》，和吴氏的咒语人差不多乱了阵脚。1926年，徐峥角名家方开坎陪同他的老师信息杂志前往开封旅行，对张乐天的印章一见钟情后，请了一张张乐天名将“方岩”。(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读本》)方开鉴原名文秀路，后改名为《开明岩》、《自我开鉴》、《自行》，这个名字反而忘得差不多了。印刷得很好，郑、方两人大受称赞，方开鉴上映，邀请张乐天作为回礼。信息杂志参加了这次宴会。

丁甫给张乐天留下了信，所以他拿着信在海上访问太斗吴昌硕，也许对他的印章和印章没有帮助。秋风刚吹来的季节，张乐天拎着沙文老百家的两只桶鸡登上了向东的列车。到达上海时，由于秋老虎肆虐，那两桶鸡已经发臭了。在一家客栈里，张乐天在开水里吃完两只鸡，连夜坐火车再次回到开封。这次没有见到吴昌硕，但他用身上剩下的所有钱买了一本新印的《吴昌硕临石鼓文》法帖回来。坐在大坑里，跟着自己的家开始猜测从上海买来的这本法帖。一天晚上，他对这个法帖突然狂笑，黎明时趴在书里的角落里睡觉。《河南近代书法概览》一本书对张乐天以后的战书评价：评论家也站出来将他的石古典书和吴昌硕进行比较，吴书卒中巧，张书空中带着卒。(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可以说，吴昌硕之外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张乐天曾写了《自叙》篇文章，揭露了他自古以来的大致路径。他说：“我们的诗和书是先父的家传，绘画学天生接近。”诗歌一种技巧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童子功，从小必须修炼。张乐天的诗没有集结，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全貌了。他与李文、明史、关百益、许均、尚国史、天真大法师等一起组成了“艺林野执事”，但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诗和歌曲创作。张乐天的诗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几首主题曲。例如，《题秋林读书》:“秋天高，红树老，天冷，绿。”《题深山古寺》:“高耸于千古的寺院，几里内进入云峰。”背部、唐人帅气，深得王母文的神授。

一年后，张乐天退出了艺林野执事公司。他深刻地认识到雪茄不能当饭吃，所以不得不卖画养家。一开始，他的画风走在皇子九路上，画画的时候用笔大胆，浓墨重彩的墨水用到极致，这些画描绘了他对自然物象的认识和感受。(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然而，画挂在警示牌等书画店，过一会儿去看，仍然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困惑。天真大法师对他说。“为了艺术，为你自己画。为了生计，要世俗化。”张乐天、王蒙、王石鼓几个人，改变了绘画风格。

此后的10年里流行了张乐天的画。他的画室门口总是有几个书画店店员等着。为了争夺他的画，书画店之间经常提高画价。宝儿轩和古天阁店员为了争夺他的画大吵了一架，因此苗条的宝儿轩店员被对方打了一拳，掉了两颗黄色的门牙。解放后，开封市政协工作人员和张乐天闲聊时，他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说。“当时我用一支笔赚了9个院子，数百亩玉殿！”但是他逃避的是他的院子和良田被推翻，分给了解放的劳苦贫民。为此，他戴上资本家的帽子，让他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苦难。

晚年，张乐天在开封书店街警报山房门前摆了摆摊，苗条的身体穿着满是补丁的长衫。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摊位上胡乱摆放着廉价的青田石、他亲手画的书签、折叠等。画的内容很单一，用淡墨水画画

山头，在远处勾几只飞鸟，然后题上“望断南飞雁”字样。这些物什都很便宜，大都是几分钱一个。然而，却极少有顾客来到他的摊前。

除非雨雪天气，他每天清早出摊，黄昏收摊，颤抖着花白的胡须，孤苦伶仃的，在摊前一坐就是一天。

隶：王友梅

王友梅（1887—1950），名作梅，以字行世。擅隶书。

王友梅的书法启蒙来自王觐侯。黎明时分院子里传来第一声鸟鸣的时候，王觐侯就会把他吼起来，拎把戒尺督促他进行一个半时辰的临池日课，日日如此。王觐侯不是私塾先生，那把戒尺是专门为王友梅准备的。在这把棕红色的戒尺下，王友梅打下了深厚的翰墨基础。以致若干年后，当书坛泰斗于右任在夷门见到他的隶书墨迹时，大呼：“速引见此人！”一时成为夷门书画界佳话。王觐侯是清朝贡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王友梅的父亲。这个贡生经商方面是一把好手，他虽说居住在老家泌阳县城，但在开封、郑州都开有店铺，而且生意兴隆。王觐侯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七八岁时得天花死掉了。二儿子少年淘气，上树掏鸟窝摔瘸了腿，走路一拐一拐的，长大后街坊邻里都喊他“王拐子”。“王拐子”于深秋的某日黄昏进山访道，就再无踪影。王友梅是老三。那个老四叫王友琴，毕业于北京大学。

这兄弟俩曾创下过一个神话。不妨先把这个神话提前交代一下：1925年6月23日，王氏兄弟同一天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县长。王友琴出任南阳新野县县长，王友梅则去了豫北，做了河北道修武县县长。那些日子里，王觐侯每天都在梦中笑醒，然后捧着个二尺长的水烟袋在泌阳的大街上转悠。然而这种深含炫耀意味的转悠没能持续太久。王友琴病倒在新野任上，后回到故里泌阳疗养，一年后病逝。弟弟的故去使王友梅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夜之间白了两鬓。他常常夜半时分披衣下床，在县衙的院子里踉跄而行，对着满天星辰慨叹命运的无常。这个时期，他的书法字里行间处处跳荡着神秘的音符。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叙述。

王友梅十九岁时考入北京高等筹边学校，这个位于辟才胡同的高等学堂，主要教授满文和蒙文，培养满族蒙族人才。王友梅怎么会考进这么一个学校，至今仍然是个谜。在这个学校读了四年书后，1916年夏天，王友梅来到了开封。在开封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参与发起了两个重大活动：一个是全省的请愿豁免田赋联合大会；另一个是致电省政府，对当局地丁银折改银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这两件事令王友梅在开封声名大噪。

第二年，王友梅和于右任在开封会晤。

1917年5月，于右任由北京出发，第一站到洛阳，然后西入长安，他的使命是策动井勿幕、张钫、胡景翼等人，举行起义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于右任走陇海线东赴上海，在开封稍事停留，并经人介绍结识了王友梅。于右任先是对王友梅的书法大为赞赏，认为足可以执开封书法界牛耳！然后建议他涉猎一下《龙门二十品》，对他必将大有裨益。临走前，于右任把王友梅介绍给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开封领袖胡英介，吸收他为党员。

这次短短数小时的会面，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却决定了王友梅后半生的命运。

1924年，王友梅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刚一确立，王友梅第一个站了起来，紧握拳头高喊：“万岁！”这次会议上，王友梅与鄂陕边绥靖督办刘镇华结识，二人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32年，王友梅受刘镇华之邀，由开封奔赴南阳，出任唐河、桐柏、泌阳三县联防主任。他的任务就是负责剿灭三县边界日益猖獗的大小各股土匪。一天黄昏，王友梅接到密报，说有小股土匪将夜袭唐河赊湾大户马大牙家抢粮，马大牙已成惊弓之鸟。王友梅率部卒埋伏在马大牙家四周，夜半时分，果然有一小股人马闯入埋伏圈。枪声大作，对方仓皇遁逃，只捉住一个负伤壮汉。壮汉大骂不已。王友梅对手下的一个络腮胡子说：“让他住口！”络腮胡子走过去，掏出匕首，一把将壮汉的舌头割了下来。壮汉抬起头，满嘴鲜血吐在络腮胡子脸上。络腮胡子大怒，砍下壮汉头颅，弃之荒野。

很快，王友梅就弄明白了，杀掉的那个人并不是什么土匪，而是共产党唐河县委委员吕秀甫。他十分不安，怀疑已落入一个陷阱中。他找到大学者冯友兰，倾诉自己内心的惶恐。在冯友兰的斡旋下，他见到了八路军少将彭雪枫，向这位将领做了详尽的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王友梅在抗战中认清了国民政府腐败的面目，淡出政界，回到开封做了《大公报》驻开封站记者。1946年，河南省参议会二次会议召开，王友梅作为议员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他措辞严厉地抨击了政府部门的贪官污吏，说这些蠹虫最终会使国民政府的大厦轰然倒塌！第二天的《大公报》以“敢直言的河南省参议员，刘恩茂一气回巩县”为题目，刊发在头版头条。该期报纸投放市场第一天，即被抢购一空。

日寇投降，王友梅回到了泌阳，开始替父亲王觐侯管理王家的一千多亩土地。他的管理模式颇为新颖，王家出种子让佃户耕种，秋天收成后五五分成。隔一年，泌阳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而王家佃户却无一人饿死。

1950年旧历年末，王友梅正在家中为左邻右舍写春联，忽然闯进来一班挎着枪的人将他逮捕。第二天就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他的死刑，紧接着把他枪毙在泌阳城外的荒野中。枪响的一刹那，他喃喃自语，但谁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

楷：无己叟

张楙（1900—1975），号无己叟，书法理论家，善小楷。

他是夷门为数不多的书法理论家，脾气怪异，喜饮烈酒，总是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常无缘由地朝陌生人咆哮。最苦恼的事情是夷门的书法圈子把他排斥在外，认为书法理论和写字是两回事，你理论再好，字写得不好，依旧是被嘲笑的对象！夷门人最讲究实际。

昏黄的灯光下，张楙常常坐在书斋里翻阅那部祖传的明末刊印本《宋笔记大观》，他有一个设想，要从这套书中将黄山谷有关对书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然后加以注疏，刊行于世。在他看来，黄山谷零星的书论微言大义，对书法家不读书这种现象的鞭挞深入骨髓，尤其深切夷门书坛时弊。夷门书家重挥毫而轻读书的现象由来已久。

张楙常自比作前贤蔡邕。蔡邕一生藏书三万余卷，这个数字让他深感汗颜。在他的书斋里，加上祖传的善本孤本也不足万卷。张楙编写了三部书法理论方面的著作。第一部《蔡邕“九势”解读》，他另辟蹊径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九势》是一部书法理论著作，倒不如说是一部论述“道”与“自然”的道家真言。他甚至认为《九势》应该与《道德经》一起，并称为道家“真经”双璧。第二部是《大醉和微醺对书法的魔力》，在这本只有三十二页薄薄的小册子里，张楙列举了王羲之、张旭、石曼卿、苏东坡等大量实例，来证明酒在书法家挥毫时所产生的魔力，这种魔力具有着神秘的力量，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说清楚它。从而得出了大醉适合写狂草，而微醺则适合写行书的结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书法家从不喝酒，永远处在清醒的状态，那么他的书法也永远进入不了像《兰亭序》那样的最高境界。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里，他提到了个案米芾，米芾不需喝酒，只要一捉毛笔，马上就能进入“微醺”状态。像米芾这样的奇才，简直就是为书法而降生到这个世上的！第三部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山谷题跋书论注释》。

有一段时间，他喜欢上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并且在读第三遍时明白了欧阳修著这部史书的真实意图。这部书中，欧阳修每写到一个人的死亡时，大都会用“以忧卒”三个字作为结尾，而想就那个时代发表一点什么议论的时候，又往往会以“呜呼”二字作为开端。这“五个字”让他心惊肉跳，夜半梦境里总是听到它们三两成群地在黑暗中凄厉地啼哭。他真想知道，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几人读懂了这“五个字”？

张楙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曾托付给他一件事。他家原来藏有夷门名士常茂徕手抄本《续两汉金石记》一书，有一年他父亲游历洛阳时，身上的盘缠为盗贼所窃，就把这本书押在了龙门庞家，用它换取了返回开封的银两。赎书的日子，张楙只身一人来到了龙门。不巧的是，庞家老掌柜已经故去，现在是小庞掌柜执掌门户。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楙拿着老庞掌柜立下的字据找到小庞掌柜的时候，对方却拒绝还书，其理由令张楙啼笑皆非。小庞掌柜说：“老掌柜已命赴黄泉，字据为他所立，那你只有去黄泉路上找他去了结了。”说过，小庞掌柜先自哈哈大笑。

张楙在龙门住了下来。他很快打探到，小庞掌柜并不是老庞掌柜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过继过来的别姓儿子。张楙替老庞掌柜唏嘘再三，找到他的坟茔，把赎书用的银元埋在坟头旁边，深深地鞠三下躬，说：“庞老掌柜，钱我替父亲还你了！”

那是黄昏时分，荒野空无一人。夕阳把张楙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想：赎书是一回事，还钱则是另一回事。

在随后的几年里，张楙数次游历河南境内的各大名胜古迹。在获嘉的武王庙，他很恭敬地参拜了毕公。他闹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把毕公塑造成一个主宰天下文运的神。走出毕公殿，张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当院那棵有着数百年树龄的老楸树下，一个七十余岁的老妪，个子低矮，满头银发，穿一身粉红色衣衫，手里紧紧握着一杆巨大的杏黄旗，站在一块方石砖上挥运如风，“嘞嘞”之声鼓动着张楙的耳膜，令他头疼欲裂。老妪越舞越快，最后竟舞成了一个红黄的球团！

1946年暮春，张楙把老妪恭恭敬敬请到了开封。在龙亭前开阔的广场上，张楙让人支起三口大铁锅，里面盛满猪牛羊肉，下面用榆木劈柴煮，毕毕剥剥，不时有火花迸出。离三口大锅不远，一字排开两个半人高的瓦缸，缸里全是酒。一口缸里装的是“刘伶醉”，另一口缸里装的是“汴京高粱红”。广场的正中央，地上铺着十余张一丈八的巨幅宣纸，张楙手持萱麻缕子做的特制毛笔，赤脚站在其中的一张宣纸上。忽然，锣鼓家伙“咚嚓咚嚓”响起来，张楙仰头将一瓯酒喝净，把酒瓯摔碎在地。听到响声，老妪开始舞动杏黄旗。杏黄旗往东，张楙手里的笔就往东挥；杏黄旗往西，张楙手里的笔就往西挥，配合很是默契。

这天天气晴和，一丝风都没有，观者如堵，欢声雷动，可谓夷门书法界一件盛事！

当天晚上，张楙把自己反锁在书斋，一边饮酒一边大哭。从此，他戒酒了，也不再写大字。现今，开封市面上流传的，多为他的小楷书法作品。

草：汪绶承

汪绶承（1886—1953），字延年。擅行草书，得王宠笔意。

有资料说，汪绶承是夷门最具性情也是最不幸的书法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杞县乡下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私塾先生，给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部王雅宜的《雅宜山人集》和一本《杂诗卷》法帖。汪绶承很快就喜欢上了王宠，因为王宠一生困顿的境遇和厌恶喧嚣尘世生活的情怀和他有某些像似之处。这种情结伴随了汪绶承一生，并且在他身上发生裂变和变异。

汪绶承有一个癖好。他喜欢收藏女人的绣花鞋，他一生收藏大小不等、花色各异的绣花鞋二百余双，而且都是女人脚下踩过的，新鞋他不要。他说闻着鞋子散发出来的味道比美酒还令人陶醉。他一直想收藏一双夷门名妓李怜怜的绣花鞋，可是到死都没如愿。他临咽气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到那边找你！”他的两个侄子将这二百多双绣花鞋用竹筐抬到院子里，泼上桐油焚烧掉了，那种暧昧的气味在小巷子里数月不散。

汪绶承终生未娶。因为脾气怪异，来给他做媒的人很少。仅仅有一次，他的一个近门婶子想把邻村马屠户家的老姑娘撮合给他，便登门来说合。正是三伏天，近门婶子一进院，见屋门敞开着，忘记打招呼，直接进了屋。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逆转，汪绶承正躺在床上，一手拿着一册《春宫图》，一手在裆部运动。当他看到婶子进了屋时，洪水已经决堤，刹不住闸了。婶子骂了一声：“鳖孙！”扭头就走。

事后，汪绶承听说婶子介绍的是马屠户家的老闺女，冷冷一笑，说：“我看不上那个女人！”这话传到屠户女儿耳朵里，她找上门来，把汪绶承堵在当院骂了个狗血喷头。

一个时期内，汪绶承闭门不出。他养了七只老母鸡，都给它们起上小孩的名字，盈盈、豆豆、果果之类。夜半三更来到鸡圈旁，看这些鸡是否睡得香甜，如果鸡还没有睡，他就会给它们说上一阵子话，问它们渴了还是饿了，冻着了还是热着了。鸡们咯咯一叫，他会用同样的声音相应和，好像双方在斗嘴。他喝点小酒，会借着酒兴给鸡们吟诵两首王雅宜的诗歌，或者背上王的一篇短文。他自言自语地说：“和你们这些小东西说话，比和人说话有趣多了！”

有一天，他的这些鸡悉数被人下药毒死了。他痛哭一场，将鸡合葬在院子里的榆树下，立一小块碑，碑上写着“七女塚”。他给鸡们烧了纸钱，制作了几顶小花圈。有人在院墙外哧哧低笑，他浑然不顾。

他很少练书法，照他的说法，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感觉。心里有了悲戚，或是喝过酒有了某种冲动，他才挥毫。他用笔在纸上诉说，发泄。他临雅宜山人的《杂诗卷》法帖，不追求形似，只追求那种恬淡雅致的趣味。有人指出他这样临帖难得雅宜山人真髓，要照帖临，一笔一画，必须做到毫厘不爽。汪绶承不以为然，他说：“纵然使王雅宜复生，再写此法帖，也万难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的头，我们的臂，我们的手，和王雅宜不同呢？”

汪绶承的父亲教私塾时，有一个学生叫吴鸿初，这一年出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打探到汪绶承近况，很是唏嘘了一阵子。就让人把汪绶承请到开封，做了他的幕僚。过了半年的时间，汪绶承突然又回到了杞县乡下。乡人问他回来的原因，汪绶承三缄其口。但乡人很快就发现，打从省城归来，汪绶承性情大变。

进入了冬天，汪绶承收留了一只流浪猫。这只猫有着黑白黄相间的花纹，尾巴粗大，体态肥硕，黄色的眼睛里隐隐有虎威，是一只母猫。每天，这只猫卧在院子的墙头上，或者在墙头上逡巡，不让别的猫走进院子。若有猫硬往院子里闯，它就撵着那猫撕咬，直到那猫逃之夭夭。方圆数里的猫都怕它。在汪绶承面前，它却极尽温柔恻媚之态。每当汪绶承从外面归来，它就会“倏”地一下从墙头上跳下来，跑到汪绶承跟前，用粉红色的小舌头去舔他的鞋尖或者鞋后跟，嘴里还不停地“喵喵”温柔地叫着。到了夜里，如果汪绶承秉烛夜读，它会跳进他的怀里，用温软的身躯蹭他的衣袖。汪绶承该睡觉了，它跳上床，睡在他的脚头。

汪绶承很喜欢这只猫。

忽然有一天夜里，这只猫再不肯进屋里来，成夜在院子里不停地嚎叫，犹如婴儿啼哭一般。不久，院子里来了一只大黑猫，追逐那只母猫。母猫不叫了，开始和那只黑猫嬉戏，窗台旁，水井边，到处可以看到它们欢乐的身影。有时它们也会追逐到屋里，在汪绶承的书案上，甚至床上戏耍。汪绶承感到莫名的焦躁。

也合该这天出事，汪绶承正在厨房做饭，那两只猫嬉闹着跑了进来。那只黑猫一边和母猫嬉戏，一边用它的猫眼睛看着汪绶承。汪绶承忽然暴怒起来，他关了厨房的门，将那只黑猫捉住，放到案板上，手起刀落，黑猫的一只爪子被斩落在地，鲜血淋漓。黑猫疼痛难忍，撞墙身亡。

黑猫死后，这只母猫日夜哀嚎。汪绶承越发烦躁，每天都要殴打这只母猫。过三两天，这只母猫失踪了。

一转眼，旧历年到了。天空飘起了蚊虫般的雪花。汪绶承站在二楼的窗前看雪，这一阵子，他感到百无聊赖。忽然，汪绶承觉得窗外有异物，仔细看时，脸色顿时如土。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叶已经枯败，仍有未零落的枯叶稀疏地挂在枝头。枯叶中间，正有一双虎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他。等他推窗再看时，那双眼睛已无了踪影。

过了年来，汪绶承的身体说垮就垮了。他找到街上棺材铺的王老板，多给了他一些银两，让他打一口大些的棺材。然后，他把他一生满意的书法作品装入黑匣，打入棺材。

夷门名妓李怜怜已步入暮年，形容枯槁。一天黄昏，她用鸡皮一般的手把她一生所穿过的绣花鞋按年代顺序排列在床上，然后对着这些鞋垂泪而歌。

魏碑1：高道天

高道天（1900—1959），书法以《石门颂》为宗，参以于右任笔意，大气磅礴。

高道天原是陕西城固人氏，为陕南高姓大族。他三十一岁来到夷门，那时他是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成为一个诗人是那时他最大的理想，书法仅仅是饭后的余事。他曾向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讨教写诗秘诀。邵次公告诉他，写诗就像练书法，得临帖。对于做诗来说，读书就是临帖，而读书的多寡，决定了你在诗歌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

邵次公的一番言语让高天道茅塞顿开，从而动了定居夷门的念头。他去铁塔寺里租了一间僧舍，在昏黄的豆油灯下阅读各类诗歌书刊。他还成了邵次公“金梁吟社”的常客。这个时候，他浓密的头发开始一根根脱落，短短月余，头顶上已是寸毛不存。

这种好学的态度让邵次公大为动容，尤其是高道天在书画方面又有着极高的天赋和良好的家学渊源，使他认识到这是个可造之才，于是，1933年初春，他写了一封长十余页的信函，推荐高道天到北京张恨水创办的北华美术学校深造，进修书法和绘画。在北华求艺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诗词大家吴心谷——忍庵先生。吴心谷先后做过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任大总统的秘书官，专意给他们讲解古今诗词，精通古音韵六法，还与齐白石交往颇深，著《历代画史汇传补编》。

吴心谷曾为武学大师孙禄堂的《形意拳学》作跋，是孙家的座上客。孙氏太极拳传人孙剑云那时才十余岁，经吴心谷介绍，拜在高道天门下学习书法。若干年后，因为著作归属一事，孙禄堂与吴心谷之间起了一点波澜，在坊间产生了一些误传。孙剑云曾让高道天出面著文澄清了事情的原委。

一年后，高道天在北华学业期满，重新回到了夷门。这个时候，在河南执政的，是冯玉祥将军。吴心谷托人出面，把高道天介绍给了冯玉祥。冯玉祥这个时期非常喜爱书法，尤其对魏碑情有独钟，他早听说过高道天的书名，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和他一起探讨书法技艺。有很多次，冯玉祥对外人介绍高道天说：“这是我的书法老师！”

高道天很快在夷门书法界站稳了脚跟。

1934年，河南省书画展在开封大相国寺开幕。夷门书画界名流诸如许钧、关幼调、关百益、张乐天等悉数参加了这次展览。高道天在这次展览中大获丰收，他的一幅行书“赏心、欲辩”四尺对联、一幅仿文征明《积雨连村图》和一幅仕女《文姬归汉图》入展，并赢得夷门书画界好评。

这次展览过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高道天的艺术生涯陷入到了迷惘徘徊期，他感到很苦恼。恰在这个时候，吴心谷写信来让他去北京一趟，帮他校勘《历代画史汇传补编》一书。书稿校毕，正要返回夷门，于右任忽来拜会吴心谷。于右任身材高大魁伟，长髯飘拂，颇具仙风道骨。喝茶闲谈间，得知高道天是陕西同乡，又善书法，且与自己书法风格相仿佛，感到很是亲近。次日，书法大家王世镗、文伯子来相聚，几人商定同游石门山。谒先贤，访石刻。

石门山是孔子撰写《易经•系辞》处，此地自是卜卦算命者云集。来到山脚下，但见卜卦的幌子一个紧挨一个，幌子下大都是一张年老的脸孔，见几个人走过来，纷纷仰起花白的脑袋，朝他们喊：“客官，卜一卦!”几个人避开这些算卦者，往山深处走。

山半腰有一片柏树林，如墨一般黑，荫翳蔽日。高道天内急，喊声：“先走！”钻入柏树林。头顶上“哗啦啦”有一只大鸟飞过，高道天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走出林子，已看不见于右任几人，高道天忽然感到迷失了方向，看太阳，太阳蛋黄一样挂在中天，东西南北依然无可辨识。他静静神，四周看了看，就见一山坳避风处有一个卖茶水的摊子。

高道天觉得口渴得厉害，到茶水摊前坐下，要碗茶喝着，想问问那几个人的去向。

卖茶人是个老者。一袭灰色长衫，衣袂落落，竟遮掩住了他的双脚。很高的个子，鬓发斑白，留着长及腰间的胡须，额头突兀，眼睛却深深地凹陷进去，内蕴精光。他将茶碗递给高道天，突然说话了，声音喑哑。他说：“客官是翰墨场上人物！”高道天吃惊地去看灰衣老者，问：“你怎么知道的？”老者不答，诡异地笑了。又说：“最近遇到难迈的坎了!”高道天愈加吃惊，不由喊道：“奇了！”便将茶碗放下，问老者这道坎有多长？老者告诉他：“短者三五年，长者就不可预测了！”高道天再次注视着相貌奇古的卖茶人，心想，遇到高人了，何不讨个破解之法？

于是，高道天摸出两枚铜元，放在茶桌上，小声问道：“可有破解之法？”

老者迟疑，眼角余光扫一下桌上的那两枚铜元。高道天会意，又掏出两枚铜元放在桌上。灰衣老者咳嗽一声，喑哑着说：“你得小心一个高个子留长髯的人，他会像蛇精一样吸干你艺术的脑髓！”说着，灰衣老者不由得伸了一下腿，双脚从衣摆下露了出来。高道天霎时感到毛骨悚然，头发根根竖起，他紧紧盯住了老者的双脚。茶桌下的那双脚上，穿着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

高道天落荒而逃。

1939年，高道天在开封大相国寺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于右任为他题写了展标，并发来了贺信。贺信中说他的书法已得《石门颂》真髓。

魏碑2：野王老人

杨望尼（1899—1981），名宗彦，字望尼，号大块子、野王老人。擅魏碑。曾任河南画社评审委员会主席。

一个时期，大块子杨望尼的书画作品几乎与张大千、齐白石、于右任等跻身于同一个台级。因为在2000年前后的一次重要的拍卖会上，他们同一尺幅作品的起拍价都是五千元上下。后来有人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杨望尼的这些作品，诗书画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譬如他画了一幅《初夏枇杷图》，尺幅的左边画枇杷，画得很有趣。碧绿而繁茂的叶子后边（叶子呈“琵琶”状），黄黄的果实如少女般“犹抱琵琶半遮面”，把枇杷果都当成美人去画了。右半边靠上一点，用魏碑小草书写了一首诗：“风味何殊十八娘，初夏时节色微黄。一丸金弹凭伊取，百斛珠玑尽我量。”诗也把枇杷当作美人去写了。

杨望尼身上有诗人的气质！或者说，他就是一个诗人。

他在开封河南地政筹备处任职期间，中原地区遭受旱灾，赤地千里，路有饿殍。家乡沁阳一带竟有十万之众流离失所，拉棍到山西逃荒要饭。当杨望尼在某个黄昏听到这一音讯时，脸色显得十分阴郁。很快，他通过同窗王世博在山西永济购买了二百担杂粮，运抵泌阳。

购买这批粮食的款项，是他拿出了家藏的明清古画38幅，送到新乡文福堂画店寄卖得来的。这批古画寄卖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故事。当地国民党驻军第四十军参谋长云华锋对这些画颇感兴趣，想裹入囊中，但他只愿出画价的三分之一，而且态度很强硬。杨望尼连夜赶回新乡，在文福堂与云华锋会面。云华锋带了两个护兵，荷枪实弹站在他身后。云华锋冷冷地说：“我喜欢这批字画，但我掏钱买！”

杨望尼站起身，面色冷峻。他说：“如此低价，等于豪夺，无异于强盗行径！”

杨望尼又说：“夺此字画，等于夺灾民性命，虽禽兽不忍！”这句话击中了云华锋，他意味深长地看杨望尼一眼，朝两个护兵摆摆手，走出门去。

回到开封，杨望尼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说不上来。有一天深夜，杨望尼走在回家的小巷子里，忽然，嗒嗒嗒，一梭子枪弹从他的头顶射过去，打在旁边的砖墙上，冒起一溜火花。

杨望尼从开封来到了西安。先是在于右任手下做科长，后又到杨虎城将军帐下，当专职秘书。他对于右任很是崇拜，认为若以书法创新论，民国书坛无人能出其右者。在北京大学及开封期间，杨望尼对“二王”的行草书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但越到后来越感到笔力纤弱，线条显得飘浮，缺乏一种厚度。他很是苦恼过一阵子。他就这个问题向于右任请教，于右任笑笑，好像还捋了一下他那美丽的长胡须，说：“你临一下魏碑看看。”杨望尼当天就跑到书店，把能见得到的字帖都买了过来，譬如《张黑女墓志铭》《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中岳灵庙碑》《石门铭》等等。

这天以后，对于魏碑，杨望尼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临写。他还将于右任的一首诗：“朝学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用魏碑楷书抄写了，悬挂在床头，每晚看着它入睡。

杨望尼在杨虎城将军麾下做专职秘书时，摊上了那场举世闻名的大事：西安事变。他亲自参与了把蒋介石囚禁起来的军事行动。事后，特务们自然也不会放过他，把他被投进了监狱。他的妻子陈励修（擅楷书，取法二爨）找到于右任哭诉，于右任便打通关节，亲自出面作保救杨望尼出了监狱，并在自己掌管的西北审计部安排他做了审计处处长。西安解放时，作为国民党政府里的旧官员，他差一点被遣返沁阳老家，是一个知情的人说他曾参加过“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关过监狱，事情发生了逆转，他很快被人民政府接收，编进西北财经局做一般工作人员。

隔二年，杨望尼从一个旧友嘴里得到一个消息，与他一同在杨虎城将军处共过事的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望尼曾冒风险掩护过他的地下党身份，二人遂结成至交），经周恩来总理特别推荐，已经做了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周恩来在西安期间，杨望尼也与他有过短暂接触。杨望尼掂起笔，再三斟酌，给南汉宸写了一封信，详细谈到了自己眼下在西安的处境，字里行间透出了一种感伤情绪。

很快，南汉宸的回信就送达他手上，叮嘱他尽早进京。南汉宸将他的情况向总理简要提及，总理已作书面批复，着进京面谈后擢用。杨望尼当天就向西北财经局请了假，晚上十点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因激动而难以入眠，几年大学下来使他对北京并不陌生，开始勾画去北京后的生活情景。黎明时他模模糊糊进入梦乡，竟非常清晰地梦见了老家村口的财神庙，醒来眼角挂满泪痕。

杨望尼在洛阳下了火车，然后改乘汽车，一路颠簸，夜幕降临前回到故土沁阳崇义村。原说第二天中午赶回洛阳的，可是大清早他就被村里的民兵堵在了杨家老宅。民兵队长告诉他：“你不能离开村子，我们要对你进行审查！”原来沁阳已开始镇反运动，因他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事，自然在审查之列。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杨望尼束手无措，他再次给南汉宸写信，却如泥牛入海。审查的结果，杨望尼成了“管制对象”，被派进村生产队牲口院喂牛。隔三岔五拉去游斗一番，头顶扣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满锅灰或墨水。从五十余岁走进崇义村，到八十一岁去世，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杨望尼再也没有走出这个村庄一步。人生的后十年，他自号野王老人。

他曾在村里悄悄教孩子们学起了书法，他去世以后，这个村子先后走出了二十余个省和国家级书协会员。

小篆：漫集梧

漫集梧（1904—1997），笔名野夫，以篆书驰名夷门书坛。

漫集吾在开封高中谋到了一门差事，教低年级的国文。开始把行书搁置起来，改练篆书。他选择了徐铉的铁线篆书作为临习的对象，每天临一个小时，或者左一点，或者右一点，看心情而定，总之有的是时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漫集梧暗中参加了抗日杀奸团，在开封城内实施放火、爆炸和暗杀。书店街景升书店偷偷出售伪教科书，漫集梧接到指令，要对之进行警告，他装着去买书，趁买书人多的时候溜到二楼暗处，狠狠地放了一把火，烧毁了两扇窗户。

但是，对放火这样的事漫集梧并不热心，他的兴趣还是在对篆书的研习上（由铁线篆已上溯到大篆，譬如金文、石鼓文等）。等他见到禹王台密室里珍藏的《佝偻碑》时，内心受到了震撼，他认为这可能是仓颉造字时代留下的神迹。这天夜里，漫集梧做了一夜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一些篆字在天空像鸟一样飞翔。

第二天，漫集梧接到新的指令，让他配合一暗杀高手刺杀伪市长高余海。高余海在河南大酒店包了一处豪华房间，常带着副官来这里和情妇私会。高余海有个鲜为人知的癖好，情妇到来之前，他会让副官用皮鞭抽打他，狠劲地抽，他曾给那个情妇说他的情欲是用鞭子抽出来的。漫集梧事前不知道这些，他化装成服务生送水果时，见一个人正用鞭子抽打另一个人，误把抽打者当成了高余海，向同伙发出了信号，结果副官被一枪毙命。

很快，《河南民报》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了刺杀事件，杀奸团才知道这次行动失败了。漫集梧被赶出了杀奸团，他很是懊悔和苦恼，后来就病倒了，发起了高烧，不停地说胡话。他又开始做梦，梦见很多红色的鸟在天空飞翔。梦快结束时，一个弓箭手出现了，挽弓对着飞鸟射出支支利箭。从梦中醒来，漫集梧竟奇怪地想到“后羿射日”这个传说，突然脑洞大开，认为后羿射的不是“日”，而是在天空飞翔的一种红色的鸟。这种联想让他感到异常兴奋，开始对这个神话传说进行更为详尽的考据。

漫集梧开始暗中打探高余海的下落。暗杀事件后，高余海迅速离开了开封，先是去了西安，看了西安的碑林、大慈恩寺和小雁塔，吃了老刘家的苍蝇头（泡馍的一种），飞到东北去了，之后，就在漫集梧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在漫集梧心底，高余海这个名字却越来越响亮，他曾无数次在内心杀死了他。这个念头苦苦折磨着漫集梧，以致后来发展到病态的地步。他让女人给他捏了一个小面人，鼻眼突兀，写上高余海的名字，插上绣花针，放在自己的床下，每天睡觉前从床下拿出来，用滚烫的开水淋浇。

一个时期里，漫集梧的篆书走红夷门。人们奇怪地认为，他的篆书背后有一种深刻的隐喻，代表了某种高贵的品格。然而，漫集梧让许多前来向他求字的人吃了闭门羹。看着来人尴尬告退的背影，漫集梧四尺有奇的身躯霎时觉得高大起来，他从鼻孔中轻轻哼了一声，折转身，背袖了双手，踱到后院赏花去了。

周口茶叶富商陈同文想求漫集梧一幅篆书中堂，却与漫集梧不熟，他专程来开封找到漫集梧的好友李子培，让他从中撮合这件事。李子培说：“你先在‘又一新’摆一宴席，我去请人，请时只说吃饭，不说其他。人如果来了，宴席上见机再说不迟。”李子培去不多久，就请来了漫集梧。席间，漫集梧谈兴很高，吃得也很高兴，鼻头上亮亮的。李子培朝陈同文使了个眼色。陈同文离席拱手，将求字的想法说了出来。李子培很紧张地看着漫集梧。不想漫集梧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陈同文觉得这字求得也太顺利了，并不像坊间传闻的那样。李子培也感到意外，愣愣地看着漫集梧，觉得好像对不住这顿饭似的。隔几天李子培去取篆书中堂的时候，漫集梧还眼角带笑地说：“那个茶叶商人真有意思。”李子培嘴里“唔唔”着，但他不知道陈同文究竟是怎么个“真有意思”？漫集梧又说：“看他那身材，估计比我还要矮上两寸吧！”

20世纪80年代年，漫集梧到东北参加一个书法交流性的会议，竟意外地碰见了高余海，他已经从某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谈起往年的那次暗杀事件，高余海茫然地摇摇头，丝毫不记得了。虽然高余海满面微笑，但目光却比他冷酷多了，无意间看他一眼，漫集梧竟然感到了丝丝寒意。

回到夷门，漫集梧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

（孟云飞转自《鸭绿江》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