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岩】闵东之光|郑胜东：一条路的血色结构狗(2)

闽东独立沙红军雕塑。(数据映射)

这是我一直要说的经验。因为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所以请原谅我用“某村”来表达——。

2017年初秋，我带着客人去神户船上的某个村庄兜风。这个村庄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民东党组织和红色武装力量的后方，有126人参加革命，34人倒在敌人的枪弹和屠刀下。

走的那天，全村的野菊花盛开，在风中摇曳。毗邻圣歌的民事白墙青瓦在秋天的天空蔚蓝下形成了新农村的风景。从北到南，走到村子的边缘，但三四栋老房子排成一排相邻着。那是独立师驻扎在这里时叶飞、阮永平等的住处。我陪客人逐家介绍。到了叶飞住过的老房子前面，看到坐在门口的“阿姨”在晒太阳。(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千里迢迢)一听到我说“叶飞”这个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站起来面对我们，双手张开，用当地语言说：“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说。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生硬，嘴角有点摇晃，我也有了一丝颤抖。

闽东独立沙红军雕塑。(数据映射)

村支书说她的经历很传奇。其父原是独立师的战士，与叶飞北一起打仗，与江苏战友在战争中结下了良缘，生下了女儿，在山东江苏交界的一个村庄平民的家里受到了寄养。(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战争) (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战争)之后，他和妻子继续沿着叶飞奎战斗大江南北，直到解放福建，解甲为官为止。(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因为不认识半头子，他们又解甲返乡了。

回到村子后，他们神秘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再次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周围还有一个说别国口音的小女孩。他和妻子回到养育女儿的村子，找回了亲生女儿。这个女儿就在我们面前伸出双手，一直念叨着“都没了”的那个阿姨。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她一听到“叶飞”两个字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站着，为什么她一直念叨着那句话3354。

“都没了，都没了。”

回到家仔细想了想这句话。也许她告诉我们，住在这里的叶飞、阮永平消失了，为革命而战的父亲们都消失了，支持村里红军的父亲们也都消失了。

这是一些人，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女性能如此刻骨铭心。(莎士比亚)。

在以后的团体建设活动中，我和这里的朋友们分享了这段经历。“都没了，都没了。”说的时候，我竟然得了失语症，愣住了。好像“都没了”的人突然活了下来，聚在一起，凝视着我，凝视着——。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我为他们做了什么？那一刻，我会突然扪心自问。

霍贝镇白长岩山顶。(政委照片)

经历了小小的雨季后，起初夏天的青蛙响了，但心里增加了另一个声音。(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季节名言》)那声音在山谷里响起，在苍凉的悬崖上响起，从此我想偿还什么，再拖延一天，罪恶感就更多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沉重的至今，我几乎戳到了我是否忘记了他们——。

我要去找“都没了”的人。

我要说的这个村子在九湾路的边缘。往西再走5 ~ 6分钟左右，将到达湖北东原院——白长岩九壮寺牺牲悬崖。此次构图红彩风的九九起点村构图花境、赖灵也相邻。我们到了赖陵村才知道，赫赫有名的“百丈岩九壮士”英烈名录中，有3人是九都华京、赖陵村。他们是。

吕心德，宁德市九都华庆村人，1935年参加游击队。当时，作为闽东红军独立史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战士牺牲时23岁。

高西，宁德市口头来岭村人，1934年参加了游击队。当时，作为闽东红军独立史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战士牺牲时20岁。

佐佐良，宁德市古道赖岭村的人。1935年参加游击队。当时，作为闽东红军独立史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战士牺牲时，19岁。

一个夏天，我来到百丈岩下。

“百丈永丰”马爱石阁。(数据映射)

1936年秋天，蒋介石更加疯狂地对我的南方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清剿”。民东独立师自创立以来最悲壮的牺牲3354百丈岩九生意发生在这个时期。

当年9月30日，民东特委组织部长阮永平永子发、民东独立社第三纵队120多名战士在他的带领下，从延江拉源山区转战湖北东原村，计划稍事休息，前往桃花溪和梅坑，由张飞率领民东独立社第一纵队加入。部队好不容易埋在锅里开始做饭，看到地下交通院陈德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传达消息。

：看到洋中方向的大批敌人涌了过来。阮英平立即组织部队往后山撤。为了掩护纵队主力转移，第二支队长阮吴润率20多名战士在后山制高点百丈岩顶与敌发生遭遇战。最后，只剩下阮吴润等9名战士毅然砸烂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百丈岩。（郑维伟 摄）

这是一段叫人看了惊心动魄的百丈悬崖。三面皆崖，仅一羊肠小道可通崖顶。站在崖底的隘口，仰望崖顶，苍穹之下，行云如兵，曾经有过的红白厮杀似乎就在天幕重演。一阵落山风穿峡而过，似乎依稀传来战士跳崖前撕裂的呐喊。崖上长满了随风飘曳的龙须草，逆光飞扬，银光闪闪，如一个老兵龙须飘飘，伫立时光的隘口，为那些牺牲于隘口下的战友守灵——

当夜，地下党组织东源村、桥头、天峰亭等村的群众，摸黑上山寻找失散的红军伤员和烈士。找到负伤掉队的伤员，没有担架，就轮流靠人背，爬山越岭，连夜把伤员背到十多里外的天峰亭红军后方医院救治。在百丈岩悬崖下，他们还连夜掩埋了九具跳崖的红军战士遗体……那一夜的百丈岩影影绰绰，满崖的低语、抽泣与锄头挖土的摩擦声不绝于耳……而一轮明月默默注视着他们，年年经此。

他们牺牲后，东源村的村民们在崖顶的岩石下，用几块石头和一个石板搭成一处墓状的无字碑，每逢清明节，就在无字碑下都有悄然地出现供品与袅袅的香。发生那场战斗时，一位叫王宗琯的村民才四岁。直到他长大后，坚持七十余载守护着这块无字碑，直至辞世。

（宁德电视台 资料图）

一位叫曾凯的纪录片导演曾经采访了这位老人——

"当时我其实挺疑惑的。这个墓里面没有遗骸，也不是衣冠冢，碑上更没有名字，很难理解王宗琯老人为什么会坚持守护了70多年。"詹凯说。

可当他看着老人静静在石碑前跪下，一边烧香祭拜，一边念叨着"红军老同志，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世世代代报答你们的恩"，抽着烟，轻轻哼唱起腔调十足的红歌时，所有疑惑全消。"我想，在老人的心里，碑只是他情感的一种寄托、一种象征。"詹凯说。

因此，我又苦思冥想于百丈岩九壮士们那样惨烈告别人生的动因了。

回想壮士们冲锋上崖的猛勇，以及跳崖前的惨烈。当一山暮色轮回于今天时，我一边感叹于光阴的永恒，一边却伤感于人生“辟如朝露”的短促、“只活一次等于未尝活过”。而百丈岩一仗，壮士们那样明知必死的冲上悬崖，那样生死度外的跳下悬崖，无论如何常人是难以有那样的勇气。中国人古来崇拜不怕死的“壮士”。从这一点，或许也能回答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为什么会对那些“都没了”的人这样刻骨铭心。

百丈岩山顶的百丈岩战斗纪念碑。（郑维伟 摄）

沿着这条红色九贝线，别了巫家山，再往山坳里寻。穿过一丛丛茂密的竹林，居然会柳暗花明，看见了一小块小盆地，就五六栋的山居，建在山边。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村庄。四周是茂密的丛林。这就是赖岭行政村铁牛栏自然村。

华镜赖岭，这是壮士的故乡。余深德、高细瑶和谢兆量，牺牲时的平均年龄才20.6岁。但在旧社会，他们都已是可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龄。他们从娘的肚子呱呱坠地，幼小的年龄或许就开始放牛、砍柴、种田，忙忙碌碌。或许，他们也曾感叹：“一个人生怎么够用呀！”后来，或许为了争取这不够用的人生，他们参加了红军。当他们第一次开枪射杀敌人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对人生又抱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悲观者，退避三舍；执着者，贪生怕死；超脱者，生死度外。相信他们都有过一阵思想的震憾。

或许，我对“九壮士”过于投入，村口，已经有五六个青壮年在等着我们。一阵恍惚，我还以为那就是“壮士”们。一问，才知都是他们都是“五老”的后代。一见面，他们便开始介绍着上辈的记忆：叶飞他们骑着马在这里住过、在这村后山，原先有座炮楼，是村民们为游击队站岗的瞭望哨等等。最关键的是，这些年轻人很自豪地说，在这里开过一场很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成立了闽东游击纵队。

红军会场。（ 陈健 摄）

那场会其实就是闽东特委会议。但要说清楚这场特别的会议，为什么会在这里开，这还得从“华镜乡”革命史的说起——

明清时期，这一片区域不叫九都乡，而是叫“华镜乡”。那时，全国基层实行的是都图里甲行政管辖制度，华镜隶属宁德县九都。到了民国初年，全国还实行都图行政管辖制度。1923年，实行保甲制度，宁德县以下设三个区，华镜隶属二区霍童华镜保管辖。1933年撤销区，实行县、乡（镇）二级政权，隶属霍童镇华镜保，直至解放初。

当时，华镜乡有赖岭、铁牛栏、巫家山等35个自然村。这是一片地理位置很独特的区域。莽莽群山，眺望咫尺群峰林立，峡谷沟壑密布，行路艰难。往西南和西北的大山里登临，毗邻霍童镇吴松、桃坑（桃花溪），黄垱等三个老区基点村。往东北和东南下山，又承接霍童溪冲积平原的霍童、七都、九都等地区。

1931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遭到破坏，七月间党中央指示不再恢复省委，决定建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东和闽中各县的工作。闽东武装斗争从此就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直接领导之下，迅速开展起来。

福州中心市委与闽东党组织之间建立了庞大的地下交通网络。其中，三都百克医院是海上秘密交通枢纽站之一。从福州中心市委派遣的人员或物资由此进入宁德梅坑地区根据地。

青年曾志（资料图）

1932年，厦门。

在某照相馆橱窗里，一张妩媚之至的美女玉照，不断令路人驻足流连。1933年夏，就是这位橱窗里的曼妙女子乘着小火轮船，从福州出发，直达宁德三都澳,而后改乘小渔船，驶入福安县白马门港，到达甘棠镇。这位奇女子名叫曾志，年仅22岁，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受党组织派遣，开始参与领导闽东革命斗争长达2年。

那时的闽东党组织在如何开展农运工作、武装斗争方面缺乏经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遣了具有斗争经验的干部任铁峰、江平、叶飞、邓子恢、陶铸、曾志、苏达、赖金彪等同志到闽东，直接充实与加强闽东党领导，指导闽东党组织开展农运及武装武装斗争。

而他们秘密进入闽东的路线就是这条从福州至三都地下交通站的海上交通线。

要开辟闽东党组织及闽东独立师的大后方——桃花溪、梅坑地区与平原地区七都地下交通站的通道，华镜乡承上启下，是必经之地，自然更成了中共宁德县委着力发展并经营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颜阿兰（资料图）

从1931年开始，颜阿兰就在华镜乡外洋村建立了秘密活动的基点，到1932年，颜阿兰组建工农自卫队，更是到华镜乡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到了同年11月，福安籍吴嫩弟（福安人，后任宁德县委书记）领导下，华镜乡大部份自然村都成立了贫农团组织。是年，宁德县党组织建立了七都、桥头、溪口，通过巫家山交通站到达桃花溪的交通线，主要担负运送物资、侦察敌情、保护游击队等任务。

1934年4月，福州市委代理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福安中心县委、连江县委立即切断和福州市委的一切关系。闽东的局势急转直下。地下交通线也被破坏。福安、连江两个中心县委立即在柏柱洋采花桥村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统一领导闽东斗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闽东党组织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独立坚持闽东地区武装斗争的艰难岁月。在这种“脱单”的情势下，建立群众基础厚实而又有闪展腾挪游击空间的大后方成了闽东党组织的战略决策，因此桃花溪地区，华境乡以及与之相邻的梅坑地区二者兼备的优势便突显出来。那时，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医院、秘密寮、兵工厂等大部分都建立在这三个地区。

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后，1934年7月，宁德县苏维埃政府也随之在霍童坑头村成立，主席池陈旺。同月，宁德县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卜龟岭苏维埃区政府宣告成立，主席阮桂满，下辖外洋、镜兜、溪边、石垱、扶摇等5个乡村苏维埃区政权。但红白力量此消彼长的战争年代，有时一个地方红色政权的生存时间几乎很短。卜龟岭苏维埃区政府生存才三个多月，到同年11月，便被敌人破坏。

霍童支提寺——闽东红军独立师成立地。（资料图）

过去的闽东人大都信佛。家中的男孩子从小都有到寺院当俗家弟子的经历。争取到寺院的支持，便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传统在闽东红色武装斗争中贯彻的尤其到位。

就在华镜边上，有一著名寺院——支提寺。当时的住持心严法师就是个“接头户”。在支提寺下院的灵峰寺正门天王殿弥勒佛龛的龛顶正中，还藏着一个由红五星、稻穗、牡丹花组成的另类标志。这是接头的暗号。支提寺及下院灵峰寺、天峰院都是独立师的驻地，天峰亭村还设有战时医院。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油画。（资料图）

1934年9月30日 在支提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的成立。当时独立师有1300多人，长短枪有940多支，机关枪、冲锋枪、花机关枪及自动步枪等自动武器有近20挺，驳壳枪近60支，其余大部分为步枪，还有些福建造的五响快枪。战士的米由苏维埃政府供给，每人每天一毛菜金，零用钱每人每个月二元。草鞋由部队部统一派发。指战员患病或负伤，送后方医院或当地政府负责治疗及费用。

农民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余为工人与士兵。其中一部分就有华境乡的农民子弟，也包含了来自华境、赖岭的余深德、高细瑶和谢兆量。

那时，战士们情绪都很高，经常开展缴枪比赛。每次战斗后，都会开全体会议检讨得失。向群众皆或买东西都很有规矩。红军经过某地，群众都会在路边送茶、或送东西给战士。

其后，独立师便在闽浙边界等地浴血奋战。

桃坑根据地之霍童镇桃花溪村 。（资料图）

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3月，离独立师成立6个月，这支部队便伤痕累累地回到了桃花溪、华镜和梅坑一带隐蔽休整。此时，独立师主力锐减至三百多人。

这是国民党正规军对闽东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苏区分散的游击战根本无力抗衡国民党正规军十万重兵的清剿。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临时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原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陈铁民、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叶秀蕃、原福安中心县委委员施霖及宁德县委书记范铁民等同志也都是在这时期英勇牺牲。许多同志被活埋、熏死、烧死。

（资料图）

在它的诞生地桃花溪地区，以及华镜乡，家乡人民热忱拥抱了满身伤痕的子弟兵。1935年9月，叶飞、陈挺等率领独立师100多人在巫家山村隐蔽休整。毗邻桃花溪地区的华境乡，在叶加如（寿宁南阳区院坪村人）、林金红（福安穆阳人，后北上抗日）等共产党员领导下，先后在外坪、卜龟岭、坑头洋、镜兜、白叶洋、华云、巫加山、濑岭、铁牛栏等村建立9个地下党村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红色基点村，为独立师提供了最强大的后方支撑。

在敌人对红军游击队大后方实行经济封锁时，许多同志宁可饿死在山上，也不向敌人投降。华镜乡的群众把粮食藏在竹筒中、灰粪里，盐巴融化在衣服里，把日用品装在双层底的煤油箱内，瞒过敌人岗哨的检查，送上山来。有的群众上山砍柴时，宁愿自己挨饿，把午饭留给游击队员吃。

闽东红军独立师展陈馆、红军雕塑。（资料图）

对于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如何反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叶飞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

“闽东地区红白对立不尖锐，我们还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但供给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枪弹药品等，还供给我们情报，回到白区又替我们宣传。此外，我们还在经济战线上对敌人展开了反击。我们提出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粮食不准运到白区。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就有武力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派；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就发动群众‘推、拖、避’。党还领导群众开展了‘五抗’斗争，当青黄不接时，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分粮斗争，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

我们对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变，一般都是到白区。抓土豪，根据地内则采取“借款”的办法。各县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福安规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动产的百分之二十为标准。这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容易筹集到款项。”

闽东独立师红军雕塑。（资料图）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叶飞率闽东独立师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等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独立师一离开，红白力量对比便发生了变化。反攻倒算的狂潮席卷根据地。范铁民牺牲后，血腥杀戮令接任中共宁德县委书记的丁进朝更是小心翼翼。他隐蔽在巫家山，得到畲族群众很好的保护。华镜乡各村党组织也在他精密部署下，全部转入地下，交通、送信、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送粮等无所不能。

因此，那时华镜乡的各村支部还保持着各支部正常的系统运作：有程序化的发展党员，有目的性的开展工作——

华镜乡各个村支部在斗争中，发现审查考验发展对象，再由华镜区委或工作团干部找本人进行个别谈话，查问家庭情况与本人历史、社会关系等，进行党的目的任务教育。那时的发展对象大都不识字，因此也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之类的文字程序。最后，发展对象是否可入党，要经区委根据考核的情况进行审查、批准，即可成为正式党员。同时对新党员提出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既简单又严格：一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开会按时到。二要坚决革命到底，不怕死、不投降；被捕后，骨头要硬，不自首。三要大公无私，摒弃家属亲朋等私人关系。四要内部公开，外部秘密。

华镜乡党组织还规定各支部的任务有：一、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反动派。还研究打土豪做财政，支援游击队。二、研究夺取敌人武器，收缴抢支，增强武装力量。三、侦察坏人，镇压反革命，消灭反动派。四、研究发展红军对象和选择积极分子。当然，红军或游击队来村里驻扎时，还得发动群众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送粮等。

作为中共宁德县委书记的丁进朝，从小念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从事过地下交通站的建设，常常以商人身份到敌占区去收购子弹、药品和相应物资，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还先后担任过村支书、区秘书、区委书记、宁德县委书记和闽东特委委员。多层的历练令他在经营华镜乡根据地时，也有了丰富的经验，令各村支部建成了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在这基础上，丁进朝出色地组织地下交通网络，及时掌握敌情，使游击队在桃花溪、华镜区域闪展腾挪，来去无踪。国民党宁德县长钟干丞也因为“剿共”不力而被撤职查办。

所以，在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北上后，华镜乡随之变成留下来开展工作的闽东党组织与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区域。

影视剧照。（资料图）

在这样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偏于一方的赖岭铁牛栏自然村进入了闽东党组织与武装力量的视野，就在这里，闽东特委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丁进朝也由此逐步进入闽东特委的核心层。

这是什么样的特别会议呢？

原来，到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后方根据地武装力量受到削弱，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更是有恃无恐，中共闽东特委决定重建武装，以适应斗争的需要。

1940年12月，省委特派员王一平在铁牛栏村主持召开闽东特委会议，宣布左丰美任闽东特委书记，传达省委“隐蔽精干，防止突然事变”的指示。会后宁德县游击队与省委武装班队伍合编为特委机关教导队，50多人，跟随左丰美、王一平、黄垂明在宁德一带活动。而丁进朝则率闽东游击队主力30多人在福安活动。

1941年3月，闽东游击队支队长雷成太叛变后，闽东干部和武装在左丰美和丁进朝的率领下向闽浙边地区转移。7月，队伍全部来到屏南与建瓯交界的大王山上，中共闽东特委考虑队伍全部离开闽东对革命发展不利，决定丁进朝等20多人回宁德坚持斗争。

此后，闽东党组织的工作实际上由丁进朝主持。他再次回到了赖岭铁牛栏自然村。就在这时，闽东发生了一场大刀会暴动。

红带会用过的梭镖。（资料图）

这个大刀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呢？

按当时的《闽报》记载：那时的闽东广种鸦片，遍设烟馆，豪绅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侵占蔗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赤贫化现象更令许多农民挺而走险，上山为王，据岛为盗，打家劫舍，闽东一时土匪如蚁。而国民党驻军——海军陆战队更是集北洋兵痞与土匪之大成，在“闽人治闽”的幌子下，巧立名目，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因此，闽东早就有的群众武装组织——大刀会，以保家防匪为目的的的同时，与地主民团、地方武装保安团以及国民党正规军及红军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错综复杂。

叶飞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载：“闽东的大刀会很普遍，福鼎等地叫大刀会，福安、宁德等地叫一心会，寿宁、连江、霞浦等地叫红带会，尽管名目不同，实际上都是有古老传统的武装组织，具有群众性，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一般以保家防匪为号召。地主阶级除了组织民团作为镇压群众斗争的反动武装以外，还利用大刀会欺骗群众，与工农游击队为敌。大刀会徒众虽以原始武器梭镖作战，但临阵前念咒语，喝符水，如醉如痴，一拥而上，此种凶猛的密集冲锋，确实势不可挡。白军民团出动，如果加上大刀会配合，就十分猖狂。”

大刀会的疯狂性曾让游击队蒙受了很大损失，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江平同志隐藏在一个草寮里养伤，被大刀会发现活活砍死。江平同志牺牲后，叶飞回忆说，他们立即找了一些受党影响的大刀会法师座谈，研究对策。法师说，大刀会徒众所以勇猛冲锋，一是迷信“刀枪不入”的法术，冲锋时奔跑走动不易被子弹击中；一是临战前吞食符水，画符的朱砂起了作用，兴奋得如醉如痴。但是药力不能持久，也不能跌跤，不能浸水田，跌跤和冷水刺激都会使药力失去作用。闽东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以及大刀会主要使用梭镖的特点，确定了打法：地形选择于隘路或水田，勿使大刀会徒众蜂拥而来，迟滞其前进。

1935年2月，大刀会配合国民党霍童教导团、民团大举进攻梅坑苏区。游击队按叶飞的指挥，战斗队形采用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前一人持竹叉，后两人使用步枪，或前两人持竹叉，后三人配备长矛两枝、步枪一枝；战斗时以身强力大的队员持竹叉，叉住大刀会先头人员的脖颈儿，挡住他们前进，然后使用长矛、步枪反击。按此打法，果然每战必捷。

但大刀会的普遍性和群众性迫使闽东党组织思考：与大刀会严重对立，是不利于争取群众的。因此，闽东革命武装在早期创建时，一种是通过经济斗争来发动军事暴动，另一种是通过改造群众武装“大刀会”，使之成为革命武装。福安中心县委曾决定：以大刀会的形式组织工农赤卫队武装。而由范浚同志创建的红带总会人数达10万之众，也成为闽东革命武装力量坚强一翼。

1984年福安县委在狮峰寺立闽东红带会总部成立纪念碑。（资料图）

这年冬天的大刀会暴动，遍及闽东各地，参加者有数千人。1942年春季，丁进朝在赖岭以原有的游击队员为班底，再将参加大刀会暴动的老区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70多人枪的闽东游击纵队。纵队下设3个支队，吴安秀任纵队长兼第八支队长，叶忠、黄尚灼分任第七、第九支队长。这支游击纵队在丁进朝等的率领下频繁战斗于宁德西北部山区，队伍迅速扩充至100多人枪，声势渐大。

但接下来丁进朝和闽东游击纵队遭遇了“霍童惨案”，其牺牲惨烈之状，至今依然触目惊心，余波震荡——

闽东游击纵队的出现令国民党及其恐慌。1942年10月初，国民党增调第107师319团及省保安第十团，进驻霍童“围剿”闽东游击纵队。1943年1月，国民党霍童驻军以合作抗日之名，将闽东游击纵队诱骗下山，丁进朝、叶忠、黄尚灼等72名游击队队员在霍童被敌人集体杀害，史称“霍童惨案”——

霍童惨案遗址碑文。（资料图）

“公元1943年1月6日，时值小寒。霍童溪畔阴云密布，寒风刺骨，行人稀少；就连霍童街头那棵终年叽叽喳喳的大榕树也突然沉寂了。不祥之兆处处可感。昨天还和友军同坐一条板凳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国军107师，突然变脸，将我游击纵队指战员缴械抓了起来，并且当天下午就操起了屠刀。

瓮窑的空地埋下72根木桩，架起5挺机枪，成了一个刑场。士兵们把游击队员押到这里，绑上木桩，要大开杀戒了。一个小队员哭了起来，同样被绑的中共闽东特委负责人丁进朝大喊：‘不要哭！做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死了，活着的人定会为我们报仇！’凶神恶煞的士兵将丁进朝和第九支队长黄尚灼拖出几步，用手枪从背后射杀了，游击队员齐声抗议，骂声四起。这时，机枪响了起来，枪声夹杂着骂声响彻了霍童镇，等一切声响平息下来时，72名游击队员倒在了血泊中。雨水滴在灼热的枪管上，嗞嗞作响，敌酋下令割下丁进朝、黄尚灼的头颅，挂上霍童溪畔路口的大榕树示众。

1月8日，国民党顽固派又将游击纵队纵队长吴安秀以及从坑头、华镜抓到的11名游击队员在彭家墩杀害。吴安秀死得极惨：他是被107师职业刽子手用马刀砍掉双臂、双腿，又剖开胸腹掏出心肝杀死的，他的头也血淋淋地挂上了大榕树。

……

游击队员谢慈金被地主武装从山里搜出，连开两枪打死；她的头颅被专程送到霍童，与丁进朝、黄尚灼、吴安秀悬在了一起。

前后4天，85人被杀，4人枭首近半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啊!不像军队所为，恰似恶魔行径。

岁月如梭，不舍昼夜，‘霍童惨案’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世纪。85个死难者中21人没有留下姓名，大部分尚未成婚，有家室的只有8人——而今其妻儿也几乎全部离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孙辈人了。

……”

——摘自《鬼雄吟》

烽火故事 代代相传。（资料图）

过去闽东极为贫穷，人死后没钱做墓，便在荒野搭个草寮，将棺材置于其中，经过多年风吹雨淋之后，寮塌馆腐，后人便将尸骸放在瓮里，继续置于野地随寒风酷暑。这便是旧时穷人的命。霍童惨案多年后，有心的霍童人便将72名游击队员的尸骸置入瓮中，而放置瓮的地方就是当年的杀戮地，霍童人叫这地方——瓮窑。杀戮当日，这块地处处血流成滩，此后成血刹之地，无人敢耕。

当我写下“霍童惨案”这四个字时，我的心情是难以释怀的沉重。那个小队员在临刑前的哭声和丁进朝面对小战士的喊叫声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面对这些“都没了”的战士，我们该何以祭奠？曾经参加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下）创作的程沛森先生，五年前创作了以“霍童惨案”为题的纪实文学作品《鬼雄吟》。如今他已是花甲之年，每次来我办公室，有意无意间都会聊到“霍童惨案”，聊到深处都是几近捶胸顿足。如今重读《鬼雄吟》，依然字字泣血。

当我写这份稿件时，才知道，那位喃喃自语的姆婶也已经在2021年辞世，闻听，心中有些莫名的怅然。

“都没了、都没了……”有时细想起来惊心动魄，有时不去想却依然牵肠挂肚——

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农民大都朴素，他们表达语言的方式也大都短促和含蓄。她的潜台词或许是想对我们说：不要忘记这些“都没了”的人，要善待这些人的后代……

九贝公路局部。（资料图）

赖岭再出发。一条血色的红色九贝路，逶迤盘旋间，满山的映山红年年滴血绽放，开得格外浓郁，芬芳扑鼻。

“不要哭！做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死了，活着的人定会为我们报仇！”丁进朝在临刑前与小战士的赠别遗言，字字滴血，豪气冲天，回荡在这条血色九贝路的山间，久世不绝。

如果你问我，这个时代念念在兹的“初心”是什么，我想说，那是因为有了余深德、高细瑶、谢兆量和丁进朝……

丁进朝牺牲时年41岁，未婚，有嗣子。

黄尚灼，霍童人给他取个外号叫“敢做”。堂兄黄尚鉴送劝说信给黄尚灼，被他当场处决。牺牲时33岁，有一女一子。

从赖岭走出的这支部队——闽东游击纵队曾经叱咤风云，但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很不幸成了“霍童惨案”的主角。但值得庆幸的是，在瓮窑原址上，如今已经建起了“霍童惨案遗址”，供后人瞻仰。

明年1月，是“霍童惨案”80周年祭，当是记。

蕉城霍童石桥。（ 谢书秋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