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男海 当代世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思考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中国首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说明中国领导集体对海洋问题的高度重视。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

一、适应世界海洋竞争形势的需要

自199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对本国海洋战略进行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调整仍在持续，其中尤以美俄日三国的行动引人关注。例如，美国提出了《21 世纪海洋蓝图》和《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俄罗斯提出了《俄联邦海洋学说》，公布了俄在“北极”和“南极”的政策，以及《俄联邦海洋工作发展战略》等。日本发布了《海洋白皮书》、《21 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等。由于各国海洋战略的调整，新世纪世界海洋出现了新的竞争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十八大文件，这是中国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表明中国要参与海洋开发和竞争的积极愿望和姿态。

二、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需要

历史上许多国家依靠海洋崛起，尤其是某些世界强国。当然，对于其当年的炮舰政策和殖民掠夺行径，要给予坚决否定，但其借助海洋发展自己的思路和某些合理的做法则值得借鉴。特别是今天，海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被认为是除陆地之外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海洋的经济价值。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世界贸易总值70％以上来自海运，全世界旅游收入三分之一依靠海洋，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等。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同样需要借助海洋。

三、维护自身国家海洋安全和权益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海洋曾经长期被视为一道安全屏障，因为那个时候，对中国封建王朝造成威胁的主要还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然而，这种局面至近代被打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除了来自陆地上，更多的是来自海洋。从1840至1940年的百年间, 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之多,这种惨痛教训值得永远记取。目前，尽管中国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但中国仍面临海洋安全问题，其中既包括海上传统安全，如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等，也包括海上非传统安全，如海盗和恐怖袭击、海洋自然灾害、海洋生态问题等。要解决上述问题，有赖于中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升中国海洋综合实力。“弱国无外交”、“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和将来依然适用。

四、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说到维护世界和平，必然涉及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部海洋法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该法是当时世界各国博弈的产物，但从总体上看，它还是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愿望，打破了少数国家控制和垄断海洋的局面，同时也为海上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该法仍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对某些制度的表述过于笼统、含糊，在实践中引发了各种海洋争端与纠纷。对待海洋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海洋法的首批签字国之一，中国首先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联合国海洋法》的权威性，以构建和谐、和平的海洋世界。其次，中国又有必要在实践过程中，与世界各国合作，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加以修改和完善，使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有助于中国上述目标的实现。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有利因素

一、具有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背靠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大陆岸线长1.8万公里，岛屿岸线长1.4万多公里，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可管辖的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其中享有完全主权的内水和领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享有部分主权权益的海域面积260万平方公里，包括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中国还有数百个优良海港，特别是辽阔的大陆架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天然资源。这些都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宝贵财富。

二、曾创造灿烂的海洋文化

考察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并非一直封闭，也曾有过对海洋的憧憬，并创造出辉煌的海洋业绩。除了人们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还有一条更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路形成于秦汉，历经三国和隋朝，繁荣于唐宋时期。它起于泉州，经东南亚至印度洋，再由阿拉伯海分别至地中海、北非、南非地区。特别在明代，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80多年，最远曾到达非洲东部、波斯湾和红海地区。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堪称世界一流。事实证明，中国人曾创造过灿烂的海洋文化，只是没有保持下来并发扬光大。以后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中国一步步走向了闭关自守。而在中国放弃海洋之时，西方正式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要建设海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其他要素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得以持续。2003年至2011年，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仍达到了10.7%的平均增速。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些数字表明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走向海洋的物质条件。

四、相对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在建国后的很长时期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局势及未决的边界争端等多种因素，中国曾交替或同时面临着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即海洋和陆地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国面临的海洋威胁开始缓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此时也是中国真正走向国际社会的开始。冷战结束以后，来自中国北方的陆地威胁终于得以解除，其后中国相继与多国建交和复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阶段。从目前看，虽然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国面临的来自海洋的安全压力在上升，但总体上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平环境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周边局势仍处于可控范围，这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人的海洋意识相对淡薄

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一直是“重农轻商”、“重陆轻海”、“陆主海从”，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思想和能力始终被弱化。时至今日，受传统的“重陆轻海”思想影响，中国普通民众的海洋意识依然淡薄。例如，国际海洋法已诞生多年，但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大学生仍然只知道中国国土有960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海域，即“海洋国土”或“蓝色国土”，以及在世界海洋中还有2.5 亿平方公里国际海底区域为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种状况显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二、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争议问题不断复杂化

争议主要涉及中国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有两个，一是钓鱼岛问题，2012年因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购买该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引起中国强烈反对和抗议，中日双方争议不断升级，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方面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而日本方面主张按照中间线划界，这一问题又涉及两国在东海石油天然气开采上的分歧。上述两个问题与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起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南海问题是南海诸岛及其水域的归属问题，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国七方”[1] 争议问题。目前的现实是：南海诸岛多数被越、菲、马占据；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主权与资源争端时有发生，“黄岩岛”事件就是其中一例。此外还有中韩海上划界争议、美国飞机和船只抵近侦察等。

三、大国及地区强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角逐不断加剧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也是大国及地区强国势力战略竞争和角逐不断加剧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战略调整。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其目的显然是防范和抑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以维系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权优势和亚太事务的主导权。为达此目标，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防卫范围；加强对台军售，提出以台海为背景的“空海一体战”构想；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不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借印制华，等等。美国的战略调整无疑对中国海洋战略空间构成挤压，使中国的海洋安全压力增大。除美国战略调整外，印度还提出了“东向战略”，将战略触角从印度洋伸向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广大海域，俄罗斯则力图重返金兰湾，这些举动更增加了亚太海上问题的复杂性。

四、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

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传统安全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二者相互交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目前中国面临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如猖獗的索马里海盗严重威胁海上交通线，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船只或船员也深受其害；二是海上各类有组织犯罪，如海上走私、贩毒、偷渡、贩卖人口、武装抢劫等；三是海洋自然灾害，如台风、海啸、地震、风暴潮等，中国尤其要防范类似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泄漏灾难发生；四是海上事故，如船舶、飞机失事等；五是海洋生态问题，如海洋气候变暖、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退化、海洋多样性消失等。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思考

一、全面提高中国民众的海洋意识和素质

要建设海洋强国，首先要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为此，相关部门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海洋问题的研究，大力宣传、普及和推广有关海洋的知识，加快海洋人才培养和专家队伍建设。在进行海洋基本知识普及的同时，应注意加强中国海洋基本国情和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海洋科学知识的主要载体的地理课程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出现弱化倾向, 应予扭转，在大学课程设置中，也应增设海洋基础课程。尤其在沿海地区，应采用多种形式传播海洋知识，如开办海洋论坛和网站，举行海洋知识和航海航模竞赛，组织海洋夏令营、海洋日和海军节活动，增建海洋博物馆和海洋水族馆等，使海洋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协调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态等

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实力基础。要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开发海洋资源，但目前许多资源大都藏于世界深海大洋之中，这就需要掌握深海勘探和开采技术，还要配备先进的仪器和装备，而这又要依赖海洋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要求科研走在前边。实际上，现在许多海洋产业本身就需要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科技水平转型升级，如造船业。而海洋开发、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发展方向更要求“绿色”，如海洋新能源，包括海洋的风能、水动力能源、海洋生物能源等。所以，这几个领域需要协调发展，即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人和海洋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稳步增强海洋国防力量

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建设海洋强国就属空谈。近年来，中国海军力量有了稳步增长，战斗力水平不断提高，为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安全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穿越第一岛链进行军事训练，赴亚丁湾为中国船队护航，赴地中海为利比亚撤侨行动提供保护，参与海上救灾等。未来的中国海军将被赋予更多的历史使命，中国还将继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但是，中国的海军建设，其目标依然是有限的，并非追求目前美国和当年苏联那样的全球超强海军。因为中国向海洋发展，并非要成为“海洋国家”，甚至也不是陆海并重，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属性决定了中国的战略重心将始终依托大陆。再有，不追求霸权和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也决定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的有限性。

四、妥善处理中美关系

在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走向海洋要面对与世界第一海洋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进入新世纪，由于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美国开始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和平目标产生深刻疑虑，这在美国实施战略东移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突出表现。为防范中美海上“安全困境”升级，以致发生海上冲突，中美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自90年代后期建立的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通过战略对话、人员互访、政策协调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增进相互理解，缩小分歧。中国应重申一贯的立场，促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钓鱼岛和南海等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但并非挑战美国的海上势力，也没有从亚太驱除美国的意图。另一方面，中国也应理性应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洋问题，并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可以预测，中美两国通过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缓解海上安全困境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中国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耐心。

五、积极应对中日钓鱼岛争端

2012 年本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 周年，但中日关系却因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而急剧恶化。中国迅即采取反制行动，通过领海基点、基线及白皮书的公布和海监船的常态化巡航等，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企图单独控制钓鱼岛的局面，压制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自日“购岛”以来，中日关系滑入低谷，呈现“政冷经凉”状态。由于日本放弃既有政策的可能性较低，钓鱼岛问题有可能成为两国长期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从长远来看，钓鱼岛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目前，双方可以借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交往模式，加强各界人士的“民间外交”，争取“以民促官”。两国学者也应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等影响中日关系问题的研究，寻求各种破解方案。

六、谨慎处理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的主因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利益的侵占，而域外势力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由于南海问题涉及各争端方切身利益，该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由于南海问题牵涉周边国家较多，中国要坚持双边谈判与协商原则，力避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并防止东盟形成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根据南海岛屿岛礁的类别，中国应探讨各种不同管控方式，持续扩大南海维权范围和力度，黄岩岛事件的处理模式可资借鉴。在国际舆论方面，中国应加强宣传与引导，如重申南海航行自由原则，保证他国无害通过等，必要时应发表南海问题白皮书。为防止南海问题多边化，中国要稳妥处理与美、日、印、俄、东盟的关系，区别对待越、马、菲，并应积极参与南海地区包括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合作等。

[1]“六国七方”为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