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军事学院 外军志丨追溯现代军事教育之源：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1806年10月，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军自勃兰登堡门开进柏林时，他送给普鲁士的条约是削去其一半的国土和人口。意气风发的拿破仑恐怕不会想到，当时被他踩在脚下的对手，会在将来以相似的方式完成复仇。在1870年9月的色当战役中，由老毛奇将军领导的普鲁士军队在经历一系列调整部署后一举击败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麾下的法军主力，并迫使法国不久后投降。1871年的签订则宣告了普法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由德意志各州联合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以及新生的统一德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确立。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惨败使普鲁士丧失一半国土和人口，却也让普鲁士痛定思痛，决心改革。图为1806年法军占领柏林后，拿破仑通过象征普鲁士军事胜利的勃兰登堡门。从被拿破仑征服到完成德国统一，短短60年时间完成攻守之势的逆转，普鲁士军队厥功至伟。那么，普鲁士军队是如何崛起的？7月17日，美国智库战略桥发表了美国陆军军官洛伦索·鲁伊斯的文章——，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突然崛起主要应归功于普鲁士人在19世纪通过制度化确立的三次军事教育改革：阶梯式的分层教育；拓展丰富的广域课程；极受重视的历史研究。鲁伊斯相信，这些改革就是普鲁士人在战场上制胜的法宝，并且仍然是当今军事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澎湃新闻摘编如下，以飨读者。通识教育：培养现代战争领导者之关键1806年10月，色当战役发生的64年之前，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斯塔特一线同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对垒。尽管普鲁士军队管理严格且训练有素，且在总兵力上居两倍优势，却仍遭到法军横扫。这场失利摧毁了普鲁士人对自身卓越军事才能的幻想，但也让幸存的军官屈辱地意识到：战争已然改变，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惨痛的失败让普鲁士人明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普鲁士军队无法有效地动员，制定作战计划，也无法做出有效协调，进而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由此，耶拿战役成为普鲁士军队推动改革的催化剂，并为七十年后色当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石。作为普鲁士军队改革之父，格尔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少将亲眼目睹了普军在耶拿战役中所受的屈辱。沙恩霍斯特出身贫寒，但颇有教养且自强不息。因其学识广受赞誉，他受到普鲁士国王的任命来领导整个军事改革委员会。沙恩霍斯特不认为军队可以幻想像拿破仑一般的军事天才在危急关头降临，那无异于坐以待毙；恰恰相反，他相信能够取胜的军事才能可以通过教育加以培育。因此，他领导的改革旨在从皇室贵胄手中夺回军官的任免权，以建立一个不看出身，而是通过教育来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制度。沙恩霍斯特主导的军事改革为参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普鲁士在欧洲列强包围中崛起的关键。在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军事学校，服役前的军官接受训练并学会服从。耶拿战役证明了仅仅执行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军官们必须通过审慎且具有批判性的考虑后再规划军事行动并执行。沙恩霍斯特坚信更高水平的教育所能带来好处，并于1801年在柏林建立起军事协会时，就特地设立了专门的学习场所。这个协会推动了思想的自由碰撞，并促进了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如今，相似的模式依然可在许多智库中看到。沙恩霍斯特将军将高等教育的概念纳入改革之中，建立起了阶梯式的军事教育体系，以满足不同层级军官从战术应用到战略制定的不同需求。普鲁士军队的学校系统包括了少年军校、军事专业学校、柏林军事学院的三级体系。少年学校提供基本的军事指导，其目的是灌输纪律意识并教授一般的军事知识；军事专业学校则在诸如火炮、战术和管理等领域提供军事技术指导，其目标是磨炼特定领域的军事技能；战争学院是军队建立的第一所战争学院，它注重培养战略性和批判性思维，其课程涵盖了通识教育、军事战略。此外还包括科学、政治、经济和历史。沙恩霍斯特认为，通识教育是培养拥有在现代战争中解决问题能力的领导者的关键。正如普鲁士因其过时的军事系统和战争策略被拿破仑的军队击溃，耶拿战役展示了战争适应性的重要性。沙恩霍斯特得出以下结论：理解战争并突破僵局所需要的是批判性思维——那种能够质疑现状，分析问题并促成解决方案的思维方式。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通识教育。他和他的继任者通过在课程内容中加入文科和科学学科的方式，使军队的教育范围大为延展。美国第一任教育厅长亨利·巴纳德博士1872年对普鲁士军队课程的回顾纪要显示，除特定的军事科目外，普军还十分重视外语、哲学、地理、化学、物理、逻辑、文学和历史等科目。 即使在二战中，德国国防军军官的综合素养也曾令美军惊叹。在德国军事教育理念中，战争既是科学也是门艺术，只有具备良好的哲学艺术修养的人才能拥有广阔的想象。其中，普鲁士军队的教育认为历史研究对培养军事决断力至关重要。学员每周都在战争史上投入至少七个小时的精力，比军事学院中开设的其他任何科目都要多。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如1815年至1860年代的普鲁士，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作为对战争经验的替代。通过对历史学家豪约・霍尔本所描述的“环境复杂性”的学习，军官学员们在军事史课程中加深了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著有的普鲁士作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是一种结合战争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学生，在他管理军事学院的期间，也延续了对历史教育的重视。阶梯式培养：新文化根植总参谋部三次军事教育改革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的基础，总参谋部被豪约・霍尔本称为是“军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60年里，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系将破陈出新的文化根植在了总参谋部。学员们通过学习和尝试不断进取。他们不断改进指挥方式，用以匹配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形势的多变。他们发展诸如铁路和电报等技术来为新的战略理念提供支持。以铁路为例，尽管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在19世纪兴建铁路，但普鲁士总参谋部有远见地规划了整个铁路线的布局，使其能够为未来的军队部署提供有力支持。总参谋部对自身短板的反思和未来战争的思考催生了普鲁士军事事务的改革。铁路对于陆权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普鲁士总参谋部很早就介入北德意志铁路网的规划，为其在战时赢得优势。普鲁士军队的教育系统培养出了使普鲁士在19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大批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当属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虽然并不被所有人都视作为军事天才，但他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培育出了一支高度有序、战略出众、士气振奋军队，并一举击败了法国人。毛奇对战争不可预测特性的深入理解使他只发布少数最核心的命令，这要求下属在战场上充分应用自己的判断力，并发挥主动性。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能够制定合理的计划，审时度势进行人员调度，通过成功的战略部署，最终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的改革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效仿。通过对普鲁士军事院校系统的仔细研究，巴纳德博士发现：普鲁士之所以在欧洲军事强国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遍布全国的教育体系，以及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推行的使军官成为军事教育和军事科学领域领导者的计划。巴纳德博士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伊始，普鲁士的这套体制也影响了美国军队的教育系统。沙恩霍斯特改革的着重点，即通识教育和阶梯式的培养体系，仍然是美国军队和许多其它现代化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