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 “海外民运”哪儿给钱多去哪 逢中必反遭华人唾弃

纽约法拉盛街角的一幢小型商厦，一家“民运”组织的标牌藏在一堆商业广告牌里。

“他们现在在哪儿？”去年年中，有美国媒体联系采访数名“民运”人士，一一介绍他们的背景和现状，或许是这些人远离聚光灯太久，以至于该报道也用这样的疑问做标题。“20年前，中国民运分子在德国等欧洲城市，可谓呼风唤雨，许多人就像‘明星’”，一名前“民运”组织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今“民运”人士早已风光不再。“衰弱期”“被遗忘”“为了钱而投靠台湾”是对他们的新描述。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在中国跨越式大发展和外交空间不断拓宽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被称为“欧洲民运大本营”的德国，还是“海外民运大本营”的美国，“民运分子”的影响力已基本谈不上，他们的“政治热情”实际已被生存焦虑吞没，在当地主流媒体以及华文媒体上甚至已经鲜见其踪迹。仅有的一点消息也与他们的内斗有关，或者是他们“逢中必反”的表演。他们当年背叛了祖国，后来又被海外周围社会抛弃了第二次。他们为当年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哪儿给钱多去哪儿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一段时间里，法国曾是中国“民运分子”的聚集地。随后，许多人从法国去了美国，据说主要原因是美国给的钱多。从之后“民运”的演变看，其内部斗争多是围绕权力与财政进行追逐：因为欧美各国基金会或各种官方、半官方机构对“民运”的经济支持，是按其组织规模、掌权人物来定多少的。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民运分子”在欧洲的影响力越跌越惨，获得相应经济、政治支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在法国的“民运分子”开始选择与“藏独”“疆独”勾结，以获得出镜率。

就个人而言，“民运分子”渐渐难以获得欧洲国家当局经济支持，常常只能得些普通政治难民经济补贴。以在法国定居的任畹町为例，他年岁已大，属于退休状态，但由于没在法国工作过，因此拿不到退休工资。现在每月法国给予他一般政治难民的生活补贴，月补贴不到1000欧元，为衣食住行等开支，这点钱很紧张。

当然，如果自己努力去赚钱，还是有可能改善生活状况的。像严家其这类研究型异见人士，法国会给予一个社科研究机构的岗位，给一份工资。也正因为经济压力，一些“民运分子”逐渐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开始与大陆做起生意。如有些人在做了一段时间政治难民后，加入法籍，相当于洗白了自己，然后凭新身份回国或在法国与中国做生意。

更明显的是，“民运”组织在法国等西欧主流媒体上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种专门对华广播并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媒体外，很少看见或听到主流媒体报道他们的活动或言论。在华文媒体方面，随着过去对中国大陆有明显敌视倾向的《欧洲日报》停刊，除一份法轮功背景的免费报纸外，几乎见不到什么报刊还发表“民运分子”观点。

“民运分子”的生活圈子也在缩小。西欧的华人、华侨主流圈子是亲中国大陆的，法国的几十个重要华人社团，几乎没有一个接纳、接受“民运分子”。据说在一些事关华人、华侨利益的问题上，“民运”组织曾经与一些重要的华人社团商量，希望一起向法国当局提诉求，但遭到这些社团一致拒绝。一名社团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绝对不和这些人掺和，因为这会危害到华人社团的根本利益。

“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鬼的”

在被称为“欧洲民运大本营”的德国，像“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等“民运”组织，都设有总部或分部。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仍不断在谋求营造影响力。

一名前“民运”组织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20年前，“民运”人士在德国大受欢迎，所到之处受到媒体、政客和人权组织簇拥。那时，“民运”人士多达数千人，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运”组织一年预算有150万美元，一个大型活动参与人数可以达到数千。但没几年，“民运”就进入分裂期，争权夺利，互相背后拆台。

前几年的“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就是“民运”人士活动的结果。之后，“德国之声”几乎成了“民运”人士的发声筒。但去年8月，“民运”女记者苏雨桐被“德国之声”中文部解聘。“德国之声”发言人霍夫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国之声”致力于报道多元化声音，“我们不能只有异见人士的声音”。 个别“民运”人士甚至当起间谍。去年，德国下萨克森－不莱梅州一家法院判决，一对中国夫妇必须偿还德国政府约4万欧元的社会福利费，因为他们1990年到德国申请避难，多年享受各种社会补助，却被警方发现同时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汇款，总额超过10万欧元。

“民运”人士的影响力进入“衰弱期”是必然结果。一名研究中国“民运”的德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现在，在德国活跃的“民运”人士屈指可数，公开的也就几十人，许多负责人已经“洗手不干”。像前“民阵”主席修海涛，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我的民运路》，讲“海外民运”从兴起到没落的过程。书中，他把“民运”队伍的人员概括为“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鬼的”这样的“四有人士”。

现在，修海涛是德国《华商报》主编。《环球时报》记者翻开这份报纸，没看到有关“民运”的内容，反而多是关于中国的正能量内容。据称，由于这份报纸办得“正”，企业也爱在他的报纸上投广告，但一些“民运”人士称他是“最大的叛徒”。

一名德国学者认为，“民运”人士影响力大减，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做生意，而不想因“民运”受到影响。所以，对“民运”人士的支持大不如前。同时，中国在民主、人权和法治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民运”人士的价值已下降到最低点。

内斗从未间断

美国一直是“民运分子”非常活跃的地方，但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只有美东地区还有一些“民运”活动。在洛杉矶等美国其他地区，除了每年一次“例行公事”到中国领馆门前呼喊抗议口号外，“民运”组织基本没有其他动静。

在华裔社区，如果与年轻人谈“海外民运”，十有八九会一脸茫然，因为除了几个特定媒体，美国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华文媒体上已经鲜有“海外民运”的报道。即便在那个“民运”都要发声的日子，媒体报道也微乎其微。去年5月底，“美国之音”曾简要列举王丹、吾尔开希、李录、柴玲等人的背景和现状。6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介绍了几名“民运”人士的情况，主要也是柴玲、王丹等人。

从当年的颇有声势到现在几乎销声匿迹，“海外民运”的走势就是一条持续衰减的曲线。不过，偶尔也会蹦出几条“新闻”。比如柴玲，日前就因控诉同为“民运”成员的牧师远志明曾强奸过她，而在美国部分中文网络“红”了一阵。

细看“民运分子”的生活，柴玲是一类人的代表。当年她和丈夫经香港逃到法国后，很快离婚，然后赴美求学，与一美国人结婚，目前在经营自己办的公司。从学生到自食其力，是一些“民运分子”的生活轨迹。如此“转型”的还有李录，他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后，创办了一家风险创投及对冲基金公司。移居洛杉矶后，他不仅被传有机会接巴菲特的班，也经常参加中领馆和大陆侨团的活动。

柴玲在美国个人政治生活中的经历包括其在政治动乱中一些言论引起的争议，最终导致她在2007年起诉纪录片《天安门》的制片人卡玛;她信奉基督教后在2012年6月4日用英文发表“我原谅他们”;被同是“民运”成员的张菁起诉。最近的事情就是前文提到的，柴玲在写给教会的一封信中称，远志明1990年强奸了她。

纵观柴玲来美后上了媒体的几件事，每件都有浓重的“海外民运”内斗印记。香港曾经出版《海外民运大起底》，对此有相当细致的描述。可以说，自“海外民运”出现那天起，内斗就没有断过，甚至是内部相互抓特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已被历史抛弃

“海外民运”的另一类代表人物是王军涛。他目前担任一个“民运”组织的负责人。除同样涉身内斗漩涡外，这些年来每逢出现与中国有关的事件，王军涛或组织活动，或参加活动，或在特定媒体发声，一定会露面。

王军涛评论中国事务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中国政府做什么，中共做什么，中国都是一片黑暗，中国从来没有进步过。“逢中必反”是华人华侨给王军涛这类“民运分子”的定位。

为什么要“逢中必反”？王军涛的经济来源被一些“民运分子”公开过。“民运”人士刘刚曾写道，“1996年，王军涛聚集了几乎所有民运捐款，他成立的中国战略研究所每年仅仅从美国民主基金会就拿到40万美元。王军涛亲口告诉我，他从台湾军情局拿到的活动经费要远远多于从NED拿到的钱。另外，王军涛还从港支联、天安门纪念基金会以及各个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获得大笔捐款。”曾在“中国战略研究所”待过的刘晓竹与刘刚的说法类似。“民运”人士王希哲也很早就公开指责王军涛、王丹“拿台湾的钱做阿扁的狗”。

说起王丹，最近他的名字频频登上报端。王丹一开始流亡美国，2009年后在台湾高校任教。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王丹日前在社交网站脸谱上发文称，接到台南市长赖清德电话，对方盛情邀请他去台南长荣大学任教。该消息传出后，引起长荣大学学生热烈讨论。据了解，去年底，台湾“太阳花学运”带头者陈为廷因性骚扰丑闻而引起关注，王丹以“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声援陈为廷，引起很大争议。

一名台湾资深媒体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王丹初到台湾的“民运光环”早已褪色，目前在台湾，对他的评价两极化。“民运”人士曹长青曾在《自由时报》上批评他喜欢制造新闻。

“一场性骚扰风波，便串烧了台海两岸两代学运领袖!”香港《亚洲周刊》称，台湾清华大学在舆论压力下，已宣布不再聘用王丹。“有网民向政府施压不再签证给他。王丹对美国已失去利用价值，假如台湾也不要他，恐怕他会变成国际人球。王丹极爱面子，推说清华不再续聘他，只因经费紧张。”

从柴玲、王军涛的经历可以找到“海外民运”日渐式微的一些原因：内斗和逢中必反。特别是“逢中必反”、为了钱而公开与“台独”站在一起，应是“海外民运”被华人华侨唾弃的根本原因。在海外中文网上，对于“海外民运”有着深刻分析，“日渐式微——被历史抛弃的海外民运”一文写道：“……无论中国政府做了什么，民运分子唯一现实的反应就是骂街。这无关意识形态，无关政治，无关民主或者普世，仅仅跟他们的钱包厚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