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红红酒点评】昆明麻园的六个维度

马源丰富的质感和生命力，为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提供了无法复制的生活文化氛围。

记者资渔/摄

麻园杂乱无章，没有形状，没有秩序感，也没有规则。唐志冈将其称为“麻园尺度”。记者资渔/摄

苦果与现在的乐队成员合影。他已不再写“麻园尺度”的歌了。记者资渔/摄

杨洋1998年考入云艺。麻园是他记忆中极为深刻的存在。记者资渔/摄

云南艺术学院搬迁之后，麻园变得和其它城中村一样。小巷里隐藏着奇特造型的酒吧，白天，这些酒吧冷清寂寥。记者资渔/摄

现在谈论麻园，为时已晚。自2010年云南艺术学院搬迁之后，麻园变得和其它城中村一样，普通又边缘。

可对许多人来说，它到底又不一样。他们在此世居、学习、教书、买卖。他们看到的麻园，光怪陆离、五马六道，甚至藏污纳垢。它丰富的肌理和生命活力，曾为文化艺术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活现场和文化氛围。

追溯麻园，不是怀旧，而是反思——人文艺术教育和城市生活、历史的关联。

气味

村子是城市清醒得最早的单元，麻园亦如是。

在滇缅大道的车辆排起长龙、嘀嘀作响之前，麻园就已经在老太太们的窸窸窣窣中醒来。她们习惯在充满凉意的早晨穿得像熊一般厚实，走出家门，蹒跚在污水横流、残渣遍地的小巷道。

6点至7点，是在村子里走动的最好时段。晚一点，年轻女孩高跟鞋踏出的嘎哒嘎哒声将越来越频繁、急促；再晚一点，麻园小学和昆二十四中的孩子和家长们将会鼎沸整个村子；紧接着，商家和三轮车、摊子就会铺满整条街道，直到深夜。

麻园留给安静的时间很有限，但罗菲见过。他爬山回来——哥们失恋了，两人大半夜爬着枝条横生的山路，走到筇竹寺，看了看夜色下的昆明，又溜达了回来，已是凌晨5点。

罗菲在二十四中左拐走进小巷，在四层楼房的挤压下，巷道显得很局促。寂静的黑暗里，罗菲路过公厕，此时它的味道比白天更具侵略性；又路过一排烧烤摊，那里聚集着香味、沤味和腐味。接着，他看到一束暖黄色的灯光正从半拉的卷帘门内倾泻而出，一个中年男人安静地和着面——在这盏清醒的灯下，包子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生计。男人的手艺不错，罗菲时常从他手里接过两个香菇包或花卷，趿着木屐，踢踢踏踏地走进教室。

那是14年前的秋天，罗菲20岁，一个住在140元月租房里的大二青年。而现在他已是两个女孩的父亲，被人评价“对云南当代艺术的梳理和推广做了很大贡献”。他一直记得那团暖融融灯光下弥漫的烟火气，独属麻园。

麻园的气味很丰富。每到饭点，四楼飘来的香味令罗菲饥肠辘辘——严仁奎又在做饭了。

严仁奎是“老麻园”，1997年，17岁的严仁奎从昭通巧家考到云南艺术学院附属中学（简称“云艺附中”）美术师范专业。他原本打算从这所重点中专毕业后，回到乡镇教书，那是他的最高理想。

2000年，严仁奎从云艺附中毕业，他好生纠结：“是回去工作，还是去云南艺术学院继续念书？”他决定留下来，在麻园一住就是十年。他在四楼楼道里生着煤炉，等油烧热，扔一把姜蒜，丢几块肉片，再炸两个洋芋，日子就圆满了。

一楼还有个小佛堂，香火味若隐若现。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麻园村的老人们就会涌进佛堂，念诵佛号祈福消灾。每到木鱼响起之时，罗菲就从五楼跑到四楼，和严仁奎站在窗口，听着永无止境的“阿弥陀佛”，一听就是两年。后来，罗菲成了基督徒。

尺度

罗菲觉得，这里是个古怪的地方。

罗菲2000年住进麻园，一住四年。那四年里，麻园生长得肆意又野蛮。村民成了房东，他们发现自家的三层楼不够租，就加盖四楼、五楼。外墙潦草刷了颜色，窗户随意蒙块布。那几乎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在五楼，罗菲能看到、听到很多事情。

他画了一幅版画：房顶上，一个人正在踢球，他踢球的地方可以看到其它窗户里发生的事情，有人在做饭，有人在发呆，还有一些男女之事。回想那幅画，罗菲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说，这幅画算不上好；但他刻刀下的踢球人有着意味深长的身份——警察，踢球时，他的大檐帽丢在旁边。

警察并非罗菲臆想出来的角色。在麻园，罗菲看到过好几次荷枪实弹的特警。他不晓得他们来抓什么人，毕竟这里鱼龙混杂。

他还画了很多触目可及的小物件，麻园的生活容易将年轻艺术家导入穷困潦倒、为艺术献身的艺术英雄的情境和遐想里。“麻园的生活很底层，大家过得都很艰苦。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像今天这么大。”

“是学校，还是村子，分逑不清楚。”唐志冈觉得“学校跟村子混在一起挺好的”。住在麻园的学生“拽得很”，每到毕业季，唐志冈就得花上两三个下午，由学生领着钻街串巷，“亲自到他们的出租房里看画”。

学生分散居住在村子里，村子又长得乱七八糟，去过一趟想再去，却怎么也找不着。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住在乱糟糟、臭烘烘的角落里”，唐志冈觉得“有趣得紧”。更有趣的是，在麻园村里，“整个村子都是学校的后勤，都是我们的人”，要不是房东，要不是洗衣服的，要不是做饭的，要不是装框的。

在画布上，他看到的满是麻园。“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样态，基本上是麻园形状。”风景、人物、静物，甚至多媒体艺术，都是麻园。哪怕画几个色块，都是麻园的颜色。

麻园杂乱无章，没有形状，没有秩序感，也没有规则。“它的长、宽、高、体量大小，决定了艺术家以后的艺术样态和格局。”唐志冈将其称为“麻园尺度”，麻园虽小，但是“它深，它复杂，它丰富”。

严仁奎是带着唐志冈钻街串巷的人，也是唐志冈所说的那种“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艺术家”。他的毕业作品里，近30件以麻园人物为主。现在看来，画面略显苦涩。2000年之前，虹山一套房子才5万元，麻园村民大多守着自家那块地，种种菜，赚几块钱。后来房子的意义越来越重大，村民们变成了包租公、包租婆。

严仁奎任教云艺附中时，麻园又是另一番景象。2001年，麻园村一夜之间就能冒出数家网吧，“反恐精英”打得热火朝天。他时常带着学生们去村里写生，学生笔下的麻园更具戏剧性，“他们的叙事场景很魔幻，像在游戏场景里”。

枝蔓

麻园的生活很魔幻。朱兰芬已经对此司空见惯。自家街对面的酸菜猪脚火锅店墙角，一只被拴在栏杆上的小泰迪犬，见人就抬起前脚，身子直立，汪汪大叫，要求抚摸或“握手”。

朱兰芬同样被“拴住了”，她行动不便，整天坐在门口台阶，从纳鞋底到绣抱枕，东西总也绣不完，漫长的时日流淌过细密的针脚。她记得1972年从海源寺嫁到麻园村时，火锅店那儿还是一片桉树林，枝丫间悬挂着大喇叭，往南数十米，就是麻园小河和庄稼地。

1987年，她摔了一跤，在医院躺了五年。等她回到麻园，已经换了人间：自家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在林立的砖房里成了个异物。家里的四层楼房建于2006年，三楼住过一个外国人，四楼住过一个钢琴老师，每到周末，在这逼仄的小巷里，钢琴声显得清冽、奇特。

朱兰芬对“异物”已经见怪不怪，“根据地酒吧”与她一楼之隔。早些年云艺未搬走之前，她听到年轻人在那里彻夜狂欢，或号啕大哭。现在那里冷清了许多，夜色里，这栋刷着蓝漆、涂着红黄等色的两层小楼，孤独又安静地闪着小彩灯，像是外星人遗落的事物。

酒吧对面拐角处竖着木板，上面写着：“禁止倒垃圾！各位朋友你不经意的小事却是我的生存大事。恳请各位别故意砸我饭碗，我在此谢谢了！试问别人砸你饭碗你会以死相拼吧！”在“朋友”“恳请”“谢谢”一系列礼貌性用词的背后，透着要搏命的歇斯底里。

这种搏命，存在于麻园的一切形式里，创作、歌唱、买卖、交易……

《此站麻园》是“麻园诗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写于2008年年尾。苦果一边玩乐队，一边在广告公司上班。他每天下班从小西门乘26路车回到麻园。麻园这一站，并不美好。

“麻园就是我这种人住的地方”。“我这种人”是指“乐队弄不好，广告公司的工作也不顺，生活也很混乱”的人。他住在三楼，楼房大片大片地垛着，间距小，遮天蔽日，“阳光照不进来，很灰暗”。

他在麻园写下《无花果》，现在看来“它太苦涩，有点毛骨悚然”。虽然歌词里有很美的一句：“这里已是最好的地方，让我望见无花果生长。”但所谓“无花果”就是“不会开花，没有绚丽”。

2009年夏天，苦果离开了这个赋予他创作养分的“泥潭”。过去八年里，乐队成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雷打不动。今年6月，他们在全国有18场巡演，相比多年前“没有人喜欢我们，只有自己喜欢自己”，境况好转了很多。

苦果不再写“麻园尺度”的歌，他也有很多年没去麻园。熟悉的人都离开了，以前经常演出的“老窝酒吧”变成了“弹弹酒吧”。但他偶尔会怀念流动三轮车的“辣鸡炒菜”，多年来他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炒饭。他怀念那个时候“单纯”，没有演出费，没有赞助，票房也不好看，他们却依然在现场掏心掏肺。

现场

麻园是一个庞杂的现场。

周倩旎曾在这里“跳丰收舞”。她是云艺钢琴教师，也曾是云艺的学生。1984年考入云艺后，每到傍晚，穿着氨纶修身裤的女孩子站在庄稼地里练声、背单词，亭亭玉立。蚕豆熟了就捋把豆来吃，或者扯几把鱼腥草，这就是“跳丰收舞”。周倩旎还在麻园村住了一年，那是1988年，精英教育年代，学生念书，老师上课，村民种地，除了“跳丰收舞”，几乎没有其它交集。

到了杨洋的年代，村子和云艺的界限慢慢模糊。1998年杨洋考入云艺时，戏剧系才120人，美术系300多人。他排演第一部戏剧《郑庄公》时，经常跟美术生、音乐生为“雪花多还是少”、“配乐舒缓还是激烈”吵得面红耳赤，彼此熟稔得不得了。

到了大三上公共课时，原本空荡荡的教室一下子满满当当，好多人都不认识。租房的学生越来越多，麻园村楼房肆意生长，每到下课，巷子里挤满年轻面孔。杨洋演出的小剧场也来了陌生观众——后排站着好些中年汉子。“除了麻园村村民，还会有哪个村的来看演出？”村民从来不占座，只是静静站着，看完又悄悄离开。那份谦卑，让杨洋感念不已。

杨洋尤其记得“海拉拉”，一个每天扛着扫把在艺苑巷扫地的老太太。她有着与瘦小个头完全不匹配的脾气，骂街能力极强，能从街头骂到街尾。“海拉拉”很早就在麻园了，周倩旎念书时候就记得，老太太喜欢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嗓音高亢尖利，“海拉拉”因此得名。

周倩旎怀疑“海拉拉”神经有问题，但又觉得她什么都清楚。杨洋也这么觉得，他很记得老太太说的一句话：“把脏东西都收掉，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艺术学院！”

“海拉拉”有很多传说。传闻她是被拐到云南的大家闺秀，传闻云艺影视系最早的“金扫帚奖”因她而得名，传闻她孙子是云艺的炊事员……但现在，她也只存在传闻中。杨洋听说，“海拉拉”已经死了。

杨洋最后一次见“海拉拉”是2010年云艺迁至呈贡前，她坐在艺苑巷路边，扫帚横在脚下。那位在1998年精力充沛、整日骂街的老太太，2010年已经老了。杨洋很伤感：“我们要走了，她作为麻园的记忆和符号，也要走了。”

除了“海拉拉”，严仁奎还记得有个摆摊卖旧书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大胡子，浓眉毛，挺鼻梁。某天严仁奎在翻书时，中年男人突然跟其他人说：“这个人就是严仁奎。”中年男人对云艺的美术系很熟悉，据说他夸得最多是严仁奎、王继伟和“老尹”。

2008年，男人从麻园消失了。严仁奎再次见到他是在2015年，他在小西门的垃圾箱里翻东西，他想去打个招呼，却突然间不知所措。

中年男人是谁？“海拉拉”有过怎样的经历？那些年的云艺人也不清楚。大概此后也不会有人再问起。

肌理

在曾经充满肌理感的麻园，来自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联结，或者是低廉房租，或者是苍蝇馆子，或者是各种买卖交易。这里形形色色，五马六道。

1998年，邱彩丽从宣威来到麻园，她那年16岁，初中毕业，是“德哥餐馆”的洗碗工。“德哥”当年大小才30平方米，吃饭的人在巷子里排起长队。在更早之前，“德哥”只是一家极小的米线店，老板和老板娘都是麻园村人。邱彩丽洗了3个月零22天的碗，每天要用蘸着洗洁精的钢丝球把手刷一遍。

2001年，“德哥餐馆”从村子中心搬到科业路，成为“德哥饭庄”，现在摆着70张桌子，有38个包房。卖过小菜、卖过光碟的“徐哥”“杨姐”成了“云南德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老总。当年拿200元月薪的邱彩丽没想过，自己能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子，买房买车。

她离开了麻园，还有更多人留在麻园，有人卖保险，有人卖彩票，有人卖成人用品，还有人在偷盗……宁静的表征之下，时时狰狞。甚至，通过一辆辆被盗的自行车，它也能跟火车北站小厂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麻园丢了自行车，一定要去小厂村找。

60元，80元，就能在小厂村买到自行车。麻园村有人一周内自行车被偷3次，3次都是去小厂村买回来的。罗菲去过两次，刚进村口，气氛就变得无比微妙，村里人彼此使着眼色：顾客来了。

生活太奇特，充满活力，迫使人不得不注视它，那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现场的状况。世纪交接的那几年，恰是民间社会艺术活力复苏的时期。2001年，昆明进入“创库时代”，叶永青、唐志冈在西坝路的废弃厂房建立“创库”，李季、刘建华、毛旭辉等艺术家陆续进驻。

麻园的70后艺术家深受影响。四川人向卫星以500元月租做起“实域艺术空间”，自掏腰包养活另一拨更年轻的80后艺术家。如此，从创库成熟的艺术家，到麻园70后艺术家，再到云艺80后的学生，云南当代艺术的脉接上了。

那是每月500元就能养活一拨理想主义者、每人凑100元就能做展览的年代，资本和权力尚未介入，艺术青年的草根性展露无遗。在2003年9月“放大”展览上——这是罗菲策划的第一个展览，“云南红”红酒遇上一拨草根青年，“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喝红酒，都是拎着瓶子吹”。

麻园草根们坚韧，又活泼。去实域艺术空间就过条街，去创库骑车也才15分钟。麻园所处的坡地，往上是虹山艺术高地，往下是丰宁、春晖小区，聚集着大量诗人、艺术家。饭点时分，在艺苑巷经常能看到唐志冈、武俊、杨一江们挤在彩云餐馆吃炒饭。

魂魄

20年，彩云餐馆没有改变。唐志冈觉得开餐馆的那对大理夫妇没有野心，“德哥都做那么大了，他们还是在那屁大点的地方，摆六七张桌子”。

在麻园附近，唐志冈必去“彩云”，即便云艺已经搬离六年。唐志冈20年前第一次光顾那里，是被一个“聪明的人，有贡献的人，有生命活力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领着。这个人叫苏新宏，已逝去八年。

彩云餐馆是个怀旧之地。唐志冈怀念苏新宏，怀念90年代。那是云南艺术教育和创作的丰收期，早一点的80年代，叶永青、毛旭辉等艺术家已大放异彩；90年代，唐志冈、李季、曾晓峰、武俊、罗旭、段玉海、杨一江等大批艺术家走出，涉及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行为艺术、多媒体艺术，等等。

曾经的星光璀璨，已满目疮痍。

2015年某天，唐志冈走进艺苑巷原云艺大门，被保安拦住了——那里已变成停车场。随后他又以“缅怀者”的身份被放行。学校的主要建筑都拆了，教学楼没有了，图书馆残破不全，只剩下几棵大树，破败惨淡。唐志冈站了许久，觉得自己像一个老将军，曾经的战场已成荒原，很失落。

但是，他又觉得那些游离的魂魄还在枝丫间穿来穿去。上世纪90年代的璀璨星光，青年艺术家的“麻园尺度”，在它们的生长之地无处不在。

他说的“其它地方”是指呈贡大学城，那里一点都不五马六道、灰头土脸，有更好的环境和设备，学生也住在村子里，叫“下庄”。那里空旷、无遮蔽，“没着没落，像个荒原”，这对人文艺术教育是致命的。“人都是漂浮、扎不下根的概念，跟当地文化、历史还有人的生存毫无关系”，而好的教育“是要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表达出来”。

罗菲表述得更为直接：“那是一个没有肌理感的、被抹平的空间，缺少文化现场和生活现场。”他能感觉，“下庄青年”对文化艺术的触角被切掉了。他每策划一次活动，就找大巴组织呈贡学生来城里观看，学生们生活在被抹平的大学城，却不愿意来到这里。

但是，在一个喜欢光滑的时代，那个有着丰富肌理、生活现场、文化现场的麻园，也将会或者正在被抹平。原云南艺术学院只剩下云艺附中、美术馆和剧场，灰色的低层建筑被周边黄色高楼碾压——一个地产项目要在这里“蝶变绽放”。巨幅广告上声称，它要打造“西二环内·全能生活圈”，还为自己设定了数个身份。打头的身份，就是“教育城”。（都市时报 记者何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