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堂——茶香不怕巷子深
台北市永康街31巷20-2号1楼
知道“冶堂”,并不是因为舒国治和妹尾河童,而是一位前辈托我买茶。来这儿的,恐怕都是熟人带熟人,若没指引,恐怕真要费上一番周折。从外表看,这不过是极寻常的居民小院,大门口只有门牌号,没有招牌。淡淡的蓝色大门把市井喧嚣隔开,步入院内,绿意葳蕤。角落里停着一部老式自行车,后座驮着个蓝色小箱子,上头白字“台湾铁路第十二文化工作队书箱”。环顾四周,心生清凉。马上明白,台湾茶行不少,前辈为何独独指定冶堂。
“坐,随便坐。”冶堂主人何健,没有殷勤的寒暄,口气不似一般商家职业化的招呼。他一身素衣,一条棉麻质地的阔腿裤,带几分文人气。听说他原本从事金融业,因为爱茶而开起了冶堂。
堂主喜欢收集各式茶器物,店内宝贝不少。每件小东西都有着特别的质感,或朴拙、或雅致。我来访时,已是黄昏。不一会,堂主送上清茶,橘黄的灯光在冶堂里亮起来,在白瓷杯的清冽茶汤里映出个小小、圆圆的黄月亮。
在台湾几日,我留意到不少店家喜欢把媒体报道贴在门面上,有的还要特地写上感谢某某报纸、某某电视台前来采访。至于冶堂,上网随便一搜,名气不小,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曾慕名采访过,相形之下,门面倒是刻意低调。冶堂没把媒体报道一一秀出来,店内仅见一份来自大陆三线城市的《益阳日报》剪报,题为《跨越海峡的“千两”茶缘》。
冶堂白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出自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落款是舒国治。原来堂主与舒哥交情不浅。据舒哥说,有一次妹尾河童来台,远流出版社众编辑招呼得无微不至,四处游看并品尝台湾茶。妹尾先生第二次来冶堂后,说:“在台北喝了这么多茶,还是这里茶最好。”
冶堂是卖茶叶和卖茶器物的,严格说不算是茶馆;而紫藤庐,却不仅仅是茶馆。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令她意义非凡。她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地方”。
知道紫藤庐,是读了龙应台的《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她说:
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58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Starbucks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建于1920年的紫藤庐,是日据时期建筑,1945年前为“总督府”高等官舍。国民党大批来台后,这里成为“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教授的公家宿舍。
1975年,周德伟教授退休赴美后,幺子周渝接管老宅。当时正值台湾民主运动的萌芽期,周渝曾参与“美丽岛运动”,一些失意党外人士纷纷在此落脚聚集,紫藤庐成为日后陈文茜笔下“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也成了林浊水回忆里“落魄江湖者的栖身所”。
爱好艺文的周渝同时开放空间,支持一些刚起步摸索的弱势艺术家,紫藤庐散发出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浪漫气息。1981年改辟为茶馆,因庭院三棵老紫藤蔓生屋檐而命名为“紫藤庐”,是台湾第一所具有艺文沙龙色彩的人文茶馆。
那天,我从温州街殷海光故居离开,来到紫藤庐已是下午5点。车水马龙的新生南路仿佛远在九天。院内没有串串紫花,但见锦鲤摇摆。茶客三三两两在厅内散坐;转弯处的一个包间,十来人在榻榻米上聚谈;另一间内,正在举行“逆旅悠塵——梁兆熙個展”。
当日,紫藤庐主人周渝先生就在店内。他面容随和,有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卓然之气。得知我是从大陆来台自由行后,他以茶款待,与我闲聊开来。周先生见我对紫藤庐感兴趣,便赠我一册其父周德伟先生的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又请我观看纪录片《紫藤庐——一间茶馆的故事》。
“开这家茶馆,希望能治治社会的病。”在纪录片中,周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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