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度八年陈酿2008太白酒】三针跳动 腕间风云

从最初海鸥表的仿制，到上海表结束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再到北京表生产出统一机芯，使得造手表成本降低以满足“人人佩戴一块手表”的需求，国表见证着我国钟表机械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第一块国表

国表的历史是从第一块五星表开始的。1955年3月24日，在天津华威钟厂，由王慈民、张书文、江正银、等四位技师组成的手表试制小组生产出第一块“五星”牌（15钻）三针粗马手表，从此开启了中国制造手表的历史。天津制表厂正是海鸥表厂的前身。

1955年第一块国产手表的表盘标志和刻度采用电镀工艺，表盘上面有五颗金星和“15钻防水表”一行小字，表盘下方标有“中国造”三字。天津老制表师陈荣序听当时参与试制的张书文老师说，由于经费有限（100元人民币），试制小组是按照5只手表投料，最后组装了3只成品。

1955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与上海钟表工业同业工会组织的58人手表试制小组制造出长三针“17钻”细马手表。

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注册为上海牌商标。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当年共生产上海牌手表13600只。从此，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

由上海市集中多家单位相关人才精心打造，圆头白面的上海牌手表成为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人们以佩戴上海牌手表为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上海手表，就没有姑娘会嫁给你。”

虽然在五十年代时我国已经可以制造出手表，但是直到1968年上海手表厂第一次突破年产手表100万只大关时，国表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国表最开始从仿制开始，1955年，仿制瑞士“SINDACO”十五钻三针粗马表的“中国第一表”大部分零件都是通过机床加工出毛坯然后用手工抠制而成。该表在检验时面上平放，24小时跑慢90秒、面下平放，24小时跑慢60秒。而今天，“SEA-GULL海鸥表”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机芯已经涵盖了“三问、陀飞轮、万年历”三大顶级技术，世界上每4枚手表就有一枚使用海鸥表制造的机芯或成套零件。在国表六十余年的发展中，一代又一代制表师对于机芯工艺的追求，体现着我国历史悠久的“工匠精神”。

第一枚出口手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天津、上海两地出产的手表都是仿造国外的手表，而仿制品是不能够出口的。于是在1965年，天津手表长厂长杨可能提出了“自行研究设计试制新产品”的想法。

天津“五一”手表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坎坷。国表发展初期，天津、手表两大厂产量不相上下，质量互有高低。六十年代初期，天津受挫于“五一表”的二次改造上。

苏联专家曾来天津协助解决工艺问题，调试进口设备，在专家倡议下，重新按照苏产“基洛夫”手表工艺进行设计。可是，未过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遗留一大堆没有搞完的技术问题，反而使原来的工艺处于半停滞状态，产量高不上去，质量也不稳定。此时，上海手表厂几项经济技术指标开始遥遥领先。

北京表机芯

当时，上海的刘思仁和天津的杨可能是全国手表业公认的专家，被称为“南刘北杨”。当天津手表从ST1发展到ST2时，产量渐渐落后于上海手表。杨可能副厂长是主管生产技术的，他针对这样的局面提出“把产量让给对方，在质量品种上高人一筹”的方针，集中技术骨干力量抓质量，抓花样品种。

1966年9月，由天津手表厂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机械钟表研制成功，这就是“五一表”的升级产品——ST5型“东风”牌手表。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独立设计制造手表的历史。

1969年9月，黄天明、朱京蓉参观上海手表厂。

1971年9月，在ST5基础机芯上又增加了其他装置，设计制造出ST5B型日历手表和ST5D型自动机械手表，当年生产了 1773只，使“东风”牌手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走时质量也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享有“东风万里”之美誉。

1971年3月31日，孙际洲先生（左二）及其家属在天津手表厂参观“东风”牌手表的装配。

由于当时设备有限，没有针对手表质量的检测仪器，如何证实东风表的质量成为一个难题。一天，几位东风表的技术人员来到生产主楼，将一只成品手表从四层楼扔了下去。捡起来之后，这只表依然能够正常走时。质量可靠的“东风表”逐渐演绎为当时结婚的“三大件”之一。

终于，在1973年一款ST5型男表成为我国第一只出口手表。自此，“东风”表以“海鸥”商标进入国际市场。

统一机芯时代

1956年底，国家投资900万元建成了年产24万只手表的“天津手表厂”。随后的十余年间，虽然我国的手表生产数量不断加大，但是造价昂贵。

1969年，手表成为当时老百姓的“三大件”之一。可是由于国表生产技术尚不成熟，尽管款式单一，但产量仍然很低，供不应求。当时买手表除了需要排队，还要用“表票”购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在六十年代的售价是一百二十元，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因此，人们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才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攒出一块手表来。当时的手表市场急需能大批量生产且结构简单的手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5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婚育年龄。年轻人必备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市场供需矛盾日突出。为扩大手表产能，缓解供需矛盾，生产出质优价廉的统一机芯是很好的解决方案。1970年，轻工业部组织各大表厂联合研制“全国统一机芯”，其代号是SZ1。

1970年3月，北京表成立了“全国机械手表统一机芯设计组”，着手设计在中国钟表行业最有影响的统一机芯。当时，“中华陀飞轮之父”许耀南大师时任设计组成员，一同参与了统一机芯的研发。统一机芯的研发对北京表来说是一次组织能力和工厂管理水平的考验，包括技术工艺、生产装备、零件配套的组织管理等等。其间，为实现顺利生产，表厂做了80多副工具车间专用模具，200多种专用量具，200多种刀具，100多种夹具和专用工作扳。至此，许多制表工具由原来依靠进口逐渐转向国产化。这次统一机芯的投入生产也标志北京表完成了一次彻底的产品更新换代，已生产八年的五型手表顺利转产，这也为北京表的专业制表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制表大师——许耀南

经过反复的设计和修改，1974年，第一批SZIA型机械统一机芯手表在北京手表厂试制成功，到1975年时此款手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72万只，创造了当时北表年产量的最高纪录。统一机芯的基础零件只有109个，比各种专用机芯零件少10%以上。不仅生产成本低，利于提升手表厂家的产量，而且机芯零件加工工艺性好，质量稳定。

1973年时，一块东风牌29钻全钢防震自动日历手表的售价高达200元，而搭载统一机芯的北京牌统机快摆17钻全钢防震男表的售价为120元。

1972年至1975年，全国大部分表厂陆续开始生产统一机芯手表，手表工业进入全国统一机芯时期。1975年后，全国手表厂大多数都采用了统机。1973到1983年的十年间，我国手表厂发展到100多家，全国手表年产量从1967年的134.4万只，提高到1982年的3301万只。统一机芯为当时普及“三大件”做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统一机芯对于我国手表工业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统一机芯不仅造成国产手表“千表一面”的现象，而且在“多快好省”的追求中，摒弃了零件倒角、洗花、刻字和镏金等工艺，使机芯看起来毫无生气。像1958年上市的上海手表581系列，分出其机芯水平在观感上十色，如今的收藏价值要远高于统一机芯时代手表。八十年代中后期，在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外国表冲击中，国产统一机芯手表渐渐丧失了市场中的地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机械腕表曾因便宜、精准的石英表崛起而受到冲击，不少瑞士腕表品牌走向没落。八十年代后期，瑞士腕表在洗牌之后重组复兴。当时，我国虽然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让人们尽早戴上了手表，但厂家生产的表款样式雷同，可供选择余地较小。同期，大量海外生产的廉价电子石英表以及机械自动手表涌入国内，使整个国表的市场表现低迷，产品滞销严重。因此，国内老牌手表企业纷纷谋求产品的变化，并调整企业管理方式。以1984年成立的合资品牌罗西尼表为首，一大批民营手表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九十年代末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天王表为您准确报时"的广告语成为一代人经典的回忆。

手表渐渐成为腕间的名片

在改革开放浪潮下，一部分沿海地区的人民先富裕了起来，他们开始追求手表的品牌与品质。这些消费群体显然不满足于购买廉价的电子表和“千表一面”的统一机芯国产表，他们将目光投向国外的钟表品牌，如：浪琴、劳力士、天梭等，希望通过手表来彰显自己的品位。这令一部分国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计划生产高端的国产手表。中国手表的“四大品牌”正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创办起来的，并且它们都创办于珠三角地区。

罗西尼手表依靠生产表壳起家，1988年罗西尼生产的镀金表壳更是被广东省确认为“以产顶进”产品。1990年以后，罗西尼调整了产品结构，从生产高档表壳转为大规模的成表生产。富有个性的款式设计、精良的品质使其很快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飞亚达于1987年在深圳创立，最初仅有9名职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即展出100多种款式新颖的手表，并在北京举办了“飞亚达第一届外向型新产品展示会”，一时风光无限。

1988年，董观明以在香港注册的伟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在内地创办了天王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了自主手表品牌——天王表。1992年，天王表设计推出第一只时尚女装表。其在基本的计时功能之上，以传统女装表为外形设计基础，并采用水晶为表带装饰元素，将手表首饰化，满足了计时、装饰的双重需求。

天王表第一只时尚女表LB026G

中国制造尝试走出国门

站在品牌成立31年的这个时间点上回望，飞亚达董事长黄勇峰说：“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占据有力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艰苦创业’的精神和‘敢闯敢试’的创新思想。”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勇峰

成立初期,飞亚达手表不仅以款式新颖在国内市场争得相当的份额，还以品质优良而享誉海外。在1990年的香港钟表博览会上，飞亚达获得价值350万美元的订单，占全国钟表行业当时在香港参展接获订单数的80%。

1991年9月，刚刚出生的中国手表企业依波，一下子扎进了美国市场。对外贸很熟悉的掌门人陶立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外国市场立足。但仅仅四个月后，陶立便撤退了。经历失败后，依波开始从低端市场切入，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彼时，依波仅仅是国企光大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连凑足启动资金都希望渺茫。

在“卧薪尝胆”五年后，依波终于迎来了转折点。1996年， 受惠于香港红筹股的火爆，光大集团资金充盈，依波如愿地在提出品牌战略后拿到了2600万启动资金借款。从此，依波开始重塑品牌定位，不断向市场灌输“中国四大品牌”概念，并将低档依波表悉数撤柜，为中高档产品让出空间。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来袭，而依波表破釜沉舟的宣传方法令其实现在逆境中借势“走上去”。

2009年9月11日，一家标有“Made in China”的中国钟表公司，将自己的分公司开到了瑞士，准备以钟表发源地为启动点，打开中国品牌的国际市场。这个公司正是18年前大败回国的依波。

对高端制表工艺执着追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表市场表现低迷，产品滞销严重。自那时起，老牌国表开始探索求变之路，并经历了转型和蓄力的阶段。

制表大师 赵振岭

陀飞轮是腕表界三大复杂工艺之一，其复杂的机心凝聚了制表大师对工艺的一丝不苟、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完美的孜孜追求。北京表的高级腕表就始于陀飞轮，首只中华陀飞轮腕表机心由著名钟表大师许耀南于1996年设计、试制成功。

在21世纪初，北京表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明确了“专业制表”和“东方美学现代表达”这两个品牌核心。同时，北京表注重对制表大师的培养，推出了众多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高级复杂腕表。2008年，年仅22岁的赵振岭设计与制作出国内第一只陀飞轮三问表，并于2013年主持设计了“无极”三轴立体陀飞轮。对高级制表工艺的追求，让北京表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制表能力的专业品牌，在世纪之交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北京表灵燕陀飞轮机芯

2005年，由海鸥表技术骨干曹维峰所在的技术团队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只双陀飞轮腕表的研发。到2010年，海鸥集团制造出了将“陀飞轮、万年历、问表”三项功能融于一体的陀飞轮万年历三问打簧表。为了保证万年历的精准度、三问报时的精确度，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需达到0.001mm，相当于头发的1/80。就算是国际一线的机械表厂商，能研发如此高精密腕表的也是寥寥无几。

一块手表的内部技术虽然只在腕间方寸内追光逐影，代表的却是一个国家的精密机器制造水平。

2008年，海鸥的“三问表”及“陀飞轮”表在巴塞尔钟表展上技惊四座。当海鸥表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时，吸引了多个国际品牌的关注。老牌厂商遏制新生品牌的惯用伎俩——知识产权诉讼也出现在了海鸥公司的面前。海鸥集团采取的对策是积极应对，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2008年至2012年，实现了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四连胜”，保护了企业声誉与国家形象。

航空、航天表作为极致的精密仪器，是精湛制表的象征。剧烈的温差、高空中的压力变化、真空环境变化、磁场干扰……种种极端环境的考验，都对制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飞亚达隶属于航空工业集团，从2000年就开始研制航天表。在研制神舟七号航天表时，飞亚达根据航天员的太空任务需求，首创45分钟特征计时，防磁指数高达48000A/m，耐温差范围更是达到了±80℃。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有些品牌被淹没在时代的进程中，也有些品牌在经历了失败后一步步逆袭。优胜劣汰，正是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一枚“五星牌”三针粗马手表，不妨上几把弦，将表盘放在耳边，听齿轮轻快地讲述这段峥嵘岁月的风云变幻。（文/张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