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朵 傅菲 | 你不知道我是谁

文 | 傅菲

你从哪里来

去学校，要经过一座木桥。桥下，不是饶北河，是一条溪流，白白细沙，在溪水的折射中，晃动。一群群鲅鱼贴着沙，吸浮游生物。溪流从山中来，雨季时，翻着浊浪，滔滔，哗哗作响。桑葚灌浆了。桥头两棵桑葚树，远远看去，是一堆凝固的绿色浓浆。春分，溪边的毛茛、地丁、野菊，一夜暴动，花事繁华。桑树茸茸，芽叶耸出新枝，细细的米黄色一串串垂下来。可能桑树是南方结果最快的木本植物，我们还没打算吃瓜果的时候，桑葚熟了。

黑紫色的桑葚，有如向上生长的糖。多么诱人。

上学，放学，我们几个孩童，蹦跳着，唱书歌。春光媚好。荷叶田田。到了桥头，我们会紧张起来，斜眼瞅着桑树下的那个人。那个人有十五六岁了，穿一件松松垮垮的旧衣服，蓝靛色，眼睛翻出一团眼白，流长长的涎水，拉丝般的滴下嘴角。他叫水柴。他坐在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光着脚，黑黑的泥垢裹着脚板。树下，散落了乌黑黑的桑葚。夜风摇树，熟透的桑葚啪啪落下来。水柴吃了很多桑葚，嘴唇被染得发黑，衣服也满是桑葚汁，紫黑紫黑。蚊蝇在他头上，嗡嗡嗡。我们都害怕他，害怕他捡石头打人，或者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杀猪刀。想到他的裤兜，我便远远躲着他。我们离他还有两块田，便听见了一条黄狗汪汪汪狂叫。黄狗一直跟着他。水柴走到哪，都带着这条黄狗。这是一条老狗。黄狗习惯地伸出猩红的舌头，全身黄毛，走起路，下腹部左右摇晃，桑葚熟了，黄毛开始翻出来，一撮撮脱落。狗不咬人，但我们害怕。害怕狗会突然癫狂，突袭人。它白白的牙齿始终露出来，尖尖的，肯定能咬碎骨头。黄狗叫美朵。美朵这个名字，是水柴父亲明清取的。明清说，生了三胎都是儿子，想生一个女儿，便把黄狗叫美朵。美朵是明清从未来到世上的女儿。

放了学，我们操一根长竹竿，提一个篮子，去打桑葚吃。若水柴还坐在树下，我便从裤兜里，掏出火柴盒和烟盒，送给他，以取得他的友善。火柴盒烟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们四处收集。有时，我把父亲还没吃完的香烟，抽出来，把烟盒偷走。每天上学，书包里，放了十几个火柴盒烟盒。水柴拿到烟盒，嘴巴张得大大，两排黄牙夸张地展示出来。水柴是明清的二儿子，从没上过学。明清三个儿子都没上过学。水柴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七八岁开始放牛，牵一条黑水牛，手上操一根竹稍，和其他孩童一起去破塘水库山坳。其他孩童牵牛去了山坳，再去学校读书，牛便由水柴守着。水柴放了四年，明清不让他放了。有一次，水柴回家的路走错了，在山上过了半夜。半个村子的人，上山找人，打着火把手电，提着松油灯，三人一组，在各个山坳找。还是吹喇叭的炎水叔，在茅棚坞找到。炎水叔松油灯照到牛卧在水潭里洗澡，叫：“水柴，水柴。”没人应答，他循山坞进去，看见水柴坐在红薯地里，往嘴巴里塞黄泥巴。炎水叔见样子像是鬼附身，便从裤裆掏出东西，射了一泡尿，射在水柴脸上，再把水柴抱回家。

这样的鬼附身，村里发生过几起。若不及时发现，五官塞满了泥巴，便窒息而死。有人自己塞自己，塞得五官出血。好好的孩子，怎么会鬼附身呢？一般鬼附身，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邻居对明清说，你要给水柴招招魂，可能魂魄丢在野外了，跟不上身，回不了家，没有魂，人也找不到家，没有魂的人便是失了神的人，没有神，人哪是人呢？

叫魂的占卜者，是弄堂里的陶陶妈。陶陶妈六十多岁，是一个瞎子，眼皮不可控制地上下快速拉动，翻出眼白。头发半麻半黄，长长的，遮了她半边略显臃肿的脸。叫魂在黄昏降临时，在水渠分水岔的三岔口。烧了三刀黄表纸，烧了香。黄昏半遮半掩，田畈迷迷蒙蒙，水渠边的梧桐树稀稀绰绰，淡黑的光映着黢黢山垄。陶陶妈把三块巴掌大的石头叠起来，面朝东边，一只手拉着水柴，一只手掐算水柴生辰八字，说，水柴在东南边受了惊吓，叫七天魂，魂便回来，魂回来了，人就没事了。陶陶妈用一把竹稍扫把，在水柴身上，前前后后扫，扫了七圈，说，干净了，可以回去了。陶陶妈拉着水柴，边走边叫：“水柴，回家喽。水柴，回家喽。”明清也跟着叫：“水柴，回家喽。”

叫了七天，水柴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水柴开始自言自语，还时不时咯咯咯地发笑。吃饭也是这样，吃吃，咯咯咯笑起来。走路，也咯咯咯笑起来。和他玩的孩子，也不敢理会他了。明清问他十几次，怎么会跑到茅棚坞去呢？那是和回家完全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年的路，怎么会走错呢？水柴说，牵牛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小黄狗，小黄狗仰着头，摇着尾巴，逗着他。他就跟着小黄狗走了，到了茅棚坞，小黄狗不见了，看见了一片西瓜地，西瓜好大，圆圆的，便坐下来吃西瓜了。明清说，那是红薯地，怎么会看见西瓜呢，见到了鬼了。

第七天傍晚，叫魂回家，踏进门槛，看见一条黄狗在他家的门槛底下，嗯哦嗯哦，亲昵地舔着水柴的脚后跟。明清说，这是谁家的狗呢？怎么到这里来了。明清的老婆五妮说，相邻有狗崽的，只有月仙和毛桃两家。狗是条小狗崽，和猫咪差不多大。五妮把狗崽抱到柴房，端了一个食盘，倒了一碗饭给它吃。

狗是小母狗，黄毛，黑嘴唇黑鼻子，前半个脸和脖子的体毛却雪白，脚踝以下体毛也是雪白，两只小耳朵竖起来，很是招人喜爱。五妮问了好几家人，都说没丢狗崽，也没人认领。水柴坐在板凳上，狗崽舔他脚背，扯他裤脚，转来转去。水柴轻轻踢它，它跳起来，腰背弓起来，嗯哦嗯哦，用毛茸茸的脸磨蹭水柴脚踝。水柴把它抱起来，放在大腿上，摸它背脊摸它脸，它眯起眼睛，嗯哦嗯哦。过了半个月，狗崽形影不离地跟着水柴。水柴去水缸喝水，它也抬起头，伸出舌苔，嗯哦嗯哦。水柴去摘桃子，它在树下兜圈子跑，跑跑蹲蹲，仰头，嗯哦嗯哦。水柴在竹椅子上午睡，它蹲在他鞋洼里，耷拉脑袋睡。可水柴的魂，还没被叫回来。魂不知道丢哪儿啦，他笑起来，还流长长的涎水。明清和老婆五妮商量，是不是请灵山打醮的人来，做一次道场呢。五妮说，陶陶妈都没用，打醮的人更没用。陶陶妈，村里人信她，谁家丢失了鸡鸭，都找她打卦，鸡鸭跑到谁家去了，都能算出来。吹喇叭的炎水叔对明清说，你家房子朝向不好，厅堂阴沉了，厅堂也堆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风车、打谷机、晒垫、箩筐，都堆在厅堂，在厅堂吃饭的人压抑，你请个风水先生来，看看，是不是要另做一个大门。

风水先生是村里的猪头先生，第二天拿了一个罗盘，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又在房前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转了两碗茶的时间，对明清说，你大门对着前面那户人家的茅厕，不吉利，在院子前，再建一个假大门，侧身对灵山下的山坳，便吉利了。第二天，明清把院子围墙拆了半边，请来猪头先生照罗盘，下地脚，砌了石大门。又把厅堂里的家什，搬到阁楼上，洗了木板墙，洗了地，厅堂亮堂了起来。明清累了几天，心烦得饭也吃不下，他傻傻地坐在厅堂，一口接一口地烧旱烟，汗从脸上往下泻，苞谷粒般的汗珠滚到嘴唇，他抿进去。他从没想过，儿子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时间对于枫林人来说，有两种形式。心烦的人，过于操劳的人，对他们而言，时间是水库里的水，被一条堤坝拦着，堵在一个山坳峡谷了，怎么流，都是那么慢。心乐的人，按节令过日子的人，对他们而言，时间是泄洪的水，轰隆隆，席卷而去。而冬天是同时到来的。

冬天，饶北河吹上来的风，比往日更凛冽，吹在脸上，针扎一般。灵山飘来的雪，说来便来，不给人征兆。雪在灵山下了一天，山梁白白地罩了一层光。第二天傍晚，麻雀叽叽喳喳，一直在屋檐下叫，扑腾着翅膀。风呜呜呜呜，从瓦楞灌下来，洪水一样。蒙蒙的天光，显得十分浑浊。雪籽叮叮当当。门前的樟树沙沙沙。石埠上，石板路上，铺满了炒米一样的雪籽。掌灯了，雪一团一团下来，从看不见的地方抛撒下来。

一夜的雪，整个田野白得四野茫茫。我们在田里，支起竹筛子，撒上谷粒，捕鸟。我们躲在田埂下，竹筛子用一根竹签支起来，竹签拴一根麻线，谷鸽咕咕咕，从樟树上飞下来，飞一圈，落在雪地上，咕咕咕，钻进筛子吃谷粒。我们把手上的麻线用力拉，筛子把谷鸽罩在里面。水柴站在他家的稻草垛下，看我们玩。我看见他穿一件破旧的棉袄，稻草绳扎了腰身，手抄进袖筒里，脚上是一双开裂的棉鞋，脚趾头乌黑黑地倔强地撑出来。我一下子怔住了。他缩在稻草垛下，那么小，瘦弱，头像个棕兜。那条叫美朵的狗，一直卧在他脚边。

可能，他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那个世界只有一条狗。他怯弱地站在稻草垛下。稻草垛上，是厚厚的白雪。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双棉鞋，鞋头开裂，绑带拖在地上，鞋面露出黑黑的棉花。他两只脚分开，一前一后，棉花上沾着雪。一双脚是由两只孤单的脚，构成的。

香椿树发了淡红嫩叶。开春了。明清把儿子水柴送到了莲荷精神病医院。医生说，水柴有心理障碍，引起了精神疾病，还不算严重，好好医治，有治愈的可能。莲荷精神病医院，离枫林有一百多公里，倒两次车，才能到，一趟来回要两天。明清和五妮商量了两天，决定送水柴去住院。

捡了衣物、日用品，装在一个大蛇纹袋里。明清一只手拉着水柴，一只手提着蛇纹袋。在马上等车。车，一天三趟，凌晨一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等的是上午车。水柴缩在父亲的胸前，两眼望着五妮。美朵在水柴身边，跳来跳去，摇摆着身子，嗯哦嗯哦，又舔脚踝又扯裤脚。水柴抱着美朵不放，泪水一根线挂了下来。五妮说，你把美朵带去吧，做个伴。

半个月，明清跑一趟医院，送些自己做的零食。在医院坐半天，说半天的话。水柴看着爸，要么点头，要么摇头，美朵亲昵地摇着尾巴。有时五妮也跟着去。

过了半年，明清又把儿子接回来了。不是儿子病好了，而是花费不起，每个月都得花三十来块钱，明清哪有这个能力呢？美朵回到枫林的时候，脖子上多了两个铃铛。水柴用花线搓成绳子，编了一个绳环，套在狗狗脖子上。绳环里串了两个铃铛，狗狗走路，两个铃铛，轻轻地晃动，当当当。水柴每天都给狗狗洗澡，用竹篦一遍遍梳体毛。狗狗卧在大脚盆，哈呼哈呼，轻轻喘气，耳朵竖起来。

明清每个月去医院领药，按时给儿子服用。他从车上下来，村里人就知道他去了医院：穿一双干净的解放鞋，背一个麻布包，包里塞了十二个馒头和一罐腌辣椒。这是他往返两天的口粮。

水柴不再流涎水了，眼神虽然有些呆滞，看一个人，不转眼也不眨眼，但有很多精光。精光就是人的精神气。明清看着儿子，心里很难受。水柴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和一条狗说话，和一条狗逗来逗去。有时也到半边街上来，在这户门口站站，那户门口站站，在水坑边站站，在杂货店门口站站。美朵也跟着他，蹲在他身边，或追逐鸭子闹着玩。鸭子嘎嘎嘎，拍打翅膀，撇着脚，跳进水里。

有几个地方，明清不肯让水柴去玩：水库、马路、河边。他怕儿子掉进水里，或被车伤着。有一次，到天黑了，水柴还没回家，美朵也不见了，全家慌神了，找了全村都没找到，又提着松油灯，去水库，去河边找，还是没找到。到隔壁村找，也没找到。一个贩鸭子的人，认识水柴，对明清说，看见水柴在下午四点多，上了去上饶的客车，在哪里下车，就不知道了。水柴都瘫软了，这个要死的，这么会跑，我到哪里去找呀，蹲在厅堂的石门槛上，抱着自己的头，哦哦哦，哦哦哦，失声恸哭。又责怪五妮，好好的，怎么连自己儿子也看不住。五妮抓自己头发，扯，头往墙上撞，咚咚咚。

第二天，明清背一个麻布包，去了市。找了一天，明清空手回来，一言不发，坐在板凳上，抱着五妮，到了天亮，喝了一碗粥，对五妮说，我们听天由命吧。又过了一天，水柴和美朵回到了家里。人是由陈坑坞舅公送回来的。原来水柴上了车，没钱买票，又被赶了下来。水柴带着美朵，沿水库走，过了水库，天黑了，他便顺道去了陈坑坞舅公家。舅公又捎不出口信，让他玩了两天。明清说，也好，知道去舅公家走走了，好，好，以后去哪里，要给爹说一声，爹陪你去，你看看，你妈都急死了。明清一只手拉着儿子，一只手给舅舅端凳子摆坐。明清手心全是汗，拉着儿子的手，舍不得放。五妮烧了三碗汤面，汤面铺了荷包蛋，说，都几天见不着水柴了，怎么睡都睡不了。五妮又是一阵哭。美朵伸出两只前肢，趴在五妮身上，哦呢哦呢，亲昵地叫，还用脸蹭五妮后背。

我小学毕业，去了镇里读书。水柴已经有二十来岁了。他的哥哥都结婚了。

村里有唯一的一条半边街，街口有一家杂货店。店门口摆了两张康乐球桌，无事的时候，闲人打康乐球，两个人打，七八个人看。这是村人聚集的地方。水柴有时也来看。村人便逗他，说，水柴，你哥结婚了，要轮到你了。水柴嘿嘿嘿地笑。

马路是通小镇的。马路两边有水渠，渠边有各种野花。渠边也有西瓜地、花生地。水柴常在这一带出没。他看见什么吃什么，黄瓜、西瓜、地瓜。村人见他，吼吼几声，赶鸟似的。他赤脚，赤膊，一条肥裆裤。美朵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他用一根绳子牵着它。

村里，有了很多传言，说水柴喜欢爬窗户，看女人洗澡。有一次，还被人打了一顿。脸肿得像一块肥皂。也有人不以为然，说，水柴看女人洗澡，和一条狗看女人洗澡，有区别吗？有一次，我从镇中学回家，突然下起瓢泼的过山雨。我进路边凉亭躲雨。是初冬，云厚厚的，漫卷，开锅的沸水一样，在天上蒸腾。山密匝匝地挤在天边。我见水柴也在凉亭，我叫了两声：“水柴，水柴。”他穿袖口裂开的棉袄，穿一双破解放鞋，头发粘结在一起。他瞪着我，眼白翻出来。我夺路而逃。

我外出县城之后，便很少看见水柴了。有时几年也不见。

谁都不会在意有这么一个人。水柴的父母也过世好几年了。在我少年时期，村里有一个砖瓦厂。明清是出砖的窑工。他到砖窑出砖，赤膊穿棉袄，进窑炉，把红砖搬到推车上。窑炉还是处于中高温状态，人还没搬砖，全身汗湿，豆大的汗珠扑簌簌落下了，溅起窑灰。他一天要搬一万来块砖。这样的体力活，一个村子，没几个人干得了，即使干得了，也不会去干，消耗的体能过大。他出半个小时砖，跑出来，坐在茅草棚下，喝两大碗水，抽一支烟，又进去继续出砖，进去，换一双手套。一双手套，仅仅可以用半个小时，全磨破，烤焦。他老婆一天买两斤板油肉，熬油，给明清拌饭吃。我爸几次劝明清，不要这样做，人吃不消，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明清说，没办法，没钱有身体也没用。

父母故，兄弟散。水柴连住的屋舍都没了。只有屋后的一个柴铺属于他。

前日，我在菜场买菜。在菜场路口，我看见一个穿破秋装的人，身上背了一张草席和一件棉袄。草席和棉袄用一根绳子绑起来，斜拉着，背在身上。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凉拖鞋。一双拖鞋，都是右脚鞋，一只灰色，一只蓝色，灰色的是泡沫鞋，蓝色的是塑料鞋。他站在一家早餐车前。早餐车上，白白的馒头正出笼，白蒸汽缕缕地冒。买早餐的人，从钱盒里，给他一块钱，他不接，也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馒头。买早餐的人，用很难听的话，赶他走，他也不走。我认出了他。我走了过去，拉他走。我从小饮食店端来一条矮板凳，给他坐。给他买了一盘米粉。他边吃边看我。一条小黄狗，一直跟着他。他把米粉里的肉丝，夹出来，给狗吃。他吃完米粉，看着我。我又去炒了一盘，加了五块钱的肉丝。他啪嘚啪嘚，一下子把米粉吃完。吃完了，用衣袖抹嘴巴。他的脸上全是尘垢。他的脖子和手，全是黑垢。吃了肉丝的小黄狗，舔着他的脚背。我又买来矿泉水，给他。咕噜噜，他脖子一仰，一口气把水喝完。我说，水柴，你从哪里来？你怎么到市里来了呢？他望着我，一句话也没有。他的脸上，有了厚厚的皱纹。他有了他父亲一样的酒糟鼻。他是我孩童时期，最畏惧的人。畏惧他身上是否带了尖刀，畏惧他身边的黄狗，畏惧他翻出的眼白。他父母健在的时候，我每年过年前，都要去他家，买年猪肉。他父母养的猪，是我吃过的猪肉中，最好的猪肉，又鲜又嫩，吃不出肉渣，即嚼即化。他父母不吃排骨，不吃口条。我便全买了。他父亲，明清，背早早驼了。骡子一样，驼了。顺便的，我还买他家的葛粉和红薯粉丝。有时，水柴在家，蹲在门槛前的石台阶上，手抄进袖筒里，抱在膝盖上。水柴是一个不说话的人。有时，水柴不在家，带着狗去巷子里玩了。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无人知道，即使他父母，也不能说出子丑寅卯。他父母认命，说这是命的安排。也信佛，说是如来佛的安排，安排水柴在人世作游僧。可能水柴不认识我，看着我，像看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我反复问他：“你从哪里来的呢，怎么来的呢？”他嘿嘿地笑。我又问：“你去哪里？要回家吗？”他还是嘿嘿地笑。

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陌生人。或许是这样的。

一条小黄狗跟着他。他叫它美朵。

登升记

村里杂货店的格局，与小镇里，有些差别。小镇里，杂货店一般门前摆一台冰箱，冰棒、牛奶、矿泉水存在冰箱里，随过往客人方便取。人从冰箱侧身进店，在整齐的货架上，挑选自己的货物。客人只能从一扇门进出。妇人守着一张文具桌边，收钱。桌上一台电脑，显示监控图像。而枫林杂货店，由民房一楼改建，两个小货架，一台冰箱，一张破办公桌。杂货店与厅堂直通，也可上二楼三楼，还可以通屋外的院子、茅厕。

店也不需要招牌，店主便是招牌。如李老七小店，如南枝妈小店。入巷子路口杂货店，邻居便叫它道长小店。开杂货店之前，没人叫他道长，开了杂货店，没人叫他吴老师。道长是中学政治老师。吴老师开了小货店之后，一年四季便穿一件蓝布大褂。大褂不是他自己买的，是厨房用品商家送的，算是一种落地宣传品。我见过道长的大褂，有“莲花味精”“利胜酱油”“娃哈哈”“武夷山味精”的赠品衣。道长五十来岁，矮矮胖胖，腆一个滚圆的肚子，头发像烧荒的茅草，再穿一件蓝布大褂，活脱脱的道长模样。

“道长，拿一瓶水过来。”廿棒和黑七、黄目正在斗地主。廿棒叫了一声道长，道长没听见。道长靠在藤椅上打瞌睡，墙壁上的电视机咕咕咕响死了。廿棒又叫了一句：“道长，不要跟菜虫一样，卷在菜叶里不动，渴死了。”道长拖一双布鞋，噼噼噗噗，问：“你们两个要水吧？”没人应，正在理牌。道长说，你个廿棒，两步路也不愿走。正是热天，厅堂电风扇挂在屋顶上，呼呼呼地转。道长穿一件大褂，里面只有一条裤衩，空落落的。杂货店里面的厅堂，摆了一张八仙桌，供吃饭，也供打牌、推牌九、摇色子、推麻将饼等用。厅堂右侧边是两间单房，摆了麻将桌。二楼上有两间麻将桌。三楼有一间大厅堂，摆了八仙桌，供赌大博用的。打牌一场，道长收五块钱，扑克牌另算。打麻将一场，收十块，含空调费、茶水。赌大博则是吃红利。天热，没什么闲人玩牌玩麻将，一个下午，就一桌或两桌人，有时一桌客人也没有。电视正在播放，道长已经看第六遍了。他靠在藤椅上，双脚搁在长板凳上，抽着烟，嘻嘻嘻地笑。笑的时候，眉毛竖了起来。安徽卫视滚动播出近一年，道长也看了近一年。他把电视遥控锁在抽屉里，和钞票放在一起。

白天来店里打牌的人，都是闲人，没事干，或有事也不干。这些人一般三十来岁，哪个村里有人聚赌，他们骑摩托车，呜呜呜呜，去了。哪里有人聚赌，他们电话便响：“快来，老伯来了，带了十几万现金。”老伯是方圆四十公里的名人，以挖沙和放高利贷为生，五十多岁，一天抽五六包软中华，见人就发。这些闲人，大多是道长学生，也是道长的主要客人。道长是不敢怠慢他们的。拿水拿烟泡茶，道长随呼随到。道长上班，在不远的镇子里。班也没什么上的，学校可容纳1 500人，因教学质量太差，学生只有300来人，老师有76个，还不包括校长、副校长。道长便选了七年级政治课，一个星期四节。道长是老资格的老师，年年上七年级政治，上了七八年，他也不备课，又不布置课外作业，落得自在清闲。校长对他唯一的要求，便是不要和其他老师瞎哄，去上访告状。

去学校转了一圈，道长又回到小店。廿棒取笑他：“你这4000多块的薪水，一粒汗水都不要落的，你看看，砖窑出砖的人，烤鸡一样，烤一个月，还没你多。”道长也奚落廿棒：“你说的好，你单点六合彩一个数字，还中了六万呢。我一年都没你一个数字厉害。”廿棒是他学生。村里大部分青年都是他学生。道长去学校了，小店便由他老婆守着。他老婆叫香翠，以前是个赤脚医生，可能是她医疗水平太差，没人找她看病，便一直闲在家里，种菜，养鸡，烧饭。香翠满脸麻子，老是唠叨：“以前那么多男人到我家提亲，怎么就选了道长呢？那个汪宅的，来我家真多次，我都不要，你看看，他都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子了。”她身材高挑，丰满，年轻的时候，确是桃花春风的。

吃了饭，村里的人喜欢在小店站站，看看，闲谈几分钟，再去田里地里做事。不去做事的人，便坐下来，打牌打麻将。道长见了不想走的人，马上拿出手机，说，要召集谁呀，说说，我打电话。他的手机是直板机，数字键都看不清了，他拿着手机，拉远，仔细看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接通了：“你还在死吃呀，快来，三差一，廿棒等得急死了。”道长手机里，存了六百多个号码，都是本村的。他负责邀人凑桌。他知道全村哪些人和哪些人喜欢坐在一起打牌打麻将，玩多大，谁欠了谁的钱，欠了多长时间，欠了多少，为什么欠，为什么有钱不还。他是知晓全村秘密的人。有一次，道长对我说，你说，黄目老婆没名堂吧。我说，怎么啦。“前年正月，你在家呢，在我三楼压麻将饼，黄目输了四万多，想扳本，他老婆借了几家人，都借不到，老银把买牛崽的三千块钱借了出来，黄目老婆觉得老银好，便偷偷摸摸和他相好了。”道长说。我说，老银都快七十岁了，黄目老婆才三十多岁，也相差太大了，再说，黄目也天天在家，怎么相好呢。“你知道的呢，黄目睡三楼，天天玩游戏机到天亮，白天睡觉的。他老婆睡二楼，大门留了缝，老银便去了。”道长说。

过了正月元宵，村里也没什么人玩牌，大家都出门做工去了，去了义乌，去了温岭，去了慈溪。要玩牌的人，都是几个老人。老人不去小店玩牌，在自己家里，节省麻将租。再有玩牌的，就是廿棒、黑七等三五个人。前两年，闲人更多一些，有十几个，但现在大多数不在家，外逃了，去了广东。这几个人在前年，在南溪村，压麻将饼，一个月，最少的输了十几万，最多的输了六十几万。闲人大都没钱，借高利贷赌，还了两个月的利息，便逃去广东，手机号码一换，谁也找不到他，过年也不回家。

小店也没什么东西卖，货物一般是低价的烟酒、调味品、洗涤用品、牙膏牙刷、饮料、袋装面包和饼干，鞭炮香纸，还有一些儿童小玩具和辣条之类的小包装食品。生意清淡也是可想而知的。道长一般是趴在旧办公桌上瞌睡，要么靠在椅子上架起脚看电视。道长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三年了，还没找到媳妇，让香翠很是操心。儿子在银行工作，理应找老婆容易，可交往了几个，都歇作了。火一样，点起了，却烧不起来。歇作的原因是在城里没买房，现在女人找一个老公，没房子，谁会嫁呢。香翠便叨唠，现在女人现实，没钱不行，没房更不行。香翠跟我说了好几次，周边镇里的学校或医院，有没有适合的老师或护士呢，有的话，可以介绍介绍。我说我都好多年没去过镇里，哪会认识呢。事实上，香翠这个话给好几个在镇里上班的人说过，儿子也相亲了好几次，如端午、中秋、十一、元旦、过年，香翠都安排了相亲，可没一次成的。香翠便责怪道长，说，这么多年了，连城里的房子也买不起，哪怕是个二手房也好。每相亲失败一次，她便责怪道长好几天，端一把椅子，坐在店门口，和来买东西的邻居，埋怨似的，说，道长读了书，有什么用，读了大学有什么用，教了快三十年的书了，县城那么大，一个角都买不起，你看看，做油漆的水东，掌勺师傅木木，都在县城买了房，教书的，还不如一个掌勺的。她是一个说话特别有激情的人，说的时候，嘴唇抖动起来，眼睛一眨一眨。香翠说起话来，没个停。道长懒得搭理，去院子里把菜地铲一铲。挑事的人，便对道长说，你真有涵养，老婆这样说你，你也不发作。道长说，怎么发作，把她嘴巴贴封条，还是打她一顿呢？也有人给香翠出主意，说，道长哥哥那么有钱，可以借借，买了房子再说。香翠说，和死人借，也不会向他哥哥伸手。他哥哥是个非法挖石煤的人，赚了很多钱，却很少和道长一家来往，尤其他嫂子，见了道长，满嘴的奚落嘲讽。香翠便和嫂嫂老死不相往来。

小店的生意，年关占了一半。腊月开始，做工的人陆陆续续返乡。厅堂里，站的站，坐的坐，都是人。道长开始安排桌子，打麻将的，打扑克牌的，推麻将饼的。香桌上，早早烧好了热水，茶叶和塑料杯也早早备好了。道长吆喝廿棒，先把麻将饼推起来。先是小庄，压个十块二十块，八仙桌便开始汇聚了人。口袋钱多点的人，便坐下来，四个人你一庄我一庄，慢慢玩。有了麻将饼，人再也不走，没麻将饼，要不了两根烟时间，人便散了，去了别的小店玩。有专赌的人，看到小店人多，也会来。道长见了专赌的人，高声说：“大老板来了，把桌子让让，大家都可以发财了。”道长从内袄里，摸出软中华，给专赌的人发烟。道长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一天抽三包庐山烟。庐山烟一包五块，蓝壳。他平常不发烟，要抽的时候，手伸进裤兜里，摸一根出来，夹在嘴巴里。专赌的人坐下来，在桌上码个三万块钱，说，先来一个万元庄，大家快来赢，赢完了，还有，钱赢不完。长板凳上，站满了人。火熜上，站满了人。妇人也压。老人也压。“廿棒，给我在天门压两千，带一下，我人进不去。”有人说。

万元庄，即输了一万封顶，超出部分不赔，赢了一万才可以封庄。一条庄下来，一般十来分钟。庄家赢了，会给道长一张红边红利，大方的或手气好的，给三张。也有连输十几庄的。庄家输了这么多，压钱的人喜乐乐，手里攥着钱，自己孩子哭死了也不理，这时，拿着钱，问孩子：“要吃什么？自己去拿。”庄家大输，不等于每个压钱的人会赢。有一次，我表哥的小舅子，庄家输了三十多万，他不但没赢，反而输了两万多。他压了三把，一把八千，三把都被庄家吃进去。他是个油漆匠，我问他，刷墙，刷一个平方米可以赚多少钱。他说，可以赚两块出头一点。我说，那你三把输了一万个平方米的利润，差不多要做三个月吧。他苦笑起来，压下去，便什么也不会想，想了不会压，你这样想的人，家里有一百万，你还压不下一千块。我哑然失笑。道长见专赌的人，带的钱不少，便叫香翠烧几个好菜，留他们吃饭。专赌的人，一般来三个人，一个推庄，一个管钱，一个站在推庄人背后，看谁压钱，压哪门，压了多少，是不是有人出老千。道长知道，赢钱的人不想走，输钱的人更不想走。下午推了大庄，晚上会接着来。道长把好茶叶拿出来，好好招待专赌的人。

年猪都杀了，齐冬还没出现。道长打电话去了：“老板，你是不是要把深圳的钱，全部赚完了，才回家呀。”齐冬是村里在深圳做小生意的，人豪爽，喜欢推麻将饼。齐冬说，你那里人太杂，不好玩。道长说，你回家了还不来玩，怪不得我这里冷清清呢。齐冬是道长学生，吃了晚饭来了。道长把电话拿出来，说，你叫谁我就打电话给谁。人召集齐了，到三楼，门关起来，推麻将饼。齐冬每次都带一万，输毛了，扳本，叫道长借钱。道长说，哪有这么多钱呢。齐冬说，我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明天早上给你，现在不可能去银行取钱呀。齐冬边说边把麻将翻来翻去玩。道长把廿棒拉出门，嘀嘀咕咕，返身对齐冬说，我是没钱的，我可以代借，不过要炮子，你知道规矩的啦。炮子的规矩是一万块放一天五百。知道，知道，快拿来。齐冬说。道长便把钱借给齐冬。其实这个钱是道长自己的。齐冬心里也明白。齐冬赢了钱，是个大方的人，叫：“道长，你点点人数，男的一人一包硬中华，女的一人一瓶王老吉，你也把你自己算上。”道长嘿嘿嘿笑起来，说，从深圳来的，就是不一样。

赌大博的人，一般在晚上十点前，便散了。但也有赌小博的人，一直赌通宵。道长又不能赶客人走，便把几扇门关了，躺在厅堂里的躺椅上，下面焐一个硬木炭的火熜，身上盖一件破旧的军大衣，睡下了。差不多，整个年关他都是在躺椅上过夜的。

一个年关下来，也能挣三万多。道长却从来不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我知道。有一次，香翠对我说，以后我都不想开场子了。我说，你不是组织赌博，不违犯刑法，给赌博提供场所，违反治安管理条例。香翠说，我倒不是说这个，哪个村不赌博，派出所的人还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打麻将呢。我说，不开场子，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不容易。香翠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呀，我跟你算，靠赌博吃饭的人，谁有钱？都是这里借那里借的，衣着光鲜有什么用，又不是做小姐，哪一年，村里人赌赢过呢？专赌的人，今天输明天来，一直要把这些钱绞尽了，才摆手歇作，村里呢，好几个人，过了元宵出门，坐车的钱都没，死赌的，场子放在这里，赌输了的，想扳本，开了口借钱，我哪好意思不借呢，总要借出八百一千的，就说廿棒吧，都欠我一万多了，他不说不还，有钱又去赌，又天天来，我取债都开不了口。我说，不赌博，你店里生意都不好做，冷清。香翠说，是呀，道长也是这个意思，可有场子，划不来，都借出三万多了，一进一出等于零。我说，闲着也是闲着，一个小店至少能保一家人开支。香翠说，老弟呀，你看看道长，看见专赌的人，比见了岳丈还亲，还叫我烧饭给他们吃，我越烧越气。

我两个小侄子，二十来岁，正月里，也基本上坐在小店屋檐下打炸弹，没打火机了，叫：“道长，拿个打火机来。”没水喝了，叫：“道长，拿瓶水来。”我发现几次了，回到家，我便对小侄子说，你怎么也道长道长地叫，他是你们老师，你应该叫吴老师，不叫老师，也要叫伯，一点教养都没有。侄子说，别人也都这样叫。我说，那是别人的事。侄子说，叫吴老师，叫不出口。

暑假了，我带着小孩回枫林住几天，吃了晚饭，我也爱去小店走走，在他院子，架起脚，躺在椅子上，乘凉。他院子特别凉爽。院子不远，便是饶北河，河风凉幽幽送来，也送来河岸植物的香气。道长也躺在椅子上，打赤膊，把大褂挂在竹杈上。天慢慢暗下去，灵山在暗光中消失。我说，吴老师，大家叫你道长道长的，你原名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他说，叫登升。我说，好名字呀，你父亲对你冀望很高。“冀望高有什么用，他教书一辈子，茅厕也没留一个给我，叫我怎么登升呢。”他说。我说，你父亲教过我历史，课上得好，是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他是读了很多书。教书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话不能这样说，好的老师影响人的一生。”

“我辜负我父亲了。说起来，我的名字还是有来历的。登升取意于：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两株金银花，去年种下的，如今已经爬满了院墙。没一会儿，和我说话的人，已经鼾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