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 熙宁六年济南旧事

大明湖汇波楼，汇波门即北水门。新时报记者黄中明 摄

南丰祠为纪念曾巩所建 高媛 摄

　　□杨曙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中，曾巩和苏辙都曾在熙宁年间(10681077)到济南为官。曾巩为齐州知州，苏辙为齐州掌书记，按照今天的说法，曾巩担任的是市长，苏辙出任的则是市政府副秘书长。不过，在济南历史文化的书籍中，有关曾巩离任和苏辙就任时的记述，有处不易察觉但却显而易见的疑惑——熙宁六年时，济南的社会状况究竟如何?好也?差也?是也?非也?

　　曾巩成就平安之州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六月，曾巩来到济南赴任。当时的齐州，民生凋敝，盗贼肆虐，社会秩序混乱。曾巩是个勤于干事且任劳任怨的人，到任后，他立刻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并“无忘夙夜，免尽疲驽”。

　　社会治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曾巩到任后，针对治安乱状，不畏权贵威吓，立马展开整治。据《宋史》记载：济阳曲堤周氏子高，为富不仁，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仗着“力能动权贵”的势力，与地方官员内外勾结，沆瀣一气，胆大妄为，为非作歹。曾巩在搜集好证据之后，迅疾将周高逮捕法办。章丘有个“霸王社”，此乃当地土豪组织，他们杀人越货，可谓无恶不作。曾巩待到查明实情之后，迅疾派兵将他们悉数缉拿归案，并将31名罪犯判刑后发配边疆，广大乡民交口称赞。曾巩通过不遗余力打击黑恶势力，强化了社会治安治理，在不长时间内，便使得齐州境内的违法犯罪案件明显下降，以致“奸寇屏迹，民外户不闭，道至不拾遗，狱以屡空”，由案件多发之地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随之越来越清明。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凡事坚持以民为本，力求公平公允，努力轻徭薄赋。熙宁五年，为了治理黄河，朝廷要从齐州征调两万民工。以往征调民工，土豪劣绅为了转嫁徭役负担，对其人丁、家丁多有故意漏登、瞒报。由于户籍人数失真，使得百姓三丁抽一。曾巩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展开人口普查，并在反复核实后堵塞了漏洞，最终确定了九丁抽一，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不仅如期完成了朝廷下派的征调任务，而且还为广大贫苦百姓减轻了负担。同时，他结合免役法的实施，改差役为募役，有效地保障了民生，深得百姓好评。

　　济南地势南高北低，每逢夏日，来自南部山区和城内的泉群水流，常常毫无节制地宣泄城北，导致水患成灾。曾巩到任后，经过实地勘察，组织民众开展水利设施建设，疏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了北水门，修筑了百花堤，使得大明湖成为泽被后世的天然水库，从根本上解决了济南的水患问题。

　　曾巩在执掌齐州期间，还特别注重发展教育，命令各学校皆授《尚书》，重新振兴了齐州地区的《尚书》之学，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动用盈余财政，修桥铺路，修辟了齐州到博州(聊城)、魏州(河北)的官道，方便了交通，“人皆以为利”。当然，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曾巩还为济南山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

　　曾巩在齐州为政两年，励精图治，勤奋努力，因而使得济南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且“市粟易求仓廪实，邑尨无警里闾安”，赢得了百姓拥戴。熙宁六年(1073)六月，曾巩调任襄州知州，齐州百姓不愿让他离去，便关闭城门，拉起吊桥，极力予以挽留，可是皇命终归难违，曾巩只好趁着夜幕笼罩悄然离去。

　　曾巩调离不几日，也就是熙宁六年(1073)夏，苏辙由陈州学官改授齐州掌书记，有关他刚到济南时的情况，很多史料是这样记载的：齐州“大旱几岁，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以致饥民遍野、盗贼四起、社会秩序混乱。因而苏辙到任后，整日忙于协助知州开仓赈灾和整顿社会秩序，没有闲暇光顾其他。

　　上段所说，与曾巩离任时的情况记述可谓大相径庭，其中必有对错、实虚之分，因为就济南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不可能在短短几日内发生如此巨变。

　　王安石变法的践行者

　　北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发生在熙宁年间，因此亦被称为熙宁变法。据史料记载，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继位。他血气方刚，很想有所作为，意欲通过变法来兴利除弊、富国强兵、重振国运，于是便开始重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的改革派。熙宁二年(1069)变法开始。在王安石的主持下，朝廷先后制定颁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改革了科举制度，力求唯才是举，从农业、商业到手工业，从乡村到城镇，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变法历时数年，虽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终因触及到了权贵阶层的根本权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加之变法在实际运行中多有操之过急之不足，所以最终归于失败，而这次变法失败也就成为40多年后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按照宋代的行政区划，齐州归属京东路管辖，而作为京东重镇齐州，又备受朝廷重视，因而所派遣的官员多为干练之人，尤其是变法展开后，齐州又是先行试点地区，朝廷派遣曾巩来执掌齐州，与推行变法不无关联。对王安石变法，曾巩虽然也有些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论，他是变法的拥护者、支持者，并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利民除弊为原则，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法。执掌齐州期间，他所采取的治理举措，如推行保甲法以整顿社会秩序，兴修水利设施以防御自然灾害，实施募役制以减轻百姓负担，落实青苗法以防范土豪劣绅对农民的盘剥，加强市政建设以造福于民等等，都与当时的变法改革密切相关。

　　纵观曾巩生平，实干家的赞誉实至名归。进士及第之后，他原本在朝廷编校史书，可后来却主动要求外任，先是担任越州通判，而后又执掌过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只是年过花甲之后，才又回到朝廷担任史馆修撰，其勤于政事、兴利除弊、守正不阿、亲民爱民之政绩，史上多有公论。

　　“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

　　苏辙的文采可与曾巩媲美，但其从政经历和政绩，与曾巩相比却相差甚远。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初，原本想重用苏辙，可因为苏辙对变法有不同意见，并上书力陈法不可变之由，因而得罪了王安石，被下放到河南府任推官，后又被派往陈州任学官，之后于熙宁六年改授齐州掌书记，三年任期满后离职。

　　因为政见相异，苏辙对变法或有些吹毛求疵、放大问题之言辞：“谁言到官舍，旱气裂后土。饥馑费囷仓，剽夺惊桴鼓。缅焉礼义邦，忧作流亡聚。君来正此时，王事最勤苦。”同时，曾巩离济后，其齐州知州继任者李师中也是变法的反对派，这就使得他与苏辙难免有意无意间，或是直接间接地褒贬变法了。当然，他们的褒贬可能是对事不对人，因为我想，他们对曾巩这位文学大家，应当还是十分尊重的。

　　苏辙到齐州任职，是其由来已久的愿望。他在《舜泉诗并叙》中还这样写道：“始余在京师，游宦贫困，思归而不能。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我久闻济南山水好，是主动要求到这里来补缺的。”此外，在《送排保甲陈祐甫》诗中，他还这样写道：“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从事东诸侯，结绶济南府。”由此可知，苏辙来济南，原本是冲着济南山水来的，可没想到公务繁忙，让他颇为无奈和疲惫，因而时常口出怨言，感叹“宦游少娱乐，缠缚苦文案”之感慨。此外，他还把在陈州任学官的“清净、安闲”，与在齐州任掌书记的“忙碌、磨折”作了对比：“陈风清净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久尔安闲长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官居一去真蘧庐，东来失计悔厥初。夜闻桴鼓惊阎闾，事如牛毛费耘锄。”从这些诗文中我们可以分析得知，苏辙可能是个忠于职守的人，但却不是位任劳任怨的人，借诗文发泄情绪，渲染问题不足为怪。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苏辙对济南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曾巩执掌齐州满打满算也就两年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他就是才干再出众，精力再旺盛，工作再努力，也不可能解决“繁难之州”的全部社会问题，更何况，只要干事，就难免犯错，变法改革更难免不犯错。曾巩离任后，齐州的社会治安乱象反弹，以致熙宁十年(1077)六月，再次因“盗犹不止”，且“论报无虚日”，而被列为惩治“盗贼并用重法”之地。应当说，这种“反弹”乱象，与曾巩不相干，倒是他的几位后任及苏辙们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苏辙与曾巩同样，都是人们崇敬的文学家。因而，后世文人们为了“反衬”苏辙的才干，或有意无意地“放大”其初到济南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反衬不是有意贬低曾巩，甚至褒贬熙宁变法，而是忽视或是忘记了曾巩是苏辙“前任”的这个历史事实。其实，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此类顾此失彼的情况并不罕见。当然，据于同样的原因，后世文人们或许为了褒扬曾巩，对其政绩、才干，也有溢美、拔高、放大之可能。

　　《宋史》为元人所撰，济南先贤张起岩就参与了其中的编撰。从《宋史》记载来看，或许也能说明些问题。在《宋史·曾巩传》中，不仅赞扬他“负才名、久外徙”，而且对他在齐州的作为多有褒扬，如“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等;而在《宋史·苏辙传》中，对他在齐州的工作压根儿就没提，连只言片语都没有。

　　据史料记载，曾巩为政齐州那两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这让他能用较大精力，筹措人力物力进行综合治理，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诸多政绩。由此推断，“大旱几岁，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熙宁年间的确有大旱发生，不过那是在熙宁七年，也就是曾巩离任齐州知州，苏辙就任齐州掌书记的第二年。也正是那场大旱，间接夭折了熙宁变法的进程。

　　回望历史，后人评价前人，离不开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以及人生经历、学术观点和学识学养等主客观因素，偏颇是难免的。闲读熙宁六年史书的不同记述，让我品味再三。前任与后任，离任与赴任，真实的历史就沉淀在济南的山水之间，代代百姓用他们的心尺衡量着曾巩、苏辙们的政声和口碑，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