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为什么不来中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城市贫民窟？

　　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作为农民进城的“退路”，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使“居者有其屋”，还为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入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因为这个“退路”的存在，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就有了基本保障，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就能够“软着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9年末的551万，减贫成就举世瞩目。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成就显著，过程艰辛。几十年中，数亿中国农民到底是如何摆脱贫困的?为什么教育扶贫中的入学率，一定要强调百分百?中国为什么没有城市贫民窟?全体脱贫后，我国农村又将如何发展?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接受瞭望智库采访，回答了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让农民摆脱了普遍性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多地少，再加上城市并不对农民敞开落户的大门，绝大多数农民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难以获得其他发展机会，处于普遍性贫困状态。经过多年的工业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贫困人口也开始大幅度减少。在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农民由之前的不允许进城，发展为可以进城，称呼从“盲流”发展到“农民工”，再到今天的“新工人”“新市民”。他们进入二三产业的体制机制障碍被扫除，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机会和收入机会。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家庭收入来源，也慢慢变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形式，即年轻人进城务工，年纪较大的父母依旧种地。多数家庭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积蓄慢慢增多，逐渐摆脱贫困。

　　当前中国反贫困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持续发展。除了经济发展，我国还在各项政策的制定上，给予农村和农民扶持，比如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新农保制度等。从“开发扶贫”到“精准扶贫”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策的辅助，我国农村的贫困原因也从普遍性贫困转变成差异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对此，国家早在1984年开始实施“开发扶贫”策略——重点是区域开发，典型做法是评选出贫困县并进行重点支持。支持方式多种多样，一般包含修路、修桥以及引进技术等。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财力物力。区域性的开发扶贫，极大改变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了他们进入全国市场的门槛，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快速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

　　但开发扶贫模式的一些弊端也慢慢浮现出来。最显著的问题是，一些贫困县不愿意脱贫，甚至争当贫困县，因为被列入贫困县就会有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和专项政策支持。开发扶贫还存在一个“精英俘获”现象——扶贫资源更多地被当地富裕农民占据，没有普惠到贫困农民。除了腐败性的侵占资源外，大多数“精英俘获”其实是市场在起作用，毕竟富裕农民本身就在经济、社会等结构因素中占据优势，可以更好地利用开发扶贫带来的基础设施及技术扶持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将之前以区域为重点的开发扶贫扩展到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将过去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具体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贫困治理的全流程。其中，“精准帮扶”是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帮扶责任人，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集中力量进行扶持。

　　思想贫困是扶贫重点

　　精准扶贫阶段影响最深远的是教育扶贫。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家庭中的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则贫困发生率大于16%;若将接受教育年限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会下降到7%;若接受教育年限为9至12年，则贫困率下降到2.5%;若接受教育年限超过12年，则几乎不存在贫困状况。可以看出，教育扶贫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关键，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所以，在教育扶贫方面，国家有个硬性要求，简称“控辍保学”，就是要控制辍学率。现在，很多贫困县的入学率达到了100%，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扶贫先扶志”，对于一些存在“等靠要”想法的老一辈人来说，在思想上改造他们难度较大，而新一代的孩子们接受了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观念势必发生改变。所以，教育扶贫虽是缓慢、艰苦、长期的投入，但带来的影响却是内生的，根本的、不可逆转的，可以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从而造福家庭。

　　消灭了绝对贫困如何巩固成果之后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那么，消灭了绝对贫困后，如何巩固成果?这就需要落实好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的安排下，依照每个战略阶段问题的特点予以针对性解决。

　　首先，当前我国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农村。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这些地区已经工业化，农村大多数已经实现了城镇化，占全国农村总数不超过10%;二是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占全国农村的70%以上;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占全国农村5%以下。

　　其次，占中国农村最大比例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存在四种差异颇大的农户。一是举家进城的农村富裕农户;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三是留守农村的中等家庭;四是老弱病残家庭。

　　最后是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年轻力壮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比较容易找到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开始逐步分化，有能力成功立足，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会全家进城;无法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会返乡养老，与土地再次结合。

　　其实，这三个层面的分化，也体现了我国农村在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特点。因此，乡村振兴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大多数农村和农民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这个保障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

　　当前中国很多城市向农民开放，但乡村并未完全对城市开放，农民由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可能比较容易，但由城市户籍变为农村户籍则基本不可能。城市资本(包括城市市民)也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

　　国家之所以对城市资本下乡进行限制，是担心如果城市资本在农村建立起“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别墅，万一农民进城失败了要退回农村，那就失去了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因此，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作为农民进城的“退路”，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使“居者有其屋”，还为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入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因为这个“退路”的存在，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就有了基本保障，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就能够“软着陆”，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发挥很大作用。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