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 工作坊｜流动时代的民族志与人类学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本、人口、物品、信息的加速流动，在消解原有社会与人的边界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边界。信息和技术的流动，让知识形态从单个体、长时间的逻辑论证变成多个体的即时链接式拓展，既带来知识的爆发，也引发大量混乱和误解。与此同时，资本、信息、人才的多面向流动也挑战着中心-边缘的既有秩序。虚拟技术和网络商业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产生出二者交互的多元空间。社会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社会的构成和运转机制也开始发生极大变化，其中，人的价值理念、认知方式，以及生活状态、时代精神均发生着微妙却又深远的转变。由此，在流动的时代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和民族志写作何为，如何回应流动对不同边界的消解与重塑，当代社会信息、技术和资本的流动如何挑战人类学视野中有关社会运作和人心走向的基础理论和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2019年10月25-27日举办“流动时代的民族志与人类学”学术工作坊，探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实践在流动的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工作坊分为：区域、边境与流动；流动、信息与知识再生产；城乡、流动与家园；生态、观念与技术等四个专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刘志扬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流动已成为生活常态，同时影响着人们对所处世界的认知与实践，如何贴近现实，理解流动之下的诸多新现象新议题，人类学者既责无旁贷，亦将大有可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全国各高校学者齐聚马丁堂，对流动时代的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知识产生展开热烈讨论。

一、区域、边境与流动

工作坊的讨论从与流动息息相关的边境与区域研究开始，云南民族大学沈海梅从近二十年来跨境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理论回顾切入，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人和物的跨境流动逐渐成为常态，边界的性质和意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跨边界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因此，学者们开始对边界进行新的界定，首先，边界为可以被激活，充满转型力的社会空间；其次，边界是可获取的新资源与新生计；再次，边界是跨越区域连接不同国家的通道，由此也延伸出“边界建构”、“边界景观”、“边界过程”等多维的理论视角，近年来边界研究的议题也从物的流动、人的跨界行为拓展到动物、植物的跨界现象；同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发展至更为宽广的论域。

南京大学褚建芳从中缅跨境运米被罚的案例开始，引入边界的“自然”与“自觉”的探讨，在边疆，地理空间、族群空间和物流空间本来是自然的和连续的，但基于国家主权与利益的边界治理，又将这种自然连续的空间区分开来。同时也建构着国家、民族的差异与认同。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跨境贩运与贩卖进行治理与管控，大米成为国家政治的产物，边界成了主权象征；另一方面，就谋生而言，境内流动和跨境流动却非边民关注的重点，一切归于对利益与美好生活的追逐。对于边民而言，无论是边境治理，还是边民福利，都映射出国家的在场。因此，国家对边民生活的管控实属正常，跨境贩运和走私同样也属正常。

跨境流动中，随着人的相遇，差异逐渐彰显，不同主体如何调适应对，亦是跨境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阿叶的生命故事，云南民族大学李云霞为我们展现出老挝西北部山地跨境民族的生活缩影，并从劳动力关系、阿卡内部竞争、跨境生计和经济网络的形成以及流动过程中的涵化和他者化等角度探讨了山地民族女性自我的形成与性别化渴望，一方面，她们通过接纳新事物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又强化了山地少数民族“负面”的自我认知。市场与流动，在使其获得一定自主性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社会中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使之陷入资本逻辑和更大范畴的父权社会的规训之中。

事实上，边疆地带的社会文化意涵，远远超越了国家视角下的话语和修辞，边境叙事往往显现出复杂、多重、动态的特质，中山大学段颖以中缅边境德昂族的跨国生存与地方流动性为主题，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缅两国政治经济的比较差异对德昂族跨境流动的影响，并通过跨境劳工、电召佛爷、跨境婚姻等不同案例探讨了边民对边境生态以及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具体认知与行为策略，此外，随着全球化与资讯时代的到来，中缅两地德昂边民对手机与互联网的使用，使其在虚拟世界中构建出跨越国界、互联互通的“想象共同体”，而德昂族不同形式的跨境流动与日常叙事，充分体现出丰富、立体且充满张力的边境生态，以及各种关系、经验交织、互动下的边界过程。

全球化进程中，流动自然不止于边境，同时更多地体现于跨国网络与连接中。中山大学陈亮以广州的非洲人为例，运用“集聚”这一概念，探讨来自非洲的客商与留学生如何建立关系，以及在全球供应链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中，族群、宗教、文化以及殖民历史对不同人群产生的影响。许多非洲人来华之后才知道他们是“黑人”，但受殖民历史影响程度不同的非洲人对肤色的看法又存在差异。供应链中，中国人和非洲人巧妙互嵌，更通过宗教、语言与饮食编出动态的网络。因此，对于来穗非洲人而言，在文化上使自己保持一种松散的状态，将对其自身发展更为有利；而中非人群之间的边界往往是模糊、弹性的，并非麦高登“低端全球化”论述中二元观的呈现。

二、流动、信息与知识再生产

无疑，流动与人息息相关，尤其是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学者，更是全球流动图景的生动呈现，中山大学王炳钰以从全球北方到南方的中国学者的暂时性、颠沛流离与时间劳动为主题，叙述、分析了当下全球学术流动中从“永久／长期移民模式”向“暂时／循环移民模式”的转换，随着“教育-移民通道”竞争日趋激烈，使得从全球南方到北方的学术移民面临着暂时性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到职业规划、家庭稳定与情感生活。而在他们寄希望于回国结束“暂时”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形势，国家、大学将其塑造成被渴望和需要的学术精英，甚至发表机器，这就迫使其再度回归流动，以规划更为多样的未来。

流动不仅存于当下，也存于历史延续与流变之中。同济大学陈晋通过达巴师父为汉族男孩做仪式的案例，展现出仪式实践中知识的流动性。首先，达巴的知识是唱诵、记忆、身体展演的综合，学习、传承极为复杂、漫长，达巴经文均为口传，在传承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其次，达巴在纳人社会中地位尊贵，为村落、氏族专属，为族人谋福利，但随着达巴的减少，达巴的仪式实践渐渐跨越村落、氏族乃至族群边界，同时，达巴仪式的“遗产化”又将国家、市场等因素带入到实践过程中，因此，知识的流动，仪式中的互惠与交换，变得更为复杂多面，“文化”，也在不同主体关于知识的无知与协商中，被不断创造出来。

当然，流动已不仅限于人、物，同时也包括观念、信息的交流与碰撞，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再生产。华东师范大学朱宇晶以普通家庭如何参与互联网金融切入，探讨了资本弹性流动下的中国家庭居民理财。“流动起来的钱才有价值”体现了人们在稳定收入之外所感受的危机感，而互联网金融的“可及性”，为很多感觉被银行金融剥夺的人们提供了理财平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依据“大数据”制造出盈利与风险的理财想象，使更多投资者卷入“时间-风险-收益”组合而成的计算行为中，但这与现实运作存在极大差距，其中，国家、平台、风险、收益、道德、秩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流动中的安全，不再是知识问题，而成为各种关系聚合的复杂后果。

流动也带来变化和意义的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国华以泰迪熊为案例，展示出熊的玩具化过程及其意义生产。从最初狩猎故事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男性主义的塑造，再到小熊维尼故事中将小熊与和平，以及⼀战之后社会⼼理的修复联系起来，很⼤程度上推动了泰迪熊在英国的风靡。随着熊逐渐成为现代世界中自然保护区内的被观看的景观，熊与人的友善关系逐渐被大众接受。而玩具的工业化，则触发了泰迪熊玩具全球收藏热，并延伸出泰迪熊的周边文化产品和⼀系列的消费空间，这些空间名义上为儿童打造，但儿童并不在意这个空间的历史性与“正式教育用途”，泰迪熊的“萌宠”属性和宠爱政治反而有更加紧密的关联。

三、城乡、流动与家园

流动，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认知，身在何处，家在何方，成为流动的人们时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武汉大学李翠玲以大学租房为例，着重考察了流动时代的居屋与家。作为“家”的房屋与其使用者的生命、情感和生活紧密相连，是与人的灵魂“混融”的特殊之“物”。而如今住房的商品化以及高流动性却导致房与家的分离，因此，在流动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家”、意义、认同、归属不一定与拥有房屋必然关联。因此，有必要从心与物两个维度入手，重新思考居屋与家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在以家为中心的社会交往与日常感知中逐渐形成家的归属，同时，家与居屋也使个体在各种奋斗、痛苦、挣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与周围环境的紧密联系，并将家从私人领域延伸到外部社区。

如果说“何以为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与情感归属，那么，对于西南某地羌族村民而言，如何找回家之归属，则成为灾后重建中面临的极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张巧运指出，在当地人看来，家园是人情的连接和地势的聚集。家园建造是一个历史的、关系的过程；展现的是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的互相成就。但灾后重建却打破了家园作为社会关系的集结作用，破坏了当地的人地关系、互助互惠以及婚姻、家庭关系，人情关系也逐渐走向市场化和资源化。而重建之后的旅游开发，使家的私密性和景区的公共性相互冲突。居住空间和当地社会关系的改变，以及地势作为社会团结象征的逐渐丧失，使得迁居之后的羌族处于“家不像家，村不像村，人不像人”的困境之中。

对于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而言，流动已成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他们如何自处以及与家人相处？南京大学冉光沛以此出发，探讨了滇西北纳西族村落青年的流动主体性。一方面，个人愿望、社会期待推动年轻人不断地走出去，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村民眼中有能力之人；另一方面，回家的可能性又成为衡量年轻人对父母及家人关爱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年轻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矛盾之中，既面对来自外部世界与未来发展的吸引，又受本土文化的道德想象与伦理关系的型塑。如何在流动中维系家庭关系，应对缺席与重聚的日常，平衡个人欲望、他人期待、道德观念，成为流动中的年轻人必然面对的问题，同时也决定着他们与故乡之间无论于物理还是道德意义上的距离。

人、物流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原乡的社会发展与转型。中山大学夏循祥从一个本来与馒头无关的乡镇发展谈起，探讨市场自我形成的发展过程。首先，农民进城寻求发展，成为馒头产业的先遣队；其次，原乡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经济的“酵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解决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卫生等问题，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将面点产业从传统的家庭作坊转向规模化工厂加工。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农民也在转变，他们不进工厂；不受雇于人，也不愿雇佣人；将家乡生活移植到城市；形成返乡的炫耀性经济。毛市镇面点产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外出与回流，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农民的城市化，如何在城市有限的开放条件下保持自主的融入。

四、生态、观念与技术

流动，既产生脱域，又创造连接，并将生态、信息、观念、技术以新的方式聚合起来。浙江财经大学卢成仁从如何看待有机生态食物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谈起，解释了由生态农业所形塑的新生产主义乡村可能的愿景。生态稻作从传统农业生产转向循环、安全可持续的生产，乡村开始从单一追求产量转向食品安全、生态安全、身体健康等多元目标。基于城乡相互需求的产消对接，使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有利于对等、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的生成。以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的组织形式，既解决规模化与资金问题，又将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运作相互关联起来，为村落共同体的再形成及其内化提供了一种纽带和途径。

而对于生活在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哈萨克人与塔吉克人而言，流动则是他们与自然相处的日常实践，中南民族大学陈祥军为我们勾勒出牧民随季节迁徙，逐水草而居的流动图景。他们的游牧知识植根于畜群与草原，经过世代传承与累积，最终形成了一套放牧牲畜、利用草原、规约和管理游牧社会的知识，及其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但是，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游牧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放牧空间渐趋破碎、移动距离缩短、移动规律也被打乱。牧区社会也被多种因素叠加挤压，虽然牧民依旧认为游牧仍是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生计模式，但他们也不得不进行各种调适，应对变迁。

以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政策导向与技术介入，其产生的后果远比简单化计划来得复杂、深远。中山大学张文义以中国西南地区转基因作物、物种变化与气候变迁切入，探讨了景颇生活世界中的蜕变、矛盾与混乱。公路修建、转基因作物种植诱发更多杂草生长，除草剂的使用加剧了土壤恶化，生态与地景的变化，人口的流动，各种新生事物的无序涌入，破坏了景颇族与自然相处的节律。市场进入，四处激起人的欲望，却没有提供满足欲望的手段与资源。原有生命之间的关联以及共享的体系逐渐失效，在无名、无关联状态下，个体开始借由想象，无中生有，从错误中衍生信息和知识，创造出一个区域，伦理则被悬置其中。

身处流动之中，人需要面对的，还有观念与知识的更替交织，南方科技大学袁长庚以中药保健品热潮中的“养生”之辨切入，为我们呈现出后革命时代的身体干预与传统再造。以“养生”为核心的保健品市场，背后暗含的，是一套表征经济学的话语和实践。保健品不是药，却又存在“方子”，其营销策略中的“中医元素”，既借用中医医理、药理、身体观、宇宙观重新翻译纽崔莱所代表的知识体系，又借用中医刮痧、拔罐、手诊、面诊、推拿等身体辅助技术来赢得市场和巩固疗效。因此，养生所塑造的景观既是欲望回归后身体的自然政治，又是未来维持生活脆弱的平衡，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纠缠，一种宇宙观层面的冲撞和混融。

五、圆桌讨论

中山大学陈志明教授主持圆桌讨论，并作出点评。陈教授指出，人的历史本就是流动的历史，从非洲开始，迁徙到世界各地。关于流动的理解，需要注意历史与政治经济的路径。从陆路看，早期丝绸之路体现的就是一种流动，十七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东联系增加，流动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从海路看，大航海时代以及后来的海外拓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现在很多国家政策都与全球流动有关，这就需要将中国放在历史与政治经济过程中加以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边境的流动，更是中亚、南亚、东亚的联系和流动。面对新时代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理解历史与当下的流动，如何在理论上推进，则是新一代人类学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工作坊召集人段颖对“流动时代的民族志与人类学”这一主题作出回应，流动的时代，无论从现象，还是学理层面，都是需要关注和面对的议题，身处流动的世界，我们需要思考何处是田野，如何田野以及人类学何为等一系列的问题。随后，与会学者先后发言，加入讨论。陈晋提出未来之人类学的设想，现代科学的建立使我们趋向认为未来是可预测的，但我们如今的思考应跳出二十世纪的理论范式，探讨不同意义上的未来。针对如何研究流动，李云霞强调，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趋势，以边境叙事展开关于流动的探讨，将是有意义的尝试。褚建芳则指出，人类学要有自己的担当，将研究与现实连接起来，这样可以细化、界定关于流动的认识，同时回归民族志，思考如何将之具体呈现出来。

陈亮认为流动指向移动的状态，我们以此讨论人、物的流动；但若出现新现象，如无名状态，使用流变一词是否更加合适，这样可以将之作为流动后果的种种形态进行考察。袁长庚则强调这里的流动，不是flow，而是鲍曼所言的液态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讨论如何面对这个松动的世界、社会和时代。曾国华进一步说明液态社会是一个连续体，有断裂，也有连续，流动不单是物的流动，还包括制度、观念的改变。于此，沈海梅指出，在流动的世界中，人类学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体现出学科本身的生命力，但在接触各种新现象时，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理论的提升与思考，如何从案例走向知识生产。就此，卢成仁指出，如何将民族志的风格揉进论文的框架/体系中，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如何在生存之余，将研究做得更加有趣，值得深思。朱宇晶则进一步谈到人类学如何从个体叙事回应宏观架构，个案经验如何应对差异性，以及普世性的理论体系等问题。

中山大学及广州其他高校的师生也参与了工作坊的讨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杨圆媛就听会提出自己的感想，现在人类学研究谈流动/转向，讨论日常生活、具身体验、主体性，但我们在民族志细节之后应该谈论什么？在自我感动之外如何和外界产生连接？转向之后人类学又在追求什么？就此，与会学者给出各自的回应，曾国华指出，研究生学习，不要聚焦在一套确定的知识体系，而应学会适应一种多视角甚至富有冲突与张力的状态。张文义强调，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是把我们认识的东西做到最好，我们没法预测一个学科的未来如何，我们在看到学生的世界时候，其实也是在换一种方式慢慢打磨自己的研究，对于学生而言，需要慢下来，尽力做到当下的最好。李云霞指出，让田野调查告诉你该怎么走，做好田野调查，尽量认识自己的田野，这样进行相关的理论联系时才能有所选择。

会议在激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虽然时有争论，但依旧形成不少共识。首先、年轻学者经历一定时期的田野积累后，开始产生更多的想法与疑惑，工作坊的目的就在于搭建平台，促进学术的交流与论争；其次、知识需要流动与更新，需要不断“补课”，这是不同时代的学者曾经或正在经历的过程；第三，人类学者长期处于自己的研究之中，难免困于知识与经验的舒适地带，因此，更需要借助工作坊，创造自由、开放的讨论空间，在批评、辩难中互相砥砺，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