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王绍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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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教授访谈录

嘉宾

小传

王绍光（1954—），湖北武汉人，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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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因为梦想而精彩，生命因为追求而卓越。聆听思想的声音，追寻生命的足迹。2015年2月，《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编辑部一行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对著名学者王绍光教授进行了专访。

彭铭刚

您在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入了北大，当时学的是法律，后来教育部公派留学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政治学。请您介绍一下当年为何有这样的转变？

王绍光

当初我高考报考的专业是北大哲学系，而法律系当年并没有公开招生，可是事实上招生了。法律系当时被划为“绝密系”。在那个年代，大学有些系是分密级的，法律系当时属于“绝密系”，需要招录背景没问题、没疑点的学生。我报考的是哲学系，但录取的是法律系。之后我到了美国学习转到政治学有两个原因，一是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觉得法律学太多法条主义，从法条来看世界的方法对于我而言是不恰当的；二是我当时偏重的是宪法，而且是比较宪法，当时在北大教我们比较宪法的老师是龚祥瑞教授。龚祥瑞教授是中国第二代的法律学专家，第一代是钱端升。钱端升当时是龚先生在清华的老师。龚祥瑞于1935、1936年左右从清华毕业，然后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

拉斯基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政治学最大的大腕。龚祥瑞于1939年回到西南联大教书，他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学，偏重于行政和公务员方面，解放后才分到法律系工作。学政治学出身的他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比较宪法，因此我在读书的时候，便对比较宪法比较感兴趣。当年我的学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利益集团，这个议题今天很多人知道，但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人研究这个议题。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后来论文被收录于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成为一章。于是我出国留学自然就选择学习比较宪法。但熟悉美国法学院情况就知道，美国法学院里基本没有人教授比较宪法，虽然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可是没有人学，所以我留学报专业，报的也是法学，被很多法学院录取了，其中包括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拿到了该校的全额奖学金。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信息的传递比较麻烦，来回的时间也比较长。

当麦吉尔大学录取我之后，我被告知我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告诉我的人是史天健，是在政治学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者，不幸在前两年去世了。当年，史天健、王新阳和我是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第一届中国博士生获得者。我们获得这项奖学金后，可以选择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哈佛。由于我在中国读了一本教科书《American Government: Incomplete Conquest》，作者是Theodore J. Lowi，因此我认为他是美国政治学的大腕。他当时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所以我选择了康奈尔大学。当年的筛选机制是美国政府把经费给中国教育部，由两边政府部门进行申请者的筛选。原本政府派我去留学是学习“司法行政”，后来我发现在美国就是狱政管理，管理监狱，这是一个极其没意思的专业。不过当时政府部门对于出国留学转专业的事情不怎么干涉，于是我就转到了政治学。到了康奈尔之后，Theodore Lowi便是我的导师，他以前还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现在还依然活跃在学界。

彭铭刚

您在21年前和胡鞍钢老师合著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整个中国分税制制度建设和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不久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表示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财税体系改革。现在社会各界提出很多不同的方案，例如要彻底改变分税制或者开增房产税等方案。您对未来财税改革方案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王绍光

先说要废除分税制这一点。我认为如果要废除，心目中首先要有替代的方案。我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分税制替代了什么。1993年的财政体制叫做包干制。在这项制度下中央政府每年需与31个省（直辖市）政府就包干协议进行谈判。这项制度导致很多漏洞，由于每年都要谈判，所以双方都有机会主义的动机。从80年代中期到93、94年都可以感受到，中央给省政府一个协议，省政府就会想办法把钱抽到其他地方去再给中央。包干制基本上属于任意性较大的一种财政体制，是一种任意性（discretion-based）体制。

分税制最重要的不在于分税制本身，而在于它是一个规则性（rule-based）体制，明确规定哪些税属于中央、哪些税属地方政府、哪些税属中央和地方共享。所以，分税制最重要的一点意义在于从一个任意性较强的财政体制转变为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财政体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分税制改革只处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关系，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有完全的自主权。如果是完全分税制，财政关系应该是完全分到底，即哪些税属中央政府、哪些税属省级政府、哪些税属地市级政府、哪些税属县级政府。当年改革的关键点是从任意性到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转变，着眼点只是财政体制中“收”这一部分，因为中国政府的钱确实收不上来。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94、95年全国财政税收的收入占GDP比重的10%，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说当时政府完全没有钱，许多部门要靠自己去赚钱，军队、警察、法院都要自己赚钱，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因此当时要解决收入的问题，这个问题从95年之后就得到了改善。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3~24%，在全世界仍属于非常低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的比重一般是40~6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政府没有把属于社保方面的福利这部分放进税收里面。如果把福利这部分加上可能达到30%多，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水平。但我们要清楚，这只是财政体制的一部分，只解决了“收”的问题。我从2001年就开始讲，现在要解决“支”的问题。现在“收”的问题大概解决了，谁花钱就对谁负责，花多少、怎么花就是预算问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那篇文章引起的重视不比93年那篇文章小。

后来财政部找我专门编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序是时任项怀诚部长写的，当时候分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岚清也很重视，后来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过去十几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支”的问题，即预算改革。研究预算改革的学者有很多，中山大学的马骏和他的团队在预算改革领域做了许多研究。我也跟马骏合写过文章，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预算国家的形成，而马骏团队更多关注于国内的预算改革。每个国家的财政体制都有变化，关键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抽象的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财政体制。当年是“收”问题就解决“收”的问题，现在是“支”的问题就解决支的问题。当前所谓的要取代分税制，是要废除它还是其他意思，我不甚了解，也不作过多的评论。

同时开征新的税如遗产税、房地产税等，也是用来解决的问题。通常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两步：第一步是要清楚解决什么问题；第二步是要考虑提出的方案能不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今年最热门的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就是关于全球的资本论，它提出了一个方案听起来挺好，就是全球财产税。能否做得到？我有保留。全球性的任何税都不可能一起征，何况是财产税。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意义的方案。那么中国是否要征收房地产税？为什么要征收？因为今后没有太多地可以再卖。卖地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媒体和舆论把它妖魔化，没有卖地全中国各地的市政建设不可能在短短十年内跨上一个大台阶，中国人的住房状况也不可能跨上一个大台阶。仅仅从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来看，从2005-2015年，要建5100万套，5100万套相当于解决了1.5亿人的住房问题，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是难以想象的。1.5亿是中国的1/10的人口，相当于是整个日本和半个美国的人口，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没有卖地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做到。

全世界其实都征收房地产税，不管在美国还是世界的其他国家，不收房地产税其实也不太合适，因为房产是衡量家庭财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人住得比需要住的空间要大，这个人便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要纳税其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房地产税的一个好处是“跑不了”。因为房子属于不动产，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税。不像全球财富税，财富可以跑到别的国家去。我觉得征收房产税现在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不动产登记条例已经颁布，以前要征收还涉及到国家认证能力问题和资产评估的体系，现在几乎都有了，所以剩下时间问题和征收方式需要讨论。同时，我认为房产税最好留给地方政府，便可解决当地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征税是有学问的，流动性比较大税种一般由上一级政府承担；税标的比较小、流动性比较小税种由地方政府承担。所以房产税留给地方政府，在税收理论上也是行得通。

至于遗产税，它跟房地产不一样，可能有很大一块遗产是房地产，但遗产可以变现，变现后就可以转移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是避税天堂。所以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把遗产税率提高到90%。但是税率一提高，富人便立刻改国籍。美国很多富人放弃美国国籍，入籍其他国家。所以遗产税听起来很好，但能否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操作不当，就变成了欺骗。在讨论制度时，必须要考虑清楚这个制度有没有必要做，如果有必要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做。所以在评论一个问题时，自己心目中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还要经过研究后再经过验证，然后再提，否则就会变成一种廉价的批评（cheap criticism）。

彭铭刚：

2014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反腐。您是怎么看待现在反腐的模式？这个反腐的模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没有什么帮助？

王绍光

中国反腐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错误的思路，就是“抓大老虎”。但“抓大老虎”恰好迎合了媒体和群众心态上，一定要抓大老虎，抓到了副国级一定要抓更大的老虎，就是这个心态，但是这个心态本身可能是个坏事。中国开始反腐工作就是抓大老虎，当时大老虎大概就千把块钱，后来变成万把块钱，后来变成了百万、千万、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打老虎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老虎越打越多，因为没有注重其他两个方面，反腐工作一定有三方面，执法（打）、教育和防贪（让腐败不能发生）。后面一块前些年的工作做得确实非常非常少，而我赞成的反腐方式是防微杜渐。在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工作就是遵循这个基本思路。当时为了防微杜渐制定了一整套教育体系，让人也不想腐。所以现在有评论说那个时候很腐败，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除非把“腐败”的定义任意改变。我认为当时是个非常体面的社会，当年做得好，就是因为防微杜渐。

前些年常见的例子是很多人去澳门赌博，一赌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拿的是公家的钱，我们必须要认真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例子在制度上成为可能？如果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会计制度、财政制度和国库拨付体系，这种事情就完全不可能发生，在制度上完全可以杜绝。所以刚才说到反腐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国家需要建立一种跟腐败没什么关系的体系。前两天有一则新闻报道股市造假，有会计师事务和律师事务所所牵涉其中，也就是说这种制度漏洞如果不补的话，不光是公家部门贪腐，私营部门更贪腐，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从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入手进行建设，可能会有更好的反腐效果。现在中央讲“三管齐下”，其实香港廉政公署也在“三管齐下”，后两管可能更重要。现在大家在打老虎比较兴奋时，一定要有人说这个话，就是打老虎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打大老虎打了快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结果是老虎越打越大，证明了打大老虎这个思路是一件错误的事。

彭铭刚：

最近有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官员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可以善于自我纠正，从而进行自我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几年，“改革”一词也是贯穿了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您认为从改革的源动力来而言，我们跟西方有什么不同呢？

王绍光

我首先说学界的看法。“如果有政党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只是逻辑上的一种简单假设。如果从学理上研究，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从18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后，西方民主体制的思路没有任何的制度上进，他们假设的观点是我选你，你就要对我负责，但对于这个观点没有进行任何论证。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领导人跟选一个律师完全不是一码事。为什么他们会对你负责？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凭什么要对你负责？没有这个道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过，这是从理论上的。从实践层面而言，究竟有几个政党参加选举？我看过一幅西方的漫画，描述到选举时，选民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四年前下台的那个政党，另一个是八年前下台的那个政党。有些国家八年前都没有所谓的民主选举，只有四年前下台的政党和现在执政的政党。四年前下台的政党凭什么四年以后就变好了？没有任何理由。台湾就可以看到民主了吗？国民党以外还能选谁？选民进党。民进党以前做得不好，凭什么现在就能做好？这个竞争就使得民进党改好了吗？它怎么能改好？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个假设本身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到现在依然是个假设，过了200年还是这个假设，但一批人把它当回事，这个没办法，很多人已经把这个假设变成一个平常的语言，有两个党，我就有选择。哪里有这种选择？没有这种选择。

对于中国的改革，我觉得思路非常多，但不要从一个抽象模式出发，而是要从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开始。如果要解决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问题，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改革，在哪个领域上需要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哪些事情？为什么是必要的？如果发现是必要的，用什么途径能解决参与问题？如果从这个入手的话就可以做。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地解决问题。比如昨晚新闻报道李克强总理就三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找业界的代表来讨论。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是怎么起草国情咨文，而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深入挖掘的话，可能发现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过程比美国的国情咨文起草过程要民主得多，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我说这个话是有底气，因为我在清华的一些学生，他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将各国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进行了比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的年度工作成绩单。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总结今年做了什么，还需计划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一点非常关键。

民主的关键在于决策，而不在于权力。只不过现在的思路让人的注意力放在权力上，但我觉得过程更为重要，比如说制定决策的过程。其实最早民主的概念就是人民参与决策的过程，即“rule by the people”，而不是“rule by the people we elected”，“we elected”是后来加上去的，加了这一层，把很多民主实质的东西都过滤掉，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让普通的民众——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在每件具体事情中都有的一些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到过程中，这种改革是必要的，而又不必一次全部铺开，哪里有问题就解决哪里，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有思路，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模式。这样的教训其实很多，比如说最近埃博拉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就是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从美国回去的人建立的国家，但现在搞得乱七八糟。菲律宾也是美国人建立，但菲律宾实行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做得如何呢？投票投到箱子里的是什么，拿出来的是什么，根本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不要从抽象出发，而是从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

熊美娟

最近看了您一篇文章，关于中美智库的对比。最近国家要加大力度利用和扶持智库。这个您怎么看？

王绍光

中国说到中国智库时没有底气，这我不太理解。对于外国的智库我也有所了解，美国的智库真正拿得上台面的智库也就几个，如布鲁金斯、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再往下说也能数出10个来，然后就没有。英国人Mark Leonard在写《What Does China Think》时，被中国智库吓了一跳。中国社科院比全欧洲的智库加起来还要大，具备上万名的研究者针对许多不同问题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对于智库没有底气和不自信是不必要的。试想一下，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有多少智库？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拔苗助长，现在全国各地都憋着劲，地方一窝蜂地建智库，所以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拔苗助长的趋势，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中国的智库有很多类型，有政府内部的，有政府里研究文件的，有大学和社科院系统的，还有民间的。每类智库的优势和劣势都不一样，不是说民间智库就一定实力强，没有这个道理，也不是说内部社科队伍就一定是好的，他们是相互呼应的。其实中国政府内部智库跟其他智库内外呼应，已经不是新鲜事。内部智库跟外边的智库，尤其是与国外的智库来往非常多，所以现在建智库是好事，但是我就怕拔苗助长，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在建立智库这方面应该顺其自然，然后政府加大力度扶持已有的智库，没必要遍地开花。有很多地方的大学也要建立全国性的智库，这个可能是因为国家经费充足。但很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人员不够，一般给钱都不会给编制，没有编制的话，人员会成问题，所以很多估计都是昙花一现。现在很重视的时候都出来了，过几天就没有了，因为现在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搭了个台大家上去演戏，等事情一过，平台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要一窝蜂。

颜海娜

我自己感觉比较疑惑的是，其实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在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方面，社会对学者所做的贡献的认同度好像不是很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绍光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关于中国的医改，研究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做医改的时候，要委托5～6个团队各自做一个全面的医改方案，注意的是，不是每个团队负责医改方案的一部分，而是每个团队都做一个完整医改方案，中国就这么做了。当时全国人大委托了4～5家，然后有些学校就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了，然后还邀请外国的团队。本来参加会审的一共有9家，后来又突然冒出来一家，就是中国金融公司，也说参加医改方案。对比一下，美国、英国包括香港做医改方案会请那么多团队么？不会的！但中国政府就做这种事情。做“十二五”、“十三五”方案也是如此，就是政府发包，谁愿意来领，然后谁做什么项目，最后再汇总。所以这个参与度我认为是很大，就是各种做这方面的研究实体的参与度非常大，但也不能说够了，也不要妄自菲薄。我看胡鞍钢就是一直做五年规划的，他做的不是一个五年规划，而是好几个五年规划，而且做完之后还参与评估，进行上一个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和末期评估，评估结果变成了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一直都在做，只是大家不知道。如果真的去做个案研究的话，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学者和研究实体参与立法和规划等方面，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

颜海娜

刚才您讲到分税制改革是解决一个思路问题，现在最主要是支出问题。刚才您也谈到《预算法》的修正案也是刚刚实施，里面有提及强化人大的日常监督。您觉得这方面对于未来的完善预算管理体制有什么影响？

王绍光

这一块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就是人大监督预算。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因为如果把一个省的各部门、各地的预算材料加起来，几个卡车也装不下，地方人大如何监督？地方人大看得过来么？看不过来就让有关部门写摘要就行了，那摘要的工作谁去做？这个操作的空间就会存在。地方部门摘这一块不摘那一块，人大怎么知道？这个技术上非常难。我觉得糊弄监督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给你无穷无尽的信息，让你湮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另外一种是给你经过筛选的信息，但谁来筛选这些信息变成了问题。这两个问题我现在看不到解决方案，即使在国外也没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只能这么讲，就是每个时期大家关注什么问题，就监督什么问题，监督的重点就放在那一块。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存在弊端，就是一旦有重点的监督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可能“放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人大监督只能从各单位做起，从小地方做起，到了省级几乎是十分困难。试想一下广东省1亿人口，整个欧洲那么大，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单位。如果预算监督从1个单位、1个局、1个地方的1个县、1个乡做起，是比较容易和可行的，因为预算监督的信息量没那么大，从这些地方做起我觉得也是重要的，但现在又跟打老虎一样，大家都觉得要监督就要全国人大监督，怎么监督得过来？

颜海娜：

现在广东省人大尝试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重点项目的财政绩效评价，我也参加了这种评价。广东做法您认为值得进一步推广？

王绍光

独立第三方我不是特别看好，独立第三方何以独立？独立于谁？这个发包给独立第三方到底是发给谁？这些问题都是很虚的。就像评估教授一样，整天被人评估是很难受的，不能提高自身的水平，我甚至怀疑评估会导致大量的项目失败。要花大量的时间填表格，在表格上做文章，使表格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评估过了，但其实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会议？以前干部可以经常下基层，现在成天要开会、填表格，基层干部成天做的都是这些事情。你要评估省政府，省政府就要求各县要报表，你要评县政府，各乡各村就要进来。一旦评估变成一个重要的工具后，全省的干部都很累，现在唯一需要评估的是评估本身，到底评估产生了什么效果？其实大家都在忽悠政府，要第三方评估，要建立评估小组，我觉得是劳民伤财，自己忙不说，还要弄得全省干部都不干实事，整天在搞报表。

丁魁礼：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我很感兴趣，究竟是否存在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但该如何提炼这种所谓的模式？

王绍光

从理论上讲，“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英文的model，其中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现实中有一种做事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现实中确实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个现实中跟别人不一样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本体论之后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就是说，比如我把一个地方的发展秘诀简单梳理出来，就是哪几样要件是最重要的因素，导致发展得比较快或者比较慢，这个就是认识论上的东西。第三个意义上的“模式”实际上是价值论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现在大家在讲“模式”的时候往往把它们三层意思混到一起。作为学者我们谈论的“模式”应该是第二种。第三种我觉得是政府和媒体等管控意识形态的人来做，就是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但是在第二个层次上，我觉得现在还没概括出来，就是中国发展的秘诀是什么？现在我只知道谁概括错了，又有谁能概括到什么程度。概括错的人很多，比如最近香港报纸报道香港又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模式，这是美国传统基金评的结果。

同时你会发现，中国在170多个国家里面，排到137位，属于最糟糕的经济体，最近的排名一直都是这样，不管中国发生多大变化还是排在那个位置，都是最不自由的经济体。你要按这个来解释“模式”，什么是模式？传统基金会是最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堡垒，但香港人引以为傲。中国发生这么多的变化，然而排名没有什么变化，我说这个可能解释不了。前两年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现在在芝加哥商学院教书，以前在中大经济学院教书，他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经济表现得非常好，业绩非常好，但是其他人都怀疑，理由都是看意识形态，不是看数据，你要看数据的话，都是表现得很好。结果他出去讲这个东西，讲不开，前两年写了篇文章就是经济学到底应该怎么来研究？怎么来看这些问题？中国的事实摆在这里，不光是过去三十五年，其实从1949年算起到2013年，年均GDP增长率为8.7%，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能有这么大的，连续65年里面能有这么高的增长率。即使把1949～1952年的恢复时期去掉，从1952到1978，年均GDP增长率为6.7%，这也不得的，改革开放之后更高。这个如何解释？没有一个人能解释，然而西方各种流行的解释却认为这种体制就应该完蛋，早就应该垮掉。

我知道西方有一整套的解释方式，比如前两天Paul Krugman跑到中国来了，他话没有说那么直白，但也表达了中国的体制早就应该垮了，但现在就没垮，他就觉得纳闷。当前中国在相关方面做得比较靠谱的学者在上海，如复旦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他们质疑很多现有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比如中国消费比较低。但是真实数字不是这么回事的，真实数字里面很多没包括进去。前天讲课我讲到，有些人问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人均住房消费占多大比例？住房消费包括修理房子、装修房子、买房子、租房子等消费占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多大？是城镇居民3%以下！中国89%的人住在自己拥有产权房子里，根本不需要交任何钱，贷款是很少的一部分。我这个是所有人的数据，每年我都会留意，而且你今年多了别人少了，这个对整个大数字是很平均的。我现在考察中国7亿多人口，也不说只是年轻人。你父母还需要买房？不需要了。你父母还需要交房租？不需要了。父母还需要交月供吗？他们不需要交。中国绝大多数是这种人。这个表现了两个问题，在全世界如果做统计的话，对于不交房租的人而言，会算一个虚拟房租，即你父母提供房子，不需要月供，这套房子在市场上是4000元/月租金，在统计上就算作消费了4000元，但这个完全没进入我们国家的统计口径。如果是别的国家，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父母到50～60岁还在交月供的，所以他们平均就是20～30%，中国的平均是不到3%，实质上是中间有20～25%左右被低估。如果把相关统计算到中国GDP里面，中国GDP还有很大一块，GDP里面的消费投资比重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研究这个为什么意义重大呢？现在有很多忽悠的理论影响中国的宏观决策，如要刺激消费。但是实质上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不比其他国家低，为什么还要刺激消费？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投资在整个经济总量中间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后来却发现其实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消费。其实现在林毅夫反复讲这个事，也跟上海的那批学者观点走得接近点，现在有一批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在做这个事，他们不做忽悠的经济学家。所以这就是刚才讲问题，很多人都认识错误，很多东西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现在中国模式就有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以后，比如中国以前的外贸出口很厉害，现在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得非常厉害，主要是投资为主。如果把消费数据统计改变以后，这个结论可能也得改。

到底什么东西是重要？中国发展的秘密到底在哪？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值得挖掘的问题。我知道一种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又非常荒谬的说法，就是中国改革的秘诀其实就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要市场化有市场化，要私有化有私有化，所以中国改革的秘诀跟全世界没什么差别，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认为别的地方有几个要件，在中国我也发现这些要件，所以中国跟其他地方没有区别。我反驳这个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假设你有10个麻将牌，我也有10个麻将牌，麻将牌是一模一样的，能说你的10个麻将跟我的10个麻将是完全一样的打法吗？举个更简单的例子，你有10个数字：12345678910，我也有10个数字，我俩排列是一样吗？谁前谁后是一样吗？真正的不同就在于排列方式不一样，而不在于有什么要件。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要件，但排列方式是什么？如果不讲排列的话，我们所有的人最后都是碳水化合物，都是分子，这就没有区别了。所以我认为这些观点是完全没有逻辑，但很多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觉得他们有新自由主义，我们也有，有些人觉得华盛顿新共识主义不错，我们也有华盛顿的新共识主义，但是你忘了你的华盛顿共识到了我的盘子以后，经过我的排列组合以后，我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了，这就导致结果不一样。任何要件到了中国以后，排列组合方式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不能因为里面有一个要件，就说我们是一样的，这完全是一个逻辑错误，但很多人犯这个逻辑错误。你有一件衣服，我也有一件衣服，搭配穿也不一样，对吧。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小王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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