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伯诚 "剿共"背后的较量：蒋借"剿共"分化西南势力

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中央统一进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主要来自以陈济棠、李宗仁为代表的两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党内元老势力结合而成的西南政权。在西南与中央博弈过程中，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共势力之消长，成为影响西南与中央关系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因利害如此攸关，双方在“剿共”问题的真实态度可谓虚虚实实，真假难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南与中央在“剿共”问题上的认知有失简单，南京中央被视为“剿共”政策的坚决实施者，而西南地方势力则对“剿共”长期依违，甚至与中共势力相互依存。这一认知虽大体无误，但缺乏对历史内部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近些年来随着等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刊布，蒋介石在实施“剿共”政策过程中的首鼠两端，甚至有意“放水”，开始逐渐为后人所知晓。

其实，若能结合和等两方面史料考察的话，日记与函电中所呈现的双方在“剿共”问题背后的算计与较量，可能要比我们已有的认识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蒋在北方对日局势尚未安定、自身实力有待充实的情况下，通过与陈济棠合作“剿共”，借机拉拢、分化西南内部军事与政治两派势力。陈济棠则假借出兵“剿共”为名，操纵中央与西南元老，在向中央请求经济补助的同时，又以“剿共”军事紧张为由，反对胡汉民等西南政治领袖在西南开府反蒋。胡汉民等人则以邀请川、滇、黔、湘等地方势力来粤协商“剿共”相号召，积极推动西南诸省之间的联盟与联防，以推翻蒋的独裁统治。

本文通过对照、排比和的相关记载，同时结合当时天津的相关报道，试图揭示以蒋介石、胡汉民和陈济棠为代表的中央与两广地方势力在“剿共”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及其背后的较量过程。

一、合作“剿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蒋介石与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方式。因胡汉民汤山被囚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由武力相向转为和平解决。然而在和平统一的表象背后双方依然貌合神离，相互防范。

1929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等

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方面虽然声称取消“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但同时又宣布遵依广州四全大会决议，在粤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广成立两机关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持半独立的自主状态，但对外则公开宣称是为了“剿匪”，“所以要用西南为名，则因共匪以西南为最多”。

蒋虽力主统一广东为解决国内时局的关键，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的迹象，为了避免陷入南北动摇的被动局面，于是决定对“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上海淞沪战事爆发后，蒋为将入赣“剿共”军队抽调回京作军事上的准备，决定将江西“剿共”的任务委托粤桂所属第一、四两集团军负责办理。合作“剿共”成为蒋对两广进行联络、加以羁縻的主要方式与手段。

陈济棠

蒋借协商“剿共”之机，侧重联络以陈济棠为首的军事将领，而对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淡然视之，显然带有分化西南内部文、武两派之意。此时，西南方面正欲借淞沪战事爆发之机，酝酿另组政府。蒋的分化政策初见成效。陈济棠对元老派欲在西南开府、扩大组织的做法态度持重，派手下将领邓龙光、李庆文赴京，主动向蒋交涉出兵“剿共”的条件。

对于陈济棠主动派代表来京交涉的举动，蒋手下亲信张群、杨永泰均判断：“此次虽属初步工作，从此确定伯南倾向逐步迈进，似有竭诚拥戴，打成一片之可能。”此后，蒋在日记中将“粤陈款项”“剿匪名义”与“日寇交涉”并列为“最急”之要务。对于“剿匪”名义，蒋主张取消第1、4集团军的编制，改由中央委任陈济棠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州绥靖区主任；李宗仁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南宁绥靖区主任；同时还任命陈济棠为“三省”剿匪副司令。

中央的任命接连而至，陈济棠却始终保持缄默。粤陈之所以迟迟不愿就职，一方面是出于经营和整理西南内部的考虑。为了肃清孙科在广东的势力，陈济棠离不开胡汉民、萧佛成等西南元老的支持与斡旋。陈济棠不愿就职的背后有借机进一步要挟中央的意味。当时舆论称，陈济棠之所以 “对于总指挥，绥靖主任，剿共副总司令等新职，概暂不就任”，“惟两粤大军既担任剿共，军费浩繁，而中央只允每月补助50万元，不敷甚巨，应再请中央，最低限度月助一百万元方可”。除要求中央补助军费外，陈济棠还借机向中央提出“原有国税之应解中央者，亦应提出若干，以清除历届公债款项，或由关余提拨，如此则广东可以服从中央，一致团结”。

透过上述陈济棠与中央之间围绕“剿共”问题的交涉不难看出，对中央而言，合作“剿共”是分化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蒋以协商“剿共”为由，与西南内部以陈济棠为首的军事将领保持联络，并通过协饷的方式加以牵制；而对陈济棠来说，则借“剿共”问题来要挟中央和西南元老派，居中取利。粤陈一方面借口出兵“剿共”，向中央索取军费补助，积极拓展广东一省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又以推迟就任中央所委“剿共”职务，换取元老派的支持，借助胡汉民等人的斡旋，统一西南内部的军权、政权与财权。

二、向外扩展

胡汉民

与陈济棠在“剿共”问题上与中央保持暧昧合作关系有所不同的是，以胡汉民为代表的西南元老派视出兵“剿共”为对外号召、扩大西南组织范围的良机。1932年4、5月间，陈济棠对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剿匪”职务摇摆不定之际，曾前往香港问计于胡汉民。派驻广州特约通讯员报道称，陈在港与胡会晤两次，“胡均力劝陈氏勿就中央所委各职，保存西南原有机关及军队组织。且为策划一切，令陈先从粤桂两省实力派切实团结着手，再进而谋滇黔各省之团结，拥护西南两机关，然后粤桂实行联合出师赣闽，藉剿办共匪为名，徐图进展”。

榆关陷落后，热河危急，西南元老以加强西南国防为由，将原定召开的五省交通会议，改为五省国防会议，以抗日号召。1933年2月2日，西南国防委员会正式成立，暂定以粤桂闽三省为基础，俟征得滇、黔、川、湘各省军事领袖同意加入后，随时扩大范围，以巩固西南国防实力。为了摆脱经济受制于人的困境，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西南元老，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事将领一致主张，西南团结“第一重要则为财政公开，平均支配各军军费”，主张设立经济委员会，与国防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统一西南财政。对于西南国防、经济二组织的成立，邹鲁难掩兴奋之情，致函胡汉民称：“二事妥，则西南局面定矣。以后当按美国旧例，有赞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战而定全国。”

西南元老借协商“剿匪”为名向外扩展，志在反蒋，与陈济棠以自固吾圉为中心的“西南新门罗主义”理念格格不入。为了与西南元老的扩大组织主张相抗衡，陈济棠手下幕僚提出广东三年施政计划。粤陈以致力于广东一地的政治、经济、建设、教育、实业之发展为由，一再阻遏西南元老另辟西南新局的计划。

在塘沽举行的华北停战会议。中方代表自右到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

签订前后，南京中央因对日妥协成为众矢之的。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准备在北方起兵反蒋，西南方面也酝酿积极响应，筹备以出师北上抗日为号召，南北并举，逼蒋下野。陈济棠坚决反对19路军假道东江，经粤北上，致使西南出师日期一再迁延，失去出师北上的最佳时机。1933年6月1日，当蔡廷锴率领的19路军行至湖南境内时，正式签订，华北已停战，19路军只好撤退回师。以后，由于西南内部文武相互钳制，“因循贻误”，对北方反蒋力量的兴起未能果断应对，致使西南失去向外扩展的有利时机。胡汉民对错失后的反蒋良机痛心疾首，反省道：“自塘沽协定以来，国内外革命之情绪愈益高涨，顾我人未能导之，使此热烈之情绪，转化而为伟大之事功。因循贻误，以至于今。弟以为同志间革命意志与革命行动之未能一致，实为唯一重要之原因也。”

三、合纵连横

国民党军第19路军主要将领与爱国人士在福建合影

1934年1月，19路军在福建起兵反蒋失败后，粤桂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宁粤之间失去了缓冲，广东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守门人。福建事变后，宁粤开始直接交涉。1934年2月27日，五省东路“剿共”总司令蒋鼎文由闽乘飞机抵粤，与粤陈磋商“剿共”军事。蒋鼎文抵粤交涉后，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开始频繁见诸报端。此时，不仅粤方因失去福建方面的缓冲而为中央所直接压迫，桂方门户的贵州也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央的间接压力。

为了打破蒋“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粤桂军政要人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一方面斡旋贵州内部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的军事纷争，“嘱王、犹派代表来粤切商”；一方面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加以劝告。在粤桂积极声援下，贵州局势暂时缓和，由“紧急风云转入和平状态”。龙云否认有出兵入黔之意，表示“决无他意，对其越界之万团已严加申斥”。此时，为了对抗中央统一的压力，四川、云南等地方势力也开始转与两广谋求“实际的联合”。 龙云在西南地方势力中虽与蒋关系走得最近，也主动派员来粤交涉三省经济合作事宜，表示“黔政改革可听西南公意主张”，并“提议滇、粤、桂合办禁烟之事，储款为三省办交通实业”。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主动请援，为西南提供了合纵连横之机，胡汉民等人积极推动西南五省联防局面的形成。

推动五省之间的联防侧重消极防守。在此基础上，西南方面认为，向外“合作进取之关键”则是“拉紧湘何”，希望湖南军政长官何键能成为昔日最早响应革命军北伐的唐生智。湖南因地处要冲，界于粤、桂之间，如为中央所占，则两省均大受威胁。1934年5、6月间，蒋即将调任何键为两湖绥靖主任，而改任其嫡系刘峙率重兵入湘主政的消息不胫而走。何、蒋之间隔阂的加深，为西南提供了拉拢何键联合反蒋的良机。湘何当时在蒋与西南之间抱“择善而从”的投机心理，表面接受蒋之委任赴粤协商“剿共”，暗中却与粤桂达成合作反蒋的同盟。

粤、桂、湘表面协商合作“剿共”，实际上却为了对抗中央势力的渗透，结成三省攻守同盟，这可以说1930年代地方势力与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实关系的写照。粤、桂、湘等地方实力派虽互定攻守同盟对抗中央，但其初衷在消极以求自保，与胡汉民等西南失意政治家欲召开西南国防会议，甚至心血来潮提议开府反蒋的政治主张可谓是同床异梦。胡汉民等人虽然利用自身政治上的号召力，在“战略上如伐交伐谋等为西南计”，但由于陈济棠“不敢为天下先，遂致着着失先”。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胡汉民、萧佛成等人对粤、桂、湘三省同盟的前景并不乐观。萧佛成批评湘何与粤陈之间的联盟实质为“所谓‘不侵不叛’主义”，“无非唐代藩镇之连横以自固”，“若谓其果抱有匡济时艰之志，则未之敢信”。

四、迫蒋入川

粤桂方面出于自身生存的现实需要，一直把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央苏区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缓冲区域。面对内部元老“门神因共而不能即来，岂非我以共为缓冲”的质疑，陈济棠回应称：“共岂能剿灭哉，我整理巩固我之边圉耳。”陈济棠对内宣称其出兵赣南，“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1934年秋，随着第五次“围剿”攻势的稳步推进，粤桂的处境日趋紧张。向来态度持重的陈济棠此时也开始坚决主张反蒋。为了减轻粤桂边境的压力，1934年10月6日，陈济棠还派代表与中共在寻邬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上图为第五次“围剿”苏区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穿越湖南城镇，引来大批群众围观。

为了缓解正面的直接军事压力，胡汉民提出“迫蒋入川”，强调“为今之计，最宜扩大剿共宣传，要促内外舆论迫到门非移其主力，亲自督师入川，而我军则与湘、桂、鄂扶同而进，正面之压迫可缓，军事上自无危险。”“迫蒋入川”之策“既属正义，又是难题”，只是怕蒋“不肯为之”。为了迫蒋就范，胡汉民公开在英、法文报纸上撰文揭露蒋之“剿共”政策实为“纵共”，中共军队进入西南地区，是蒋有意“纵共”之结果，“以增加西南各省之困难，减少其自身直接所受之威胁，彼且拟乘西南困难之机会，进而平定西南之异己者”。胡还借机向国际社会呼吁：“对于蒋介石将军‘抗日必先剿赤’之口号，及和平协作之愿望，是否出于诚意，我人以为皆可于蒋氏是否能调军入川剿赤以决定之。”

“剿共”大功告成之际，蒋对红军似乎缺少穷追猛打的腹案，对“粤陈联匪已成”的事实虽已获知，但也并未下武力“制止”的决心。11月4日，陈诚就如何解决广东问题向蒋介石建议称：“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长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似应乘此时机，以较强硬之态度，促其听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然后始可再言整军，并剿川匪也。”蒋对陈诚武力解决广东的主张未置可否，此时，他所思虑的是如何“经营西南”。 12月1日，时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的何其巩在密呈蒋的条陈中提出：“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何所陈的意见与蒋的想法不谋而合，蒋批复道：“颇中肯綮，足备参考。”

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剿匪”前线

迫于西南“迫蒋入川”的舆论宣传，加之自身有意“经营西南”的政策考量，蒋于1934年底决定暂缓“制粤”“收桂”“定湘”，而是采取兼顾抗日、“剿匪”与经营西南的策略：“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五、出兵夺黔

与“迫蒋入川”的舆论攻势相比，双方背后更为关键的较量是出兵夺黔。贵州界于滇桂之间，地瘠民贫，加之连年内战，无力单独抵御中共军队的西进。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希望借助粤桂的力量来驱逐共军，牵制跟随中共入黔追剿的中央军。唇亡齿寒，中央军入黔对粤桂的威胁不言而喻。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真电”，主动请缨入黔追剿。胡汉民虽对“真电”措辞颇有微词，“有疑为太过就范之表示”，然“精神实质所关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内外之同情”。胡强调在当时形势下“宜作一切准备，能急速与彼争黔最为要着”。

蒋对粤桂出兵入黔追剿的态度，因“剿共”形势的变化而拿捏不定。1934年底，贵州境内“剿共”形势严峻之时，蒋对粤桂出兵入黔“追剿”之举，表示“始终赞成”，称可由陈济棠“断然行之”。待中央军克服遵义、桐梓，进驻贵阳后，蒋对粤桂出师入黔态度发生逆转。1月31日，蒋致电薛岳称：“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则粤桂军不必入黔。”

图为1935年初，红军撤出江西苏区后，国民党政府在原苏区乐安县举办“乐安各界劝匪宣传暨欢迎匪军投诚官兵大会”。国民政府一面加紧“围剿”，一面用宣传机器来瓦解红军。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的确有招安红军的想法。

蒋对贵州局势基本掌控后，主动致函胡汉民非常诚恳地表示：“弟决入川剿赤，此后道途日远，关山间阻，徒切想念。党国危急，四顾茫茫，甚盼后方同志无间彼此，日臻团结，以挽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胡汉民对蒋“入川剿赤”的诚意深表怀疑，认为：“门不能即对西南用兵，故假剿共而行，几无一刻忘情也。”胡本来希望通过“迫蒋入川”，“缓和以求时间”，为打开西南困局“用尽了方法、能力”。然而，关键时刻陈济棠却再次出尔反尔，以省内防务空虚为由撤退进驻柳州的粤军。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对西南现势彻底失望。无奈之下，胡决定出洋远游，为自己找寻新的出路。

相较于“剿共”的处处被动与“忧愁忙迫”，蒋对黔局的改造显得游刃有余。1935年1月，红军主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蒋趁黔军新败之机电令薛岳率部八个师，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中央军进驻贵阳的首要任务不是积极“剿匪”，而是秘密布置防范桂系，并迫使王家烈“离黔追剿”。2月7日，蒋致电薛岳称：“我驻贵阳贵定各部队，应秘密布置防范，以防万一。桂态度殊难测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使其离黔追剿，与其任务，暂不返黔，但不可稍露痕迹，免其畏惧。”由此可知，王家烈指责中央军“隔岸观火”，并非地方军人的凭空揣测与捏造，而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黔局之成功改造是蒋经营西南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之举。贵州收归中央后，粤桂处于中央三面包围之中，西南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蒋利用黔局改造之机，一方面从政治上消极“制桂”，“对桂决以黔省府主席为缓和条件”，任命与桂系交往密切的吴忠信为黔省主席；但另一方又从经济上积极“制桂”，“令停运特货”。下令禁止贵州运销鸦片，等于切断了广西的经济命脉，可谓是制桂的隐形“杀手锏”。

蒋之“亲剿川黔残匪”在军事上虽乏善可陈，自贬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但政治上却收获颇丰，自赞其功绩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黔局之改造，虽令中央之权威日益增进，但红军的跳脱而去，也更加据了西南地方势力对其“借剿赤为消灭异己部队”之猜疑。

由于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央的军事上“短兵相见”的压力，两广与中央在合作“剿共”的背后，始终心存芥蒂。两广责备中央在赣闽边界部署重兵“实不在剿赤而在威胁西南”，中央同样指责两广出兵入黔“不是真正消灭共匪，骨子里是想藉此占地盘，播张势力”。合作“剿共”背后的相互攻讦与算计，反映了1930年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试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在双方都没有走出军事解决的心理阴影下，如何借“剿共”出兵为名，在战略上形成包围压迫对方之势，确保自己在迟早到来的军事冲突中能实力犹存地出现在对手面前。这才是两广与蒋介石在“剿共”背后较量之症结所在。

黄道炫：，2011年第1期。

，1932年1月21日，第1张第2版。

，1932年“今日基本政策”。

，，第3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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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8日，第3版。

，1932年6月30日，第3版。

，1932年5月8日，第3版。

，，第32卷。

，1933年2月10日，第8版。

，1933年2月11日，第1张第3版。

，陈红民：第11册第35卷，第482页。

，1932年11月8日，第8版。

，1933年4月10日，第3版。

，陈红民：第8册第24卷，第507页。

，陈红民：第8册第24卷，第514页。

，陈红民：第8册第24卷，第514页

，陈红民：第13册第39卷，第462页。

，陈红民：第6册第16卷，第371页。

，陈红民：第6册第16卷，第369页。

，陈红民：第6册第18卷，第405页。

，1934年5月15日，第2张第2版。

关于此时蒋、何关系的恶化，详见肖自力：，2014年第3期。

，陈红民：第6册第16卷，第369页。

，陈红民：第11册第34卷，第466页。

，陈红民：第10册第31卷，第451页。

，陈红民：第10册第31卷，第454页。

，陈红民：第5册第15卷，第504页。

胡汉民：，第4卷第6期，第144—148页。

黄道炫：，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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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华：第28册，第508—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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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烈：，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贵阳，1983年，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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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第五卷第一期，1935年1月15日，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