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因为急性心力衰竭，杨颂斯在他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
杨颂斯一直受心脏病困扰，因此过去一年，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今年10月，在休假六个月之后，杨颂斯才刚刚回到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如今在乐团官网，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已经贴出了大师去世的消息。
“谢谢您当年选中了我，让当时只有22岁的我就有机会指挥了全世界最好的乐团，并教授了我两天指挥技艺，并在之后一直给予我支持……永远忘不了您对我说的：听到好的声音，把它放进口袋，下次排练时，拿出来展现给大家……当时完全不懂这句话，而在这几年慢慢理解了您的话。”听闻杨颂斯去世的消息，青年指挥家俞潞在朋友圈里如此发文悼念。
俞潞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杨颂斯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当时办了一个指挥大师班，面向全球甄选青年指挥家，后来选了三个，俞潞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代表被选上了。两天时间里，他跟着杨颂斯学了柏辽兹《幻想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这对我来说已经很珍贵了，因为他是直接用乐团给你上课。杨颂斯的俄罗斯口音很重，私下里的他很随和。”
后来，杨颂斯还给表现不错的俞潞写了推荐信，为他敲开了音乐界的很多大门，比如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青年指挥周。这些信，俞潞至今还保留着，“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指挥家，交响乐和歌剧都很擅长，艺术造诣非常高。”
杨颂斯1943年出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父亲是著名的指挥家、小提琴家阿维德·杨颂斯。
杨颂斯从小热爱舞台，尤其是乐队的核心——指挥，3岁时，他就在家里指挥他能指挥的一切——书本、玩具和家具。大学时期，杨颂斯入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钢琴和指挥。
1971年，杨颂斯在卡拉扬指挥大赛中夺冠，脱颖而出，并因此得到指挥大师卡拉扬的赏识和亲传。在担任卡拉扬助理的三年期间，他每天跟在大师身边，从早工作到晚，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就像一只鸟，飞向世界各地，他的目光看得到很高远的东西，给予年轻的我无数启发。”杨颂斯说。
1973年以来，杨颂斯先后领导过奥斯陆爱乐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作为客席指挥，他与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世界上几乎所有一流的交响乐团都有过合作，深受乐手和乐迷的喜爱。
2005年、2008年，杨颂斯曾经两度率团来上海演出，第一次是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登台上海音乐厅，第二次是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登台上海大剧院。在这两个世界闻名的交响乐团，杨颂斯曾经同时担任音乐总监。
“没想到我来上海当明星了！”第一次来上海，应乐迷的盛情邀请，杨颂斯曾经亲临“对话大师”乐迷见面会，不停地为乐迷签名留念，他笑说，“在上海为乐迷签名，是我签得最多的一次。”
杨颂斯连续两次来上海的4场音乐会，乐评人李严欢都到了现场，他至今还记得杨颂斯来上海的第一次音乐会是2005年12月1日、2日，正好是14年前。
杨颂斯是拉脱维亚人，音乐教育承袭自俄罗斯一派，因此两场音乐会上，他既带来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等俄罗斯曲目，又带来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爱之死》等德奥曲目，既展现了他本人最擅长的一面，又彰显了这支德国老牌乐团的传统。
对此，杨颂斯曾经这样解释，“成功者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随之而来的烦恼。尽管我在俄罗斯音乐的演绎上有很好的评价，但这并不能成为局限。我始终为拓展曲目而努力，如门德尔松、柏辽兹、德沃夏克、瓦格纳、马勒、拉威尔、巴托克……我们的演出曲目是传统但绝不单一的。”
其实，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早在1996年就来过上海了，不过那次是在万体馆，2005年和杨颂斯来，是乐团第一次在上海的正规音乐厅里演出，上海乐迷也才在现场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巴伐利亚之声”。
“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整个乐团音响色彩的控制，每一部风格不同的作品，都能在他的指挥棒下焕发出截然不同的色彩。”
比如第二场音乐会《火鸟》组曲一开始，整个乐团的低音声部那样的浑厚而沉重，这种有质感的低音，李严欢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他对节奏和力度的控制，比如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尾声，他采用了爆发式的加速，好像要用自己的指挥棒和乐队的演奏去掀翻音乐厅的屋顶，他的音乐里有一团火，这团火一直延续到了两首加演曲目里。
而在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他在处理俄罗斯民歌的旋律时，又是那样的朴素、那样的真挚、那样具有歌唱性，让一个德国乐队真正发出了俄国乐队的声音，既有非常宽广的线条，又有非常悠长的气息——这是俄罗斯乐队、俄罗斯音乐非常典型的特质。
“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风格，他很真，他的音乐不会给你做作的感觉。比如突然的加速，都是发自他的内心，都是基于音乐戏剧性建构的需要，而不是故意做出来的。”李严欢说。
“当杨颂斯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我们在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惯有的如雷般的掌声的时候，却先听到了来自音乐厅各个角落发出的尖叫声。叫声之后，如雷如雨的激烈掌声随后才跟了上来。”
2005年，上海资深记者沈次农如此描述当时的音乐会现场，这样的礼遇和这样的激动场面，至少西蒙·拉特尔在上海没有得到，而杨颂斯得到了。同样得到满足的便是当时在场的所有听众——在上海，以这样的热情场面来对待一个乐团，他也是头一次见识。
“杨颂斯没有西蒙·拉特尔那样的狮子一般的银发，没有他那么多的‘人造细节’，没有那么多刻意追求的音响效果。因此也被认为是固守德奥音乐传统的典型范例。他看上去好像只是努力发掘作品中的本身因素。一切都是作曲家本来就有的东西，他只是把它们扩大，把它们深挖，把它们当中的精华部分放大了给我们看。但是在他手里，这些作品同样充满了新鲜感。那部令人难忘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他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又是悄无声息地让它改变了形象。变得让全场听众激动不已，尖叫不已。”沈次农说。
杨颂斯第二次来上海是2008年11月7日、8日，两套音乐会同样将德国作品、俄国作品和民族乐派作品做了周到的拼接，那次他重感冒，在身体状态很不好的情况下坚持指挥了两场音乐会。
杨颂斯在业界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
“他在壮年的时候，将奥斯陆爱乐乐团这样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挪威乐团真正带向了国际一流。他有非常精湛的指挥技巧，比技巧更可贵的是，他会发掘乐团的潜能，能因材施教、因团制宜，他是乐团音响和风格的塑造大师。”李严欢评价。
指挥大师伯纳德·海丁克对杨颂斯同样有过非常高的肯定。这位指挥家曾经执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帅印”二十多年，其后，里卡多·夏伊、杨颂斯先后接过了指挥棒，海丁克直言不讳地评价，“听了杨颂斯的音乐会，我欣喜地发现，夏伊掌帅时期渐渐消失了的乐团的传统音响又回来了。”
“世界上很少有乐队同时拥有技术上的完美和音乐上的高度智慧，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都有。”虽然扬名世界，然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迄今没有自己的音乐厅，一直游走于嘉施台音乐厅、大力神音乐厅，为了在慕尼黑拥有一座音乐厅，杨颂斯奔走多年，第一次带团来上海他甚至开玩笑，“我希望用像上海建音乐厅的速度一样，为乐团造一座音乐厅。”
遗憾的是，杨颂斯的这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生前，杨颂斯一直饱受心脏病困扰。1996 年4月，在奥斯陆指挥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时，杨颂斯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指挥台上。因为没有在身体很糟糕的情况下停止指挥，杨颂斯留下了严重的心脏问题。此后，他一直在瑞士疗养，并在胸口安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以帮助心脏正常工作。
让人唏嘘的是，杨颂斯的父亲阿维德·杨颂斯也倒在了指挥台上。1984年11月，阿维德·杨颂斯在曼彻斯特指挥哈雷乐团时，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杨颂斯正率奥斯陆爱乐乐团在英国巡演，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他坚持完成了演出任务。
秉持着“音乐不能停”的精神，杨颂斯始终以最大的热忱站在指挥台上。他不只是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顶梁柱，也是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世界名团的常客，名字长期出现在这些乐团的每一个乐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
柏林爱乐乐团2019-2020音乐季还排了杨颂斯，2020年6月4日-6日，他本有3场音乐会，李严欢和其他乐迷已经打算买票去听了，“前一阵他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有两场音乐会，第一场勉强指了，第二场没办法找人替了。我们都在想明年柏林可能是看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再也没法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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