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拉拉租房 沈书枝 | 租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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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记 

文 | 沈书枝

五年前夏天，我刚来北京工作时，麦子已在东城区和平里一带旧楼里租住了三年。是多年的老小区，最高不过六层，从外面看时，土红色砖楼间露出高大的毛白杨和洋白蜡庞大的树冠，带着旧日城市平民生活的近人气息，算得上是很好看的。里面住起来，则有许多北方老楼的问题。我们住在一楼，夏天十分阴凉，我记得在那里的两个夏天都没有换过竹簟，仍然铺的床单，已经很老的空调也几乎没有开过，只靠放在凳子上一只小小四方形塑料风扇，就很容易度过了夏天。窗外不远处一棵洋槐，不知是生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叶色比一般洋槐软嫩，阳光很好的上午，坐在床上望出去，可以望见一树叶子明光耀眼。楼梯那面屋外，则是一排简易平房，平房边一棵高高的毛白杨，春天满树柔荑花序，落到地上厚厚一层，如同一地的毛毛虫。

这房间里起初没有一张桌子，只床尾一张电脑桌，被麦子已不用的旧台式机占满。台式机旁一面书架，塞满了书。这些书应当感到幸运，因为只有它们被插到了书架上，而剩下的几十箱书，就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纸箱中，沿着底部石灰已经脱落得斑驳的墙面静静等待。床头的两人沙发上也堆满了书，在那里的两年，我从没能够在这张沙发上坐过一次，因为装书的箱子太多了，把一只简易衣柜挤得没有地方放，只好叠架在沙发上的书堆上，使人忘记了它原来还是一只沙发的身份。第一次在这房间吃饭，因为没有桌椅，我们拖了三箱书出来，一箱放在中间，当作放菜的桌子，两箱放在旁边，当作吃饭的椅子。如是吃了几顿饭后，我敦促麦子买一张小折叠桌回来，他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气得我短暂离家出走之后，发愤在附近小商品市场买回一张八十厘米长的折叠桌子，靠床边放下，另一面加一只塑料方凳，如此有了吃饭的饭桌。加上房门背后地面上放着的电饭锅、电压力锅、电水壶，整个房间里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人转圜。桌子是一种浓烈土黄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想到可以用一块桌布把它遮起来，那时候我还不会用淘宝，最后是朋友乐天从南方给我寄了两块桌布过来。

我们和人合租，另一个房间里起初住着三个姑娘，其中两个是姐妹，家在密云，一周只来住一两晚，于是便都睡在一张大床上。后来姐妹俩搬出去，只余下其中最胖的一个，又过了些天，多了她突如其来的男朋友。房间之外，屋子里其他地方已十分逼仄，一条过道如并联电路般串起厨房、卫生间和两个房间。厨房被冰箱、抽油烟机、燃气灶和水池填满，剩下一小块台面和柜子，几个人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不下，余下的只能放在房间里。冰箱里的食物常常过期了仍然塞在那里，因为不知道是谁的，也就任由它们在那里去。那里的抽油烟机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见过的最脏的机子，燃气灶看起来也许有十年没有人擦过了，积满了炒菜落下的菜屑，被火烤焦了，与无法排出的油烟一同变成厚厚的油垢。灶上架一个不锈钢框子，将之三面罩住，框顶上一架简易的老式抽油烟机，油烟机上的灯坏了，炒菜时总是黑乎乎的，抽油口的钢丝上积满坚硬的油垢，几乎将风口都堵满了。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旧日的流行，我在后来的租房里也见到了一模一样装置的抽油烟机和燃气灶，其脏度仅次于原先的那一个。据后来的房东说，是有一段时间把房子交给中介，中介弄的。因为这个不锈钢框，清理燃气灶的角落变成很难的事，框子内侧也溅满了炒菜带来的陈年污垢，使人望而却步，无从下手。在这第一个租房住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勇气和办法彻底清理这抽油烟机与燃气灶，只能每次在炒菜之前，用一点纸巾把抽油烟机风口仿佛就要滴下来的油滴擦去，以防炒菜时候上面的油忽然滴到锅里去。

卫生间是一个完全的暗卫，大约有一平方米。里面除一个蹲坑外，只有悬在蹲坑正上方的洗澡的水龙头。花洒在好几年前坏掉了，没有人换，洗澡时一条三十八摄氏度的水柱直接从头顶浇下来。我对这水温记得清楚，因为厨房里老式的燃气热水器调温度的开关坏了，无法旋转，就一直停留在这个温度。然而，就连这微温的三十八摄氏度我也没有享用太久，冬天来临不久后，热水器就彻底坏掉，烧不出热水了。老小区没有物业，麦子不愿意联系房东，觉得她不会换，也不会叫人来修，而去哪里找一个能修热水器的工人，对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又是十分艰难的事。很不幸的，那时我也是一个生活技能很差的人；另一方面，各种家政APP也还没有出现，不若现在这样便利发达。隔壁女孩是京郊人，每逢周末回家洗澡，平常也极少做饭，对热水器的坏掉持无所谓态度，于是大家就这样一致沉默着任由它日复一日坏下去。

每隔一天，最多两天，我就要烧一壶水洗头。洗衣服洗菜时水太寒冷，也使人无法忍受。洗澡就更不用说。因为怕麻烦，几乎每一次我都拖延着洗头的日子，第二天顶着油光发亮的头发出现在公司，又觉得十分羞惭。有一天我又一次无法忍受自己油腻的头发，和麦子大吵一架，责备他无法体会洗头洗澡对女性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事，而冬天没有一个热水龙头又是多么痛苦。他听了一声不发，第二天买回两个大水壶—— 一只插电，一只火烧。当我下班后，看见房间原本所剩无几的地面上又多了两个这样巨大的水壶，心里的愤懑几乎达到绝望的顶点。也许是气得大哭了一场，或是又大吵了一架，最后他许诺下周就会找人来把热水器修好，其后仍是不知日期的延宕。

那个冬天最后似乎就那样过去了，每次洗澡前，我要烧两大壶水，一只塑料大盆里接冷水，兑好其中一壶热水，一边洗，一边将另外一壶热水慢慢加进去。麦子自知理亏，常常帮我将水烧好放好，让我去洗。因为空间狭小，洗到后来水汽上升，冷其实是不冷的，只是这卫生间的可怕之处在于那道木门，因为地方太小，与高处水龙头砸下的水柱离得太近，早已被水泡得发松变形，门板上黄色漆块混合着木屑如鳞片般脱落，望去如严重的皮肤病患者的皮肤。每当洗澡时，我都小心翼翼，尽量和那道门保持距离，生怕一不小心碰上去。即使只是不小心看到一眼，心里也忍不住为之发麻，很沉默地赶紧揩了水，抱着衣服逃出去。同住的女孩子们房间里不设垃圾桶，一切垃圾皆扔往卫生间和厨房的小垃圾桶中，挤到满溢的程度，也很少主动倒掉。这些垃圾，大部分时候都赖麦子默默扔掉。大概对他来说，即使是这样，也比开口和她们说话，叫她们去买个垃圾桶来得容易些吧。

因为是老式的旧楼，院子里没有集中供暖的地方，每到冬天将烧暖气时，要自己买煤来烧。每年冬天，和隔壁胖女孩子平分交了煤钱，供煤站的人用板车拖来六百块煤，堆进靠着一楼外墙搭建的一间小平房里。烧煤的炉子也在那个小屋中，有一次我跟着麦子进去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像是南方人家烧饭的煤球炉子，只是上面有盖子密封住，向上连一根铁管。这铁管大约就连通着我们房间里的暖气管道。作为一个南方人，此前我从未见过暖气长什么样，更不懂暖气的机制，等明白床头那根银灰色的管子就是“暖气”，且里面灌的是热水时，就觉得十分有趣。闲暇时靠在床头，喜欢时不时伸手去摸一摸那根管子，假如是微微有一点烫的热，就很喜悦，好像获得一个很好的秘密。

寒冷的冬天的清早和黄昏，麦子和胖女孩子各给煤炉里换一次煤。打开炉子，把最底下已变灰白的煤球钳出来，再在最上面放一块新煤，将炉子封好，只留一线缝隙，使它有一点空气可以慢慢燃烧。等到晚上回来，再把密封盖调大，让它暖和一点。没有见过更高级的集中供暖是什么样子，我对这小小平房里自己烧的暖气已感到十分满足，直到那年过年我们各自回家，半个月后回来，暖气管因为长久没有烧热而被冻裂，失去了它的作用。这一年的暖气于是匆匆戛然而止，离温暖的春天来临的时间还很漫长，我们把两床薄被子拿出来一起盖着，好像也并不怎么难熬。毛白杨开花时仍然寒冷，山桃花开时也还是冷，等到丁香花开，北方的春天就真正来临，几乎是一夜之间温暖起来了。

也有可爱的地方。首先的好处是租金便宜，在北京城的三环边这样的地方住着，租金只要九百五十块一个月，即使是在四五年前，也不能不说是很难得的。房东虽不管事，但也不涨房租，平常也从不来视察指导，连续约的手续都免去了，只需按时将房租打到卡上，彼此就可以相忘于江湖。其次是生活便利，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走路不过二十多分钟，坐公交十五分钟即可。下班时我常常走回来，寂静的小街两边，高大的洋白蜡枝叶交错，将街心也都遮住。我在树下慢慢走着，带着刚下班时茫然的空白，半途经过菜场，顺便进去买菜。十几家卖蔬菜的摊子，望上去一例绿油油的，实际并无什么特别的可买，一年四季中，都是些青菜、西红柿、黄瓜、土豆、豆角、大白菜之类。我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最后仍是去一家卖一点不常见的南方菜的老太太的摊子上，买一点菜带回去。

小区里也有卖菜的摊子，是一块空地上搭起的铁皮平房，冬天玻璃窗外挂起厚厚的绿色棉垫，里面插一台红红的“小太阳”，夏天撤下所有玻璃，里外通风，外面空地上铺上蛇皮袋，整堆的菜就堆在蛇皮袋上任人挑拣。卖菜的胖大女人坐在满目蔬菜和水果夹围而成的小块空隙里，飞快地称重、报钱、收钱、找零，买菜的人排成长队，她却从不记错每人应有的钱数，因此生意很好。菜很新鲜，除了品种不如菜场丰富以外，这里的菜价往往都比菜场便宜，后来我们就更经常在这里买菜。买完菜回到房里，经过大杨树下那排简易平房，总能看到几个人在树下打麻将。这几户人家看起来像是熟人或是一大家子一起租的平房，每天看见他们，都是在打麻将，或者是吃饭。夏天晚上常常吃馒头，或炸酱面，男人每人手上一根剥净的大葱。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孩，有时候吃饭他们就把小孩放在旁边的摇窝里，里面放一台收音机，给他放佛音，小孩子竟也就乖乖躺着，没有一点声音。

吃过饭以后，女人们打麻将，在杨树下支一张桌子，下雨天扯一片雨篷继续打。杨树对面一盏路灯，晚上黄黄的灯光从很高的地方薄薄洒下来，她们就借着这路灯的光打。男人在旁边另起一桌，他们一般是打扑克。有时我们去路灯下的大垃圾桶里扔东西，如果扔的是矿泉水瓶、报纸或纸盒子，一转身，旁边闲站着看牌的女人就会走过去把它们捡走，锁进侧边一个小屋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小屋子里就会收出好多东西，称给收垃圾的，破破烂烂堆在地上，要数好一会。有一回我扔了几件好几年没有穿的旧衣服，转头就被其中一个女人拎回去了，晚上我就看见我的棉袄挂在他们扯起的绳子上，通风晾气，心里感到非常奇怪——要知道，我的个头很小，那棉袄看起来断不是她们能穿上的。那以后，每当不想给她们看见我扔了什么，我就只能趁她们不在的时候偷偷跑出来，赶紧把东西扔掉，再飞快地跑回去。除此之外，我还是很喜欢看见她们在那里，像是生活里某种笃定不变的存在，让人安心。

春天来临以后，麦子终于试着拨通了贴在热水器边上的厂家维修电话。没想到这样一个没有听说过的牌子的老热水器竟然真的有售后服务，于是第二天便有人来修，在花了两百块之后，热水久违地来了。困扰我们整个冬天的事情，最后竟然如此轻易地解决了，这样的事，在后来我们的生活里，还发生过好几次，提醒我们性格里深固的弱点，然而每一次过后，也不过是可能推着人稍稍往前进一点罢了。六月将近，雨水降临，是一年中唯一多雨的季节，逢到下大雨的时候，在一楼阴阴的房间里，可以听见雨声蓊郁，使人想起南方。然而渐渐还是想离开这里，离开石灰剥落的墙角与屋顶，离开斑驳漆黑的厕所、藏污纳垢的厨房。渴望私人自由的空间，不愿再与人合租，虽然我们相互间很少说话，准备去厨房或卫生间之前，都要先听一听对方的动静，以免在同一时间去做同样事情的尴尬。我对隔壁女孩的了解，不过是每天早晨她都要烧一壶热水倒在盆里，然后双手扶盆，把脸深深埋进去，让滚热的水汽熏开毛孔，再噼里啪啦用爽肤水拍十几分钟，以期改善脸上层出不穷的痘粒。

女孩的男朋友是在冬天时来的。一个可与之匹敌的胖子，起初偶尔住一两天，过了大半个月，便稳定住下来。隔壁房间里原本很少打开的电视机，开始每天长久地响起来，因为很久不做饭而发霉的菜板，也洗洗用了起来。大约正是甜蜜的时节，他们每说话之前，相互间总要冠以“亲爱的老公”“亲爱的老婆”的开头，却又不关门，只在门上搭半截布帘子，在寂寂的冬天的寒夜里，忽然传来这样浓腻的爱语，使听的人心头免不了一颤。偶尔的时候，很难说我的心里究竟是佩服他们有如此说话的勇气，还是羡慕他们有这样如胶似漆的感情。后来偶尔有事需要谄媚对方时，我们也偷偷学他们：“亲爱的老公！能麻烦你帮我倒杯水吗？”“亲爱的老婆，今晚我可以不洗澡吗？”话还没落音，自己也忍不住先笑起来了——实在是难为情。

夏天来时，胖子已住得很熟了。他似乎是在社区做着什么基层工作，时间很自由，白天经常光着膀子在房间里看电视，嫌热，布帘子也打到门上头。这样在狭窄的过道里不小心撞过两回，我的心里也很烦恼了。他很爱女朋友，常把菜洗好了放在厨房里等她下班。差不多七点时我第一个回来，打开门把菜放进厨房，再把自己的包放进房间，只这一会儿工夫，他已经立刻奔到厨房，开始切菜炒菜。我在房间里坐着，听见外面的动静，默默叹一口气，给麦子发短信，“晚上去外面吃吧”。麦子说：“他们又炒菜了？”我说：“嗯。”就这样，等他快到站时我出门，在附近随便找一家餐馆解决掉一餐。

等到十二月，坏掉的暖气仍然没有好，眼看天越来越冷，我无法忍受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度过北京的冬天，麦子却仍不想搬，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消极怠工，只是一贯地不愿去变动生活里的什么罢了。房子在十二月底到期，月间我拖拖拉拉在雾霾天里看了两个房子，都不满意。一个窗外就是加油站，另一个房东把房子说得天花乱坠，到了一看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房子里一切皆破败黯淡，房东却还想让我们自己出钱简单装修一下。拖到房子到期前最后一个周末，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躺在床上用那时还是2G的手机网络在租房网站上一条一条找附近正在出租的一居室。幸运的是很快便看到一条当天发布的房源信息，于是立刻给那人打电话，约好傍晚去看房。

黄昏时麦子和我一起去，两个房子之间实际离得很近，只是从一条街的东口走到西口而已。也还是一个老小区，房屋在顶层，爬上六楼，开门的是帮房东发布信息的租户。一走进去，一股暖气扑面而来，我们几乎是搓着手赞叹，跟着穿过小小客厅，去看里面的房间。他怀孕七八个月的妻子正坐在床上，就着一张小折叠桌吃饭。他们说，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马上就要搬过去住了。靠墙矮柜上一台大液晶屏电视里很热闹地放着什么，我看了电视一眼，男租客赶紧解释：“这是我们自己买的电视，房东的电视在阳台上。”我们只看了几分钟，便决定租下来，交了定金，第二天又来一次，和房东签合同。朝南阳台上冬天阳光甚好，签好字回去时我们都很高兴，为终于有一个稍微新一点宽敞一点的地方可以住，不用再和人合租。虽然这一次的房租是三千二百元。

接下来一个星期陆续打包要搬走的东西。麦子终于把他自从上一次搬家过来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的书箱拆开，重新检视了一番，许多当年念书时复印的资料与教材，因为放在最底层，已受潮发胀如糕饼。扔掉一部分这样的，又挑出一部分用不到或不会再看的专业书，装了十几箱子，打包卖给了布衣书局。到正式搬家那一天，上一对租户在上午搬走，中午我们过去打扫一遍卫生，下午便搬了进去。帮我们搬家的师傅，还是五年前帮麦子搬家的那一个。试着拨通了手机里存着一直未删的电话号码，那边的人竟然也没有变，只不过挂电话前问了一句：“你东西多不多？我看要开哪辆车。”原来这几年师傅生意不错，已经又买了一辆大一点的面包车了。

麦子说不多。实际上，他严重低估了自己那几年积攒下来的书和各种舍不得扔的东西，最后师傅的小面包车塞满了，我们还有许多生活用品没搬上去，只好先就这样搬着，准备剩下的接下来几天再慢慢人工运过去。很快车开到楼下，书箱沉重，师傅和麦子各自一箱一箱搬着，爬两层歇一下，艰难地往六楼去。等到终于把所有书都搬完，两人已筋疲力尽。在门口送别师傅，问他要多少钱，师傅略一沉吟，而后客气地说：

“给一百块吧。”

“才一百块！太少了，搬书那么辛苦，我还是给你两百块吧！”

推让了一回，最后师傅收了一百五十块钱，和我们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朋友凯哥开着他的吉普车来，帮我们将剩下的东西塞了满满一车送过去。那个下午，我们回到旧居，和隔壁女孩平摊了冬天的水电费，在将钥匙交到房东手上之前，最后将屋子打扫干净。当所有沿着墙壁边缘堆放的书箱移走，沙发上的书也都清理一空，小小的简易衣柜拿下来，靠在沙发边缘放着，壁脚剥落的石灰碎末也全部清扫干净之后，这个冬日午后略显阴暗的房间显示出它之前从未有过的整洁和空旷。“看起来竟然是一个还不坏的房间啊。”我心里想着，一边将沾满石灰粉的扫帚靠在门边的墙上。关上房门，就这样告别了这个我住了差不多两年、麦子住了五年的小房子。在去往新租房的路上，经过一家新开的九块九百货店，喇叭大声反复播放着“所有商品一律九块九，所有商品一律九块九”，麦子一定要进去，在那里买了一把塑料扫把、两卷黑色大垃圾袋和一套后来用了一次就坏掉的起子、扳手之类的工具，而我要去不远的小商品市场买，恐怕有质量好一点的，因此又吵了一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