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历数一下曾国藩的平生耻辱——正是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
五次考秀才名落孙山
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触犯潜规则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位实职副部长后10个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官场了。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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