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境界:“茶禅一味”与日常生活的融合
日常生活是“茶禅一味”的基石,是日常生活的升华。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1.茶与农业禅
佛教的茶活动与作为具体的“农禅并重”的新禅宗森林经济密切相关,为茶禅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8世纪中叶,妈祖易道在江西率先倡导“农禅结合”的禅宗生活方式,鼓励弟子自给自足。他的弟子百丈淮海在江西泰新百丈山创立百丈清贵,将世俗的生产方式移入佛教。9世纪中叶,由于新禅宗森林经济的广泛发展,在自力更生、经济独立的背景下,寺院种植制茶大规模兴起。此外,寺院里肆虐的饮茶无疑刺激了这一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
当时著名的佛寺普陀寺,即拥有普陀山的僧人,从事茶叶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种植、采摘、泡茶经验。据说普陀佛茶直到康熙、雍正才供应少量进山香客。九华山佛茶也是在唐代种植的。其僧人培育的“金地源茶”被誉为当时色香味俱佳的名茶。相传产于四川蒙山的“蒙山茶”最早是汉代堪舆的普惠禅师栽培的。因其质地优良,长期以来被视为贡品,又被称为“仙茶”。著名的“乌龙茶”,即“武侯岩茶”的前身,也是福建省武侯山当地僧人培育种植的。根据测试,这种茶最好是宋元以后武义寺的和尚做的。清代郭柏仓的《福建生产别录》中说:“武义寺的僧人多为浦江人,以茶平为生。泉州每寺都请茶师。清明之后,在谷雨前,江油有一万多采茶人。由于僧人高超的技艺,不同季节采摘的茶叶通过不同的工艺制成“寿星美”、“少莲子心”和“加味龙须茶”三种名茶,名扬四海,经久不衰。山茶花在浙江有很高的声誉。景山是著名的茶区。宋正和七年,唐太宗赐名为“景山能仁寺”的僧人法钦,名为“郭毅禅师”,在寺内种植茶树,茶林遍布,茶风极强。此外,罗晟还有一种野生茶,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的一个山洞,被玉泉寺的巩峥和尚暴露出来,使它“拳头重叠,形状像手,名字叫仙人掌茶”。李白对这种茶赞不绝口,说它“还能帮助孩子的健康和生活”。(答僧中福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江苏洞庭山水袁玉娥僧人收藏的“水月茶”,是皖南“屯绿茶”的前身。明朝时,僧侣们用精湛的技术泡茶,这使他们闻名于世。他们被称为大方茶,流传至今,改名碧螺春茶。还有浙江省云和县惠明寺僧人制作的“惠明茶”,云南大理甘通寺的“甘通茶”也是当地著名的佛茶。“罗汉供茶”最初由浙江天台山佛寺提供;“祥林茶”最初是杭州法镜寺提供的;“云雾茶”也是江西庐山、云居山和安徽黄山最早由僧人培育或添加的名茶。
总之,佛教高僧在江西的茶树种植和茶叶生产加工活动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开创了“农禅并重”的风气;毕竟长期的细致工作,使得茶业繁荣起来,做出了许多独特而珍贵的茶叶。正因为如此,才有“名寺自古以茶闻名”的说法。唐宋时期的禅寺大多建在高山上,僧人和禅师往往一到季节就泡茶。茶成为文人进入佛寺进行各种活动的最佳中介,僧人也以茶敬客,成为唐宋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
2.喝茶冥想
佛教高僧坐禅饮茶的文字可以追溯到晋代。据《金淑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的昭德寺修行。除了“每日服守护药”,“饮茶只持续一两升”。唐代陆羽在寺院里研究沏茶七八年,《茶经》中记载的“炒茶法”起源于丛林(佛教高僧共同居住的地方)。唐代冯《记》的篆刻也有这样的记载:“开元时,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禅师大兴禅,他学习禅宗,获准饮茶。人们担心自己,到处烧饭喝酒。从此,他们转而模仿,成为风俗。”最终僧人饮茶,有的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饭后三碗茶”成了禅寺的“僧家风”。宋道元《景德邓川录》卷十六:“早上洗手,吃茶点,东西吃东西,上课吃饭洗漱,喝茶,吃茶点,东西吃东西。”中唐以后,南方很多寺庙都种了茶,出现了不僧不茶的爱茶风尚。唐代刘禹锡《西山兰若考茶歌》记载了山僧种、摘、炒、制香茶的场景。饮茶是禅寺制度之一。寺内有“茶堂”和“茶头”,专门品茶,按时敲“茶鼓”召唤僧人喝茶。
3.茶的活动和禅的仪式
禅门茶的发展,从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的茶道,最终成为禅门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的本性与禅定本身是一体的。正是因为茶和禅可以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茶的作用如此巨大,不仅是由其药性的特殊方面决定的。就像道家把茶吸收到其“自然之道”的理论体系中一样,禅宗也把茶的自然本性作为追求真诚的自然媒介。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都是一种优秀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不可替代性是禅宗作为一种文化能够兴盛的根本原因。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常出现在药用功能上,但不同的是,它与禅修结合在一起,禅修是禅宗最基本的技能。禅修是其他门派讲究的,所以即使是最神秘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的场合也不能留茶。
事实上,禅宗不仅对中国茶叶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禅宗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和普及,提高了茶文化的审美境界,这首先体现在佛教茶文化的各个环节。所以茶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口感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可见禅宗的巨大贡献。
的确,禅僧高适能体会到禅与茶之间的独特滋味,与自身修养和审美境界有关。他们注重精神追求,对物质享受和功利名利漠不关心。这是他们能保持纯净心境,随时进入艺术境界的前提。所以,“磨茶过程中的温柔拉慢推,煮茶过程中对三个沸点的判断,点茶时壶中的高注,饮茶过程中观色的滋味,都是借助茶体会佛性,饮入自然的精华。换来的是心灵的清爽,生出了佛教的美景。”(中国唐宋梁紫茶道)这是一种纯粹的意境美。
一方面,佛教对各种“茶道”的审美升华是由于茶道活动的广泛开展,场所的日益增多,传播的日益广泛,所以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追求完美,热衷茶道的禅僧。此外,越来越精致的茶具必然会促进这一审美过程。那套茶道——寺庙茶道,符合佛教仪式,是为了适应禅僧集体生活而必须形成的严格要求。
第二境界:“茶禅一味”与启蒙的关联
如果茶就像开水,那只是解渴;如果只是像咖啡一样,只是提神而已,不可能是纯物质的文化载体。在禅宗森林的情况下,茶和佛教的启蒙是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发生了根木变化。
1.“去喝茶”有很深的禅意
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茶禅一味”作为一个固定词组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这种禅林法语与“吃茶去”的佛教语言有着内在的联系。“去吃茶”出自唐代名僧丛高。由于禅师聪高经常住在肇州坎农吉,所以被称为“肇州古佛”。赵洲主张“随缘,不言而喻”秀才问:“赵州道如何?”他说:“老和尚没话说。”关于“去吃茶”的公案,《五灯节》卷四有详细记载:
一个新人来到赵州寺,赵州问禅师:“你来过吗?”答:“我到了。”老师说:“去喝茶!”另一个和尚问,回答说:“从来没有。”老师又说:“去喝茶!”后院主人问:“你为什么去叶韵‘喝茶’而不去叶韵‘喝茶’?”老师叫师傅,师傅答应了,但老师还是说:“去喝茶!”
赵州三称“去吃茶”,意在消除文人的妄想。所谓“佛法平凡,勿作奇思”。都说一旦陷入妄想歧视,就不符合你的本性了。茶与禅有着悠久的历史,“茶禅一味”的简明概括体现了许多至今难以完美解释的深刻含义。佛教对茶叶种植、饮茶习俗普及、饮茶形式传播的巨大贡献不言而喻。“吃茶就走”这几个字,并不是说清爽有营养的茶是和尚最好的和平饮品,而是告诉佛教的理念,藏着很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中的“天下名僧多”、“古山出好茶”。历史上很多名茶往往来自禅宗寺庙。这是禅宗和茶文化不可避免的亮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茶道和茶宴,具有高超的美学思想、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从而促成了茶文化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茶文化的整体繁荣和禅定的普及。
2.喝茶与启蒙
自从陈禅师开启了用茶悟法,赵州思法就一直在丛林中使用,除了妄想。比如杨其芳会,一方面云:“不要再调查了,坐下来吃茶”,另一方面云:“输了不剁,坐下来吃茶”,另一方面云:“工作人员不在,坐下来吃茶。”再比如,和尚问禅师雪峰一村:“古人说,如果你不默默纠正你的话,你会怎么判断?”伊村回答:“去喝茶。”再比如,和尚让富宝给禅师看:“古人说是或不是?”从展览上拿起茶灯。此外,据说“百丈(道亨)有三招:吃茶、珍爱、歇息”(均含“五元宵元”)。清朝康熙时期,著名法师祖真僧为僧尼开了一个讲座,说:“这是死人做的,不是活人做的。白云说,不行,那你们都是真的死了,站在这里更是。(唐诗·于婕)。清代杨澜的诗《幽默山子夫寺是个侠阴师》说:“赵州茶热人人醉,卧听空林叶飞。“到现在,杭州龙井附近还挂着古对联:“不如待一会儿,吃赵州茶;回家可以慢一点。尽量和陌生人在一起。“总之,喝茶不仅可以解渴,缓解睡眠,还会导致空精神空虚。难怪中国教育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1989年9月9日写了一首题为《茶与中国文化展览周》的诗:
七碗爱情很好吃,一壶真的很有意思。
空有茶不如千杯。
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也写过一首诗:“你去赵州府用法语喝茶,可以夸三个字。”。
在禅宗看来,一切都与道有关。“万事万物是全方位的,一法包含一切规律,一月水尽,一月水月尽。”(《永嘉禅师集路歌》)“青竹是法身,沉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邓川录》(第六卷))这里,关键是一个“悟”字。如果一味地追求俗世的行为,就会“蒙蔽自己的真识,无可救药,永远无法实现”。就像那些祈求佛祖加持的人一样,他们也是针对某些功利主义的,往往会成为启蒙的束缚。禅宗强调自悟者的自性,即自悟者对自己的本性是真诚的。
3.“茶禅一味”的禅宗式理解
显然,当禅师谈论禅时,他想拒绝法律和自我,从而使自悟成为自然。持有,即绑定。就像“去吃茶”一样,如果坚持这三个字,就有可能让人在理解上受到“悟”的束缚。所以禅是要求人“舍一切,即见性成佛”。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能住,从山上来来去去,能解脱心灵,能通达坛经”的精神境界。禅茶的深厚基础在于真实体验的深刻。正是在“悟”的点上,茶与禅有相通之处。所谓“经验是值得的,都是悟”,“时间是必须的,悟是开始的”,“古人视此境界为常态”,这些都与茶和茶的活动有着深刻的联系。茶及其活动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自然境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有一个高深的境界,就必须不断努力。“开悟的开始就开始了。”虽然“每一次经历都是值得的,都是启迪”,但经历本身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去实现。换句话说,开悟虽然有,但随时都可能失去。因此,“生火不难。得了火,一定是艾撑着,其次是油,然后火就灭不了了”。这完全是保持境界的问题。秘诀在于禅茶活动越来越讲究,甚至变成了一种艺术境界。
赵州和尚的“去吃茶”已经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上升为一种超然物外的“悟”,从而具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只靠茶的提神药用功能,解释禅宗禅修的证词会有用,但解释禅宗慧能之后的“视性如佛”,没有禅修的自然状态就很难。“去喝茶”说到底是和“从山上拿根棍子,从经济上喝酒”一样特殊的摆脱依恋的方式。是为了摆脱人的依恋,留住自己的心。
为了让人“死心”,他们执着于冥想。这不是把人当死东西吗?需要注意的是,“道必通”。心若不动,便是束缚。在禅宗看来,不必刻意去开悟,而是在非常平凡的生活中自然地看到道。禅师常清辉,破七蒲团二十多年,至今没见过性。直到有一天他按下快门,也就是念悼词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也是很大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区别。卷起窗帘看人。有人问我懂何总,拿起儿子打他。”一旦突然被穿透,就要靠解禅定的枷锁了。所以真正懂得修行的人,修行总是自然自在的。“睡就是睡,坐就是坐”,“热就是带凉,冷就是火”。慧能强调“我心自有佛,自佛才是真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就是道,平常心之外没有“道心”。就此而言,禅宗真正体现的是“天下法即佛,佛即天下法”的世俗精神。茶恰恰契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凡,自然,没有神秘,却是世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了它,“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每一夜都是美好的一夜”。茶是一种东西。在禅宗看来,真的是开悟了,因为它是一个东西,超越了东西。比如“去吃茶”是开悟的前面;而且因为它有法,超越法,所以舒服,不需要强迫。正如林吉·奕譞所说:“佛法无用,但平时无济于事,发尿,食衣,困卧,愚笑我,智识”(《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这就是禅宗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禅宗的茶文化中。
江西黄龙慧南禅师,也就是黄龙宗的创始人,与宗失散多年,曾说:“人人谋生,上席之缘在何处?”“我的手怎么看起来像佛手柑?”“我的脚怎么长得像驴脚?”这三个傻问题被标榜为“黄龙三关”,并且“三十多年来,这三个问题都有所表现”,以此来“引”僧。黄的创始人在他的《自颂诗》中特别突出了“赵州茶”,郑重地总结了“三俗”。据((五灯节元),“石:‘人人都知道生命中有语言,水母从来没有和虾分开过。但是当你看到太阳的东边,谁更能吃到赵州茶。”“其实,自从赵州发明了“吃茶法”这句话,“赵州茶”就成了直接用禅门的典故。丛薇是南拳禅师的弟子,也是江西妈祖易道禅师的弟子。当时名满天下,被称为“赵州远见,爆四界”(“五元宵元浮杯僧”)。当时,“赵州茶”和“吃茶”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赵州关”。禅师黄龙惠南的“三关”应该和“赵州官”没有关系。前者和后者通过茶联系在一起。其实很多著名的禅宗案例都是禅师留下的。如《大路通长安》、《一无所有》、《庭前柏树》等。然而,并不是“去喝茶”还在宣扬入口。可见它渗透了“茶禅一味”的文化内涵,进而渗透了历史时间空,被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第三境界:“茶禅一味”与平常心的和谐
开悟自然是更高的境界,拥有一颗平常心则是更高的境界。一颗平常心的培养,与茶禅是和谐的。而平常心的倡导离不开江西。
禅宗的“一花(五叶)”诞生并开放于唐宋,它扎根并奠定基础的土壤是“万物美,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五叶”中,曹东、沭阳、林佶,以及从林佶分离出来的杨琪、黄龙,都是直接以江西曹东的名义出生的,来自宜丰东山、奕譞曹珊。沭阳的名字一半来自宜春的阳山,杨琪的名字来自萍乡的杨琪山风景区。黄龙的名字叫黄龙山,它自己培育水。然而,林佶是以山一海禅命名的。“五叶”的另外两个分支,云门派和法眼派,分别由燕文大师在广东云门山和文怡大师在南京清凉山创立。他们都是清远的合法继承人。他们的主要活动虽然当时不在江西,但与江西有着密切的联系。云门祖师燕文创宗,游览江西名山,修祠修习庐山、水秀。活跃在江西的云门子弟很多,如东山的小琮、宋祁,云居山的佛印,庐山的淮安,都是云门有名的龙象。法眼祖师文怡,受漳州罗汉庭启发,得贵辰禅师法绪。随后受江西抚州牧请,抚州曹珊崇寿院方丈开堂授课。他在福州传法,说“四远谋利的僧人不在千里之外。”。德绍、道勤、惠明等一批优秀弟子,都在崇寿学院学好了禅宗。晚年受唐之邀,居金陵传法,宗风禅法早在江西抚州就已定型。如果说云门、法眼要溯源,江西吉安清源山是寻根祭祖的圣庭。所以,我们不妨说江西是禅宗五派七派的共同发源地。
说到江西禅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禅宗大师易道。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妈祖易道的确是一个重要人物。胡适先生曾在《论禅史纲领》中对此作过评论:“佛法也是过渡时期的禅。这种半中学半印度式的禅法,在陈和隋朝之间,特别是隋朝,非常流行。对唐志辉来说,陶艺可以说是中国的禅宗。在中国禅宗中,道家的自然主义成分最多,道教很快成为正统。从那时起,“中国禅”就已经完全确立了。尹顺大师的《中国禅宗史》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易道妈祖弘州禅的出现,只是标志着禅宗中国化的真正完成。作为慧能之后出现的禅宗大师之一,妈祖易道在禅宗领域自然有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即“平常心就是道”。
妈祖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成了后世洪州禅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林吉·奕譞手中,“平常心是硬道理”的口号被表述为“一切都是真的”。奕譞认为“佛教是无用的,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它带尿,带衣服吃饭,困了就躺。”。.....处处有你做主,万事皆真”(《古尊肃语录》(卷四)。主张天人无隙,天人合一,有云:“心随天地转,可静;"随波逐流,没有快乐和烦恼. "(《林佶语录》)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平常心即道”的佛性理论实际上已经把慧能开创的南方禅宗独有的自由自在、自由活泼的佛教风格发展到了极致。
慧能倡导的南禅,一直主张“直指人心,悟佛”,而“直指”与“悟”的前提是“言破心灭”,即要切断思维意识的逻辑运算回路。用宋代著名的杨琪学派禅师的话来说,这叫“断公流”。元武克勤在《碧岩录》中总结了当时流行的石门禅的禅风特点,说:
云门常用句一定有三句,即信盖干坤句,随波逐流,截人群句。把它收起来,很自然,也很奇怪,比如你不能教人如何牢牢地理解它。
所谓“教人不懂正义”,就是切断人的思维意识的逻辑运算回路,使人平时的思维活动无法在其中活动。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深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以往的佛学流派相比,吸收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精华,如“道可道,超凡道”,“言不可全意”,“少傲忘象”,形成了以直觉、禅定为特征的参禅之道,以主动参与、顿悟为特征的体悟之道。这种以自然、简洁、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改变了以往佛教中灌输、说教的习惯,自启蒙运动的感性观察开始就凸显出来。禅宗常讲“平常心”。什么是“平常心”?即“遇茶有茶,遇饭有饭”(《祖堂集》卷十一),这是正常自然的,是禅修的第一步。禅宗也讲“自悟”。什么是“自悟”?就是没有虚假的外力,没有意义,完全靠自己的家。如果突然开发出来,会打开一个新世界。“只有拥有一颗平常心,才能获得干净的心境。只有心态清净,才能自悟修行禅定。”(《葛·的《佛影》)不要自悟或开悟,而要能自悟。为什么一颗平常心不是更高的身法?因此,清代宇瞻《心灯录》赞道:“赵州‘去吃茶’之言,真直白,真痛快。黄龙慧南禅师也有一句话:“相见时,问对方知来历,不择亲友,必有茶。回头看路人,你很忙,一定要辨认花。"
可见,茶不仅是一种养生工具,也是一种实现教化的方式,更是禅宗的一种身心方法。对于禅宗来说,养生、开悟、修德三重境界几乎同时发生。它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却真的让两个独立的事物达到了统一,从而造就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全新内容——茶禅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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