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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读历史?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是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莱德说,熟知历史,使我们知道人这种动物能干得出什么事来,使我们对未来更有想象力。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说,不能以史为鉴,但是历史很有趣。
而一代通儒钱穆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一,当信任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第二,所谓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第三,所谓对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之最高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却与古人。
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必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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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字宾四,出生于清光绪年间,一代通儒,具有“一代宗师”“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等称号,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曾执教于国内一流大学,包括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1950年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学作品,出版近80余种,可谓是著作等身。
在北大教授“中国通史”期间,他与胡适均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有“北胡南钱”之称,后来,将其教授的“中国通史”内容整理成书,名为《国史大纲》,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材。
“中国通史”曾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三度开讲,在北大教授四年,除本校学生外,许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课堂每每人满为患,可谓是盛况空前,西南联大亦是有过之无不及,钱先生上讲坛无路可走,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2017年3月由钱先生的学生叶龙整理出版了《中国通史》,此书可视为《国史大纲》的课堂版,因为有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在前,又因是课堂内容的整理,故《中国通史》偏重简约,要言不烦,全书十万余字。
《中国通史》按时间主线叙述,自神话传说起,一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胜利成立中华民国均有讲述,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分为十篇,各篇或讲一个王朝或讲几个王朝,总之叶龙先生既能还原当时真实的上课场景,又能秉承要言不烦的原则记录课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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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钱穆先生独到的历史解读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例如钱穆先生认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禅让,原因有必然和偶然两个方面。
必然方面,王莽是读书的贫苦子弟,并非伪君子;王莽的太太打扮简朴,可见王莽并无做王之意。
偶然方面,如果王莽的姑姑早死,则王莽不能出头;太后傅氏如果晚死,则王莽也不能出头。
所以,钱穆先生说,王莽并非处心积虑,亦非篡位,即使假装数十年,亦极伟大。
钱穆先生除了对历史有新的解读之外,此外对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亦有评述。
在对待匈奴的政策上,钱穆先生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秦始皇对付匈奴筑万里长城,采取防御政策。
第二,汉高祖刘邦以后,因为建国初期,国贫兵疲,故采用和亲政策。
第三,汉武帝时期,采取挞伐政策,一直将匈奴追至西域,最后逃至罗马,西人称为“黄祸”。
第四,唐朝时期则是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各少数名族融为一家,甚至任用少数名族将领,大名鼎鼎的安禄山就是突厥人。
第五,之后的王朝已无汉唐雄风,宋朝时有“靖康之耻”明朝也有“土木之变”,元和清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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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讲授于国难之秋,外患刺激,巨变的生活环境,使得钱穆先生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末,最终凝聚成充满了人的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为纲的中国通史。
正如钱穆先生在书中所言,每一个国人均要对本国以往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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