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卫辉
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大气大境界的文学。这里所谓的“大”,并不是指写作的主题、题材或形象、情调,而是文学作家的关注点应该很大
早在踏入大学大门的时候,我就知道所谓的“文学”并不是不言而喻的。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当初选择中文系的原因是有创作的梦想,但真正上文学课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但陷入创作梦并不是很深,所以非但没有感到幻灭,反而突然觉得“文学”的世界可以如此广阔和丰富,既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研究。后来看了章太炎《论民族遗产与文学的平衡》的开篇:“文学是用竹帛写的,有文字,所以叫文学,而它的法式则叫文学”,给我一种悲戚的感觉。你看,章太炎不是旗帜鲜明地把学习叫做“文学”吗?
当然,章太炎所说的“文学”,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以虚构叙事和抒情作品为主体的“文学”。他把所有用竹帛写的文字,也就是所有的文字,都看作“文学”。按照徐守尚的说法,当年师从章太炎的鲁迅,觉得“他对文学的解读过于宽泛”。张与鲁在"文学"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件趣事。鲁迅在1908年听了章太炎的讲座,当时他从仙台医学院回到东京,立志从事文学艺术,正在翻译外国小说,他的关注无疑以虚构叙事为主。当然,章太炎对逐渐成为潮流的新文学,也就是以现代欧洲“文学”为模板的文学,还是有所了解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努力在汉语语境下宣传更为广阔的“大文学”;他的理论看似复古,意图真的很有新意。和鲁迅一样,他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文学”内涵的扩展和变化不仅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而且与特定历史语境下对文学感兴趣的学者为应对时代变迁而提出的“文学”概念或想象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历史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想象“文学”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实践者,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大气大境界的文学。这里所谓的“大”,并不是指写作的主题、题材、形象、情调,而是文学作家的关注度应该大。茅盾曾称鲁迅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文学作家应该向鲁迅学习,培养自己的人文情怀,关心生命,热爱人民,与人与事、与山、与水、与植物相关。中国文学有这样的传统,何况古代。甚至在新文学谱系中,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凤凰涅槃》,也曾大声歌颂过“我也有你/你也有我”的“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强调“一体”与“合而为一”,即人与一切。这显然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把“人”,特别是“个人”推到特权地位的思潮的反思和解构,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新传统”。
“大文学”的概念必然涉及文学的边界。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知识与学术的界限,它是“文学”,主要由小说、戏剧、诗歌组成,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那种涉及面很广的“文学”。内涵的缩减使“文学”更加注重虚构的叙述或情感的表达和情感,要求文学作家对语言有更多的想象力和特殊的感性。同时,收窄“文学”也收窄了从业者,尤其是专业作家的生活和知识。那么,文学作家的想象力和感性从何而来呢?这几乎是狭义“现代文学”建立后遇到的普遍问题。虽然作家或诗人在写作时可以自言自语,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有期待的。怎样才能不辜负读者的期望?只有这样,才能拓展知识与生活的领域,有意识地改造作为写作主体的自己。国内外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从文学以外的领域进入文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古人所说的“时间在诗外”,在现代依然适用。
上述“文学作家”,虽然主要指作家和诗人,但也适用于文学批评家。现代文学的制度特征之一是批评家作为一个专业群体,例行公事地参与文学作品的有意义的生产。批评家如果不满足于对作品进行肤浅的评论和成为依附于创作者的寄生虫,也有必要通过解读文学文本来表达创作意见,努力吸收多学科知识,建立丰富的学科。作为一个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的批评家,即使以中国文学为对象,也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性,考虑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努力在纵横交错的谱系上研究中国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大学中文系现有的学科和课程大多局限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为此提供相应的条件。幸运的是,中外趋同、跨学科合作逐渐成为共识,许多高校都进行了学科重组的实验,令人对未来充满期待。
作者简介
王忠臣,1954年生于吉林,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著有《跨界与想象:20世纪中日文学比较研究》、《行走笔记:中日之间:文学随笔》、《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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