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建筑师教学反思大班】建筑师唐克扬：如何反思巴黎圣母院大火？

这次火灾要对人们保持警惕。一方面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处理紧急灾难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建筑野心应该如何与文明社会的基本“安全”取得平衡。

《财经》记者熊平实习李浩屈家庭|文周秋|编辑

巴黎圣母院建于850年前。经受了法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仍然站在塞纳河上，成为巴黎千年历史的象征，渗透到巴黎这个现代城市的基因中。即使到巴黎的里程也是从巴黎圣母院前广场的“原点”计算出来的。

4月15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熊熊火焰在巴黎圣母院的屋顶肆意燃烧，其标志性的哥特式尖顶折翼坍塌。

这场大火发生在法国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6:50，起火位置位于教堂顶部塔楼，火势迅猛，一小时内火势蔓延至整个屋顶。经过约400名消防员在夜间作战以控制火焰，于凌晨宣布部分熄灭，在爆发后约9小时火情得到完全控制。

幸运的是，巴黎圣母院并没有重蹈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覆辙，除了屋顶及教堂内部装饰物被烧毁，建筑主要结构都被保存，珍贵文物悉数被抢救出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为巴黎圣母院重建筹集资金，数亿欧元捐赠也随之而来，这项修复将至少需要10年-12年。

“但巴黎已经毁容了，这座城市将永远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位现场祈祷的巴黎市民告诉媒体。

知名建筑设计师、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克扬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巴黎圣母院的毁坏情况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以当代建筑的修复技术，重建一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巴黎圣母院亦毫无难度。

但唐克扬指出，巴黎圣母院是一座非凡的公共建筑物，它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是不同寻常的，心理上的影响远远大过建筑物的实际损失。

同时，这场火灾应该对人们有种警醒的意义：一方面它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处置紧急灾难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建筑野心，应该如何和文明社会的基本“安全”达到平衡？

《财经》：这次火灾对巴黎圣母院建筑本身的影响有多大？

唐克扬：截至我回答问题的时间，这次火灾的起因还没得到技术性的确认。初步调查的结果说是一个意外，是施工过程中的电气事故，但是很多人认为也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法国社会目前有着深刻矛盾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指出，起火时间实际上是修缮工程的下班时间，官方的说辞会不会是为了“政治正确”的掩饰？无论如何具体结论要等待法国政府的深入调查。

依据我刚刚看到的建筑内部照片，火灾的破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火灾中受损严重的教堂屋顶，木质屋顶下面的石质屋顶看上去似乎基本正常，只有一两处好像是塌陷了，从露出的间隙掉了一些东西下来，据说只有一扇玫瑰花窗毁坏，按法国媒体报道的说法，其他的似乎并无大碍。

但大火显然会带来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巴黎圣母院几乎是巴黎和法国的象征，它以这种灾难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使人油然联想起2001年的911事件，这种可怕的心理联想，远远超过火灾的实际损失。就如韩国2008年的循礼门纵火事件，作为古代首尔仅存的几座建筑物之一，大门当时被烧成一片废墟，它给韩国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远比建筑物本身损毁的影响更为强烈。

《财经》：巴黎圣母院有850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修缮，这次哥特式尖顶烧毁坍塌、教堂屋顶被烧毁掉三分之二，这部分毁坏的建筑，是哪个时期的建筑？

唐克扬：我记得最主要的大修是在19世纪中期由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主持的，建成之后可能经历过一两次改动。被毁坏的屋架应该是12世纪-13世纪的原构。

但其实看你怎么理解建筑“修复”（restoration）的意义，古建筑未必是铁板一块“原初”的含义。在往前的中世纪时期，建筑的修缮未必一定是“修复”的意思。所有建筑一定会面临一个朽败（weathering）的过程，但是逆转这个过程不一定依据我们现在说的“修复”观念。19世纪的建筑师提出了让古代建筑物恢复旧貌的倡议，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建筑的概念。

维奥莱•勒·杜克主导的这次修复，实际上也是在做一种对于“起点”的想象。他认为自己应该回到那个最早设计建造教堂的人的思路，但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他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在那时维奥莱·勒·杜克不可能有充分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他只是设身处地，从一种建筑结构本身的逻辑出发，恢复那个时候人们建造一座建筑应该遵循的路径，至于是不是完全重现“原貌”则是见仁见智的。

《财经》：这次火灾的重建修复工作难度大吗？修复后会是怎样一个样貌？

唐克扬：关于地标历史建筑的修复工作，现代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恢复，二战时，圣母教堂被盟军轰炸成了一片废墟，后来德国建筑师把废墟里的建筑材料编号之后，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地修复了这个教堂，现在去德累斯顿你就可以在市中心看到这个教堂。很显然，不可能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会归位到原来位置上去，所以现在看这座圣母教堂，有一部分就是崭新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废墟里面捡到的大件的建筑碎块，至于结构就不可能是旧有的结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尤其在中国、日本、韩国，东亚的古代木建筑的修缮中，也会凸显这样一种“新”和“旧”的对立统一。一座建筑不可能真正的长命百岁，对它的添补，一定是一种“新”“旧”互相替代，互相淘洗的过程，相比于最早的建筑而言，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一座全新的建筑，但它相对于当代人而言又是一座出生时就“老了”的房子。

所以将巴黎圣母院修复如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从技术上说，现代人们已经可以三维“扫描”一座建筑形成完整建筑物理信息的模型，依此，未来更有条件建造出一个看上去基本是一模一样的巴黎圣母院，比起维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的那次大修，现在可能有更好的“修复”条件。但倒过来讲，我想这种从灾难开始又“修旧如旧”的完整案例会有另一层意义，它教育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建筑的外表并不是它的历史意义的全部，那种表面的“历史”恰恰是靠不住的。

《财经》：如何理解这句话？

唐克扬：即使传统建筑可以依照当代的技术建造出来，就像科幻小说里说的，用恐龙的信息复原出恐龙，但当代技术一定也会改变这种历史建筑的实质。比如说，未来经过修复的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结构，比哥特式建筑的结构肯定是更加优越，会出现一种新的物理层面的取舍，比如说，新的内部结构必然更加简明、更加有效，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损失了原有建筑的一部分信息？因为原有建筑的意义，既包括必要的使得建筑坚固不倒的东西，也包括一些现在看来不必要的“冗余”。

勒·杜克两百年前的大修，正是加入了很多我们并无把握的修饰，包括我们在很多描写19世纪巴黎的电影中看到的“怪兽”，旅游者眼中光鲜的细节，其实正是通过19世纪新古典主义者的手被重新塑造出来的，未必一定是最早的哥特式建筑应该有的面貌，即使有也不会像我们今天看上去如此的新。时间带来的毁坏实际上是这个建筑完整信息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过程，却因历史保护的需要，人为地改变了。所以将来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可能是一座“既旧又新”的建筑。

《财经》：巴黎圣母院在巴黎的中心，大火烧了超过半小时，消防队才开始抢救，为什么巴黎的应急反应这么慢？

唐克扬：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权威的信息，我也没有资格来评判巴黎的消防能力。

但可以肯定，木质建筑着火的速度以及火势扩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火灾模拟软件判断几分钟之内火势就会上升到最高的尖顶，消防队员没有办法上到足以近距离抢救的位置，水炮会进一步损害建筑的结构。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他们也不大会进到建筑里面去灭火，只能借助一些器械。

这方面而言，还可能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一个建筑建成的效率能不能跟它的安全系数相提并论？现实中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在国外上西方建筑史课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很早就跟我们提过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座摩天大楼里面的居民，危机来时需要疏散，你会有多快的速度能把全部的人员疏散出去？

答案是不容乐观的，或者说，如果突发大型灾难时巨型大楼或是几幢大楼都出现问题，一座城市往往不可能有这样的能量，去及时疏散扑灭灾情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还要一往无前地建造巨大的建筑和城市，貌似无视极端灾难的后果？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现实中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伟岸和巍峨，其实以不可知的危险和潜在的危机为代价。不光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如此，那些最初建造了大教堂的人，估计也不会想到它被摧毁时该怎么办。

《财经》：近年全世界时有国家级的文物建筑被火灾毁坏，比如韩国、巴西等，从一个建筑设计师的角度，对于历史文物，应如何此类防止意外毁坏？

唐克扬：冒昧的讲，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的，你会发现，没有历史建筑物能符合当代的“消防标准”——这种把一切文化问题都看成技术问题，对于解决技术问题有空前自信的现象，本身是一种现代事物。历史建筑的保护，归根结底是历史建筑到底还要不要使用的问题，如果要放进现代生活的语境使用，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隐患。文物保护部门和公众当然是有责任去促进文物保护的意识，但无心之失可以相对避免，但是蓄意破坏其实是不容易防范的——在十九世纪，包括维奥莱•勒·杜克之内的有识之士就看到，其实某些无知的“历史保护”才是破坏文物建筑的最大杀手。

刚刚讲过，建筑的“成”和“败”的两个侧面是不相称的：建成很难，但是毁坏容易。我觉得，也许这种突发的建筑灾难会对人们有一种警醒的意义：一方面会极大地促进灾难扑救技术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对于尚未建成的那部分城市，它会提醒我们，不可逆料也难以控制的建筑灾难，会提醒人们思考避免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认识到文明发展中，人类不断增长的建设能力和对灾难的预防、保护能力的极不相称的状况——我觉得这种价值其实也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