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迪伦 陆迪伦 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

陆迪伦 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

1959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到***观看烟火。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当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时，毛主席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父亲苏振华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

父母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父亲参加革命前家境贫寒，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我奶奶便将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给父亲当媳妇。后来，娇妹子生下大哥后不幸难产身亡。

我的母亲孟玮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和父亲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材生，1937年，17岁的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1938年下半年，父亲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

母亲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在众多抗大女学员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是个地道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而母亲是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

刚开始，母亲没有完全接受，但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加上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她渐渐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父亲，最终他们结婚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父母亲相互支撑，性格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怀孕时正是部队在战略撤退，在行军过程中，母亲早产了。母亲营养不足，没奶水，使得我营养不良，刚生下时据说只有老鼠那么大，快一岁时，连脑袋都直不起来，周围许多同志都认为活不了。

当时有人看我母亲抱着个“死孩子”，行军又辛苦，曾劝爸爸妈妈把我扔掉。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放弃我，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喂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倔强的母亲因为和父亲性格不合而离婚

1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任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我们全家都到了贵州，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也把大哥从湖南老家接来上学，开始过起相对安定的生活。

母亲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过上稳定生活后，父母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他们争吵逐渐增多。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繁重的工作使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不免对父亲产生意见，认为对她感情疏远了。另一方面，要强的母亲觉得自己生孩子多，耽误了工作，埋怨父亲使她进步慢了。

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1957年后，母亲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共有7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父亲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母亲在商业部计划处上班，单位在城西，而家在城东的礼士胡同，为了母亲安全，父亲就让司机到单位接她。母亲不愿搞特殊，每每总是拒绝，倔犟地自己乘电车回家。为此，父亲常常抱着刚三岁的小弟弟，让四岁和五岁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弟跟在身后，全家一起到车站接她，尽力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倔犟的母亲不以为动。1957年，母亲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于是她提出要离婚，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并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爸爸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妈妈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问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对他们的关系，许多老首长、老阿姨非常关心，不少人常来做工作，希望他们和好。1958年，父亲最终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离婚后，母亲一直独居。组织多方了解，她并没有找到所谓男友。我们推测，所谓找到男友只是借口而已，父亲和我们只能常常在生活上给她一些关怀，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主动让我们看望她，给她应有的家庭温暖。

弟妹曾用名画《不相称的婚姻》讽刺父亲的婚姻

母亲离开后，父亲带着7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全家人到***看烟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亲身边，父亲怀抱着四弟，手牵着妹妹，另外两个弟弟拉着他的衣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毛主席考虑一下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1959年秋天，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介绍父亲和陆阿姨见面。陆阿姨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她对父亲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然而，父亲和陆阿姨的婚姻受到多方的争议和阻力。首先，父亲47岁，陆阿姨25岁。陆阿姨的哥哥、妹妹对这桩亲事都持反对态度，不希望阿姨为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男人牺牲自己的青春。社会上和军内的非议更多：说父亲喜新厌旧，说陆阿姨贪图权势和财产……

我们子女的反对态度就更明显了。我想，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她健在，我无法接受一个新人到我家来；而且，她那么年轻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指指点点。从此，只要见到她到我家，我就会站在楼梯口，不让她上楼。无礼举动的我，常常被父亲的孙秘书拉走，并苦口婆心地劝我要理解和爱护父亲。

1960年初春，父亲和陆阿姨的真爱结了果。那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同志为父亲和陆阿姨主持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父亲和陆阿姨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是我们子女冷漠和鄙视的眼神。当秘书把装喜糖的盒子给我时，我生气地大叫道：“我才不吃你们的臭糖！”说着使劲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撒落了一地。弟弟妹妹还恶作剧：把一幅俄罗斯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挂在家里，画面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伯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的婚礼，妹妹故意让父亲发表观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气得把妹妹拉走，大声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你爸爸没有责任！”

面对这难堪的局面，父亲和陆阿姨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我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们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我们。

陆阿姨用行动逐渐融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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