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丰都的英语作文初中】开州文化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1、橙色文化。

柑橘(Mandarin发音：Mandarin)是柑橘和橙子的统称，意思是“中国珍贵的树”，可见中国是柑橘的主要产地，柑橘还包括橙子、柚子、滕子树等品种。柑橘是世界第一大水果，世界第三大柑橘生产国是中国、美国和巴西。

柑橘、芸香和柑橘属是我国先进文献史料中最早记载的果树之一。据古籍《禹贡》记载，4000多年前，在夏朝，柑橘被列为攻势之物，以柑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桔录》(韩彦直)被列为南宋，是世界上第一本柑橘专著。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是良种柑橘的主要产地，《禹贡》 《山海经》都有记载。开县种植柑橘的历史最早是《后汉书》“不出水，橘子馆”(水，即小江水系)，《新唐书地理志》更详细。从《开州、土共情》333个县种植柑橘的历史悠久，品种优良，原来是贡品。

开县境内大部分是低山沟、浅丘坪坝地形，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酸碱度适中，这些自然生态环境都适应柑橘种植，是中国种植柑橘的最佳基地之一。也许是自然的和谐。开县在地图上呈现的形状是金橘叶的形状。根据1986年版《太平寰宇记》，开县真正发展柑橘的历史，解放后，过去品种老化，品种单一，被称为红橙，被称为土工果，只有40多万株，年产量169多万公斤，现在发展到种植面积27万亩，年产量10万吨。开县过去没有金橙，20世纪50年代末从江津引进到陈家园艺场(后来北培也引用过种子)，为开县种植和种植金橙开辟了道路。中国“金橙第一县”的战略布局，柑橘作为实现商品农业、高效农业、外币农业的重要手段，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财政增收的优势产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产业。

柑橘文化是体现自然崇拜、图腾文化、祭祀文化和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文人墨客创作的柑橘文化成果成为中华人文文化的美丽风景。宋鲁小作《开县志》:“水果的美人，江浦的橘子，云梦的柚子。不是天子的东西不能得到，不能拥有。已经忧愁成为天子，成为天子就在味道上修行。”足以知道珍贵的东西。柑橘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始于屈原的《坤雅》，这首诗始于屈原青年时期，是中国柑橘文化的始祖。此后，三国曹植的《桔颂》、南北朝全县的《植树赋》、东晋刘根的《桔赋》、西晋孙楚的《桔树赋》等都是文学史上的精品。三峡地区以柑橘为题材的诗歌作品更多，古代柑橘也是三峡地区最重要的物产。庆州橙子柚子是架空的，诗歌中更多地反映了这种内容。“青石凤捷过去了，黄子智梦来了”(杜甫《桔赋》)“下没有发动机，菊渣还有吴长芝，一年好的京君一定要记住。就是橙色橙色橙色橙色橙色橙色绿色”(寿司《放船》)

古代绘画和书法作品中也有很多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书法作品如王羲之，将《赠景文》列为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柑橘文化可以说是中华人文化的亮丽风景线。

开县是三峡地区最早的橙子产区之一，从《入峡》、《奉桔贴》、《后汉书》等战绩的记录可以看出，柑橘生产的悠久历史是“金开县”名声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历史上看，开县位于偏角，是古代酒吧、楚、蜀交汇的地方。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不占任何优势。物产丰富，景物形状获胜，不为外界所知。应该说，唐朝时魏处厚贬州，《新唐书》使开县名声大振，所以才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品位，响起了文风，但韦处厚，长时间以来出现了文化断层带，到明末清初，开县以大规模外来移民形成了外来文化和原住民文化。

所以，让开县这片偏向的土地名声大振，培育“徽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县的柑橘，就像岭南的果实、杏花村的酒、香溪的美人，因为某种物产或人而使那块土地出名，开县也成为三峡地区的柑橘大本营之一，不是在人文开县制作的时候。汉代、柑橘、海盐生产已有一定规模。朝廷在这里设橙馆、盐馆、统一管理和收税馆，不知道当年是不是也像蜀汉一样，刘备在吃开县攻坚的柑橘、甜美的香球时，会感叹“韩土风岛”，设置韩风县。所以开县开始建设。史在堂市开州公共橘子是当时繁华的社会与荔枝等名科同名，与长安有多光荣，小柑橘实际上成为开县的外交形象，成为人文开县以外的另一个宣传开县的载体。

开县柑橘生产的悠久历史和质量优良，开县获得“金开县”的美誉是合乎情理的。“金开县”的名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开县柑橘生产的悠久历史和质量优良可能是“金开县”名声的重要因素之一。

开县金桔生产发展是一部充满奋斗的历史，展现了开县人的新天地、贫困变化和信奉科学的精神。金桔种植改变了种植地区原有的贫困和落后面貌，在此过程中，改善土地、增加水利设施、使用现代灌溉手段等，开县越过四川凤安成为金桔第一县。

柑橘、橙子、橙子、橙子文化是开县文化人创作研究的重要素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橙色文化是开县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州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柑桔生产在开县历史悠久，自然成为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要素。据余虹韵考证，开县的传统祭祀文化中，有许多古代的痕迹，这些文化通过手语和师徒，至今仍在许多乡村流传，其中以“送神”、“敬神”、“娱神”等为主题的系列祭祀舞蹈目前仍有传人，“娱神”一章中就有关于“柑子”的唱词。到了现代，开县本土艺术和外来艺人以柑桔为主题创作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并由“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过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歌舞方面有两进中南海。由余虹韵等人编舞并参加演出的《喜摘红桔》，冀瑞亭作曲的《我家住在花果山》，陈宇光、王代轩创作的《桔乡之歌》，由佘明哲作词、陶环演唱的《你的名字》等，其中舞蹈《喜摘红桔》获中央文化部、农林部全国第一届农民文艺调演优秀创作奖、表演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杂志等媒体均予高度评价。开县有四个演员参加演出，后被拍摄成科教电影《泥土的芳香》，在全国放映，引起强烈反响，使开县桔乡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该舞蹈也是开县在文艺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当年为之特别制作的舞蹈服作为一种文化的见证而收藏于万州歌舞团。

2003年，重庆开县首届锦橙文化节期间，全国许多影视歌大腕来开献艺，其中有阎维文、董文华、张柏芝、张信哲、赵薇、游鸿明、朱桦、亚宁、管彤等，其主题歌《锦橙颂》开始在开县传唱，并为节庆制作了形象电视片《锦橙之恋》（李钢、彭晓东等人制作）。

文学方面以开县籍作家陈宇光、刘登平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其中刘登平创作的诗歌《桔乡使我成为一名歌手》拍成电视后获得四川省奖励，诗歌《感谢桔乡》拍成电视散文获重庆市二等奖，他同时还创作了《那片桔林悄悄覆盖我的梦》、《桔颂》、《圆圆的桔》、《桔熟为谁红》等数十首以桔为题材的诗歌；陈宇光创作了《锦橙赋》等作品，纪实文学《汪老探亲记》中有关于刘帅爱吃家乡桔、刘帅夫人汪老回乡吃开县柑桔的描写被传为佳话，彭晓东有诗歌《桔林里》等收录在诗集《为一首歌去流浪》中，陆婧写有散文《桔子红了》。桔文化也成为校园文学的创作题材，开州作家网录用了不少学生写桔的散文。2003年，重庆开县首届锦橙文化节举行的征文中，还有杨明安的诗歌《橘之书：从绿到红的图腾》，刘登平的组诗《生命的橙色》，彭晓东的诗歌《倾听桔乡》，彭世祥的散文《故乡的桔园》，赵永东的散文《桔乡冬韵》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近几年，还产生了大量以柑桔为题材的古体诗词。

书画方面，开县本土书法家、画家以桔为题村，创作了多幅作品，其中廖叔云的水彩画《桔乡印象》曾参加全国小型水彩画展。李千六有《桔乡》、《吉桔》等印。在2003年，纪念刘伯承元帅延辰110周年时，开县发行了纪念邮册，其中锦橙为主要图片之一。重庆开县首届锦橙文化节期间，还以《中国锦橙之乡——开县》为题，发行了纪念邮册。

在民间文化中，最重要的活动便是舞“桔子灯”，后称为“桔子龙”，是开县舞龙中的一种。在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活动是节庆送“桔”，有传达互祝吉祥的寓意，寄托着开县人向往平安、和祥的生活，以此衍生了开县吉祥文化。柑桔文化也影响着开县的地名文化，如长沙的山花街、桔园街等，在长沙镇，还曾有以桔为村名的（见《四川省开县地名录》）。开县长沙宾馆还将柑桔文化渗透到餐饮业，已打造了一批以柑桔为形象的文化菜系。

在开县锦橙不断获奖，不断出口的过程中，提高了开县知名度。 1985年，陈家园艺场72—1锦橙在江西南昌的全国锦橙评比活动中，评为部优农产品，1989年又一次获部优，1995年、1999年（当年注册了商标“渝开”牌），锦橙在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农业博览会上两次获农博会金奖。2000年，获重庆市名果称号，2003年3月份，又获中国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在这场与全国柑桔大县的比拼中，体现了开县人勇于拼搏的斗志和勇于胜利的精神风貌，这一精神与刘帅精神不谋而合，这也表明了开县这块土地确实是人杰地灵的。

柑桔及锦橙的发展影响着开县社会风气、风俗习惯的改变，促进了农村文明的发展。

发展和创新锦橙文化是提高开县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手段之一。为开县文化发扬光大意义深远。

开县文化作为开县一个总体文化概念，她的内涵是丰富的，概括起来包括帅乡文化、桔乡文化、盛山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桔乡文化和盛山文化、帅乡文化一起，已成为开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帅乡文化的内涵及外延已被县人研究和认同，盛山文化是开县人文的主要精神，这里不再累述。而在整个开县文化中，桔乡文化一直作为本土文化，一直流传，并将随着锦橙的发展而发展。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锦橙文化还有需要一个不断壮大发展创新的过程，锦橙文化必须以锦橙产业联系起来，才能让锦橙文化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也才能使锦橙文化生生不灭。

2、巴文化

开县是巴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开县土著“賨”人是巴文化的重要创造者。祖先“賨”人参与过历史上有名的“武王伐纣”，賨人因“专以射白虎为事”而秦王嘉之，献策以助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等，都是巴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前徒倒戈……”这个随同周武王伐纣的巴师就是賨人。原始的賨人活动主要流布于江汉和毋水流域（今小江水系）。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板

蛮”賨人是开县人的祖先已被史学界普遍认可。

《重庆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表述为：重庆地区的原始居民，据史籍记载，巴“其属有濮、賨、苴、奴、夷、

之蛮”，其中部份为重庆地区的土著，濮人主要生活在今合川、涪陵一带，賨人即后世所称“板

蛮”，主要生活在今四川渠县、阆中和重庆云阳、梁平一带。而开县居于云阳、梁平之间，而研究者惟独未提及开县，这是研究者对开县的忽视，明显带有作者个人偏向。然而，该书在研究了巴人的活动区域后，明确指出巴人活动区之一的大巴山包括重庆市的城口县以及四川的万源、宣汉和开县的北部地区等。

值得一提的是，渠口余家坝古战场共发掘战国墓葬40座，出土铜、玉、铁、陶、漆器共199件，其中青铜器114件，墓葬均有木质葬具，又一次揭示了战国时期巴人在开县活动的场面，再次折射出巴民族文明。

开县由于没有经历毁废，地下文物存数极多，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出土了不少巴民族文物。现开县馆藏巴国剑一件，便是1975年出土于大进梓潼乡，为战国时馆藏，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开州文化总体来说属巴文化体系，无庸置疑。开县有许多传统习俗和名称均与巴有关。如置县巴渠、物产盐巴、巴豆，方言中的巴实、嘴巴、牙巴等等。只是，在巴民族迁徒过程中，不断与其它文化发生交流、碰撞，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今天的开州，既是巴文化的属地，又是秦巴文化走廊重要的流布地，是巴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战国后期，历史的格局给巴国一次重大的文化洗礼。当时，巴国的东面有强大的楚国，北面是雄踞关中的秦国，秦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史书记载巴人相继与秦楚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记述不详。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澎溪河畔惊人发现：一座面积5550米的发掘面中，大片的巴人武士墓惊现于天下，其巨大的遗址面积与丰厚的文化堆积令考古界震惊，渠口余家坝墓葬中出土的繁多兵器，昭示着在开州大地上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厮杀。巴人是世界上唯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漫长时光中，战争对巴国来说，几乎成了全部内容。余家坝战国士兵携械走出墓葬，也就顺理成章成了这场战争的注释。《史记·商君列传》记：秦穆公时，百里奚“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这便是秦巴之间最早的联系。在秦并六国以后，不仅给巴地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推动了巴地经济，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使巴“民始能秦言”（卢求：载《全蜀艺文志》）。在历史上，中原文化进入巴蜀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是从陕西越七盘岭入蜀；二是越秦岭，翻大巴山，经雪宝山入巴。宋元时期，“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至嘉熙四年，（蒙古汗国）阔端命汪世显、按竺迩分别率军再次进袭四川，在开州、万州、夔州、重庆、黔州一带迂回攻掠。”（《四川古代史稿·宋元时期的四川》）。忽必烈（元世祖）改国号为“元”后，《二十四史》记载，元大将杨大渊献策世祖，“谓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至万安寨……”“二年，（文安）改授金符，仍前职，还攻宋开、达等州，擒其统制张刚、总管伏林。八月，宋兵由开州运粮饷达，文安率奇兵，间道邀击之……”“宋都统戈德复据开州，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当时，开州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秦人入巴以取开州为突破口，达到占领整个峡东地区，除了这一通道地广人稀易于抵达掠袭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盐，巴地的入口开州有盐，取开州而得温泉井盐，这给军队扎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存保障。去年，中外专家考古雪宝山，发掘了一座面积方圆几公里的唐宋集镇遗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手工作坊遗址。雪宝山，是巴地与秦地交融的必经通道，作为秦巴走廊的“文化客栈”，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开县出土的釡、甑等炊具，也见于秦墓，由于巴的出现早于秦，所以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祥地应该是巴，秦灭巴以后才传到秦，秦并六国后，再传到其它地区。虽然，秦巴文化的交汇是战争使然，但这种文化的广泛交融，却对巴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并给开州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3、巫文化

在巴文化以前，开县土著文化最明显的文化形式便是巫咸文化。

巫是远古时期的全能智者，他（她）们凭超前的直觉感应天文地理，他们神秘的卜辞汗纬传达出远古生产力的信息，他（她）集中并传承了远古文化。巫师主持的祭祀仪式又是艺术的源头。相传巫咸是巫文化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巫山“十巫”的第一位，其余九位分别是巫即、巫盼、巫彭、巫礼、巫姑（女）、巫真、巫谢和巫罗。

长江、黄河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以三峡地区为核心腹地的长江流域，正是巫文化发育繁盛之地，巫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现象，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威力心存恐惧，对人生感到命运莫测，巫术由此产生。

巫文化沉默于个人灵性，移情于自然崇拜，关注死生，向往拯救。巫将祭祀的宗教性转化为审美性，在祭祀中将神的意志个性化，在祭祀表演中渲泄个人情感，寄托个性解放的渴望。

在开县，上古的巫文化形式我们已无法考证。但巫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存力和延续性，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东土佛教入中土后，仍见流传。凡叹，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巫的形式以鬼文化出现最具特征。今丰都鬼城便是一例。在开县境内，一是表现为自然崇拜；二是端公祭祀，仍在民间传承。

自然崇拜是对自然界的威力的心理恐惧造成，如对神树、神水等的图腾崇拜。在今开县麻柳境内有一块异石，仍保持着崇拜，内容与生殖有关，传说凡不生育者，求石有应。故该地村民常年祭祀，形成风气。

端公祭祀是巫术一直流传的见证，可以说是巫文化的活化石，端公舞具有宗教性和审美性。今县人余虹韵毕10年心血，深入与端公舞传人接触。全面收集整理了十数种端公舞，主要有“神枪舞”、“神席舞”、“老八刀”、“踩九州”、“圆满送神”、“练罡”、“祭五猖”、“对枪”等等。端公舞主要是以歌舞来酬神和悦神的。奉祀天地鬼神，为人作福禳灾，并兼具占卜和星历之术。这种祀神歌舞，是巫舞中的一种，是古老原始的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余虹韵《夔州端公祀神歌舞初探》，《中国民间舞蹈集城》里录有端公舞祀专述）。

端公舞中有许多唱词为我们展示出古老开州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习性。在余虹韵对巫文化的整理收集中，特别是对巫祭祀舞中的手语整理极有文化价值，这些手语通过余虹韵比较，与四川出土的三星堆的手诀、手语不谋而合，同出一辙。但手语的使用范围、意义却有明显的区别和特征。部分手语形象生动、表意准确，现收集有一百余种，能称呼出名头者八十余个，这些手语和手决隐合着古代人群的语言历史，记事等，是上古人群的解读密码。

巫文化在民间传承中存在着一些糟粕。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是它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收集、整理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中，以特定的形式记载下来，也算是今人对文化传承的一种贡献。

4、盛山文化（举子文化）

盛山在县城北面，曾有城门寻盛门，该处细看凤凰山如盛字，故而名盛山，县人又称之为凤凰山。《寰宇记》曰：“盛山在县北三里，突兀高峰”。

盛山文化是开县举子文化的基础。从文化内涵和外延来看，可以把二者视为一体，盛山文化起于诗赋和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而举子文化是“学而优则仕”的产物，发展教育和倡导文化才是盛山文化繁荣的根本。盛山文化是开县历史文化长卷中最灿烂、最瑰丽的缩影，由此确定了开州文化的主流倾向。

盛山文化始于唐相韦处厚滴贬开州刺史，韦公游于盛山，吟就《盛山十二景诗》（见附录二[1]）。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也是盛山文化的鼎盛时期。

《盛山十二景诗》写就传至长安，迅速引起轰响，倾城和诗者众，其中以张籍、白居易、元稹、许康佐、李景俭、严武、温造等人为代表，（见附录二[2]）一代散文宗师、“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为之序（见附录二[3]），称“于是盛山十二景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其而为者将日益多……”刊行于世，后录于《全唐诗》，为开县文风盛行开创了一代先风。在此影响下，开州兴文教重，由巴人之悍而转化为文之柔美，其后，虽历经数百年宋元文化之空白，但盛山文化仍在传承，成为开县人文精神的一大支柱。就盛山文化亲近自然而言，后代以山水为题的优秀作品多起来，也形成了以山水赋铭、和诗的习惯，除盛山十二景之外，尚有汉丰八景、新浦八景等等，其中胡邦盛及林元凤的《汉丰八景》诗（见附录二[4]）较有成就和知名度，（汉丰八景为盛山积翠，州面列屏，熊耳晓云，迎仙夕照，莲池睡佛，仙境凝辉，清江渔唱，瑞石凌霄）（见乾隆《开县志》）。

盛山文化以多元的思想和不拘一格的诗文描绘着盛山的容颜，并用优秀经典的文化浇铸着开县文化，更以其早期的韦处厚、温造、柳公绰等人的名声、宽广胸怀、“体悉民隐”而为开县历代为官者树起了榜样。而在此之前，“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杜甫语），为官者是不得民心的，以至民反。但韦处厚始改变了此格局，现罗列于后：

唐，温造“体悉民隐，士民慕之”；柳公绰，“起居皆有礼法，贤良方正”；宋申锡，“在开有济人利物之政，后率，时论惜之”；五代，慕客章“才能超卓”；宋，刘源“民号开江长官，立祠祀焉”；王政辅“有善政碑”；陈公景“民恩之，尝立怀古堂以思昔贤”；元，赵寿“安邦器局，峙立精神”；明，王勋“时称贤令”，邱莹“榜其门曰：爱百姓如子，贪一钱非官，卒如其言”；璩镇海“去曰，邑人泣送于道”；赵河，“百姓思之不志”；孟铎“卒于木厂，邑人悲之”；李用中“临行，攀辕载道”；周九龄“升任之日，百姓泣送不舍”；郭惠“民镌去思，永誉二碑”；清代，郭孝穆“士民感德，迫思不忘，”汪瀚“莅政廉勤，爱民如子”，严琥“以疾归，民泣送之”；这些清廉官风形成一道风景线，可以说与韦处厚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说是盛山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乾隆版《开县志》评论：“开于唐为州。若韦平章、温侍御、柳左承皆卓然名卿也。申锡，汝士各以贬至，其贤足称云。……咸有功于时，著之非以示型范哉！但我们同时看到开县是人杰地灵，文风蔚然，举子之乡声名远播。作为地处偏隅之邦的开县，从唐代韦处厚以后，开县文化普及和教育兴盛，唐有学宫，清中期便有三贤书院，清末民初有盛山书院、临江书院、汉丰书院，在其它类似地域确实罕见。乾隆开县志，对明朝廉史汪翰，严琥加以点评：“汪光禄，

乎君子也！其家教严肃，有万古君风，故其世多贤裔云。严公之减税溥惠，是循吏也。并著之。嗟乎！开自韦唐诸公以文兴教，乃其乡俊落落，千载后仅一见焉，才难不其然哉”。可见从唐代开始的重文兴教，在后世已产生了效果。

在唐代这些文人博大胸怀、关注民生的精神影响下，开县文人对民间疾苦的关照、对革命的自自觉，在后世也得到了体现，如陈昆的诗、六举子的义举、刘帅的投笔从戎等。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尤为充分，陈昆的《悯饥吟》、《九龙山有虎行》，雷子惠的《感事》，都是其中的力作。

除韦处厚外，开县另一段需要记忆的文史佳话，那就是唐代著

名诗人杜甫与开县结下的一段情缘。当时，为避安史之乱，杜甫寄居蜀中达５年之久， “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兵收复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他返乡前的一首名诗。公元７６５年５月，杜甫携家小离开成都浣花溪，乘船自岷江南下，经乐山、宜宾入长江东行，在渝州小憩１０余日后，赴忠州（忠县），再过万州抵云安（云阳），几个月的舟辑颠簸，诗人终于病倒了，他“伏枕云安县”，寄居张飞庙，自配药方，将息调养，滞留云阳达５个月。“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诗人当时的自喻。这位年过半百、飘泊半世，投亲不置的“狐独老鸥”，着实病得不轻。从杜诗中知他有肺病，还有消渴症（糖尿病），这在当时均为不治之症，更何况老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处荒年乱世，飘泊流落之际，特别是携家带小来到忠州，本打算在此多住一段时日，将息一下病体，偏遭族侄杜剌史冷遇，于是愤而离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病孤舟，带给他的是致命的打击，先生还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吗？此时，身在开州府为官的常征君，惊悉杜甫卧病云安，不顾往返四百余里的远程，短期内曾两度探视。病中逢好友，他乡遇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征君的到来，使诗人的愁怀得以宽解，病情也逐渐好转。杜甫于欣慰中写诗《寄常征君》：“白水高山空复春，征君晚节傍风尘。楚妃堂上颜殊众，海鹤阶落鸣向人。万事纠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开州入夏凉和冷，不似云安毒热新。”诗中杜甫对征君境遇、屈才和晚出抒发了自己的感叹，同时对秀山丽水，春色无限的开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流露出向往之情。常征君去云阳探望杜甫时，盛情邀请杜甫前往疗养，杜诗中也已表明了应邀来开的意愿。遗憾的是，就在杜甫即将成行之时，夔州都督柏芪林，别驾元持等分别来信相邀，并派人接杜甫前往，加之杜甫返乡顺路，杜甫最终选择了夔州（奉节），杜甫旅居夔州一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不少传世精典诗篇，就是这段历史成就了一个世界闻名的诗城——奉节。仅差一步，杜甫就来到开县，历史能如是演译，那么，盛山文化将会更加灿烂辉煌，举子之乡将会更加声名远播。

盛山厚重的文化渗透，至清代又派生了一种文化现象——九龙山文化圈。九龙山道光年间进士陈昆所著《咸丰开县志》载：“九龙山在县西二十里，有石楠、垂云、玉环、凝香、飞虹、啼猿、磨嵯、飞仙、青枫共九山。峰峦联峙，势相起伏，亦名九陇山。”现在看来，这九座山所指何处，已鲜为人知。但整个九龙山幅园辽阔，丘陵起伏，阡陌纵横，东起小桃溪，西迄青竹溪，北抵天和、白乐，南至大海、镇安。它不仅是开县著名的鱼米之乡，而且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近百余年来，在这块热土上出了两位进士（陈坤、陈昆）、三位举人（雷子惠、雷古尊、韦天恩）、三位将军（彭竹轩、陈锡九、李宏茂）、五名县长（周学人、韦德恒、刘本荣、陈远辉、张红心），三名特级教师（刘登祥、韦成昭、张昌畴），还有一代名医（冯登庸），一方名士（张别药），一门名医（张运瑞、张际楷、张际槐），八位省（市）级作家（熊建成、王楚华、温传昭、郑文燮、刘登平、汪渔、彭晓东、王斌），可以算得上是人杰地灵，今人把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文化现象称为“九龙山文化”，是盛山文化的一部分。今人张昌畴对九龙山文化进行了整理，辑有《龙山诗稿》一部。

盛山文化自唐脱颖而出，在广袤的中华文化史上，几度辉煌。明朝定鼎之初，一代古刹大觉寺出现在盛山的“皿”上，一百五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八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先后两次整饰和续修，是下川东有名的古刹，并为峨嵋两大名山胜地之一。清雍正十二年，盛山书院在盛山山麓落成，时兴文重教之风使一代代开县文化人走出峡谷，戊戍变法前夕的公车上书，开县有六举子（杨绍云，欧阳熏、戴锡章、刘秉元、邓去卿、刘本均）参加，在各县参予的举子数量中，名列前茅，也因此被誉为举子之乡。六位举人均出自盛山书院，再度扩张了盛山文化的内涵。在盛山文化的熏染下，造就了明时为政清廉的汪瀚、严琥，清七百名臣之一的李宗羲，能诗善文的陈昆，《西夏史》及《清史稿》编修戴海珊、《同姓名大词典》作者彭作祯，法学家潘大连，历史学家隗瀛涛，汉字学家桂中枢，画家汪文仲等。盛山文化对当代文明和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刘伯承、谢城南、邹靛澄并称当时县立中学“三才子”。

在盛山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近当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书法有盛山《灵泉记》的袁光国；为四川省银行书写招牌的朱鹤林；曾在成都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的陈克望；旅居台湾的著名画家汪文仲，曾任北京画院到院长的王雪崖，文艺创作以熊建成、王楚华、王代轩等人为代表。开县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已培养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1人，省（市）级作协会员11人、戏剧家协会10人、书法家协会6人、美术家协会会员3人、民间文字协会5人。盛山文化（举子文化）的物质基础在开县非常深厚，三大河槽冲地土地肥沃，加之有桔盐特产，但有崇山峻岭也畅北上之路，无大舟巨轮直通长江航运，仍是深山中的金凤凰，为富裕之地，今盛山原名凤凰山，盛山山头至今仍叫“凤凰头”，是吉祥文化的一个载体。

盛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还远远不止这些，重教尚礼影响着整个开县人的文化素质，就在民间，会诗善文者便不计其数。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边耕边读，曾多次和刘伯承一起乡试秀才，是有名的“泥腿子文人”；农民画家刘晓初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受到许多知名画家的称赞。但，开县文化却缺乏大家支撑，唐至今，无人能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人物，诗词歌赋传承佳作不多，甚至毫无影响，直接影响了举子之乡的含金量。

从历史角度分析，举子文化也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弊端，取仕途而少潜心创作和进行科技创造。文化人把读书作为举仕途的手段和目的，象唐代那样还有常征君等隐士，以后便少了，在开县没有一样有记载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开县文化人没有呈献多彩的人文成就。把盛山文化的举子文化作为开县最具有特征的主体文化是不恰当的，一是历史相对较晚，始于唐代，仅1300多年历史；二是无名家大家支撑；三是缺少经典存世作品；四是在传流的开县名片中，“举子之乡”没有“桔乡”、“帅乡”、“金开县”响亮，在全国各文化大县中，开县盛山文化不具有任何文化优势。

5、井盐文化

据《后汉书》载：“毋水西出，有桔官，盐官”。《旧唐书》也记载：“奉节、云安、大昌、新浦、万岁县（今开县境内）皆有盐官。”《新唐书》所载相同。

开县井盐文化源出古镇温泉，始于汉代，唐时“山南道的果、阆、开（开州）、通4州有井123眼”，“以大井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以刑徒充役”，到了宋代，开县井盐生产比唐代更为发达，不仅产区扩大、产量增多，而且在开采技术上有了大的革新，基本脱离了皮囊吸卤式取盐方法，在劳动中创造了新的凿井工艺——卓筒井。苏轼：“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不过，宋代的井盐业仍是作坊式的小生产，规模不大，但为明、清时期小口深井的出现打下了一定基础，标志着开县井盐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时，开县温泉古镇已是“商民聚处约千家，熬盐运煤者数千人，人烟稠密，市集喧阗”（《三省边防备览》卷17）。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海盐入川受扰，食盐缺，温泉盐场进入鼎盛时期，时有盐灶90座，至解放初期，几上几下，1976年终于停办，从此开县盐井沉入历史长河。

温泉境内，在今县坝之地，曾建有万世县和清水县，有历史600余年，而温泉古镇移至今之地，均赖盐井及盐业交易而迁，渐而形成古镇集市。

井盐文化反映出开县物产丰绕，这是开县工业文明的雏型。当然，做为工业文明来归类，又显得特别幼稚和微弱。在温泉集镇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如温泉对骂、万盏烛光过元宵、温泉狮舞等，并促进了旅游的发展，其溶洞群、热泉、温泉、七里潭廊桥构成了一大丰富的旅游资源体系。

开县井盐文化和自贡、巫溪宁场相比，因其规模较小而文化品质凸现不明显，温泉镇今人刘世光建议设井盐文化博物馆，开县盐井所留热泉开发保健浴及特色食品，如热泉焖肉等，可使井盐文化得以保存。

6、茶文化

三峡地区是我国的茶叶原产地之一。被誉为“茶圣”、“茶神”的唐代陆羽所撰《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其中载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即今渝东鄂西一带），有两人合抱者，伐而辍之”。可见，古自三峡地区都是产茶之地，气质、土壤、气候均适宜茶叶种植。开县，是三峡库区的著名茶乡，凡山皆产茶，开县现有茶种19个，多为灌木型。清嘉庆《夔州府志》载：“开县茶岭产茶，味绝佳，不生杂卉。”唐相韦处厚著《盛山十二景诗》中“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的《茶岭》之诗，及其张籍和诗《茶岭》“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已被公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始祖”。

开县茶以敦好镇的龙珠茶、和谦镇的中山茶、白泉乡的白马茶、满月乡的锁口茶和天和乡的天和茶为最佳。在诸名茶中，又以龙珠茶独占鳌头。龙珠茶因其历史悠久，清香味醇，独具特色而久负盛名，被列为唐至清各朝的上等贡茶。清乾隆县志载：“虞公著，知开州。有盗数千至境，人咸震惧，著不为功，徐遣兵御之，又募茶商三百余人力拒，贼败走”。此史料虽是讲名宦抗贼，但从中可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可见当时经营开县之茶的盛况。当然，肯定以龙珠茶为最。建国后，龙珠茶声誉卓著，荣获三峡地区名优茶暨名优茶包装评比金奖，三峡地区最佳名茶，四川省名优茶十连冠，1995年获中国国际农业博会金奖，2001年被评为中国国际农业博会名牌产品、重庆市名牌农产品、重庆市知名产品，“龙珠”牌商标被评为“重庆市著名商标”。1978年开县被列为全国茶叶生产基地。1988年7月，北京师大环科所宁大同、王素芬副研究员一行15人前往实地考察，认定龙珠寺一带是得天独厚的宜茶自然环境。2001年，开县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在收购开县龙珠名茶厂、开县梓潼茶厂两个茶厂的基础上改制组建了开县龙珠茶业有限公司，重点经营龙珠茶系列产品，2003年1月，该公司分别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现在，开县正不断扩大龙珠茶的栽培规模，提高加工制作工艺，每年可提供一千多担优质龙珠毛尖茶和精制绿茶。龙珠茶更以其紧秀匀直的视线，墨绿油润的色泽，嫩绿明亮的汤色，鲜醇爽口的滋味，清脑明目、生津提神的功效，倾倒巴渝大地，畅饮华夏神州。

开州茶文化还没形成自己的体系，如茶道。本来韦处厚和张籍之诗，为开州茶奠定了其文化根基，本应在中国茶文化中大放异彩，但开县最终没有形成茶文化氛围。用今天的话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好戏与开县人擦肩而过。今人彭晓东、王斌有电视剧《龙珠茶楼》两集为重庆电视台在开县老关嘴拍摄，搭建有龙珠茶楼。如果，根据电视剧《龙珠茶楼》在新城区择地而建“龙珠茶楼”，将为茶文化的再度打造提供了一个展示空间。

2003年，开县敦好镇举办了首次“龙珠茶文化节”，但由于组织规模小，缺乏重大活动安排，影响不大。如能精心策划，不断扩大影响，“龙珠茶文化节”作为敦好镇的一个文化活动，将积极地推动敦好镇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促进开县茶文化的升位，不断丰富开县茶文化的内涵和内容。

7、蚕丝文化

神奇的自然，勤劳的巴人，缔造出物华文丰的开州大地。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境内低山、岭谷、浅丘、平坝相间一体，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壤酸碱适中，加上独特的亚热带立体湿润季风气候，为栽桑养蚕提供了最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重庆市重要的蚕业基地，茧丝品质闻名遐迩，外商赞誉有加。

开县蚕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汉书》载：“朐忍，士风淳厚，民力农桑。”《唐志》载：“开州贡丝品。”清末民初，蚕业兴旺。元末《九域志》载：“开州俱出丝，绸绢”。清时萧湛诗：“从前生计种桑麻，藉月耕耘几万家。”知县邹仪也有“三门城郭双江上，白星农桑千岭巾”之句。咸丰《开县志》，清光绪十五年（1889）县城附近有郭家、李家、亚东巢丝厂，临江、南门等地亦有小型厂家，皆属私营。民国初年，开县组织蚕丝业推广委员会，专办蚕桑学校。到民国七、八年间，丝价上涨，“一两生丝，一两银”，蚕业达到极盛，1981年，开县振兴蚕业，人均植桑81棵，进入鼎盛时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目前，开县涉及栽桑养蚕的有23个乡镇，283个村，2458个社，29916户，桑树总量2268万株；最高年养蚕76566张，收茧3万担，蚕农收入茧款1336万元，制蚕种3万张，两家制丝企业缫丝能力7200绪，织机260台，缫制生丝161.2T，织绸137.4万米，编织丝毯2400平方英尺，丝绸工业年产值6000万元，创外汇195万美元，上缴税金358万元。初步统计，自1983年组建县丝绸公司以来，仅蚕农收入茧款就达1.5亿元，茧、丝、绸、绢、丝毯在国内畅销不衰，并远销欧美印巴，丝绸架起了通向五湖四海的桥梁。

发展的洪流追逐奋进的步伐，瑰丽的宏图昭示美好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策、国家“东桑西移”政策的推行、加入WTO后出口配额的最终取消、重庆市“百万担优质茧工程”的实施、三峡经济区“提速提档”的落实、中国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率先绘制完成、丝绸“防缩免烫抗皱”难题的破解、“公司+蚕桑专业合作社+蚕农”的机制创新，使独具自然生态优势和茧丝品质优势的开县蚕丝业站立在新世纪的高端起点上，开县蚕业“十百千万工程”的实施，使蚕农增收找到了新的着力点，使适应市场的优质蚕丝产业链条效益倍增，使新体制构架下的蚕丝业有了新的载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是县域经济的重要骨干产业。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绿色环保的生态蚕业年养蚕10万张、收茧3000T、蚕农收入茧款3000万元、缫丝350T、织绸460万米、丝绸工业实现总产值超亿元、创税收1000万元的规划蓝图将实现，成为渝东北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支撑产业。我们深信，以现代科技为核心，以基因组研究为平台的蚕业技术突破之路将构筑；人类对鳞翅目类农林害虫的根治之路将在蚕业路上铺平；开发生物药品和防控人类疾病的健康之路将拓展出新天地；我们更深信，开县“21世纪新丝绸之路”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从文化表象来看，蚕丝文化为弱势文化，没有更多的人文成果，和江浙等地比，不独具特色，虽然在蚕丝艺术品上开县有手绘手绢、头巾等多种，但并不著名。（据赵发成《从远古到未来——开县蚕业破茧成蝶》）

8、移民文化

今重庆人、成都人的性格和文化表象在巴蜀地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同时，二千余年来今四川、重庆地区经历的区域性大移民，对此两地的性格形成和文化形成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秦灭巴蜀之后到秦灭六国之前，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张若为蜀守，“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平息嫪毒之乱后，其舍人“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史记·秦始皇本纪》）。本此大移民未及川东，对开县文化和开县人性格没造成影响。

第二次大移民，分别发生在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蜀汉开创者刘备带部率数万人入益州。西晋时，僚、氐统民数万家，为逃避饥饿入蜀。成汉时，大量迁移僚、氐部族入蜀。蜀人纷纷外逃。（《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此次大移民也没对开县文化和开县人性格造成影响。

第三次大移民开始于北宋靖康二年，连续战乱延续到南宋建炎年间，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迁入四川避难。移民总数达到238万左右（《四川人口史》），此次大移民仍没对开县文化和开县人性格造成影响。

第四次大移民是元未明初，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明初四川地广人稀，急需劳动力恢复生产，开始有组织的进行移民活动。移民主要也是湖广人（包括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湖广移民从三峡进入，沿途留居和停顿的人不少，开县也固同样接纳着这些外来移民，今开县的部分姓氏和族宗均与麻城孝感有关，使可见当时情景。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原来开县的土著文化结构，包括风俗习惯，特别是性格的改变，开县民风淳朴、骠悍、尚武的习性被打破，特别是受“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等性格特征的影响，开县更多一份机智、灵敏，这在以后第五次移民的“湖广填四川”和第六次大移民更趋于完善。

第五次移民是在清初，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之后，清初四川地方残破、人口凋零。清王朝于顺治末年开始，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从这以后，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先后达60余年。这次大规模移民是对开县文化和人的性格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张献忠激战黄陵城有史可查，而张献忠在川戮杀也有据可考。在开县时，无疑也进行过一宜程度的屠杀。至今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张献忠屠杀开县人的故事，人口的骤减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今天开县部分姓氏的家谱所标明的祖籍均不在开县，一些民居建筑形式也与湖广等地相同。至此，开县文化的多元性已完全形成，甚至造成一县之境方言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有一部分是由于历史建置分合的缘故。

第六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四川做为西南后方，是主要的外来移民消化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大规模移民并没对开县造成多大影响。

上述六次大规模移民，第四次和第五次移民都是因战乱造成。对开县近代文化和开县近当代人的性格特征影响深远。特别是明末四川在没有恢复元气的情况下，张献忠五次入川杀戮，残明军、清军，以及吴三桂滇军先后血洗四川。四川土著再次出现遭遇十存二三的奇祸。清代前期，四川出现长达百年的移民浪潮，这两次大移民，都被史家归入“湖广填四川”范畴，是重组四川居民的“大换血”。清代流传于成都的《锦城竹枝词》描述成都人的血缘变化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虽说开县在这两次移民大浪潮中设及如此程度，但今天的开县也实实在在已变成了四方移民和土著融合在一起的区域人群。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当今开县人与古代巴人、蜀人的血缘关系极少，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受巴蜀文化的潜移默化，滋生出与原来文化体系接近的性格来。外来文化多姿多彩，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和撞碰必然发育成为更加开放的现代文化。所以开县人虽生闭塞环境，但不仅不排外，而且具有强烈开放的意识。

三峡工程上马，百万三峡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事件。开县将有各类移民超过10万人。非自愿移民的性质并没影响开县移民的顺利和成功外迁。开县人在这场大移民中，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积极配合执行国家的移民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移民典型和先进人物优秀移民干部。一方面，移民工作在检验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方法能力上，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另一方面，移民舍去故土而重新选择生存空间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党和国家政策的优越性，并促进了农村家庭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和改革，移民更接近文明社会生活的现状，体现出与原来几次大移民完全不同的起因、过程、结果和未来，从文化表象来看，主动接受新住地文化，因地域差异而有文化需求的自觉性。

近代移民的精神为开县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素材。吴大宇创作的戏剧小品《列车西去》、陈宇光、彭晓东创作的戏剧小品《送鞋》都曾获奖。彭晓东、王斌合著的电视脚本《龙珠茶楼》、《马堂湾恋情》等三部六集由重庆市电视台和重庆市戏剧家协会拍摄，彭晓东、李钢等人合作的电视散文《抚摸一条船》获重庆电视台电视散文一等奖（政府奖），陈宇光的数篇报告文学在市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一个县内，因一种素材产生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在其它地方并不多见，当代移民的精神奉献在移民文化中得到最大的体现。

移民的外迁，保证了留居者的土地平均拥有量，保证了开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开县因为重庆直辖、西部开发、三峡移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特别是新县城的建设，虽改变了原来县城的格局、习俗、甚至生活习惯，但如果注意到保留城市文明的记忆和移植，拷贝好城市的印记，新城的现代化功能，时尚的外观，整洁环保的界面及绿化率的提高，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内陆城市的滨湖效果，满足人类的亲水情结等等，都将使开县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说，开县人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最根本性改变。以此为辐射，促进开县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从此，开县进入新纪元。

9、帅乡文化

开县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了一种顽强、坚韧和骠悍的性格。开县人自古尚武，以勇猛、善战而著称。从远古賨人到近代的将军和英烈，直至刘帅，大山大川铸就了开县男儿激情豪迈而又铁骨铮铮，女儿英姿飒飒而又丹心耿耿的性格和品性。

曾经在这块热土上，不但有1378名抗日英烈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并产生了国民政府为之举行“国殉”的抗日英雄王润波，以及“将门虎子”李宏茂将军及其将子李江（1979年1月17日《解放军报》：称誉他们父子是“将门虎子”），红岩英烈杨虞裳、黄楠材、荣世正、胡作霖、周鸿钧、赵晶片、冉思源、颜昌豪、陈仲书、张光伟、张兆琦、刘文蔚、袁德朗，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女英雄朱世君……解放战争时期有40多名烈士英勇牺牲，共和国时期有800多名烈士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等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方山水养育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如深得孙中山、朱德等伟人赏识的清代留日学子唐宗尧，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硕士学位的王夏（出任过孙中山财政秘书多年）等等。更为著名的，在开县这块土地上还诞生了共和国一代元勋——刘伯承元帅，以及曾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陈有元将军，由此开县被誉为“帅乡”……一幅英雄长卷，一代元帅、将军风骨，形成和奠定了帅乡文化，渐进构成了开县政治文明的核心。

帅乡文化的内涵因此而博大精深，既是以刘伯承元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又是以革命英烈为精神源动力的气节文化，是开县人文精神的核心，是百万帅乡儿女学习的重要内容。

红岩英烈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称号；红岩，是一座光照千秋的革命丰碑。英烈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用鲜血装点了红岩，用宝贵的生命铸就并壮大了红岩这座革命丰碑。他们每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壮举与浩然之气，都将激励和照耀着我们前行。开州英烈映红岩，红岩精神作为一种政治文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光大发扬，去击节而歌。所以，把红岩精神纳入帅乡文化建设的范畴，不但充实和坚挺了帅乡文化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伯承元帅作为帅乡文化的代表，是开县当代文化的支撑和品牌。刘伯承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儒将，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被朱德赞誉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之风。以邓小平一起共称“刘邓大军”，被誉为一代军神，是倍受全国人民崇敬的领导人之一。刘帅精神博大精深，事迹离奇感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厚重的军事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奠定了新中国军事理论体系，被赞为“我军院校之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资源，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去教育影响激励一代又一代帅乡儿女，求真务实，克难奋进，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刘帅戎马生涯数十年，统率大军身径百战，累建奇功，中外驰名，却始终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不居功，不自誉，自奉微薄，俭朴为荣，始终以“为人民立功光荣得很”自励，实实在在实践了“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的自勉，正是这种传统美德与革命求新精神的结合，公仆意识与元帅气节的结合，为我们深入挖掘刘帅精神内涵，构建具有特色文化人文环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建好刘伯承故居、刘伯承纪念馆教育基地，开展以刘帅为主题和依托的大型宣传活动，把刘帅精神融入人心，构筑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塑造着激励一生的魂魄，注入打造渝东北中等城市的精神动力。

无疑，帅乡文化的形成，填补和丰满了开州文明，充实了开州文化内涵，与桔乡文化、盛山文化并鼎，构成了开州文化的“三大主流”。

我们应该认识到，帅乡文化以刘帅精神为立本，但他的外延和内涵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应该说，帅乡文化在开县文化史中已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开县几千年厚重的武文化和盛山文化底蕴成就了一代元帅，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帅乡文化体系。一些当代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十大元帅之谜”时，有刘帅“出生寒门之谜”一说，这个谜一直被文史界研究和注视。其实，很简单，如果站在开县漫长而厚重的文化背景下来分析，应该说是开县文化浇灌、成就了一代帅魂。

10、武文化

民间自古有“蜀出相、巴出将”的谚语。巴人自古尚武，巴人作为武文化的始祖已不置可否。巴人即土著賨人曾参与武王伐纣；巴夷朐忍（开县秦时属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射白虎而得秦王嘉之；巴郡賨人献策汉高祖，并参与平定三秦，“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汉书·高帝纪》），为刘邦建立汉朝而功不可灭；开州蛮人冉肇则与盛唐名将、“李家枪”传人李靖交锋夔州；清光绪年间，开县南雅人郭隆炳庚寅殿试钦点为探花……至直一代将帅刘伯承，基本上为武文化在开县的形成构架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氛围。加之，唐门武术源自开县，为开县武文化的打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今县人、唐门弟子张千禄对唐门武术源自开县作了祥实的印证和研究。

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们，以史料和传说为依据，以神奇丰富的想象为动力进行创作，从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把中华武术各派推向极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各种人物的善恶美丑、恩恩怨怨演绎出各种起伏迭荡，精彩纷呈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作品内容和情节，这就是当代武侠小说及其影视剧的魂。其中“四川唐门”成了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如《江湖三女侠》等等。他们的作品中有写四川唐门、有写川东唐门，有的直接写近巫峡不远，那么，唐门武功到底出自什么地方呢？

其实，唐门就在开县。最早的史实是明朝末年，当时八大王张献忠自陕入川后，在开县黄陵城设伏兵，一举歼灭了明朝在四川的主力，继而攻克开县城。张的部分人马驻扎在城外老关嘴至南河一带，个别军士过南河到三中村砍甘蔗吃，与一唐姓看守蔗林人发生口角，军士依仗人多又有兵器，一拥而上以降伏守甘蔗主人，此人虽是长工，但为唐门中人，他用锄头左钩右拦，不几回合便缴了几位军人的械，落荒逃回的军士被张统兵仗责外，还请来唐姓长工切磋武艺，不想堂堂总兵竞不能敌，佩服之余荐于八大帐下，但此人不愿参军离家，仍被封了个地方武官，现开县城郊富厚村就有该武师坟地，其墓碑上有封号可考。

清代乾隆年间，唐家拳及其暗器竹镖已经传开，唐氏掌门人聘为清宫庭侍卫，与著名的八卦掌创史人董海川先生同朝当执。各派武功共同探讨，优势互补。告老还乡后回开县继续传授唐门拳术，湖北拳师余友智、余友福慕名来开以武会友，互相切磋，更充实了唐门武术的内涵。

抗战时期，四川省代主席、后授衔四星将军的王陵基驻防万县，曾以募捐抗日为名设台年擂，并请来开县唐门武师唐兴畅即唐二老师一比高下，刚一动手，教官即感不对，自己的大指姆竟莫名其妙地断了，方知遇到高人，当即拜服。打擂期间，王陵基部的手枪营营长十分了得，与各武师交手，伤其多人，连连获胜，狂傲不已。唐二老师的徒弟峨眉人张敬诚一时兴起，忘了师嘱，跳上台与之对阵，营长因其背景强硬，出拳凶狠，处处阴招，招招损人，惹恼这位唐门徒弟，竟用唐门涮腿绝技将其铲死台上。王陵基护兵钦佩唐门武功，在其护送下，才逃回峨嵋老家。故峨嵋也有唐门人。

打擂结束，王陵基要唐师及徒弟们在万设馆授徒，教他手下军官习武。一时间，除王部官兵外，川东各县以及宣汉、万源等川东北地区皆有习唐门武术的人。

唐门武术因历史悠久，套路丰富优美又具实战能力，因而深受欢迎，广泛传播。特别是国民党逃台，很多开县籍人员及王陵基部就成了唐门武功的传播者和宣传者，也因之被现代武侠小说作为原型写入书中，唐兴畅老师其名也被一些武侠小说直接引用。

资料显示“四川唐门世代居于四川恭州（重庆）”。唐家武学弟子李千禄著述《开县唐门考》载，他自幼随唐门武师张锦成先生学习唐家拳，长达四十余年，重庆未直辖前，李千禄曾参加过四川省体委组织的挖掘整理民间老拳师濒于失传的武术套路工作，与川渝武术爱好者交往频繁，在研究中发现，除开县史称唐家拳的唐门外，无其它拳种称为唐门，恭州（重庆）其它地方也无证可考。故武侠小说中的“四川唐门”、“川东唐门”即开县唐门，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唐兴畅先生于1953年受万县市体委邀请聘为万县地区第一届全民运动会的武术裁判，并在大家的要求下亲自参赛，并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荣获第一名。现今汉丰镇三中村唐二老师老家还有其奖状及参赛照。

李千禄之师张锦成至今健在，曾应邀参加过全国武术表演赛，四川省体委还专门录像，表演了唐门著名套路“九滚十八跌”。张锦成老师亦称：四川唐门即开县唐门。（据李千禄《开县唐门考》）。

唐门武学是否源于开县，在武侠小说中是否有生活原型，如果站在开县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来追溯和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存在。著名作家古龙称：“四川是不是真的有‘唐门’这一家人，谁也不能确定。”既然古龙也有不确定性，那我们更有理由印证这一文化现象的本源，因为，开县人自古有着一种坚韧、顽强、骠悍的性格，是人类历史文明中出现得最早的勇猛善战的民族。

开县在元、明、清时代，由于战乱，很多战败后的将军、将士都漂泊至开县，开县不仅因为闭塞是避难的地方，更是因为开县具有浓厚的武文化背景，是他们“壮志未酬”实现报负的好地方。这些人的流入，为开县武文化和帅乡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和补充作用。当代武文化杰出代表人物刘伯承，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武文化成就了一代军神。刘伯承的启蒙老师任贤书，原本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下的一位官员。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灭后，死里逃生，隐姓埋名，漂泊至开县赵家坝，被刘伯承父亲刘文炳收留，刘伯承跟随任贤书等人习武达六年之久。

武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武从“人与兽争”到“人与人斗”的产生与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武的本意是为和平而斗，最早的文字记载“停止格斗、制止对抗、放下屠刀、收起金戈”就是武，这或多或少决定了武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大致面貌。防身抗暴、克敌制胜、保卫和平、反对仇杀，其武的意义已超越了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地域。因此，我们寻找开县武文化的足迹，做“巴师”后裔，塑“元帅”风骨，光大“唐门”武学精神，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和打造，确定开县武文化的本来面目，特别是为帅乡文化体系的形成，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11、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的起源来自蛮荒，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巫术仪式等原始宗教形式构成了原始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原始的宗教文化有四个部份：神话、礼仪、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与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礼仪（祭礼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它蕴涵着一个民族的哲学、艺术、风俗、习惯乃至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但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未能发展成系统的宗教信仰。开县早期信奉“五斗米道”，后又信仰“白莲教”，但仍没形成气候。开县的宗教文化主要来自外域，存在的时间也较晚、较短，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

①天主教。1810年，法国人尚维善在重庆创办天主教总堂，派国人陈神甫来开县传教，设立开县分堂，是为天主教传入开县之始。该教发展最盛时期为1916—1929年间。1949年开县有教徒4076人，神职人员8名。设汉丰镇、南门场、临江市3个堂区，各堂均有神甫1名负责传教活动。该教曾在汉丰镇举办过经书学校及施药室。

②基督教。1901年，德国人吴本馥首次来开县传教，设立教会于南门场、陈家场，继后在开县城成立教会，兴建教堂。1932年由英国牧师步青云、石静安、艾礼富等来开县传教。1944年后，则由开县人甯维道负责管理教会。1949年，开县有汉丰镇、浦里两个牧区，14座教学堂，牧师、传道人员6人，教徒879人。房屋13所。曾在县城内开办过福音小学、福音女校和药房一处（现福音堂）。抗战时期，曾组织“开县妇女传道服务团”，为伤兵缝制棉衣棉鞋。

1907年5月，开县“红灯教”在浦里一带捣毁天主堂和福音堂。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方针”。1951年开县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罪证展览”。

1984“圣诞节”，县城内天主教有300多人，基督教有270余人参加礼拜活动。

③伊斯兰教。清雍正年间，伊斯兰教随着回民的迁徒而传入开县。先是回族黄丰泰、黄春茂、马登荣、余家安、余家邦等从湖南、湖北迁居县城带彭门街，随后又有定、铁、穆、皇、李、王、海、伍、武、张、刘等姓氏的回民从外地迁入此街定居。清光绪年间，已成为回民聚居区。因汉、回民族习俗不同，常发生纠纷。政府当局为了调和民族间的矛盾，便决定将“带彭门街”更名为“教门街”，明令禁止猪肉和生猪进入此街。

1949年，开县汉丰镇、临江镇两地有伊斯兰教徒200多人（其中临江19人），开县城有清真寺一座（占地约160平方米）。该寺建于清雍正年间，由“阿訇”主持教务工作，先后担任“阿訇”的有黄季聪、马季丰、刘明初、李仙洲等人。1917年，清真寺办小学一所（后并入公立小学）。1940年，成立了回教协会，海阳山任总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教徒213人（其中临江37人）。

④佛教。据清代陈昆所撰《重修大觉寺碑记》称“寺创建于建安二十四年”，可知佛教早在东汉末期即已传入开县。源善和尚，清光绪二十八年，为大觉寺主持僧。民国时期，四川省长刘湘曾封源善和尚为“善功法师”，掌握万、开、云、奉、两巫寺庙。佛教文化在开县影响深远，在开县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22年9月，开县居士邓灵芝将自购之“明藏”一部布施给大觉寺。嗣经北京政府内务部转呈大总统批准明令颁给。1936年，“开县佛学社”成立，余郅廷、徐子卿为社长。1939年冬，三合镇白水寺（今白水庵）的寂节和尚创办汉丰佛学院，招收开县青年僧伽20余名入学。1941年春，大觉寺创办佛学院，由唯圣、慧海2法师主持教务，师生共20余人。1942年，雪松法师任大觉寺主持，大觉寺佛学院发展到有学员100余人，学生全系下川东各县的青年僧伽，分甲乙两班授课，开设英文、数学、佛学、常识等课程，当时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导区专员曾德威曾任该院名誉院长。同年春，雪松兼任白水寺、汉丰佛学院院长，由映朋、净智等法师主持教务，有学生20余名。

抗战时期，两处佛学院发起组织僧侣服务队，参加救护工作。1947年6月，大觉寺佛学院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有佛学界人士参加，曾出版《院刊》一辑。

佛教在开县的传播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大觉寺，寺名取自觉，觉地、觉行圆满之意。在历史上几废几建，明朝重建，清发扬光大，并一度成为与峨嵋山齐名的两大名山胜景。在此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建筑式样，雕塑铭记碑文等。如明朝万历年间状元焦竑著《大觉寺记》，罗珍著《大觉寺瘗稿铭》、张湜著《重修大觉寺路碑记》、张有本著《大觉寺铜佛像记》、传复著《朝贺大觉寺铜佛记》等等，这些文章文采飞扬，为开县文坛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同时，佛教在开县的传播，影响着开县道德价值观，并与开县流布的巫文化融合，将生死轮回等佛教学说与鬼神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开州特色的佛教道义。并且在开县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反映出开县人不论在战乱年代或和平年代，都对宗教寄托了美好的愿望。特别是战乱年代，宗教更如一根救命稻草，寄托自己极端空虚、恐惧的灵魂。在这种时候，宗教文化迅速占据社会文化主流地位，使其他文化形式处于弱势或退回后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寺庙出租土地被没收，原有僧尼纷纷还俗成家，佛教活动在开县基本终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县人民政府批准复建大觉寺，重塑开县宗教旅游文化，并为盛山文化特色园区增添了新景。

⑤道教。道教何时传入开县，无考。开县城西北郊的东岳庙为开县道教徒活动的中心。此庙据碑载始建于明代，内有正以工代殿3楹、复殿3楹及全套生活房，占地10余亩。周围古木成荫。1934年成立开县教会，会长王园法。1948年10月，开县道教会改组为四川道教会开县分会，共有会员32人，会长刘明辉。土改时，各地宫观田产被没收，道士、道姑都还了俗，宗教活动停止，所有道观均作了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