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天津的精髓全在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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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大师马三立为某品牌拍摄广告时的“朋克”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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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说人，就说天津什么样？

它很新

▲ 天津夜景。摄影/枉言

也很旧

▲ 图中门窗上的红色剪纸叫做“吊钱儿”，是北方常见的春节装饰用品。年前张贴，元宵节取下（也有正月二十五摘下的说法）。大城市中，唯有天津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民俗。摄影/张建

它很高端

▲ 天津夜景。摄影/枉言

也很市井

▲ 天津街头常常能看到市民聚在一起闲聊，“找人说说话”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最寻常的“休闲活动”。摄影/张建

它很开放

▲ 西开教堂的花窗玻璃。西开教堂始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是天津最大的罗马式建筑。摄影/枉言

也很保守

▲ 北宁公园，又名宁园。原系修建于清末的官立种植园，全园采用最传统的中式园林风格，集清末工匠技艺之大成。清亡后，改名直隶农事第一试验场。后又经修整，成为天津最大的公园之一。摄影/枉言

世界上的城市无一不是复杂多面的，但是天津格外复杂。

它的优点就是缺点，它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最不可爱的地方，这种矛盾已深入骨髓。这说的是天津市，也是天津人。

▲ 从天塔上远眺的视角。摄影/枉言

天津市和天津人的关系有多紧密呢？就说城市地标吧，北京有天安门，上海有东方明珠，天津也不是没有地标性建筑，天塔、津塔、天津之眼都在那儿立着呢，可我觉得哪个也不能作为天津的代表。

天津的地标就该是天津人。相应的，没和天津人聊过天，等于没有去过天津。

▲ 赵伟洲与王佩元少年时同台演出的剧照。常听相声的人应该不会对这两个名字感到陌生。赵、王两位先生皆出身于曲艺世家，从小学艺，创作、表演俱佳。赵伟洲先生身上的市井“狗气”，从小即可见端倪，如此相声鬼才，只应天津有。

话说回来，总归是先有地才能有人，地标总不能在空中飘着吧？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天津的“毛坯房”时代

四千年前，天津还在渤海之中，随着海岸线推移，加上改道前黄河从这儿入海，慢慢形成了陆地。

▲ 航拍天津市区与滨海新区。这片土地四千年前被海洋淹没，古黄河改道之前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才在此形成陆地。可以说，整座城市的兴衰与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仅人工河的历史就可追溯到曹操北征时修筑的泉州渠。供图/视觉中国

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不过要到隋唐时期，大运河经过，这里才算真正有了人气，这片土地也在那时得名“三会海口”*。这种“三会海口”的地理特征，现在依然清晰可见。

*唐杜佑《通典》：渔阳郡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不过，彼时的“三会海口”还在今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一带。

▲ 海河夜景。摄影/小贺ZHANG

无海河，不天津。海河当然是天津的母亲河。经由运河，海河可以成为北京出海最便利的通道。漕运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人气。这是天津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也是它在中国古代最大的优势。

▲ 图中的高楼为天津环球金融中心，俗称“津塔”，高达336.9米，建成时为北方第一高楼，也是海河旁的新地标。摄影/小贺ZHANG

但是，母亲也分亲妈和后妈。漕运畅通，为两岸居民提供生计的海河是亲妈；洪水泛滥，造成家破人亡的海河就是后妈了。

▲ 海河冬泳者。天津人与海河的关系十分亲密，不管是游泳还是钓鱼，天津人从不拿海河当”外人“，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海河根本就不是”外人“啊。摄影/张建

天津是“九河下梢”，上游支流多。华北平原东部地势又过于平坦，河水流速慢，泥沙沉降多。一到夏天，海河就容易泛滥。1939年的洪水，淹没了天津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六十五万人无家可归。建国以后，1963年开始的“根治海河”运动，耗时十五年，才把这海河给降住了。

跟着北京吃“瓜落儿”

海河的存在还仅仅是给天津的出生提供了自然条件，以及相应的经济条件，天津建城的政治条件便是北京地位的提高。

▲ 《天津城厢保甲全图》。该图绘制于清朝末年，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中的方形城池，就是延续明清两朝的天津老城。自金朝设立直沽寨（位置在今狮子林桥以西）起，到明清的天津卫（府），天津的城址未经较大变动。

北京在金、元时成为国都。上到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数以万计张嘴嗷嗷待哺，本地的粮食难以为继，况且北京不产盐，只能从外地转运。天津有运河，有盐场，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最重要的辅助性城市。

▲ 拆除之前的天津城楼。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设立“都统衙门”，统一管理天津事务。外国侵略者决定拆除城墙，并在地基上修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天津也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失去城墙的城市。

然而，天津真正奠基，要等到明朝。

公元1404年12月23日（所以天津属猴，摩羯座），明成祖朱棣下令在“三岔河口”设立天津卫，而后又增设左卫、右卫。天津之名取自：“天子津渡”之意，天津一出生就沾着点“皇气”。

“

（明成祖）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

——明嘉靖《重修天津三官庙记》

”

▲ 宁园。宁园之名取自诸葛亮名句”非宁静无以致远”，图中塔的名字即为“致远塔”。摄影/枉言

朱棣从老家安徽选调官兵，驻扎天津卫，这才开始形成皖北方言为基础，混合了北方口音，识别度超强的天津话。清朝，天津改卫为州，又改州为府，自此脱离了军事卫所的单一属性。

“

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要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咸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

——清康熙《天津卫志》”

▲ 荣园中拉小提琴的老人。荣园即人民公园，原为清末富商李春城的私家园林。清朝是天津园林的鼎盛期，可惜多数园林未能保存至今。建国后，李氏后人向政府捐献荣园时，全园已残破不堪，经过修整后，才作为人民公园向民众开放。摄影/枉言

从天津建卫算起，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兵卒和他们的家眷。那会儿是万恶的旧社会之前的旧社会，没有人民子弟兵，只有世袭军户。他们身上有军人的血性，也有生活所迫的无力感。随着天津卫的发展，贩夫走卒注入了精明与世俗，官僚士绅补全了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传统。

▲ 古文化街。天津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的说法，天后就是海神妈祖。古文化街一带的街区最早便是依托天后宫而自发形成。旧时，天津人结婚都要到天后宫朝拜天后娘娘，求一个泥娃娃带走，认为这样可以带来子嗣。摄影/枉言

天津人气渐旺，却始终文化不昌。

本地人多以盐为生，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何必受十年寒窗苦。商业使得天津汇聚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自始至终草根气息旺盛，也充满最朴素的实用主义。

▲ 古文化街上写金字的老人，所书之字为“招财进宝”的合体字。摄影/枉言

这是自为，也是无奈。

天津的商人就有意做出表率，却不幸屡遭打压。家财丰厚的盐商，总是低人一等。盐商之子查为仁参加科举中第，不料被诬陷作弊，不仅没有功名，还因此蒙冤入狱。出狱后干脆居江湖之远，一心做个世俗中的文人。散尽千金，广交名士，著书立说，天津的文化倒也因查家而盛极一时。

天津或许不知道它会在日后晋升北方经济中心。但是这里已有了足够大的舞台，静待即将登场的演员。

洋气撞土气

开埠之后，天津才逐渐变成我们熟悉的模样。此时，天津混杂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它们分别来自租界与码头。

▲ 北安桥旁卖糖墩儿的老人。摄影/张建

1860年，大清朝已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列强既想在中国倾销货物，掠夺资源，又妄图就近控制清政府。于是，他们看中了天津。占据这里，能时刻威胁北京，又能方便地转运物资，两全其美。

▲ 民国时的天津地图。图中标红区域依次为：1：天津老城；2：日本租界；3：法国租界；4：英国租界；5：德国租界；6：奥匈帝国租界；7：意大利租界；8：俄国租界；9：比利时租界。

沿着海河两岸，九国租界呈放射状向两边辐射。租界的总面积，是当时天津城的9倍还多。租界是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伤疤，可它又是天津近代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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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天津租界的老明信片。

洋行、工厂的数量与日俱增，对于劳力的需求随之看涨。不知道是不幸还是万幸，乱世最不缺的就是走投无路的人。反正穷得只剩下命了，索性涌到天津混口饭吃。天津的草根气质，一时间愈加鲜明。

▲ 解放北路北段为原法租界大法国路，南段为原英租界维多利亚道。在租界时代，这里汇聚了各国的金融机构，是天津最繁忙的金融街，号称“东方华尔街”。图为天津中法工商银行大楼，该楼现为中国银行。摄影/枉言

租界里充斥着闻所未闻的事物。码头天生是小道消息发芽的沃土。跑码头的人，都是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讲讲租界里那些个新鲜玩意儿，说说没影儿的传闻，疲惫一扫而空。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天津人，能不爱说话吗？

▲ 原比利时领事馆。外国人最早占据的土地，都是天津人瞧不上的沼泽泥地。不得不说，外国人能够在积水洼地之上建起当时最为先进的城区设施，也侧面反映了旧中国的落后。摄影/枉言

与上海不同，天津有卫所基因，先天保守。他们对外来者充满好奇，也充满戒心。眼瞅着这些洋人，修完教堂修别墅，铺完电缆铺马路，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 原华俄道胜银行。摄影/枉言

外国势力的扩张，逼得天津人保守的一面显露出来。1870年，天津民众火烧望海楼教堂，打死法国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国人。“天津教案”引爆了朝野舆论。

▲ 原正金银行。摄影/枉言

此事的起因，竟然是民间流传“法国教堂拐卖儿童作药引子”。而事件的处理结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清政府以200两一人的价格，雇了16个人抵命，堵住了法国人的嘴。

▲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开滦矿务局前身可追溯至1878年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是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兴办的最重要的实业之一，建立之初旨在解决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煤炭供应问题。大楼兴建于1920年，1949年天津解放后，被天津市委接管作为办公地点。摄影/枉言

“

同治九年五月，土棍若干，相聚攻教堂，共死教士十数人，震惊世界。法国将兴问罪之师，清廷乃惧，钦差来津查办。劫灰虽在，凶手无名。乃时总兵张某，接洽无赖，做顶凶之好汉，每名顶凶银二百两。刑期，说笑自若，从容就死。

——戴愚庵《沽水旧闻·烧河楼》

”

▲ 望海楼教堂。火烧望海楼的这一段奇闻异事，在八十年代被改编为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摄影/枉言

这是天津的荒诞，也是中国的魔幻。

天津，大型精分现场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形容，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近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这在天津显得尤为剧烈。

▲ 俯拍民园体育场。修建体育场时，担任顾问的是英国人埃里克·里德尔。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奥运金牌获得者。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战车》就是以他为原型。摄影/小贺ZHANG

天津比北京少了官气，又不像上海尽是洋气，而租界是完全由外国人主导的“法外之地”，因此是下野政客、军阀的避风港。他们一边享受优渥的生活，一边观察着北京的风吹草动，伺机行事。

▲ 先农大院。先农大院由先农地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1925年兴建，是当时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群。摄影/枉言

南市三不管，聚拢了天津最边缘化的群体。“平地抠饼，对面拿贼”，这里看得是真本事，身上没绝活儿，死路一条。另一边的码头，鱼龙混杂。普通人常常夹在流氓地痞和军警中间，两头受气，可除了骂两句闲街，无可奈何。

▲ 五大道一隅。摄影/枉言

官府对码头、三不管睁一眼闭一眼，对租界干脆直接闭上了眼。在中国运行了上千年的官僚系统突然在最核心的地带产生了真空。这两个圈子，开始各自发育，共同塑造了天津文化的独特性格。

▲ 民园体育场。摄影/枉言

彼时的天津，邪了门了，简直一个大型精分现场。它最包容，最排外；最深沉，最轻佻；最阳春白雪，最下里巴人。

▲ 摄影/张建

天津人保守，排斥新事物，把外国来的一切都斥为异端。义和团闹得最凶的地方，就有天津。底层百姓如此，文人名士亦如此。天津的文化名流曾联名发布公开信，怒斥去舞厅跳交际舞的人是伤风败俗。

▲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1935年发行上海版，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版、上海版停刊，辗转迁移，部分报人在香港创立了延续至今的香港版。大公报历来秉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杆大旗。图为大公报创刊号。

可天津人又开放。天津报业百花齐放，新思想百家争鸣。严复在这儿译出《天演论》。从此“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有了科学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布业向来是天津工商业中的重要部分，曾担任大总统的曹锟，就是贩布出身。摄影/张建

天津人不思进取。没办法，码头上讨生活的人，只能看眼前，有口饭吃就行。收了工，腰里揣着刚挣来的钱，到“三不管”逛逛，日子稀里马虎就过去了。现在也是，天津孩子觉得去哪儿都不如待在天津，天大南大就是最好的大学，考在天津就是幸福。

▲ 南市的小茶馆。摄影/张建

可天津人又敢为人先。清末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是全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之一；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县议事会举行了中国第一次地方选举。邮票、电话、电报、有轨电车......各式洋货漂洋过海而来，天津是第一个接纳它们的城市。

▲ 街边读报的天津市民。供图/三一工作室

天津人喜爱最通俗的艺术。京剧、评剧、相声、评书......无一不在天津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梨园行常说“北京坐科，天津唱红”，天津观众的眼光最是毒辣。当红艺人受各界追捧，可他们不以为荣。

▲ 广东会馆。供图/三一工作室

吃“开口饭”的是“下九流”，让人看不起不说，还要受恶霸和军警的盘剥。马三立先生回忆，他的母亲本是旗人，落魄后学唱大鼓谋生，自觉“抬不起头”，从不让人谈论自己的职业。连马先生自己也是在辍学后才不得已说了相声。

▲ 天津音乐厅前身为法租界平安电影院，原址在今国民饭店旧址处（和平路与赤峰道交口），这里曾经放映了天津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1922年，因原建筑被火灾焚毁，才搬迁至现址重建。1960年，电影院更名天津音乐厅，2005年原建筑拆除重建。摄影/小贺ZHANG

天津人又喜爱最高雅的艺术。这里是中国最早流行话剧的城市之一。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将《茶花女》搬上了天津的舞台。鲜为人知的是，尚未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在首演中反串出演了女主角。日后在南开读书的周恩来、曹禺都曾加入过新剧团，而他们的首次登台，也是反串。

▲ 供图/三一工作室

近代百年，天津名人辈出，然而他们不是天津这出戏的主角。主角都在早点铺，小区门口，海河边上，大街小巷里了。

天津人嘛样？

天津人矛盾，自圆其说地矛盾。

▲ 制作中的煎饼果子。

天津人既讲究，又不讲究。大饼可以夹一切，但是煎饼果子绝不能放火腿肠。“卫嘴子”其实也包括这种对饮食不容质疑的挑剔。想要挑衅一个天津人，一份放了火腿肠和香菜的煎饼果子，再来一盘放了黄瓜的老爆三，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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