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月夏姑妈
在我的家乡浙江省浦江县,爸爸有一个他引以为傲的表哥张月霞。他们两家住在城北,彼此很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兄妹。爸爸曾经这样说过。“不要把她当女儿看,她从小就很固执。当时那个时代裹脚是长期束缚女性的封建恶习。普通女性从4 ~ 5岁开始护脚,但岳霞实际上成功反抗,护脚剪了双脚布,解放了荒废的红肿疼痛的脚。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全族恶习完全废除后,中国妇女才彻底解放。对此,她母亲忧心忡忡,不得不叹息。”这么大的双脚,以后怎么能嫁人呢!”“她的母亲完全没有想到她的女儿以后不仅会嫁人,还会嫁给志同道合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报告。这都是后话。
我从父辈那里了解到了老阿姨的革命传说。那年父亲就读于上海特区学院中文系,月下姑姑也从浦江来到上海。她经常去父亲的住处,有时她自己来,有时带几个朋友来。沸腾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戳国家时事,对黑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仇恨,以及今后中国将何去何从的讨论。父亲记忆最深的是他们每次离开时举行的那个小仪式。月下姑姑紧紧地拉着窗帘,举一角观察窗外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异常,大家一起严肃严肃地低声叫了《国际歌》。爸爸那时学会了唱国际歌,追随共产主义信念的种子也在那时开始发芽。爸爸觉得这个表妹和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大不相同,很熟悉,很陌生。他隐约注意到卢姑姑故意来大学做学生工作,是为了向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但父亲从未解释过,也从未向卢姑姑作过见证。几年后,父亲得知当年月下姑妈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不禁肃然起敬地对待她。
当年,只有17岁的月下姑姑和老家的张琪一到上海,就安排周恩来住在上海北川路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楼下是卖烟、瓜子、杨花等的杂货店,掩护这家杂货店,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周恩来对月下姑姑的同事张琪(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说:“为了工作的安全,你们俩最好组建一个小家庭,方便隐蔽。”月下姑姑根据组织的建议成了张纪银夫妇。当时这里是周恩来、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经常来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的地方,王明、朴戈、张文川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过问题。她细心地守护着党的机密要旨。不仅负责警戒,还负责印刷文件、文件、内部交通等业务。由于工作的关系,和老姑姑看了看,产生了一些交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面对特务的追踪和追捕,为了安全起见,中共中央的机关经常需要搬迁。
三年来,年轻夫妇在上海大约10多个不同的地方生活。他们搬到上海互助界戈登路1141号杭吉里的石库门家住了大约半年的时候发生了事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忠发发动叛乱,中共机关所在地被曝光。1931年6月23日凌晨,突然传来敲门声,他们预感来的人不好,立即按照事先约定的密码清除窗台上的淘米水后才开门。这时,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巡捕一起冲进来,用手铐把月下姑姑和张起银铐在一起,一起抓走了。(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当时月下姑姑的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事地下工作的罗红同志的联系方式。月下姑姑趁巡捕不注意,赶紧把纸条放进嘴里,避免了一位同志的逮捕。在调查队进行了两次审问,根据月河姑姑都事先准备的陈述,自称自己是黄章先生,刚刚从浦江来到上海谋生,机智地声称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特务们抓不到任何把柄,证据不足,月下姑妈被监禁了6个月后,党领导的共济会被保释出来。张起银也自称介绍,但楼上只是“捷报”,来入住的房客发生事故也与他无关。但是,忠发的陈述中出现了“黄记者”(张起银当时的化名),张起银因涉嫌隐瞒敌人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是月下姑妈第一次入狱。出狱后,当时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月下姑姑进行了对话,安排月下姑姑与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青(公园)一起去天津继续地下工作。1934年10月,月下姑姑回到上海,仍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34年11月23日再次被捕。第二次逮捕比第一次更刺激。这次是在寻找中共党员张世明的连接部时被捕的。当时张世明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这个住处已经暴露了,特务们埋伏在这里,等待逮捕前来的同志。当时月下姑妈以找人的名义去敲门的时候,里面的间谍急忙跑出来抓她。她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以错误的门为借口转身离开了,但还是被捕了。走在她身后的张起恩看到这个,假装路过,急忙躲开,避免两人同时被捕。这次被捕后,张月霞被判处7年徒刑。在狱中,她参加了绝食斗争,积极向困难的朋友和群众进行教育说服工作,表现出特别强的精神。她准备为革命牺牲,觉得自己没有出狱的希望,在监狱里绣了一双枕头,绣了英语Merriment(庆典),并敦促张起恩和一位即将出狱的女同志成为夫妻。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与国民党展开了谈判。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月下姑姑和一些政治犯被释放。出狱后,月下姑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了由朴戈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部干事。月下姑姑被捕两次后又脱了
险,经历了生死考验,显示了她的机智沉着、聪明果敢和对党的忠诚。当时,张纪恩已另行结婚。越霞姑姑与博古在1939年经组织批准,由董必武证婚结为夫妻。就在1948年,革命胜利的前夕,越霞姑姑给父亲来了一封简短的信,笃定的嘱咐父亲尽快辞职在家等待“天明”。父亲毫不犹豫立刻辞去了在国民党的工作。本来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子就很紧巴,仅仅依靠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父亲辞职后,之前积攒的一点点积蓄很快用完,母亲隔三差五地变卖家什,家里生活拮据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我也成了每天去捡煤碴的孩子。所幸的是这样的日子不长,我们终于迎来了重庆的和平解放。越霞姑姑联系了重庆有关方面,安排父亲去西南工业部培训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到重庆巿工商局任局长秘书。从此,我才衣食有靠的安心上学了。
大约是越霞姑姑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的时期,她来信说将要到成都视察工作,视察完就到重庆来探望父亲。父亲接到信后非常激动,不敢置信似的一遍遍地看那封信,计算着越霞姑姑来的日子。盼望着的那一天终于来了,父亲带着我去了越霞姑姑住的宾馆。两人一见面就紧握对方的双手,久久地握着,激动地噙着泪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们上海一别三十载的相逢啊!两个人诉说着别后这三十年各自的际遇和生活,说也说不完地说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越霞姑姑,那时我才上小学,记忆很模糊,印象中的姑姑齐耳短发戴着眼镜,身着深兰色西装,非常干练。从此,我心目中的女干部形象就定格为姑姑那个样子。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于1968年9月患肺疾去世。
多年以后,纪恩伯伯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长期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我去探望他时,他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当年他与越霞姑姑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时的种种情形。这样我才了解了越霞姑姑两次被捕入狱又两次脱险的详细经过。
纪恩伯伯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越霞姑姑送给他的那个在狱中绣的枕套,和越霞姑姑去世时新华社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所发的电讯,电讯的原文是:“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园,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纪恩伯伯把一张越霞姑姑送给他的照片交给我,嘱咐我妥存!解放后,他们曾见过面,那时纪恩伯伯已是单身老人,博古也去世多年,他曾有过与越霞姑姑恢愎夫妻关系的想法。而越霞姑姑为了照顾孩子们,未能应允。这一段说起来话可就长了。越霞姑姑与博古结合后育有1子名叫秦铁。博古在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39岁。那年越霞姑姑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性情温和,完全可以另外组建家庭,但她出于夫妻情深,对孩子的关爱,全无改嫁之意。博古的第一任夫人刘群先,是一位杰出的党的妇女工作者,与博古一起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后,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一起赴苏联治疗,博古与刘先群育有五个子女。刘群先在苏期间生下她最小的女儿吉玛。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刘群先不幸遇难。吉玛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950年才被接回祖国。另外的4个孩子都出生在白色恐怖时期,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斗争异常残酷,不得已只能弃小家而顾大局,几个孩子都失散在全国各地,孩子们与亲人离散,受尽了苦难。山河破碎,家国尽毁!直到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在越霞姑姑的努力下,才从全国各地找到他们,团聚到北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越霞姑姑牺牲自己的幸福,就是想尽量弥补孩子们童年爱的缺失,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在他们的家里,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博古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取了相同的名字,都叫秦钢。多年之后,两个秦钢聚到一起,为了区分,只得称大秦钢和小秦钢(大秦钢在上大学时,不幸染上肺病,于1956年去世)。一个家中,出现同名的两个孩子,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博古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匆忙间给大儿子起过一个秦钢的名字,却全然忘记了。老二出生时,又起了相同的名字。最小的儿子秦铁,1940年生,是越霞姑姑所生。秦钢下面接下来是秦铁,哦!这时我才明白,他所殷切期待的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来继承父业,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长女摩亚1933年某月出生于上海,才出生五个月,由于环境异常险恶,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只得骨肉分离,把她送到姨妈家养大,几经周折磨难,直到解放后才回归家庭。她是一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次女1938年生,因为出生当天,正是《新华日报》成立之日,为记念新华日报发行,取名新华。而最小的女儿,出生在苏联,取名吉玛,因为母亲刘群先需要住院治疗,她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抚养,母亲在苏联去世,后来,博古也因空难牺牲,直到1950年才被接回祖国。刚回国时,十岁的她,听不慬中文,不习惯中国的饮食。她的出生年份,竟然是多年后她自己借着到苏联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才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查证清楚。她不仅是没有見过父母亲,就连博古自己都不知道在苏联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吉玛伤心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見过父母亲的普通人,父母离我很遥远!”女儿摩亚和吉玛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又怎么能对父亲不陌生呢!又怎么能没有一点幽怨呢!
我退休之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对于越霞姑姑这个“红色家庭”才慢慢有所了解。我和他们的孩子有着同样的感受:既陌生又亲切,既遥远又崇敬。我深深地感叹于先辈们的巨大牺牲!越霞姑姑从十七岁走出故乡就走上革命的道路直到人生的尽头。她不仅是一个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土,也是一个胸怀博大的母亲!为了革命胜利,先辈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他们的下一代也作了巨大牺牲。当我了解到与我差不多同齡的吉玛、秦铁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时,更加忍不住要写下这些文字,以寄托我对前辈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张靖龄写于二零一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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