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山的成语故事】只有我：文献的虚伪和头目《清明》的追踪认证。

摘要：“清明节雨纷纷”的头目《清明》准确描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清明节的天气特征，并表示“可以询问酒吧在哪里”。牧童指着远处“杏花村”的江南情景，用一万张嘴朗诵。最近这首诗逐渐被怀疑是出自宋人之手的“伪唐诗”。本文引进了邻学科的学术资源，构思了新的虚伪观念和标准，揭示了过去学界判别这首诗虚伪的误判原因。李尚恩说：“高楼大厦风雨感庄重，短翅膀不如牛群。故意伤害春天，恢复离别，人类用杜思勋的描述探索了“杜牧式江南话”的内涵和风格。认证《清明》是头目《杏花季节在江南》的《商春》作品。另外，通过侦探式的学术追踪，利用过去讨论中很少提及的大量时事资料，恢复了从晚唐到松头木《清明》的传播途径。《杏花村》指出，继《桃花源》之后，文化共同体成功地将文学奖转化为多景观和地方历史的文学标本。

签名或签名的头目《清明》是当时还是宋诗？笔者写了5000多字的《杜牧清明是宋诗吗？》，《清明》是头目之作，不是宋诗。古代文献中“头目《清明》”的标志和表达是站不住脚的。《光明日报》刊登在2021年5月24日第13版《文学遗产》专刊上，国内多家主媒体网站和学术网站也转载了全文，扩大和加深了学术界和读者对头目《清明》的认识。遗憾的是，由于难点很多，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深入地说出来，也没有对常见的伪方面的学术神话进行深入的辨析，也没有对杜木独有的“江南话”进行探索和思考。从当年6月开始补充这篇文章，在可能的前文基础上，将头目《清明》的追踪认证放在“头目式江南话”的背景下，进行新的推进，同时试图对影响流行和正确认识的虚伪观念讲一次新的道理。

今天的学者们无疑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进行着不同方向的讨论。问题是古代人没有现代人的主要学术观念。他们只是模仿战队重叠的学术范式，或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素养理解和处理他们遇到的文献资料。单纯从今天的某个特定角度来看，古人的工作自然会不足。但是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头目《清明》身上。为此，现代研究者不仅要同情古代学者客观的学术环境和本身的学术积累，还要用现代较为成熟和规范的(规范是广泛适用且争议较小的)学术标准来判断是非。

第一，文献辨别虚伪的十字路口和友邻学科的泰山之石。

在此，我想利用友邻学科成熟的话语和明确的观念，帮助《头目《清明》中唐家松的讨论。有助于各方在尽可能高的公认度的学理参考点进行信息对接和交流。尽量减少源自个人印象、个人感觉的自谈，避免因话语渠道和判断标准不同而信息错位。这些邻居资源包括逻辑学追求“命题正确”即“逻辑真相”、追求“事实存在”即“本体真相”的思维方式、商标法对“商标”的表达、著作权法对“署名权(作者身份)”的表达、审判学的追求。当然，不是说“头目《清明》”是真实的诉讼案件，只是借用邻居学科的更成熟的思维方式和更严格的表达。“头目《清明》”是实际诉讼案件。

首先，根据逻辑常识进行讨论，最终确认事实的存在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头目《锦绣万花谷后集》质疑当时的意见(追求“命题正确”即“逻辑真相”)。这首诗是作者未署名的完整文本的出现，被公认为“当时”，南宋中后期《清明》中的头目《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宋末市选本《清明》之一。因此，所谓的“头目《樊川文集》”只是宋人伪造的“当时”。现代早期遇难者之一苗先生提出疑问的第一个原因是，头目的《别集》和《外集》、《清明》都没有《锦绣万花谷》首诗。后任发难者补充说，《千家诗》和《清明》的编纂不严格，长官李代有失误，核心意见太迟，有错误。这里提到的表象似乎是文献近期及文献的准确性问题，但本质是如何辨别虚伪的学术观念的差异。头目《锦绣万花谷后集》在《唐诗》上没有写“出《杏花村》”，而是写“《樊川文集》 《别集》和010-”苗老师提出疑问的第二个原因是“头目不可能没有这种遗漏”。笔者多年形成的伪观念是，文献迟早不决定文献的真假，晚出的文献有真有假，有真有假，有真有假，必须由文献本身的信息是否真实(确认事实的存在，即“实体的真相”)来决定。对方的甲骨文直到满清才开始被发现，期间没有记录，完全不影响其真实性。目前一直在研究的著名秦始皇史料《清华帝》也是“来路不明”。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事实，本人才能在《外集》篇文章中指出：“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同于那首诗不真实。”(莎士比亚) (温斯顿。)“老话”智者只要陈念，就一定有错误。有“愚者天念，必得”的逻辑常识和智慧。因为智者的999号是对的，所以不会同种判断他的一次失误是正确的。(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真理报》)不会因为愚人的999次错误而异口同声地认为他的1次不对。(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真实故事》)要补充指出的是，成语“天楼一得”和“天楼一室”逻辑不严密。如果换成“智者千里”，或者有错误。愚者要么死心，要么有一个好处，就会更接近完美。(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狼来了》)例如，在《世界寓言》中发表信息的顽皮牧童本来就是骗人的，最后的信息也是真的。只是接受信息的成年人，因为顽皮之前的一系列谎言，错误地判断了最后一只狼，这也是谎言。可见信息的真假只能由该信息的事实存在与否决定。同样，研究者们也不能得出“清明节雨纷纷”这首诗“出《樊川文集》”、“杏子”，因为《别集》晚出，稍有信息失误。

花村》也是造假，因为列在同书同页《杏花村》之后的《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号朱陈’。‘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诗下注“出白氏《朱陈村》诗”，即准确无误是白居易《朱陈村》诗的两处摘录。编者节录《朱陈村》诗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后来朱陈村（不止一处）曾有杏花拥簇，可以让人联想起“牧童遥指杏花村”不无关系。《永乐大典》卷3580引《华岳南征录》，载北宋初年赵逢一首七绝《和华安仁<花村二首>》其二云：“路入前村认杏花，门前水积半溪沙。风流彷佛朱陈俗，白酒黄鸡姓两家。”虽然白居易诗中没有出现杏花，但赵逢诗中一村两姓的“花村”，的确因“杏花”与“酒”而得名，而且“杏花”、“村”、“酒”，三个“杜牧《清明》”的核心元素在宋初就一并重提了。北宋中期，苏轼《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二证实了这一点：“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苏东坡曾任徐州太守，诗中的“朱陈村”与“杏花村”，一地二名。晚宋陈景沂编、祝穆订正的《全芳备祖》前集卷10《杂著》引《诗话》又说：“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近有人为德庆户曹，道过此村，其花尚无恙也。”可见入宋之后，“朱陈村”的另外一个符号及其意义就是“杏花村”。其实这种“旅人”与“酒家”、“杏花”、“村落”的同框景象，早在中唐前期就有诗人加以艺术呈现了。长于白居易（772年生）的司空曙（约720年生），写有七绝《过长林湖西酒家》：“湖草青青三两家，门前桃杏一般花。迁人到处唯求醉，闻说渔翁有酒赊。”唐长林县在今江汉平原荆门市一带，司空曙德宗建中年间（780—788）贬长林县丞。因此，杜牧（803年生）在江南经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与唐人的生活情景，一点都不违和。至于“出《唐诗》”的“《唐诗》”与杜牧有无关系，尚未有人讨论。笔者在杜牧《樊川文集》卷九的李戡墓志铭中看到，杜牧记载李戡“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这是一部明确无误与杜牧发生关联的《唐诗》选本。可以就此展开追问的是：这部杜牧亲眼见过的“类于古诗”的《唐诗》或其残本、残卷、残叶有无流传至两宋时代？所谓“类于古诗”是指诗风还是诗体？据宋初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的“出《本事诗》”、“出《抒情诗》”的前例，对《锦绣万花谷》的“出唐诗”的准确理解，就应当是“出《唐诗》”，至于是否李戡所编的《唐诗》又另当别论。此外，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28录有此诗，没有作者，题为《清明》，注为“古选诗”。《唐诗》与“古选诗”之名或可证明：此诗虽无作者但存在于某个唐诗选本之中。因为谢维新所录《清明》之前三诗的作者，分别为白居易、李贺、李贺，后一诗的作者为唐彦谦，前后皆为中晚唐诗人，而杜牧恰恰晚于李贺而早于唐彦谦。如此编排，也许和《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一样，谢维新也认为《清明》是一首作者不详，晚于李贺早于唐彦谦的作者所作的唐诗。两书所录虽然诗题一作《杏花村》，一作《清明》，并且出处表达各不相同，但诗篇文本完全一致，应该是来自不同的信息源头，而且《锦绣万花谷》明确认定为唐诗，《合璧事类》也基本认定为唐诗。所有这些，显然开拓了此诗属于唐诗的思考新边界。

△沈周杏花图轴 资料图片

文韵的“纷”与元韵的“魂、村”押韵的事实真相亦即诗史真相又是如何呢？笔者近来发现，晚唐韦庄的七律《柳谷道中作却寄》的前二联，即是与杜牧《清明》完全相同的以文韵的“纷”与元韵的“魂、村”通押：“马前红叶正纷纷，马上离情断杀魂。晓发独辞残月店，暮程遥宿隔云村。”诗中的“纷纷、断、魂、遥、村”，从格律、用字、用韵到先后次序，正好一步一景地投映着杜牧《清明》的影像。元、文二韵的“村、纷”通押，也见于白居易《秦中吟》的“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元韵）。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文韵）”。直到北宋中期，秦观的著名词作《满庭芳》也有“纷、村、魂”共韵的表达，而且直接与杜牧连在一起：“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蓬莱旧事”，语源来自杜牧《寄题甘露寺北轩》的“曾向蓬莱宫里行”、《偶题 》的“不到蓬莱不是仙”等等，特指游历居所的华美。词牌“满庭芳”的语义也不排除含有“杏花”在内。晚唐诗人高骈就在《访隐者不遇》中将隐者的居所美化为仙境：“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閒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桃开。”温庭筠《碧涧驿晓思》也有“满庭山杏花”之句。五代张泌《河传》则说：“红杏，红杏，交枝相映。密密濛濛，一庭浓艳倚东风。”可证唐人庭院确有杏花景观。据此也可推测唐人所谓“杏花村”，一定是村边、街道与庭院，皆以杏花为主体景观。秦观《满庭芳》的“蓬莱仙境”和高骈“满庭红杏碧桃开”的天台仙境，语义、语境上的华美化是高度一致的。换句话说，秦观的“满庭芳”是可以隐含“杏花”在内的。还可以一并考虑的是：秦观另有一篇《秋兴八首》其八《拟杜牧之》的七律。词体方面，秦观《八六子》也有追慕杜牧《八六子》的词牌与句式。无论诗与词，秦观都曾特别注目于杜牧之作。也就是说，杜牧《清明》的韵字，不仅前与白居易一致，后与韦庄一致，唐代虽然极其罕见（目前仅仅检索到白居易、杜牧、韦庄各一首），但当时诗坛确实存在这类创作实例，而且形成了“杜牧式江南话语”的特殊传统，在北宋秦观《满庭芳》那里再次重现。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李商隐撰有五言排律《杏花》，末二联云：“莫学啼成血，从教梦寄魂。吴王采香径，失路入烟村。”在现存唐诗及唐前诗歌中，这是将“杏花”与杜牧《清明》韵字及其次序“魂、村”组合为“诗片”（诗歌片段）的史上孤品。由于“小李杜”的特殊关系，很难排除此一“诗片”与杜牧《清明》存在彼此关联。如果说司空曙诗的“酒家”、“杏花”与“三两家”的“村落”，以及白居易诗的“纷”、“村”同押，已将杜牧《清明》的可信度提升到了中晚唐时代，那么，李商隐的《杏花》诗片、韦庄诗的诗语与诗韵，则将杜牧《清明》的可信度平拉到了杜牧身边。到了北宋秦观词中，杜牧《清明》的可信度，已经基本上纳入“杜牧式江南话语体系”之中了。

本人所谓“杜牧式江南话语体系”，即指作为北方诗人与官员的杜牧，在江南（泛指南方）行政、游历、宴饮、休闲之时，根据最深感受而创造的诗文隽语以及因此而留下的轶事传说。这是一个需要一篇专文才能勉强写好的大题目，这里只能根据李商隐的提示，拟出7个重要词语。李商隐是最了解杜牧的同时代大诗人之一，其中专写杜牧的《杜司勋》最值得参考：“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可从此诗抽绎的系列词语是：“伤春”、“伤别”、“风雨”、“高居”、“遥望”、“前导”、“深思”。全诗要义为：只有身处高楼，观察感受疾风骤雨的情景，才能领悟杜牧江南话语的悲怆沉痛，翅膀短小的凡鸟是不能与领飞大雁齐头并进的（李商隐自谦）。“伤春伤别”是杜牧最用心刻画的场景，这种“伤春伤别”，只有具备“高居”、“遥望”、“前导”、“深思”的资质，还要配合一个北方诗人在江南风雨中一路漂泊的人生体验，才能经由独具的才情创造出来。一如杜牧另首七绝《寓题》所说：“把酒直须判酩酊，逢花莫惜暂淹留。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七绝《清明》，就是这样一篇以“把酒逢花”为生命旅途的“淹留”驿站、既符合李商隐定义又符合杜牧《偶题》“杏花时节在江南”的“伤春”之作：虽然行程的风雨漂泊使人疲惫不堪，但春日江南毕竟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面，只要遥望远方，那个有飘香美酒、有红色杏花的温暖村庄，就会敞开怀抱迎接你。要而言之，站立在思想的“高楼”之上，透过时代的“风雨”，遥望现实空间的远方，遥想历史时间的深部，既能从赤壁江滩沉沙里的一只“断戟”，推想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能在“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春色中，透视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陈迹；更能从“落魄江南载酒行”的职场跋涉中，获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顿悟与惊醒。诗歌风格超拔、高迈、深远、俊逸、清丽而又深藏人生百态的忧伤。《清明》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杜牧名篇与唐诗名篇，诗篇具备这种“杜牧式江南话语”的鲜明特征是根本原因。

△ 《李义山诗集笺注》书影 资料图片

其次，如果将A“唐诗《杏花村》（清明时节雨纷纷）”和B“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看作“商标”（后文合称“AB商标”），现代《商标法》的相关表述也将有利于署名权问题的讨论与处理。201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七条：“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没有谎骗众人的动机，此书编者当时所见题名《杏花村》（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文献信息，可能真是《唐诗》或作者与出处皆不明的“唐诗”，编者只是如实转录而已。他不清楚的一例是隋炀帝杨广的诗句“流水绕孤村”，引作“古词”，其实也算不得大错，因为隋炀帝这篇五言四句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确确实实是在传播过程中失去了题目的“失题诗”。关键是进入北宋之后，“孤村”也逐渐与“杏花”连为一体了（详后）。也有不作精确有效注明（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一些例子。说明编者的态度还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家诗》编者的诚实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在《千家诗》之前，北宋的谢逸、王铚、司马光、宋祁、晚唐五代的李商隐、温庭筠、韦庄、乐史，均有角度不同的信息，证明“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唐诗或杜牧诗（部分详后）。《千家诗》编者向世人推出“B商标”（“杜牧《清明》”）的具体原因，到底是编者听从自己的学术直觉的私自添加，还是得之于前人所传的文献本身，可能已经永远无考了。因为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源头信息，不同的源头信息形成不同的流播路径，不同的信息接受者具有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和分析判断记录处理方式，如果将某一种复杂的源头信息，简化为单一源头、单线传递、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思考方式，并不符合逻辑学的“追求命题正确”与“确认事实存在”。比如著名的郭店楚简的《老子》，就有甲、乙、丙三组简文。短篇诗歌如七绝《清明》之类，最容易转换为口头信息，而口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变异，或者增添，或者耗减，或者扭曲，或者改头换面，或者久而久之自然消失。《商标法》第八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AB商标”是杜牧《清明》诗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至今没有发现同于此诗但又署名为他人的商品及标志。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AB商标”一律没有“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亦即此前没有其他署名人。再看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表述。第十条 （二） ：“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千家诗》给《清明》署名“杜牧”，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广为人知、极利流传的诗歌史事实。第十二条：“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为何单单署名“杜牧”，而不是署名同样与唐诗相关的“李白”、“许浑”等等？或者是与宋诗相关的“晏殊”、“宋祁”等等？从商标注册和作品署名的现代要求看：在没有发现“非B商标”即“相反证明”之前，“杜牧《清明》”的原有标识和大众认知，与“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的现代学术观念及法治精神是高度配适的。争议性质与此相似的“宋祁《锦缠道》”或“欧阳修《锦缠道》”，是否宋祁所作或欧阳修所作或其他人所作，也应当在相同的原则下进行署名权处理，除非具有“相反证明”，亦即充分证明此词确是其中一人或另外第三人的作品。因为在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第一册“宋祁”名下，《锦缠道》列为“存目词”。同册“欧阳修”名下的“存目词”也列有此词。全词文本则归入第五册“无名氏”类下。就目前所见状态而言，《锦缠道》是一篇“作者不确定”的多人作品，如果确认其中一人，就必须以确实并且充分的证据排除其他二人。如果没有推翻原作品署名的“相反证明”，改变原有归属就不具有现代“合法性”，也不利于知识共同体的准确接受和正确传播。

第三，杜牧《清明》已经成为一桩引人注目影响甚大的公共诗学案件。既然是案件，就可以借助法律语言、法律观念进行描述、分析与定性（明确“罪名”）。什么案件呢？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非法占有？侵犯署名权？牟取非法利益？《清明》为何署名杜牧？流行的看法归结于书商的射利行为。如果真是如此（“有罪推定”），那么，《锦绣万花谷》和《千家诗》的编者就是“涉嫌犯罪”的主体。但是，伪造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唐诗”或“杜牧《清明》”，就能给编者添加美誉和经济利益吗？“事实存在”又是如何呢？目前学界广为使用的广陵书社影印本《锦绣万花谷》，署名却是“宋·佚名”，既无名又无利，佚名之人伪造这首唐诗的动机、目的、意义何在呢？《千家诗》仅仅增加一首“伪杜牧诗”，又能获利多少呢？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版第五十五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参照上述法律精神，杜牧《清明》诗案，更应该先检验已有的辨伪研究是否“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意近“疑罪从无”），然后再“宣判”是否以明确无误的新作者（或佚名）更换现作者。

二、北宋“杏花村馆酒旗风”等词与诗可证“清明时节雨纷纷”是杜牧诗

北宋后期，一位当时名声不小的江西诗人兼词人谢逸（1068—1112），字无逸，为同乡黄庭坚激赏，也与黄州诗人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作者）为好友。曾以胡蝶诗三百余首，被人称为“谢胡蝶”。当谢逸再次游历到杜牧首次担任刺史的黄州时，入住当地长江边上的招牌酒家“杏花村馆”，遥望江南，追思昔爱，提笔在大堂墙壁上写下一首《江城子·题黄州杏花村馆驿壁》。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复斋漫录》：“无逸尝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云：‘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灯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年，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全宋词》中本词上阙前三句作：“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下阕第一句作：“夕阳楼外晚烟笼。”胡仔所引应是传播中的变异。这首词不仅可以证明北宋已经流传《杏花村》，而且已经将这首诗视为杜牧无可争议的作品：就创作地点看，这是杜牧首任刺史之地。就酒馆名称言，“杏花村馆”源自“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果这两点还不足以确证谢逸此词所指专属杜牧，请再看词中依次出现的三个经过笔者检索验证的原创要素。（一）“酒旗风”。杜牧《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这种全是名词的诗句结构，今人称为意象并置。杜牧之前之后，不少中晚唐诗人描述过酒旗与风的各种形态，但从未并置为“酒旗风”。目前发现，宋初林逋的《淮甸南游》是最早吸纳“酒旗风”的诗篇，但与杜牧关切不大。最早在诗中嵌入“酒旗风”且与杜牧相关甚紧的是北宋诗人兼史学大师司马光的《寒食许昌道中寄幕府诸君》：“原上烟芜淡复浓，寂寥佳节思无穷。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尽日解鞍山店雨，晚天回首酒旗风。遥知幕府清明饮，应笑驱驰羁旅中。”诗中的“绿、红、酒旗风”，直接来自杜牧《江南春绝句》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最后二联的“寂寥、村、雨、酒、遥、清明饮、驱驰羁旅”及标题的“寒食、道中”，也是司马光寒食当天在旅途酒店目睹了一整天“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系列情景。这一推测绝非牵强，因为司马光的《见山台·弄水轩》诗的开篇就是：“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何况杜牧另诗还有“故国逢春一寂寥”之句，也可能是司马光在寒食节当天“寂寥佳节思无穷”的模板。（二）“草连空”。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三）“晚烟笼”。如果单单是“烟笼”，不能判定与杜牧诗语有关，但“晚烟笼”统观，极有可能源于杜牧名篇《泊秦淮》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另外，《全宋词》第二册所录谢逸词，首篇首句即是《蝶恋花》“豆寇梢头春色浅”，足证谢逸对杜牧诗篇是真读、真爱、真用。

上述北宋时代的词与诗，虽然没有提及杜牧之名，但与杜牧的宦游之地、羁旅之情和多篇诗作直接呼应。这些证据，直接否定了当今部分学人和杜牧诗爱好者在网络上关于“杜牧《清明》”产生于南宋的种种误判。事实上，北宋时代（止于1126年即靖康之年）流传杜牧《清明》的可靠证据，并不仅仅是上述诗篇。卞东波先生发表于《文史知识》2006年4期的《<清明>是杜牧所作吗？》指出：“南宋书商陈起所刻的《江湖集》初版于宝庆元年（1125）……何应龙《老翁》一诗收于《江湖集》中，并且明确受到《清明》诗句法的影响，可见《清明》一诗在《江湖集》刻成前就已经流传并产生影响了。”《老翁》诗云：“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钱长是醉春风。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诗下有《江湖集》编者蔡正孙的评语：“翻‘借问酒家有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语意。”由此可见，杜牧《清明》或《杏花村》在北宋流传、被化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北宋这一系列密集推崇杜牧的信息环境里，宋祁（或欧阳修）《锦缠道》下阕的“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构思来自杜牧《清明》，就不再仅仅是“皎皎空中孤月轮”的一例孤证了。进一步说，宋祁在撰写《新唐书》的10多年时间里，比司马光更有条件看到以国家力量征集而来的官方与私家的全部唐代文献资料，这是他可能见过杜牧《清明》的独有优势。此外，宋祁《玉楼春》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诗语结构和杜牧《赠别》的“豆蔻梢头二月初”如出一辙，不过是将杜牧的“豆蔻梢头”换作宋祁自己更喜欢的“红杏枝头”而已。更重要而且几乎还没有人提及的是：宋祁跟司马光一样，都是杜牧的崇拜者。《新唐书·杜牧传》将《旧唐书》不足400字的杜牧简介，增广为洋洋洒洒的传记，对杜牧大加赞赏。传文结束处，更是直接将杜牧与杜甫并列：“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相比之下，《新唐书·李商隐传》就没有类似的关于“小李”诗史地位的交代。宋祁又在《吴武陵传》中以吴武陵之口在主考与百官面前，盛赞杜牧《阿房宫赋》，极力渲染杜牧应当成为当年进士第一人而导致“坐客大惊”。小宋之所以如此倾情追慕小杜，正是性情相近、职业相近、生命奇迹相近：宋祁那桩因《鹧鸪天》词而发生的旷世情缘，就仿佛重演了杜牧某次狂放不羁的人生传奇（详下）。所以，化用唐诗的宋祁词并不限于《锦缠道》，而是包括《鹧鸪天》、《玉楼春》在内的共生现象的整体存在。相反，目前尚未发现《锦缠道》与欧阳修诗词及人生有关联的任何踪迹。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将欧阳修排除在《锦缠道》的作者之外。

△ 本色纳纱加绣春牛图 资料图片

如果我们再一次放大审视范围，不难发现并不止是宋祁与司马光，而是整个晚唐至两宋，杜牧的影响不仅随处可见，而且被影响者不少是文学界第一方阵的大家或活跃人物。比如杜牧写了一首七律名作《九日齐安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此诗甫一问世，同时诗家及友人张祜就催生了一首《和杜牧之齐山登高》。到了宋代，就连自信自负的苏轼，也曾将杜牧的这首七律，近于整体地搬迁于词作《定风波·重阳括杜牧之诗》：“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长于苏轼16岁并雄视群伦的王安石，在其《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中说：“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江上哀。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王安石不仅将李白与杜牧并于一诗，甚至反潮流地极贬李白“平生志业无高论”而高扬杜牧“末世篇章有逸才”。小于苏轼9岁的黄庭坚，也不甘落后，所作《鹧鸪天》的下阕有：“无闲事，即芳期。菊花须插满头归。宜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送落晖。”黄庭坚又在七绝《过广陵值早春》中直接以杜牧自命：“春风十里珠帘捲，彷佛三生杜牧之。”北宋不太知名的吕渭老，也在《扑蝴蝶》其一的下阕，征用了杜牧两首七绝的语典：“十年梦里婵娟，二月花中豆蔻。春风为谁依旧？”这和前引谢逸的“杏花村馆酒旗风”，引入杜牧《清明》和《江南春》的例子，极度相似。此类诗作，举不胜举。可见在宋人的认知中，杜牧就是一个在休闲生活里极为耀眼的诗歌明星。再看《锦缠道》全篇所写：“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从主要情趣看，同样是在春光明媚的节假日踏青休闲之时，高雅地消费一下杜牧诗句，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退一步说，就算《锦缠道》不是宋祁之词，但是那种将杜牧及其作品引入文人休闲生活的创作偏好，还是极好地体现了一个时代广泛喜爱杜牧的精神时尚。笔者注意到，《锦缠道》有一句“问牧童遥指孤村”，“孤”字是《杏花村》中没有出现的，虽然《杏花村》诗意之中也隐隐含有这个“孤”字，但毕竟没有明明白白写出来。可是，北宋中期米芾的一首七绝《都梁十景诗·杏花园春昼》，就出现过“牧童指孤村”：“风轻云淡午天春，花外游人载酒樽。不是山屏遮隔断，牧童错指是孤村。”米芾诗（含标题）的“杏花”、“人”、“酒”、“断”、“牧童”、“指”、“孤村”10字，既与《锦缠道》词相关，也与杜牧《清明》诗的“酒家”、“牧童”、“杏花村”相关。这对认定《锦缠道》檃栝杜牧《清明》，不仅不会产生否定作用，反而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杜牧其人其诗，对宋代知识阶层别具一种“草上之风必偃”的征服力量。

△游春图 资料图片

如果继续追踪“孤村”与“杏花”连为一体的时间，远在宋祁（998年生）之前的寇准（962年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寇氏“诗词两属”的《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从情景上看，寇作较之杜牧《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的“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有家归未得，况举别君觞”，除了“孤村”与“杏花”之外，其他都颇为接近。加上寇准这个《江南春》的篇名，本身就来自杜牧名诗《江南春绝句》。——“斜日杏花飞”则同于温庭筠《菩萨蛮》的“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所以署名宋祁的《锦缠道》里“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的“孤村”，就极有可能源自寇准《江南春》的“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隋炀帝的“流水绕孤村”与“杏花”无涉但与“江南”关联）。继前引北宋秦观词的“纷纷”、“孤村”、“销魂”之后，南宋淳熙间（1174—1189）以诗词知名的刘儗（生卒年不详），其《一剪梅》也在模仿秦观《满庭芳》的基础上，直接将杜牧《偶题》的“杏花时节在江南”与《清明》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组合成“杏花时节雨纷纷”，再和《锦缠道》的“孤村”组合在一起：“唱到阳关第四声，香带轻分，罗带轻分。杏花时节雨纷纷，山绕孤村，水绕孤村。更没心情共酒尊，春衫香满，空有啼痕。一般离思两销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不仅重现了秦观词的“纷纷”、“孤村”、“销魂”，而且檃栝了杜牧《清明》全诗的主要元素。令笔者最感意外的是：宋末张炎（1248—1320）的词作《杏花天·赋疏杏》，明显主张《锦缠道》属于宋祁所作：“湘罗几剪黏新巧，似过雨、胭脂全少。不教枝上春痕闹，都被海棠分了。带柳色、愁眉暗恼。谩遥指、孤村自好。”词中的“杏花天”、“枝上春痕闹”、“遥指孤村”，都唯一指向“红杏尚书”宋祁而非他人。对于杜牧《清明》的追踪认证来说，这是一次“大人物”级别特别重要的“表态”与“发声”：因为张炎除了自己是一位著名词人之外，更是著名的词学理论家，著有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词源》和《乐府指迷》，张炎掌握宋祁等宋词名家资料的优越条件以及专业性极强的判断力，加上距离宋祁较近的时间因素，笔者觉得可能比许多现代研究者的推测更为可靠。更进一步说，有了张炎的判断，《锦缠道》的作者，已经基本上与欧阳修和无名氏没有直接关联了。

往下，我们再将《锦缠道》的上片与宋祁另一首小词《玉漏迟》的上片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词的取景角度与遣词“造象”技巧，确有不少“如出一源”之处。《玉漏迟》云：“杏香飘禁苑，须知自昔，皇都春早。燕子来时，绣陌渐熏芳草。蕙圃夭桃过雨，弄碎影、红筛清沼。深院悄。绿杨巷陌，莺声争巧。”《锦缠道》云：“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试看“杏香飘禁苑”+“深院”与“杏花深处”、“燕子来时”与“燕子呢喃”、“绣陌渐熏芳草”与“睹园林万花如绣”、“禁苑”与“园林”、“夭桃过雨”与“海棠经雨”、“绿杨巷陌”与“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古人往往“杨”、“柳”不分），两词彼此映照之处不算太少。这种类似于“人在天涯”也会携带“旧时脚印”与“乡音痕迹”的创作现象，正好为张炎判定《锦缠道》归于宋祁的表述，提供了难得的语言证据和情感证据。恰如英格兰剧作家本·琼森的金句所言：“只要你说话，我就能看清你。”

三、“清明时节雨纷纷”何以花落杜牧

最早明确将“杜牧”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并提的，是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的“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关键词有三个：“杏花村”、“杜牧之”、“沽酒处”。但这条信息的精确性和重大价值还需要在深度辨析中重新确认。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一位史学理论家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当我们阅读一位历史学家的著述时，我们就处在一种偏离原始资料的位置。……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被予以评估的首项检验，就是看对过去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存证据一致。”中华书局点校本2007年版《太平寰宇记》此处有一条校勘记：“万本、库本无此文，傅校删，盖非乐史原文。”此条校记大有可议之处。根据王文楚先生在点校本《前言》所云，点校本的底本是金陵书局本，金陵书局本的底本是乐氏祠堂本，即乐氏后裔家祠藏本。祠堂本文字虽然也不可能完全免错，但直接出自乐史之手是毫无疑义的，所以乐史后人才能够既谦虚又惋惜更不无自信地说：“家祠藏本，世不甚重之，然视他刻差为完善，故今刻一用此本。”由于祠堂本属于诸本中的最优，所以成为日后金陵书局本的底本，也是本版点校本的祖本。我分析，乐氏祠堂本之所以更加值得信赖，那是因为乐史本人曾在南唐朝廷出任秘书郎，工作地点正是今天的南京市，工作单位、身份职务、工作条件、工作目标，均与宋祁、司马光、杜牧差别不是很大。书中所记“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县理”即“县治”，避唐高宗李治讳。“杏花村”条下接：“穿针楼，在县理东北，齐武帝七夕，令宫人穿针于此。”但“穿针楼”条后第18条却作“县治”：“秦淮，在县治东南。”（其它条未说明）据此推测，“杏花村”、“穿针楼”两条资料应该来源于避李唐帝讳的晚唐时代或南唐时代，因为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就用“今理”、“故理”、“州理”、“郡理”、“县理”等表示当时的地方政府所在地。金陵杏花村处于南唐的京畿之地，就有可能经过了乐史在金陵任秘书郎时的实地查证。金陵杏花村和“杜牧之沽酒处”的传闻，直接将作者杜牧与作品《杏花村》融为一体，没有对他人的作品造成侵权，所以逻辑是自洽的，事实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杜牧不曾写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诗，所谓“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就不会产生于金陵杏花村。不过，由于“失意”、“伤春”、“微雨”、“杏花村”、“牧童”、“余正苦”等意象也在许浑的一首作品中出现过，以至于研究史上曾经讨论拟将许浑取代杜牧。证据效力如何呢？许浑《下第归蒲城墅居》云：“失意归三径，伤春别九门。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牧竖还呼犊，邻翁亦抱孙。不知余正苦，迎马问寒温。”问题是许浑下第返回自家的乡间别墅杏花村，熟悉的道路熟悉的村落熟悉的乡邻，与《清明》描述“路上行人”他乡问讯寻找寄宿之所的“借问酒家何处有”完全不类，更重要的是《清明》之诗，几近千年从未署名许浑，所以杜牧的《清明》或《杏花村》，丝毫没有侵犯许浑的著作权。另外，乐史入宋之后，曾先后任职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但他单单选择升州记录“杜牧之沽酒处”，说明那时各地争夺“杜牧风流”之地、“杜郎俊赏”之景以及金字招牌“杏花村馆”的风气尚未兴起，因此也更加可信。又据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记载，金陵的杏花村，历史上曾与凤凰台、雨花台同为金陵三大胜景：“金陵诸胜如凤凰台、杏花村、雨花台，皆一抔黄土耳。”此前肯定不会如此，南宋杨万里曾游历金陵，所作《登凤凰台》七律前半云：“千年百尺凤凰台，送尽潮回凤不回。白鹭北头江草合，乌衣西面杏花开。”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的《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现存最早的志书，该书卷23也记载“城里杏花村”是“军寨二所”之一，可证金陵城内胜景之一“杏花村”的生命力，一度十分旺盛。杨万里此诗也被收录在《景定建康志》的卷22之中。入元之后，杏花村依旧是金陵胜景。《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68卷《江宁府部杂录》引元至正《金陵新志》载：“上瓦官寺则峙凤凰台，皆备登临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内，林木幽深。入其门，令人生尘外想。”直到清末民国初，一位光绪二十四年（1894）的举人曾亷（1856—1928），还在游历南京时，写下一首《浣溪纱·春游》：“芳草萋萋白下门，凤凰台下杏花村。不须细雨断人魂。湖水载将新黛影，晚烟衬出夕阳身。瓦官阁下欲黄昏。”如果说诗歌也会成为创造地方历史、创造特殊的地理景观的源动力，那么，杜牧《清明》无疑是这类诗作的翘楚。

△《金陵图咏》之杏村问酒 资料图片

“杜牧《清明》”之所以花落杜牧，除了何应龙诗、谢逸词、米芾诗、秦观词、司马光诗、乐史记之外，宋祁词、韦庄诗、温庭筠词、李商隐诗，都是难以忽视的人证诗证。温庭筠算是仅次于李商隐的杜牧粉丝：杜牧写作《华清宫三十韵》之后，温庭筠有《华清宫和杜舍人》，又写了《上杜舍人启》，所以温诗《禁火日》的“骀荡清明日……春鬓杏花红”、温词《菩萨蛮》的“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和杜牧一样专注于“清明杏花”，不足为奇。温庭筠甚至在《与友人别》“半醉别都门”之后，还要继续前往郊外的“寒食杏花村”，更可能与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有“酒家”不无关系。两个一送一别的好友，在“寒食”节“半醉”之后选择前往“杏花村”（尽管实际的村名不一定是“杏花村”），如果不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和“对床夜语”，实在难以找出更好的理由。唐末宋初宋白在七绝《宫词》其八十中，叙写唐帝雨后私服出行民间：“晚霁微行向何处？灞陵原接杏花村。”可证温庭筠诗的“杏花村”并非虚构。韦庄则一旦性情疏狂起来，一点都不亚于杜牧，他的《思帝乡》词云：“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位因“杏花吹满头”而在时人眼中“足风流”的“陌上年少”，与张祜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赞美的“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的杜牧，以及杜牧自我描述“菊花须插满头归”、“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的杜牧宛若一人！这样的韦庄一时兴起，在七律诗中步韵杜牧的七绝《清明》，一种着意致敬前辈的情致跃然纸上。

至于宋祁，更对“忽发狂言惊满座”的杜牧心存一种“异代不同时”的仰望。《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15引王铚《侍儿小名录》载一传说：杜牧35岁时分司东都洛阳，在地方官的酒宴上连饮三觥，继而坦然对主人求取一位会作诗的歌姬崔紫云：“‘尝闻有能篇咏紫云者，今日方知名不虚得，倘垂一惠，无以加焉。’诸妓皆回头掩笑。杜作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召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三重粉面一时回。’诗罢，上马而去。李公寻以紫云赠之。”整个事件的叙述及事主可能会与史实存在出入，但杜牧这首“忽发狂言惊满座”的诗篇，确确实实是出自杜牧本人俊逸心性的独特存在，“三重粉面一时回”的人间特写，也与杜牧另诗《齐安郡中偶题二首》的“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的自然场景一样风趣传神。这种狂放言行对动辄得咎的两宋职场文人来说，可谓心向往之而又不敢仿效。更巧的是，记载杜牧这一特立独行轶事的作者王铚，也写有一首《杏花》七绝，用的就是杜牧《清明》的前二韵：“醉里馀香梦里云，又随风雨去纷纷。人间春色都多少？莫扫残英枉断魂。”王铚曾从欧阳修学。记问赅洽，藏书近万卷。高宗建炎四年（1130）权枢密院编修官，纂集太宗以来祖宗兵制成《枢庭备检》。又撰补《七朝国史》。著有《默记》、《杂纂续》、《侍儿小名录》、《国老谈苑》、《王公四六话》、《雪溪集》等。宋祁卒于1061年，欧阳修卒于1072年，王铚师从欧阳修，即使没有见过宋祁本人，也有可能见过宋祁所见的涉唐文献。因此，王铚所作七绝《杏花》，涉及杜牧《清明》的“雨”、“纷纷”、“断魂”、“杏花”、“七绝”诗体以及第三句用问句，应该不是与杜牧和宋祁完全无关的创作事件。所谓“杜牧风流”，宋祁是被影响最大者之一。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3载：“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宫廷）车子。中有褰帘者曰：‘小宋也。’子京归，遂作《鹧鸪天》词曰：‘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知之，问：‘内人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陈：‘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时在车子中偶见之，呼一声尔。’上召子京从容语及，子京惶惧无地。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从“一声肠断绣帘中”到私心犯禁到自我炫耀再到艳词惊天，最后从“惶惧无地”到“蓬山不远”，那种连续的过山车式的生命体验，大概莫此为甚。宋祁的《鹧鸪天》大引李义山以抒奇情，又在《锦缠道》中檃栝杜牧之以求芳酒，应该是极度倾慕“小李杜”风采的结果。

△《苕溪渔隐丛话》书影 资料图片

最后，请关注一条极为重要的内证，杜牧有三首平起七绝的第三句，都与《清明》共用同一句式：《清明》的“借问酒家何处有”、《闲题》的“借问春风何处好”、《寄杜子二首 》的“若问使君何处去”，同位置，同句式，同平仄，同语气，显示出特定构思的强力惯性。经检索，和这三句最接近的唐人七绝第三句，只有钱起《送张参及第还家》的“借问还家何处好”，但“还家”与“酒家”“春风”“使君”并非同构。

综合全案所有证据，关于七绝《清明》及其作者，可以形成六点意见：一、“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宋诗的观点，缺少必要的逻辑力量和事实存在的支撑。二、“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是杜牧作品、《锦缠道》不是宋祁作品的质疑之见，尚未具备现代学术观念的“合法性”。三、《锦缠道》是宋祁檃栝“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词作。四、“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唐人杜牧“杏花时节在江南”的“伤春”之诗。五、“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核心价值和恒久影响，高度集中于“酒家”和“杏花村”。六、“杏花村”是继“桃花源”之后，又一个被文化共同体将文学意象成功转换为多地景观和地方历史的文学标本。

本文由《江汉论坛》与罗漫教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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