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汾门下成语故事】隋唐大儒王通的生平及其主要历史贡献

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家

隋代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正从农奴制阶段向自由租赁的地主制阶段转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王通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摒弃了原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天人感应论和伪称迷信，提出了以“道”和“里”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为创造新儒学，即后来的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通，贾仲渊。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出生于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现山西河津市，现万荣县通化镇)。去世后，文人弟子私称“文中子人”。王通是天人感应论的终结者、扶佛入朝儒教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理学的开拓者、文才道的先驱、入朝孔庙的大刘的结论。

王通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唐朝的开国功臣薛秀、魏征、杜渊、方玄龄、陈淑达等都是他的弟子，死后，其文生被称为“文中子人”。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错别字之一。“小泽、甄权、杨、文中子、还有老将、小张。”王通的弟弟王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作为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先声，有“斗酒学士”的美誉。王通的孙王波是每秒史杰的首领，著名的诗句是：《海内存知己》、《晚霞和孤独齐飞，秋水都是天空清一色》。货币化被列为“三王故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通化镇政府对王通庙进行修缮，电话《永恒的三王》、白话文《中说》、《元经薛氏传》、《王子安集》、《东皋子集》、000。

河津黄玻山文中性自动

高耸的昌力群峰绵延的吕梁山山脉从北向南，再向西蜿蜒，陕西晋南黄河东岸，即被称为“河东”的晋南一带，有两座雄伟的山峰，分别被称为龙门山和黄峡山。黄侠山以隋末、唐初、河东名门望族的“三王”而闻名。因为《三王》中的“既然”、“文中子”王通、“杜州学士”王籍都隐居在黄峡山。王通给隋文帝写信《太平十二策》的治国之路受到了嫉妒和批评，回家路上又亲自会见了隋朝官员，送了泉州，心情很烦躁。所以决定沿黄河到黄河走仕途，在黄峡山弯下身子隐居隐居的九年里又在这里继续教书。(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史书)因此，黄宝山中的白雨溪边、东高上面还有王通当年讲课的《文中城洞》和王继斗柱布什的《同好者王城瓜洞》。

出生在河津龙门县

北周大象两年，即公元580年，王通出生于龙门县(今河津市)万春乡甘泽里(今万荣县通化镇)。徐向文出身和少年老成的王通在10岁左右的时候，经常和父亲王龙探讨学问，谈论国事。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通小小年纪就模仿了孔子的《春秋》作文《元经》。十三岁时，王通仲裁高帝成为十里八乡家喻户晓的“小老师”，经常为从家里来的老人和同龄人讲授论经。17岁时，胸怀大志的王通告别父母，出国留学，拜访海内名师，在东海李六拿到了《书》，学了《诗》，在会址(今天绍兴)下田拿到了010-3000。

万英通化三王庙

收购3年(公元603年)，23岁的国王以4卷《礼》通过治国方略。王通的治国方略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还详细分析了隋朝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政治主张。王通主张，隋朝统一天下，虽然完成了霸业，但没有治理国家的长期战略，只能导致大乱，失去民心。因此，应该推进“仁义之策，兴礼乐之制”。“之后，王通犹豫了帝世的心，告别了父母的妻子儿女，向西到长安、上朝，向隋文帝杨坚陈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和家人)但他的《乐》因奸臣、杨素等阻挠而未被法院采用。隋朝皇帝宁可任命王通为蜀城家具佐，也不愿发现王通有罕见的才能，读蜀王亲子，去王通蜀国就职。但是王通的意思不是官职，而是在为人民治理国家，他觉得“道不在位”，所以没有就职。王通在长安亲眼目睹了隋朝的政治腐败，觉得隋朝已经无可救药了，于是创造了《易》说。”我想到国家，远游比赛。突然见到帝王，放下礼服。那么，怀古心中之间，就会成为休泰平的基础。诗辩心虚，不尽如人意。叹息！路不行，垂着翅膀往东走。皇帝的不断之间，鲁迅徐飞。回到河东的王通从此首都不当官，经隐居笔(汾水、景容、龙门县南注入黄河、龙口区)称为何芬，在黄峡山、白雨溪继续修缮、亲自耕种、召集弟子、讲课，此后，隋文帝收养制先后四次被召集，王通始终没有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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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三教合一”和“天下中心”

王通“夏文霞”的弟子接连数百人，其中薛水、廖毅、杜妍、魏征、方贤玲、陈淑达、杜鲁毅等为白眉。他们继承王统，气势汹汹地等待出发，不久大部分成为了大唐盛世的名臣冥想。王通思想的精髓大部分是他们带到唐朝，使唐朝成为王通思想的最大受益者。王通《哈芬的学问》重新揭示的先进儒家思想，特别是人性主线、君臣关系的相对性、君主必须谏言的思想，在《贞观的统治》中得到了大体的贯彻。可以说，“河流的学问”和“贞观的统治”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政治性思维。

想上存在着一致性，具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比之于拒绝采用王通治国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运的。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由于染疾在身，王通体力不支，一病不起。王凝王绩兄弟以及薛收等弟子门人，将王通自黄颊山送回家中休养，期待王通早日康复。然而，仅七日之后，王通就在家中逝世，终年才只不过三十八岁。三十八岁，那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呵！更何况王通这样的旷世奇才一代大儒！我们不奢望他能享古稀之寿，就算是只给他六十年光阴，那么他的河汾之学与王道仁政，他主张的“三教合一”与“天下为心”，也必定会更加完善，会给中国的儒学、政治、思想和文化留下更多的宝贵财富。

河津黄颊山文中子洞

王通的主要著作

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中说》系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王氏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在哲学上此书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流传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王通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王通教学，分门授受，“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各色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注入新鲜内容的儒学理论。王通教学主要以明“王佐之道”为己任，希望能在魏晋动乱和儒学衰败之后能重振孔学，为儒学在隋唐之际的恢复与发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死后，众弟子将他奉为“至人”，称“王孔子”或“文中子”，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学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王通在讲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在自然观上，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历史观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为理学天理史观的前奏，在伦理学上，他较早提出“穷理尽性”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对唐代儒学，特别是宋替代学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开了理学某些重要概念范畴，治学方法以及修养方法之先河。可惜王通仅活了38岁，未能充分展示才华和发挥作用。

王通的主要贡献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文中子卷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王通在教法上的改进，主要从《中说》的具体教学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中体现大致相同。王通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正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王通根据《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提出了“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以性制情”。

王通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到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曾盛赞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卿)，杨(雄)所及也”。时人邵博亦记载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杨雄也”。将王通的地位摆在荀卿和杨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对儒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到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对王通也极为赞赏，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据《传习录》记载，“(徐)爰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他认为《续六经》“未可尽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复起”，对儒学作出更大贡献，明确了王通的重要历史地位。

王通后存在木板《中说》

此后，“文中子王通”之称被世人公认；“河汾门下”用来比喻“名师门下人才盛出”；王通的家乡万春乡甘泽里更名为“通化村”；沟壑村更名为“集贤村”； 黄颊山王通设教讲学的天然大山洞被称做“文中子洞”；文中子王通墓，在通化村东北，原占地二十余亩，有薛收“文中子碣铭”；文中子祠，又称王通庙，建于通化村，中堂外一幅楹联为：教衍河汾门罗将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王通本人留下部分记载，再由王凝与王通之子王福畤整理而成的王通与门人弟子对话录《中说》，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被制版、印刷、成书，流传至今，那套木刻版共一百五十二片，至今珍藏在王氏后人家中。民间如此厚待王通，而隋、唐、宋、元历朝皇室对待王通的身后之名，却一直持漠然态度。直至明朝嘉靖九年，王通似乎才被朝廷重视，得以入祀孔庙。直至今天，就王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他的治国理念与教育思想对我们的重要，与我国史学界给他的学术地位和文化评价，也还是极不相称。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唐朝的《隋书》对王通只字不提，没能为王通立传，致使以后各朝的史书都没能给王通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甚至对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其论的真实与否都产生了怀疑。清人王士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

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家

隋代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由农奴制阶段向自由租佃的地主制阶段转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王通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抛弃了原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提出了以“道”和“理”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为创建新儒学即后来的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生于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河津市，现为万荣县通化镇）。去世后，门人弟子私谥“文中子”。王通是天人感应论的终结者、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理学的开创者、文以载道的先行者、入祀孔庙的大儒的结论。

王通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唐朝的开国功臣薛收、魏征、杜淹、房玄龄、陈叔达等都是他的门生，死后其门生谥其为“文中子”。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之弟王绩，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先声，有“斗酒学士”之美誉。王通之孙王勃，居初唐四杰之首，著名诗句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通化作为“三王故里”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通化镇政府已对王通庙进行了修缮维护，并出版了《永恒的三王》、白话文《中说》、《元经薛氏传》、《王子安集》、《东皋子集》等书。

河津黄颊山文中子洞

巍峨苍劲群峰连绵的吕梁山山脉，自北向南，再向西蜿蜒，在山西晋南黄河东岸，也就是被称之为“河东”的晋南一带，有两座雄伟峻峭的山峰，被称做龙门山和黄颊山。黄颊山则是以隋末唐初河东名门王氏家族的“三王”而名。因为“三王”中的“二王”，也就是“文中子”王通，与“斗酒学士”王绩，都曾在黄颊山隐居。王通因向隋文帝上书《太平十二策》之治国之道而遭嫉贤非议，返乡途中又亲眼见得隋朝官吏花天酒地而心情愤懑，于是决计绝境仕途，沿黄河北上，于黄颊山躬耕隐居，隐居的九年间又在此续经授徒。所以黄颊山中白牛溪畔、东皋之上，留有王通当年讲学的“文中子洞”和王绩斗酒赋诗的“东皋子王绩洞”。

生在河津龙门县万春乡

北周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王通生于龙门县（今河津市）万春乡甘泽里（今万荣县通化镇）。出身书香门第又少年老成的王通十岁左右时就经常与父亲王隆探讨学问，谈论国事。在父亲的指点下，王通小小年纪就模仿孔子的《春秋》写作《元经》。十三岁时，王通中秀才高第，成为十里八乡人人皆知的“小先生”，时常在家中为前来拜访的长者及同龄人讲学论经。十七岁时，胸怀大志的王通告别父母，负笈求学，去走访海内名士，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今绍兴）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关羽后裔），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本家族父王仲华，从而汲取了不少学识，得到很大教益，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和新儒学理论。

万荣通化三王庙

仁寿三年（公元603），二十三岁的王通著成四卷《太平十二策》治国方略。王通的治国方略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还详尽分析了隋朝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政治主张。王通认为：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霸业已成，但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策略，如此下去，必然会招致大乱，失去民心。所以应当“推仁义之策，兴礼乐之制。”之后王通以济世之心踌躇满志地告别父母妻儿，西去长安，进京上朝，向隋文帝杨坚面陈他的治国方略。但他的《太平十二策》却因奸臣杨素等人的阻拦而未被朝廷采用。隋文帝倒是发现王通是个难得之才，任命王通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要王通去蜀州上任。但王通之志并不在做官，而在为民治国，他觉得“道不在位”，未去上任。王通在长安亲眼目睹了隋朝的政治腐败，他感觉隋朝已无可救药，于是作《东征之歌》，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返回河东的王通从此守道不仕，隐居河汾（汾水经龙门县南注入黄河，龙门故称河汾），在黄颊山白牛溪续修六经，躬耕自养，召集弟子，讲学授业，史称“河汾之学”。此后，隋文帝隋炀帝先后四次征召，王通始终不仕。

河津黄颊山文中子洞

主张“三教合一”与“天下为心”

王通“河汾门下”的弟子先后有数百人，其中薛收、姚义、杜淹、魏征、房玄龄、陈叔达、杜如晦等为佼佼者。他们师承王通，蓄势待发，不久之后大都成为了大唐盛世的名臣名相。王通的思想精华大都被他们带进了唐朝，使得唐朝成为了王通思想的最大受益者。王通“河汾之学”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人性本善、君臣关系的相对性，以及君主必须从谏的思想，在“贞观之治”中获得了大体落实。可以说“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在时间上存在着连续性，政治思想上存在着一致性，具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比之于拒绝采用王通治国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运的。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由于染疾在身，王通体力不支，一病不起。王凝王绩兄弟以及薛收等弟子门人，将王通自黄颊山送回家中休养，期待王通早日康复。然而，仅七日之后，王通就在家中逝世，终年才只不过三十八岁。三十八岁，那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呵！更何况王通这样的旷世奇才一代大儒！我们不奢望他能享古稀之寿，就算是只给他六十年光阴，那么他的河汾之学与王道仁政，他主张的“三教合一”与“天下为心”，也必定会更加完善，会给中国的儒学、政治、思想和文化留下更多的宝贵财富。

河津黄颊山文中子洞

王通的主要著作

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中说》系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王氏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在哲学上此书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流传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王通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王通教学，分门授受，“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各色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注入新鲜内容的儒学理论。王通教学主要以明“王佐之道”为己任，希望能在魏晋动乱和儒学衰败之后能重振孔学，为儒学在隋唐之际的恢复与发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死后，众弟子将他奉为“至人”，称“王孔子”或“文中子”，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学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王通在讲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在自然观上，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历史观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为理学天理史观的前奏，在伦理学上，他较早提出“穷理尽性”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对唐代儒学，特别是宋替代学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开了理学某些重要概念范畴，治学方法以及修养方法之先河。可惜王通仅活了34岁，未能充分展示才华和发挥作用。

王通的主要贡献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文中子卷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王通在教法上的改进，主要从《中说》的具体教学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中体现大致相同。王通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正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王通根据《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提出了“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以性制情”。

王通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到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曾盛赞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卿)，杨(雄)所及也”。时人邵博亦记载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杨雄也”。将王通的地位摆在荀卿和杨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对儒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到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对王通也极为赞赏，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据《传习录》记载，“(徐)爰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他认为《续六经》“未可尽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复起”，对儒学作出更大贡献，明确了王通的重要历史地位。

王通后存在木板《中说》

此后，“文中子王通”之称被世人公认；“河汾门下”用来比喻“名师门下人才盛出”；王通的家乡万春乡甘泽里更名为“通化村”；沟壑村更名为“集贤村”； 黄颊山王通设教讲学的天然大山洞被称做“文中子洞”；文中子王通墓，在通化村东北，原占地二十余亩，有薛收“文中子碣铭”；文中子祠，又称王通庙，建于通化村，中堂外一幅楹联为：教衍河汾门罗将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王通本人留下部分记载，再由王凝与王通之子王福畤整理而成的王通与门人弟子对话录《中说》，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被制版、印刷、成书，流传至今，那套木刻版共一百五十二片，至今珍藏在王氏后人家中。民间如此厚待王通，而隋、唐、宋、元历朝皇室对待王通的身后之名，却一直持漠然态度。直至明朝嘉靖九年，王通似乎才被朝廷重视，得以入祀孔庙。直至今天，就王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他的治国理念与教育思想对我们的重要，与我国史学界给他的学术地位和文化评价，也还是极不相称。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唐朝的《隋书》对王通只字不提，没能为王通立传，致使以后各朝的史书都没能给王通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甚至对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其论的真实与否都产生了怀疑。清人王士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

通化文中子王通墓

王通最要紧的思想就是民主、仁政，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王通讲“正民庇主”，是说，好的皇帝为正，可以庇民、保护民众。皇帝不正，民众亦可以纠正他，再不行，可以罢免他。王通的“道不在位”，是说，并非有“位”的人就一定有“道”，真正有“道”的人，也并非一定在“位”。 王通之伟大，是在于他在很多方面是源于孔孟，又胜于孔孟。王通的思想、理论、学说，更具远见卓识，更便于社会实践。王通的情怀、品格、意识，更为宽广博大，更趋于民主、自由、平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中子中说译注》即属于普及性读物，作者郑春颖。文中子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邓小军先生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邓先生此文虽然是研究唐代文学，但他把对文中子的研究作为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石，可见王通对唐代的重要。王通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有更加切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给王通以恰如其分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评价。

根据《王通评传》尹协理 刘海兰著 冯永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