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初中优秀作文】清美|大连探亲

大连探亲机

草业生

1968年11月，公公三雨田在林朝县京剧团被歹徒迫害致死，丈母娘和子女被打成特务家属。岳父听到大连的大哥、二哥、大姐受到岳父伤害的噩耗后，第一次到达了林朝九山，看望了丈母娘和子女。从那以后，他们每月给丈母娘寄钱抚养子女，直到1978年9月，岳父的冤案才被反说出来。

在大连亲属的关怀下，丈母娘一直挂在心上。她认为孩子长大后一定会去大连看望三个家庭。感谢他们十多年来的救赎之恩。

1980年7月，我们师范毕业被分配到龟山中学当数学教师。我岳母住在九山公社的小宝石村。1980年秋天，丈母娘让我和未婚妻及大内弟弟一起去大连拜访三个家庭。那时我们家很穷，大家衣服都很褴褛。我和未婚妻订婚没有花一分钱彩礼，我的新衣服还是未婚妻用工资买的。我刚毕业两个月，每月工资29.5元，学校借的钱(几十元的书费和路费)还没有还。手上剩下的那笔钱恰巧可以买到饭票。

所以去大连的费用和礼物都是岳母准备的。我出嫁的姐姐听到那个消息后，让生产队赊了20斤栗子，带到丈母娘家来。丈母娘炒了20斤带皮的花生，装了3个大包，这就是我们去大连探亲的所有礼物。

丈母娘又点燃了一锅火，包了包袱，让我们有路吃。(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丈母娘又把80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用线缝在未婚妻上衣里，用针紧紧闭上口袋嘴。这是买往返票的钱，那是万无一失的。

一切准备就绪，我去了龟山邮局，给姑姑发了电报，告诉她我们到达烟台的时间。姑姑收到电报后，就会知道从烟台到大连的船几点到。他们一到时间就去大连码头接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带着准备好的物品，从龟山坐车，先临朝，然后搬到了益都火车站。在火车站排队，好不容易买了三张中午12点多的火车票。我们拿着大包和燃烧的行李，跟着人流挤进了开往烟台的火车。找到好座位，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

刚坐下不久，就听到汽笛长鸣。接着，火车气喘吁吁地慢慢驶离益都站，在铁轨上隆隆地向东奔驰。火车进入胶东平原时，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宽广了。一片成熟的玉米和高粱迅速掠过车窗。远处的玉米高粱随风掀起波浪，涌到天涯海角。

我从没见过大海，所以看到起伏的蓝色波浪，联想：’大海会是什么样子？浪高吗？当我们不得不乘船横渡渤海时，是什么感觉？“我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去烟台，立刻坐去大连的船。(莎士比亚)。

但是火车不理解我们的心情，仍然隆隆地缓慢行驶。晚上8点多火车才慢慢开进烟台站。我们背着大包从火车站出来，问出口的服务员，发现烟台港就在火车站旁边。

烟台港大气船厅门大开着，里面坐着很多等船的旅客。售票处在候车室北面，只有一个售票窗口。从窗口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出，从烟台到大连，每天只有一班航班，出海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售票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

购买船票还要等12个小时。我们找了三个空座位坐下，从包袱里掏出火，分别吃了两个。

大气船厅内不供应开水，大门外10多米处有卖热水的人。价格需要1美分1保温瓶，2美分1搪瓷罐，大罐子需要4分。我和我弟弟买了三桶热水，回去每人喝了一罐。

卖票时间还早，我们想在座位上睡觉。但是河善厅里很吵，睡不着觉。那个季节还不冷，我们找了几张旅客扔掉的旧报纸，铺上了候诊室外的轮廓。然后把带来的包堆在中间，我们三个在两边，双手抱着膝盖开始睡觉。不久，爱人和我弟弟睡着了。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是偶尔糊涂一下。

天一亮我就进了售票处。这时买船票的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我赶紧落在了长长的队伍后面。到了8点，售票窗口就会打开。但是没有卖几张票，所以窗户关上了。我向船厅里的服务员问好，他们说船票卖完了才关上窗户。

没办法，我们又在售票处外的走廊里等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我去售票处等着买票。但是我又来晚了，售票窗口前又有二十多人排队。和昨天一样，售票窗口打开了，没有卖出几张的窗口又关闭了。

我遥遥离开售票处，到外面买了水喝。买水的时候，我问卖水的爷爷：“爷爷，我想买三张去大连的船票，为什么窗户不卖几张票就没了？”听我说，爷爷说：“船票都是后门卖的，窗口只卖剩下的几张。”听爸爸的话，我觉得：“在窗口等地方买不到船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售票处门口打转。

面对浩瀚的大海，我没有心情欣赏这美丽的景色。我绞尽脑汁想：“团里有我们认识的人吗？有买票的关系吗？”我想了半天，正当我心情忧郁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大队的故乡郭秀敏。他在烟台边防检查站当军官，请他帮忙可以买船票吗？想到这里，我决定找郭秀敏。

我离开烟台港，在街上没完没了地寻找。见到人的时候，我问：“同志，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问。人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就这样找了一上午，没找到走了多少街，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

我决定回烟台港的时候遇到了解放军。我以后：“解放军同志，你知道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吗？”那位解放军回答了：“是的，就在前面。离这儿不远。我带你去。"说完，解放军同志指引我

到了烟台边防检查站，他就告辞了。

我一走进边防检查站，正好碰上了老乡郭修民。他看到我打了一楞，然后哈哈地笑了，说:“看柿饼的！当年看柿饼时是一个小孩子，现在长成大小伙子了。”

需要说明一点，郭修民为什么叫我看柿饼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冬天，我大队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和一个保皇派（保原村干部）组织，我参加的是保皇派风雷激战斗队。风雷激战斗队每天晚上在我们生产队烘烟屋里开会（烘烟屋冬天闲置），我也每天晚上跟着大人去听会。两间烘烟屋的一间堆满了柿饼，柿饼上面盖了一层苫子。

有一天晚上，我趴在盖柿饼的苫子上睡着了。大人们开完会就锁上门走了。等我睡醒了，发现屋里漆黑一团。我感到很害怕，就抓住门使劲拽，边拽边没命地嚎哭。哭了一晚上，嗓子都哭哑了。等到我大爷一早背着粪筐拾粪，才听到了我的哭声。他叫来生产队长和保管员，打开了两把锁，我才哭着回了家。

从此，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叫我看柿饼的。郭修民参加的是风雷激战斗队，他每天晚上也到烘烟屋里参加会议。他对我很熟，在村里论辈分我叫他二哥。所以，他当兵前见了我都叫我看柿饼的。

我对郭修民二哥说了去大连探亲买不到船票的情况，他立即打电话给烟台港售票处，要买三张去大连的船票。售票处的人说当天船票已售完，只能买第二天的船票。因为边防检查站和烟台港有直接业务关系，所以他们很痛快地给留出三张四等仓船票。

郭修民二哥带着我去烟台港取回了所带的物品，我爱人和内弟一块来到边防检查站接待处。二哥安排伙房做了饭和菜，并开了一瓶白酒招待我们。吃完晚饭，二哥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一直拉到凌晨一点多钟才睡觉。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吃了饭就中午了。我们在边防检查站一直待到吃了晚饭，才去了烟台港。二哥带我们去售票办公室取了船票，把我们送到船上，找到床位。直到轮船快要开了，他才下船回边防检查站。

随着一声气笛的长鸣，轮船缓缓驶出烟台港，我们的心才慢慢安静下来。我对爱人和内弟说:“这次幸亏老乡郭修民二哥帮忙买票，要不我们在烟台再等三天也恐怕买不上船票，太感谢我的老乡郭修民二哥了。”听了我的话，爱人和内弟都笑了，说：看来我们这次探亲还很幸运。”

轮船经过一夜的航行，于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到达大连港。我们背着包下了船，一走出出站口就遇到了接站的大姑和两个女儿。亲人相见，心里有说不出的那种亲切。大姑紧攥着我爱人的手，说：“自从接到电报，我们娘仨每天早六点就来接站，前两次没接到，就想到你们在烟台买船票肯定遇到了困难。”

大姑领着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了她家。大姑家在沙河口区的一座家属楼上，这座楼只有上下两层，每户都是上下楼。大姑住着不太大的上下两层，一出门口就是大街。我们到了大姑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感到既亲切又温暖。大姑夫忙着端茶倒水，大姑和两个表妹下厨房一起忙活，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让我们多吃。我们也不客气，放开肚子使劲吃，人人都吃得肚儿圆。

第二天，吃了早饭，大姑就带我们去看大爷。大爷离大姑家不远，他也住着上下楼，房子比大姑家稍大点，一楼有一个小院。我们去时，大爷坐在小院里的一把椅子上。大姑向大娘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大娘又对着大爷的耳朵说了一会。只见大爷眼里滚出了泪珠，一只手比划着，嘴里啊——啊——啊了几声。我们都不知道大爷要说什么，我们三个都跟着大爷流泪。

大娘对我们说:“你大爷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不会说话。”听了大娘的话，我们的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对大娘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就放下礼品，跟着大姑回到了她家。午饭后，大姑又带我们去看二大爷。

来到二大爷家，全家人起来迎接我们。最高兴的数二大爷，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快言快语，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豪爽人。听大姑说过，二大爷没有文化，当过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得了不少军功章。今天一见，才觉得桑家也有这么一位关云长。在二大爷家吃了晚饭，大姑又带我们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三天，大姑带我们去游览了老虎滩公园。在老虎滩公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老虎、狮子、黑熊等动物和各种美丽的珍鸟。有些动物和鸟，我们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我们还是大饱了眼福。

第四天，大姑托人给买上了大连至烟台的三等仓船票。并准备了一些糖果、点心、干海产品等礼物，还将一些旧衣服装了一提包。大姑还将一台新买的还没拆封的鹰轮牌缝纫机，让我们带回家。

晚饭后，大姑和两个女儿送我们去了大连港。在上船前，大姑又和我们亲热地说了一些话。我们也紧握着大姑的手久久不愿离开。直到快开船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和大姑及两个表妹告别。

我用一根竹扁担，挑着那台缝纫机和几个提包。颤颤巍巍上船下船，进站出站，乘轮船，坐火车、汽车。经过一天一夜地奔波，才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回到了临朐九山。

岳母看到我们顺利从大连回来，高兴得脸上挂满了笑，并问这问那。我们都一一把大连那边亲人的情况向她细说。岳母听完，特意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犒赏我们。

第二天，岳母把带回的礼品分成好多份，一些送给邻居，一些分给孩子们。当然，我也有一份，岳母还特意将带回的那一提包旧衣服给我（我家里穷）。我将旧衣服带回家，几个妹妹把它抢着分了。因为这些衣服除颜色浅点外，布料还有七八成新。妹妹们穿着它下地干活，还是很耐磨的。

带回的那台缝纫机，就放在了岳母家。第二年我和爱人结婚，岳母将这台缝纫机作为嫁妆陪送给了我们。这台缝纫机在我家也没派上大用场，只有我偶尔用它加工个被罩、床单，换个衣服拉链，加工几双鞋垫等。

现在，这台缝纫机闲置在临朐的住宅楼里。每次回临朐时，我都看到它在卧室一角稳稳地站着。它一言不发，好像在那里静静地回顾着我们大连探亲的行程，静静地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作者简介:初业生，男，1957年生，山东临朐人，退休干部。退休后爱上文学，喜欢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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