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家福(父母和我)
妈妈说我1955年780210 363月出生在北京海军总医院。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所以很小心,从锦西坐软卧去了北京生,五天后裹着大棉袄回来的辽宁锦西(现胡楼市)。
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初海军航空学校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1950年11月1日,海军航空学校在青岛昌昌机场成立,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摇篮。52年8月,海军航空学校分为两个航空学校,1航空学校专职飞行员培养,2航空学校专职培训地工作保障人员。父母和一所航空学校一起转学到了锦西县。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学校军纪科副科长,母亲担任文化教师。爸爸在1945年& lt198535 3935 & gt参加了月革命,经历了解放战争,功勋卓著,被授予“短战斗英雄”称号,海航成立时从陆军调到海军。妈妈于1949年12月在重庆注册了李野军队,被分配到山东青岛海军文工大当文艺兵,现在还保存着唱儒教啊之类的剧照。后来在青岛海军篮球队打了一年多的篮球,当时说用勺子直接舀奶粉,可见海军待遇很好。我看过青岛海军女子篮球队的照片。妈妈1.55米高,全队最短,站在旁边,耳朵短发,胖乎乎的,篮球,青春活力,气质非常英姿飒爽。战友们亲切地称她为“乔治坊”。
父母当时会见了航空学校政委王波,导演了23年英雄和美人的年利嘉华(父亲55岁去世)。父亲英武讲义星,母亲年轻美丽的婚姻故事非常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
妈妈在生下我10个月后转业到兴城县税务局,有加班任务的时候带我去了税务局宿舍。我在锦西幼儿园呆了一段时间,直到1958年全家搬到航空学校。1964年10月,小学4年级的时候,和父母一起转业到四川。我在航空学校住了6年,那里给我留下了最深刻、最美好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后,家里请了年轻的保姆,保姆没有生孩子。很喜欢我。一定要带我睡觉。结果早上起来给保姆盖被子。我在一边冷。结果可想而知,——感冒发烧。经常跑医院,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识我。“金西又发烧了吗?”“。后来妈妈带我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检查,医生说营养不良抵抗力太差,住院半个月加强营养,回家后才慢慢好起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得了沙眼,眼睛发红,睁不开眼睛,走路也成了问题,走到哪里都要坐在父母的自行车杆上。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母亲说,现在金亚小时候最喜欢生病。
第一个孩子往往是最稀有的,也是“雷”。
妈妈说我从小对葱、生姜、大蒜过敏,喂饺子就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好像不接受有葱姜蒜味的食物,我特意包了大拇指,想做一个没有放葱姜蒜的小饺子吃。我成年了,延续了这个“缺点”,吃葱会使大蒜胀起来。我很郁闷,父母都吃了,我犯了哪个?没有解决办法。
两岁多的时候,妈妈带我去兴城古城玩,不小心把我弄丢了。妈妈通过收音机找人,当时游客不多,她沿着古城找,终于发现我有个小朋友在街上逛逛,好像什么事都没有3763。(莎士比亚)。
小时候的我
1958年,我们在航空学校分了家,爸爸回安康老家接奶奶去了,妈妈带着三岁的我去了巴县老家铜罐驿站。我依稀记得坐在很高的竹椅上。(我妈说其实不高,小孩子感觉很高。),很多3763来看我,取笑我。后来听说舅舅家的长谷表哥在我小时候很可爱,那时候他肯定也见过我。他比我大十多岁。(莎士比亚)。
记得在锦西上幼儿园的时候,饼干在小土豆上沾了糖。唱歌的话喜欢大声喊。怕老师听不见,经常嗓子哑。(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歌曲名言)现在嗓子有问题,似乎也是小时候撒娇书留下的病根。一到周末,我就在幼儿园正门看着妈妈来接我。
航空学校的生活比金书丰富得多。每周演一次露天电影,大操场上整齐地摆放着小凳子,我们全家坐在后面,前面都是战士。以放映战争电影为主,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上甘岭》等。我一看到战争就害怕,心跳加速,看到血腥的地方就用手遮住眼睛。有一次我问爸爸。“爸爸,战争也一样吧?”"父亲用严肃的表情说. "真正的战场比这残酷得多!" "
大操场是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的地方,也是我们孩子们的“天堂”。操场上有秋千、旋转器、大环、篮球场、双杠、跳伞塔等训练器材和设施。白天战士们训练,晚上或周末成为孩子们最快乐的游乐场。大孩子打篮球、旋转戒指和双杠。荡小秋千、翻跟头、给哥哥姐姐们当跟屁虫都不开心。我羡慕会打篮球的大哥姐姐们。经常跟在后面跑,低着头看投篮,结果被从网里弹出来的篮球击中鼻子,流了鼻血。那个大环是训练战士们的控制和旋转能力的,很重,我根本玩不动,又想挠痒痒玩,坐在几个小屁孩和环下摇晃,没想到沉重的环压在手指上,当时疼得哭了起来。后来那个手指的指甲盖变黑了,掉了很久。
才重新长出好指甲来。航校分校官食堂(小灶)、军官食堂(中灶)、职工食堂(大灶)、飞行员食堂,家属一般是去大灶打饭。那会儿的“饭”是高粱米饭,“馒头”是玉米面馍馍,“稀饭”是小米粥。能吃到一顿大米饭和含麦麸的小麦馒头就很奢侈了。因为母亲是四川人,一个月有5斤糙米票。
五岁多,父亲就开始训练我做家务活儿,主要任务是去食堂打饭。我还没上小学,连饭菜票都不认得,父亲还是让我去体验,大冬天的也不例外。爸妈在家里教我认饭菜票,我说“记住了”,结果到了食堂就全忘了。记得打饭的柜台挺高的,我对师傅说“叔叔打饭”,递上去一张票,师傅看了一眼说:“小丫头,你这是菜票。”打半斤饭又说成了“打半两饭”,搞得师傅哭笑不得,只好按我手上的饭菜票估摸着打了。
有一次打了四个玉米馍馍回家,冰天雪地里摔了一跤,馍馍从白铁饭盒里滚了出去,我慌忙爬起来把馍馍捡进饭盒,提到家馍馍已经冻成冰坨坨了,戴着棉手套的手背都冻得裂开了大口子。
还有一次,我和邻居孩子一块儿去打饭,他们去了校官灶,我也稀里糊涂地跟去了。排到我了,听见打饭的人在嘀咕:这是谁家的孩子?旁边有人说是后勤部刘副部长的孩子,打吧打吧!回家后,父亲发现饭盒里面有鸡蛋汤,说今天还不错呀,有鸡蛋汤!马上又很警惕地问:锦儿,你今天在哪里打的饭?我说是跟谁谁一起去的另一个地方,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以后不准去那里啦!那不是爸爸吃饭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还不是少校军衔,我们只能在军官食堂或者职工食堂打饭的。其实我爸是后勤部长,占点吃喝便宜也就是近水楼台,但他从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正值六七岁,印象中常和邻居孩子一起去打洋槐花和摘操场四周的榆树嫩叶,拿回家给奶奶做玉米面菜团子。那三年幸好在航校,一家人粗茶淡饭但没有饿肚子。
锦西的冬天太冷了。航校有个很大的澡堂子,每周对家属开放一天,我们六七岁就自己去澡堂洗澡。冬天,澡堂进门烧着两个很大的火炉,洗澡的人都会围着火炉取暖穿脱衣服。澡堂子里面热气腾腾的,中间有个大池子,四周有很多冲洗的喷头,不带花洒的,一根热水弯管往下冲。每次洗完澡就赶紧跑到火炉旁取暖穿衣,烤烤湿漉漉的头发。然后端着搪瓷盆子回家,里面装着脏衣服和毛巾肥皂等。几分钟后,你就可以听见披在后背的头发互相碰撞发出的响声,湿湿的头发已冻成一缕缕冰棱。
在我幼小的心里,航校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除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冬季和噎人的玉米面馍馍。
不过,冬天也有令人开心的事,那就是过年!一家人聚在开满暖气的屋里,父亲用白棉花粘在脸上扮演白胡子老头,哼着他那独特的秦腔“信天游”,扭着陕北大秧歌,逗得孩儿们哈哈大笑!我们几姊妹一拥而上,跟在“白胡子老头”后面唱啊,跳啊,蹦啊,其乐融融!玩够了,就包饺子,吃元宵,美咋咧!
锦西的夏天和秋天是最美最招人待见的。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和大人一起去渤海边“游泳”,其实就是在警戒线内狗刨嬉戏,那个爽啊!到了秋天,家里的大铁盆里经常都会装满海鲜,鲜活的大螃蟹呀,泥蚶呀,对虾呀等等,大螃蟹甭提多美味了!不过,我最怕的就是取泥蚶肉,一大盆子泥沙糊糊的蚶子,想要吃到里面的肉,比登天还难!蚶子死杠着不开壳,只好烧开水烫开,然后取里面的那坨小肉肉,一大盆蚶子炒出来也就一小碗儿肉。
父亲总是有意识地训练我,这一点我很小就有觉察。他骨子里就是要把我当成男孩儿养。我从小胆小,连个火柴都不敢划。那时我们已经到了四川,新家还没通电,点了一段时间的煤油灯。每到天黑,我就躲着父亲,就怕去划火柴点灯。可父亲偏偏要点名让我去点灯,你越怕他越要训练你,要破你的胆。手抖抖地,哆哆嗦嗦地划火柴,一遍不行两遍,一根熄了两根,直到最后能轻松地用一根火柴把油灯点亮。
航校子弟小学在一个叫刘台子的地方,离航校很近。航校子弟上学的所有文具教材都是免费的。我记得名字的有马冬青、曲鲁丽、王心心等几个女生,冬青是二年级以后转学来的,结果我俩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还有一个男生林新民,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班上父母没转业的同学长大后多数都当了兵,冬青当了通信兵,新民当了飞行员。
我上小学时又黑又瘦的,经常有航校的叔叔阿姨看见我就开玩笑地说:“小锦西,你爸妈是不是没给你吃饱饭啊!”因为人挺机灵,成绩好,一直担任班干部。六岁上小学,七岁多就是大队委了,成天领着同学们唱歌跳舞,“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总是前面的那个“小鸟”,带着同学们在操场上唱啊,转啊,飞啊,快乐无比。特别爱显摆,只要一得了小红旗,就挥舞在手一路蹦跳着回家,嘴里还高喊着“我又得了小红旗啦!我又得了小红旗啦!”生怕别人不知道。爸妈很以我为豪。
八岁那年,父亲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查病,正值学校放假,我缠着要一起去,父亲同意了。一路上我穿着大红平绒的上衣,左臂别着三根杠的大队委臂章,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后来到了四川才知道原来入少先队是要七岁以后的,当大队委要九岁以后。部队子弟校就没那么严格了。
记得我和父亲是坐晚上的火车去的北京,早上到了北京后,肚子饿了,叫父亲去买吃的,却到处买不到,因为必须得北京市粮票才行,全国通用粮票不行。我拉着父亲的衣角一路走一路哭,到了一家糕点店,父亲又去碰碰运气。卖点心的阿姨很善良,看到父亲是军人,带着个小女孩哭哭啼啼的,就主动给我们兑换了一点北京粮票,这才吃上点心。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
到了海军招待所,说只能住军人,家属不行。我爸就想起了有个姓贾的战友转业在北京,想让我在贾叔叔家待两天,等他看完病后就接我一起回锦西。我一进贾叔叔家,看到他家里很简陋,眼泪就下来了,贾叔叔在一旁陪笑脸也无济于事。父亲看穿了我的心思,便告辞了战友,带着我出了贾家。路上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我就知道你嫌弃贾叔叔家埋汰是不是?你这样子我就只有先送你回锦西了。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参观了中国军事博物馆,浏览了一下大北京,然后找了一对夫妻熟人带着我坐火车回到锦西。
到海军招待所还有个插曲,我看到门外岗哨旁有一片草地,就问父亲“这里为什么种那么多的草呀?”父亲说“那是小麦,不是草。”后来在一次上课时,老师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把小麦认成草的故事,我就知道是我爸把我给“出卖”了!我爸认为孩子们“五谷不分”是教育的失职,主动去和班主任做了沟通。在那个年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是会受到社会鄙视的。
1964年10月父亲转业,我们全家老小8口告别锦西,告别航校,南下四川。后勤部派了一名战士全程送我们。在北京做短暂停留,父亲带我们去看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里,西藏农奴主用的人头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后来进解放路小学时的入学作文,写的就是参观中国民族博物馆有感。
1964年的全家福
到四川后,我坚持说东北普通话(航校人的东北话比方言更规范),却被有的同学嘲笑为“苗子”。父亲说:你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讲四川话。不到一个月,我的四川话就说得很地道了。但是,我内心深处,从未放下过东北那嘎达。
离开东北半个多世纪,我一直沿用东北普通话默念一切文章和书籍;我教孙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北普通话,并已成为我们祖孙对话的常用方言;儿子的名字叫“辽原”,就是为了纪念辽宁锦西那片宽广的平原。
东北普通话,是我心中永远的“母语”。
我无数次梦里回航校,那美好的时光,就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不停地在眼前旋转变幻,五彩缤纷,绚烂多姿。多么美丽的伊甸园,多么快乐的童年! 多么不希望醒来,永远停留在那魂牵梦绕的地方......
(2021年3月)
母亲说我小时候不喜欢照相
我与91岁母亲合影(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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