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描写风的诗词《新城道中二首》（其一）赏析

【导语】《新城道中二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苏轼在去往新城途中，对秀丽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绘。下面就和本站一起来了解下这首诗词，欢迎阅读！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宋•苏轼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注释】

　　①东风：春风。

　　②絮帽：棉帽。

　　③钲（zhēng）：古代乐器，铜制，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

　　④西崦（yān）：这里泛指山。

　　⑤饷：用食物款待别人。

　　⑥委：舍弃，这里是放下之意。辔（pèi）：缰绳。

　　⑦散材：原指因无用而享天年的树木。后多喻天才之人或全真养性、不为世用之人。

　　⑧卷旆（pèi）钲：收兵的号令。古代旗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

　　⑨耦耕：二人并耕，这里指耕地之人。

　【赏析】

　　清晨，诗人准备去山里。这时，春风和煦，春雨初收，就好像是多情的春风为了诗人旅途顺利而故意吹散了阴云，吹断了屋檐积雨的声音。“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两句，写诗人出发看到久雨初晴时的愉悦心情。作者不直接说自己高兴，却从东风说起，赋予东风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美好性格，正因为诗人心中快乐，才觉得东风极通人性，正所谓“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这一联，写东风懂得诗人的心思，特意为之吹断了积雨。新颖别致，饶有诗意，为全诗写景抒情奠定了轻松活泼的基调。

　　中间两联写山村美景。颔联以山头、白云、树梢、初升的太阳等自然景物来加以描绘；颈联选取了“野桃”、“溪柳”两种典型的景物，把山村自然美景描写得生机勃勃，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尾联由自然景物的描写转入对山中人生活的描绘，构成了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村风物画。

扩展阅读：苏轼的词作成就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轼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扩展阅读：苏轼的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