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为书本停留作文600字初中】无法再现的时间：对书的记忆

人要追溯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相当困难的。有些天才声称能记住到幼儿时期的感觉，但我们这一代人称之为记忆的是至少两三岁以后的——，这是一幅看起来有些凄凉的画。天气晴朗。我独自坐在一边空荡荡的操场旁，剥着口袋里的庄稼吃饭，望着爬在巨大的钢铁蓝色上的灰色甲虫——，像一只甲虫一样行动缓慢。(在我看来，那就是莎士比亚。)。

但是这里说的仅限于相关书籍的记忆。

小时候把书分为“字书”和“图画书”两类。最先翻阅的那本儿童图书至今仍然清晰。第一个是方形的天安门城楼、红色的围墙、黄色的瓦蓝天、无数的气球五颜六色地升起。(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此后，携带水果土产的各民族男女喜气洋洋，骑马、骆驼、轮船、飞机、火车上匆匆催——。直到写这篇文章(时间已经过了30年)，我才恍然大悟，当初读书的时候，顺序颠倒了。那时人们已经吃野菜、观音土，开业不久的工程关闭了，我和父母一起去了更破旧的村子。(莎士比亚)。

文革前夕，恢复不久的完小买办从经典名著改编的几本图画书，比较完美的是《三国演义》 《桃园结义》到《董卓进京》 《姜邓斗智》，再加上《二士争功》。现在想想，没有《三国归晋》，可能是“小孩子不行”吧？年纪大了点，借了不完整的《水浒》《札书》，但不喜欢，到目前为止没有认真阅读。

相爱的人可能有一两本在不同阶段对性格/精神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书，但如果长时间看留下的痕迹，很难与儿童期读书相比。儿童的心灵是一张干净、无染的白纸，偶然洒下的每一滴颜色都可以渗透到生命的最深处，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或底色，甚至最终进化成一种精神血型。

为了环境所，除了前面提到的《岳飞传》、《杨家将演义》等经典白话小说，小时候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经典”的名字。读过的外国小说只有俄罗斯或东欧的几部作品(如《西游记》、《红楼梦》、《红楼》)，勉强可以说是名著的有高尔基的《人类三部曲》和哈谢克的30000部。有些书名大部分都是这一代人熟悉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战争或回忆的故事。那时一个是书的来源很少。第二，别人的书不好借——的书。热锅上的蚂蚁等种类的书仍然引人注目。

苏联小说《三国》卡塔耶夫

也就是说，他们在殷实的家庭中长大，受过教育，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成为了掘地的农民(被歧视的“剥削阶级”后代)，但根植于兴趣的阅读习惯保持了下来。我从小对书的执着，其中不乏他们的影响。男孩去外婆家的时候，首先偷偷溜进五个舅舅的房间，检查书架上是否有书(他新读的书一般放在那里)，然后爬上低矮的阁楼仔细搜索，希图发现了一两本没读过的书。(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说到对书的着迷程度，我舅舅比我舅舅厉害，但我刚懂事，他就“倒插”到长江北岸去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由于路途遥远，在成年之前，我在他家住过一月，在——“文革”初，我的家人为了躲避武斗，住在一个叫“三星”的小地方。门前有一个大池塘，堤岸上有四五棵柳树，绿油油的池塘水里满是圆圆的葫芦。那是初夏，小麦收获结束后不久，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植物茎的清香。每天我都跟着四舅去“面房”上班，直到天黑回家吃饭，深夜再回到“面房”睡觉。真是美好的一天。我读完了沙叔叔现在能借的所有书，现在还记得儿童文学《水浒》、苏联小说《团的儿子》、《乡村小队》等。当时不传播民间的为数不多的书大部分都经历了数千只手的反复摩擦，所以总是以不完整、色彩黑黄损毁的样子出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书》)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完整的读书经历，它是“正常的读书”(喻/全/系统)。

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比尔留科夫

完小藏书数量较多，但有专业管理(锁在大木箱里)，贷款反而变得困难了。“文革”初、“封、资、修”、“大毒草”在操场上被焚烧。看到火焰把数百本书变成黑色的纸灰，我看着的腿沉重得喘不过气来，脑子里充满了拥有她们的疯狂想法，终于注意到手掌握着两个粘糊糊的冷汗。(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小学要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收集书。(夸张地说有自己的藏书吧？)。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物物交换，一些学校来的书柜3354当时没有监督这些掠夺后余生的印刷品。我用白纸自己做了一本笔记本，把自己和读过的书一一列出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比我大的朋友(乡村裁缝的儿子)也面对着书。

迷，我们借到新书便彼此交换。有一次，他弄来一套八册线装本的《封神演义》，这在当时属于最危险的“禁书”。为了在限定时间读完而又不被父母发现，我每天藏一卷在身上，独自溜到附近麦草垛下的洞穴里，一呆半日不归。

绘图本《封神演义》

下乡插队两年后，首届高考恢复，我进入一所地方高校念书。当时禁忌尚多，不过学校的藏书已开始开放。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忐忑里带了几分兴奋。文科流通部设在一幢旧砖楼狭窄阴暗的底层，先是耗费不少时间翻寻橱柜里陈旧的书目卡片（众多显赫的书名叫人耳热心跳激动不已），没想到将选出的书目抄送进去，才发现大多有名无实：有的尚未“开禁”，有的有目无书，也有的已经借出……。经磨蚀人耐性的排队、等待、抱怨、交涉，我终算到手一册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没承想抱回宿舍兴致勃勃翻开，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可口，相反却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那几年文学风光，动辄爆响一颗扔进××禁区的小说/剧本或诗歌炸弹——每逢一篇有反响或争议的作品面世，便会出现全国人民竞相购买的奇观。学校图书馆的文学杂志不止是文科同学的抢手货，而且也吸引着其他专业的爱好者。每天晚自习开馆前，期刊室外总是麋集了一大堆人，吵吵嚷嚷心痒难捺。一当老师打开门，人流就象崩闸的洪水般轰然拥进，先扔下书包占住一个座头，然后几乎是飞跑过宽敞的大厅，挤到借阅处，那些新到的期刊很快便一哄而空。现在回想起新时期文学的轰动效应，仍不免感到吃惊——区区一部小说/诗歌居然会牵动全社会的目光。

80年代的《人民文学》杂志

寒窗四年，不少光阴被粗劣的文学期刊耗费，此外便是囫囵吞咽了一大批五十年代译介的三流苏联作品（文科书库资格最老的李老太常念叨我借还书最勤，流通速率最高）。不过到后来上述情形开始慢慢得以矫正，因为此际已有一个携几分神秘的新词进入人们的视听——它就是现代派。举其牟牟大者，直接对我阅读的方向产生牵引的物/事/人有：1979年读到的北京民刊《今天》；1980年初于重庆沙坪公园举办的“野草”画展（此画展品位不俗，时间早于北京的“星星”画展，但后者一度声名大噪，前者却默默无闻，这只能说是“历史”一贯的势利眼吧？）；已在川美雕塑系任教数年的老乡H（星期日我常从沙坪坝赶到黄桷坪看画展并去他那儿闲聊，浏览艺术画册期刊）；各大学、出版社新创办的译介域外文学艺术作品的杂志……陆陆续续地，我床头增添了《荒诞派戏剧选》《斜阳》《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橡皮》《第二十二条军规》《现代绘画史》之类的新书，脑袋里面也搅进野兽、达达、未来、立体、抽象、意象、象征、意识流、超现实、黑色幽默、新小说乃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或新异或玄奥的名词。在追新逐异之风盛行的八十年代，从学界到文坛到艺界，大抵都是惟恐不先锋，惟恐不标新立异——这样一来，作为差不多成为守旧落伍同义词的“古典”门庭冷落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1982年初一个阴晦的日子，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大纸箱书刊，自朝天门码头登长江客轮顺流而下，重新回到了所来的那个地方。

文革后最早的民刊《今天》

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剧照

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莎士比亚戏剧

往下记忆似乎简单了——走进社会，有了一份谋生职业，而后进入一个了无新意的循环：那就是买书、读书，涂抹点不同性质的文字。随着居处搬迁、柜橱变大变多，书籍的体量也渐渐累积庞大。此间以一九八七年作一个分界：此前书价低廉，国人收入皆低下，然而买书读书的热情高涨；此后书价一路飙升，爱书者的购书数量亦逐年走低（奇怪的是书市反而间歇性火爆）。以我个人的感知，不少爱书者与书的关系在近年已发生了大幅度位移：即由饥不择食到观望怀疑甚至拒绝——五花八门被炒作得越来越离奇的书籍不能不让购买者警惕和远离。如今的书店里，触目一派花团锦簇珠光宝气——由于电脑装帧设计/激光照排技术的兴起，书籍外貌较之十年前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出版商业化同时造成了印刷垃圾的激增。在这个视包装炒作、表演做秀为正常的年代，受众的愚蠢无知再加上媒体的误导，走马灯般高居排行榜的多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货色——劣币驱逐良币的铁律再次获得残酷的验证。

我个人的情形大致也差不离。偶或走进图书馆或书店、“书城”，见到堆山泄海的“经典”或“时尚”，嗅到那陈腐霉臭或新鲜油墨的气息，不免生出气喘不迭的重压之感，于是自然会联想起人的无聊无奈无力。此种状态乏善可陈，除去客观因素的腐蚀，自身“革命意志”衰退也是重要原由之一。由当初的“少年意气”到眼下的“心事浩茫”，反差的确够大，可世事演变就是如此无情！不必说内里有更复杂的因素。譬如本人勉强算是一个读书者，买书有着较实用的目的而非博取名声或满足某种怪异心理（不少历尽沧桑的人物在这上面仍无从免俗——如博尔赫斯在失明后继续买书，晚年孙犁托友人邮购大宗新书，有的书到手后连包装也未打开过），但即便如此，也不敢妄言将书架上的书读了多少。夸张点说，读过大约三分之一吧？并非谦抑，这个看似偏低的比例可能仍存有一定水分。个中原因并无多少可怪处——既缘于成年后理智/感觉的麻木，也缘于书籍的铺天盖地过多过滥。这有点类似人与食色的关系，青春火旺之际、资源稀缺之时，有可能视粗粝为珍馐，老母猪当貂婵；若情势转换甚而矫枉过正，一下子反变得意欲萎顿、胃口阑珊了。

“书城”

由现实经历看，未成年期的阅读体验是不可重现的——在那样天真未凿、少有事功实用目的的阅读状态与心境中，其灵肉被触动的强度深度（非深刻深邃深奥而是生命记忆刻痕的深切）几乎无从剖析描摹与类比。而那时所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呢？逐一例举不免有点叫人脸红。让年轻一代难以置信的是，感动并塑造了上一代的竟是这样一份精神食谱！然而正如有人指出过的：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书大都是年轻时所读，其力量往往不在那本书自身，而在它介入他生活的时机，以至后来重读时会感到大失所望。另类点看，生长在匮乏年代或许并非全是坏事——在书籍来之不易时，人可能反复读一本/几本书，不仅竭泽而渔、读透读破，甚至无中生有地读出其间不存在的东西；反之，在书籍多得叫人无所适从的情况下，里边本来有的东西尚且丢三落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什么的就更别提了。

写到此，忽然想到刚翻过的《罗兰·巴特随笔选》。这本书竖在书架上的时间不算短，也说不上长（八、九十年代之交，法国人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在大陆学界的小圈子走红，但读进去的人恐属凤毛麟角）。浏览下来的感觉是枯燥琐细、隔靴搔痒、技术化，富催眠效应（此公缘何大名鼎鼎？）。现代主义统领八十年代，我自己亦裹胁其中，到一批“专家”又开始鼓噪“后现代”，终于有人心生逆反。想来也是，看厌了多，回过头看看少；看厌了精细技术，回过头看看粗朴手工；看厌了标准化流水线，回过头看看老旧作坊；看厌了西方，回过头看看东方（东方的“外国”）；看厌了现代，回过头看看古典。更重要的是，无论习土习洋，追新抑或逐异，这选择总得是根于自己内心的需求、清醒的理性而非其他。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书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阅读的记忆，因而对书的描摹也就跟对阅读的描摹分不开。具体到近几代人，从六十——八十年代，阅读范围与口味出现了相当大的变迁，将之简单地归于外在影响是很容易的，然而不同人群尤其是个人阅读取向的差别表明，个体灵魂与精神血型的殊异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最叫人难忘的还是早年有关书的记忆，它们是那样鲜活、那样真切地烙刻在大脑沟回间，灵魂最深处——从一册册书的不同装帧（封面/扉页/插图/版式）、体裁内容、纸墨味息到与之连带的一切（人/事/环境/气候/声音），偶一触发，就会复映/交叠在幻觉里；不能复返的是那如一张白纸般真纯/干净的阅读心境、情感、意绪——因为它耗损的是最为昂贵的青春与生命。生命悠悠飘散，“逝者如斯夫？”那真正是“无法重现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