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江乙说于安陵君》原文及译文

【导语】《江乙说于安陵君》是一篇散文，出自西汉文学家刘向编的《战国策》。这篇文采飞扬的文章也是千古流传的名篇。里面投射出古人悟透人生的卓越智慧和质朴的情感，令今人钦佩和感慨万千。下面是本站分享的相关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江乙说于安陵君》

　　作者：刘向

　　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

　　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江乙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

　　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牛羊）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纶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译文】

　　江乙劝导安陵君，说：“您对楚国没有丝毫的功劳，也没有骨肉之亲可以依靠，却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人民见到您，没有不整饰衣服，理好帽子，毕恭毕敬向您行礼的，这是为什么呢？”安陵君回答说：“这不过是因为楚王错误地提拔我罢了；不然，我不可能得到这种地位。”江乙说：“用金钱与别人结交，当金钱用完了，交情也就断绝了；用美色与别人交往，当美色衰退了，爱情也就改变了。所以，爱妾床上的席子还没有睡破，就被遗弃了；宠臣的马车还没有用坏，就被罢黜了；您现在独揽楚国的权势，可自己并没有能与楚王结成深交的东西，我为您非常担忧。”安陵君说：“那可怎么办呢？”江乙说：“希望您一定向楚王请求随他而死，亲自为他殉葬，这样，您在楚国必能长期受到尊重。”安陵君说：“敬遵您的教导。”

　　3年以后，安陵君仍然没有说什么。江乙又拜见，说：“我给您说的，到现在您也没有实行，您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我要求从此不再会见您了。”安陵君说：“我实在不敢忘记先生给我的教导，只因没有遇到好机会啊！”

　　在这时，楚王要到云、楚地区去游猎，车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五色旌旗遮蔽天日，野火烧起来，好像彩虹，老虎咆哮之声，好像雷霆。忽然一头犀牛像发了狂似的朝车轮横冲直撞过来，楚王拉弓搭箭，一箭便射死了犀牛。楚王随手拔起一根旗杆，接住犀牛的头，仰天大笑，说：“今天的游览，实在太高兴了！我要是百年之后，又和谁能一道享受这种快乐呢？”安陵君泪流满面，上前对楚王说：“我在宫内和大王挨席而坐，出外和大王同车而乘，大王百年之后，我愿随从而死，在黄泉之下也做大王的席垫，以免蝼蚁来侵扰您，又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楚王听了大为高兴，就正式封他为安陵君。

　　君子听到了，就说：“江乙真算是善于出谋划策，安陵君真算是善于利用时机啊。”

　　【评析】

　　江乙的善谋，关键在于他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有着清醒的洞察和把握，一个人得势时，千万不能冲昏头脑，一定要为自己未来的危机和后事筹划着想，得势之时要想失势之时。江乙又为安陵君献上一计，此计由于可以取得国君的绝对信任，也可使民众信服，所以是应对未来危机的完全之策。安陵君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城府的睿智之人，他知道语言的效用取决于它所运用的语言环境，环境不一样，效用自然也就不一样。“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选择有利的时机，让人看不出任何做作、谋划的痕迹，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才算将话说到点子上。值得钦佩的是安陵君能够为寻找时机而等待了足足三年，等待需要勇气、需要毅力，时机找不到，他就不出手，这种严格把握、选择说话时机的方法值得我们钦佩万分和仿效学习。

　　扩展阅读：刘向主要贡献

　　从《汉书·艺文志》的序言来看，诸子百家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日：“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和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王葆弦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传》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3]而诸子百家被称为中华文化正统渊源，刘向当时整理了已濒临亡佚的散乱诸子残篇，虽然现在这些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刘向整理先秦诸子古籍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