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的名言】从周树人开始，鲁迅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鲁迅借出《狂人日记》的《呐喊》可以说当时振聋发聩。过了一个世纪的今天，让我们重温一下这部文学经典。可以说，这位“狂人”走过的漫长曲折但伟大的道路——

月光通过100年

——纪念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作者：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周树人到鲁迅

1918年4月的一天，周树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题目定为《狂人日记》。原稿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之前，他首次签署了“鲁迅”的笔名。

写这部小说的那一年，鲁迅37岁，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无论是经验还是心态，他都不是单纯的小伙子。

《狂人日记》首次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的《新青年》

事实上，由于家道下降和父亲早逝，鲁迅的童年比同龄人结束得早得多。他说：“四年多来，——几乎每天都进出质量店和药店。”他在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衣服或首饰，从茅盾那里收钱，去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在如此绝望的努力中，最终不得不把病床上的父亲打发走了。贫穷和疾病固然是生活给少年周树人的第一次打击，但更深入灵魂，伴随一辈子，是这段经历带来的精神上的黑影。这个黑影一辈子都在啃他的心，但一直在催促他寻找走出这个阴影的路。

这个黑影来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在小康的房子里陷入困境，我以为在这途中能看到世界的真面目。”说。

在这条路上看到的“世界的真面目”，引发了少年周树人敏感、顽固、自尊心、多疑的性格、善良、同情、自我推诿、内向的处世思考。他一辈子内心柔软，嫉妒如仇人，他一方面看透了“世界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看透了各种虚伪面孔下的“狮子般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他也和他一样深爱着被侮辱的弱小者，直到晚年，他仍然说：“无穷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和我有关。”

另外，由于“在此途中”的处境，给鲁迅展示了比贫穷和疾病更糟糕、更难克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顽疾。后来，作为文学家，他写下了混合着贫病的底层人民的惨状，但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写笔墨和心血，始终是看透他们的灵魂，分析他们的精神。(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37岁前周树人说：“走这条路，逃避异地，寻找别人。”从绍兴到南京，从仙台到东京，学了修道士、公路矿山和西医，“外地”去了很多地方，“离岛”也尝试了很多，最后去了文学。他本人后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很多梦。”曾经幸福的医学梦想在日本一所乡村医学专科学校破灭了。在那次异国课上，他碰巧看到了有关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里面有《好久不见的很多中国人》、《一个人被绑在中间，很多人站在左右，同样健壮的体格，一副麻木的表情。(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解说说，替俄罗斯做军事上的侦探，是想被日军砍头给大众看，围在他周围的正是来欣赏这个展览的人。”。(莎士比亚。)(现代战争。)

上课的时候，周树人受到了很深的震动。除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外，受到刺激的还应该有他那个少年时代的特殊记忆。那个“世界真面目”的影子这时又抓住了他的心。麻木的表情；冷酷的心；势利的嘴脸；对弱者的欺凌；对强权的怯懦；血腥的恶虎；对暴行的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都从个人创伤记忆扩大到对更广大群众和现实的忧患。所以他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懦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多么健全，怎么兴旺，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资料和旁观者，不必认为因病死亡是多么不幸。(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健康)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旨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们想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我们认为当然要推动文艺。(莎士比亚。)

抛弃医生而文宗的周树人25岁，那是短暂的青春。他号召朋友提倡文艺，几天来血气旺盛，过着理想的日子，但很快就在现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对陌生人大喊大叫，陌生人没有任何反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就像在无尽的荒地里，不知所措，这是什么悲伤”，“所以我孤独我感觉到的人”，“这孤独又长了一天，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的灵魂。”

孤独的人做孤独的事。从1912年开始，刚上台不久的周树人居住在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太早进入中年的他在这座古城的老房子里抄下了自己认为“没有用”的关口。“客人中有少数人来了，在紧要关头也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和注意”，他的生命就这样“暗中消失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直到1918年。

从1917年9月30日中秋节当天开始，周树人的日记中开始出现了“钱铉一起来了”的记录。今年年末之前可以调查的《钱铉一起来了》有4次，12月23日的记录有点特别，特别写道：“万金贤一起说话”。与一个字不同，写日记的人要故意在这个“故事”字上刻上对某个特殊主题的记忆。

从1918年初开始，“钱铉一起来了”更勤，2月4次，3月3次，然后从“晚上”变成了“晚上”访问，大多数不是走的路，而是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在某个时候说“哇”或者“故事”的时候，田贤东向周树人提出“可以说点文章”。州

树人后来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已经在寂寞的苦汁中浸泡多年的中年周树人深深懂得“新青年”的寂寞。他对于再次“叫喊于生人中”感到有些犹豫，但对方的乐观和热情又难免会打动他原本“做过许多梦”的内心。他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理智上清醒冷静，感情的深处却常有炽烈的燃烧；内心绝望的同时，却也隐隐期待着热力与行动的拯救。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就曾用“冷藏情热”四个字来形容和总结他。

总之这个“冷藏情热”的周树人“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狂人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37岁的中年鲁迅，提笔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为什么竟是一篇看似没头没脑的“疯话”？以他的性格和才华，特别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各方面的蕴积，这个写作的开端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何一出手就将多年的蓄力凝聚在一记重拳之中，这是鲁迅必定反复思量过的问题。

《狂人日记》就是这第一记重拳。事实上，它确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发出了现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一方面，它在思想内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揭出封建伦理“吃人”的本质，并以“救救孩子”的呼声开启了那一场以“掀翻吃人的筵席”为理想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以“新奇可怪”的艺术效果开创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方式，在它“异样的风格”中，给人带来“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沈雁冰《读〈呐喊〉》）。

说它“新奇可怪”，是因为它第一次用口语式的白话直接发出了一个“活人”的声音。那个时候，钱玄同他们那帮“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陈独秀、胡适举起了“白话文学”的旗帜，提出用“活的文字”写“人的文学”，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语和腔调。但旗帜归旗帜，用白话写成的文学还只是理想。鲁迅并没有写过倡导“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论文，但他实打实地写出了第一篇白话体的短篇小说。

而且，在这篇小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标点符号。他大量使用问号、叹号、省略号，并真正发挥了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使其参与了文学的表达。正是在这些叹号、问号、省略号里，读者读出了“字缝”里更复杂的意思。比如，为什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后面用的是问号，而不是句号或叹号？这里面的意思，有心的读者自然愿意追索，也能够懂得。

当然更重要也更称得上振聋发聩的，还是《狂人日记》的内容与思想。这些乱真的“疯话”中，处处闪耀着双关与象征的光芒，即使再愚钝的读者也能知道，这满纸的疯话其实都是寓言。因而，这些出自狂人之口的语无伦次的“荒唐之言”的一部分，后来都成了箴言警句，透露出深邃睿智的思想。比如，“救救孩子”；再如，“从来如此，便对么”；又如，“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发现”，就是看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这吃人礼教的虚伪，因为“吃人”是不被直接写进历史的，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在每页“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才看得出来。很难想象，不借助狂人之口，鲁迅怎能以如此当头棒喝的方式，最直接最形象地说出他对中国四千年历史的洞察？又怎能这样正中要害、直击人心，给读者带来那“一种痛快的刺戟”？

此外，鲁迅比别人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让狂人在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个发现前所未有地清醒和深刻，它提醒每一个人反身拷问自己：虽然“自己被人吃”，但未必没有加入过吃人的筵席。在一场吃人的盛宴上，不掀翻桌椅、不明确拒绝、不主动反抗，都会在事实上变为吃人者的帮凶与同伙，有意或无意地，变成一个同样沾有血迹的“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就这样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第一次照彻狂人的心扉，叫醒了他的灵魂。告别了“以前的三十多年”的“发昏”，觉醒者感到“精神分外爽快”。但与此同时，他直觉地感到了害怕，因为在蒙昧的庸众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必被视为异类，必将在尚未发生改变的旧秩序中遭到迫害。他“怕得有理”。

这种怕，是每一个“活的人”的本能。怕死才意味着有求生的意愿和自觉，就像临刑前的阿Q，终于在看客们饿狼一样“又凶又怯”的眼光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一次，“精神胜利法”不奏效了，阿Q想喊“救命”，但话未出口，“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阿Q最后的怕与狂人最初的怕是一样的。与鲁迅笔下其他很多懵懂地生、糊涂地死，从不知道害怕的人物相比，懂得怕死和喊救命的阿Q和狂人，算是接近了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狂人与阿Q还是不一样的，阿Q未及出口的“救命”说明了他也没来得及醒过来，而知道怕的狂人，在月光下，是真的醒了，而且从此“横竖睡不着”，再也不会堕回原来蒙昧的状态中去了。

醒来的狂人意识到危险，却逐渐克服了恐惧。他说：“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越来越“勇气百倍”的他开始不断地向周围人发出他质询、控诉和警劝。没有人听、没有人信，那也不怕的；被人关起来、当疯子看，还是不怕。他“偏要问”“偏要说”，偏要告诉这个自以为正常的世界，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狂人看到并相信，“跨过这一步”，一切便会不同，这一步，就从“说不能”开始。对“从来如此”的那一切，说“不能”；对吃人的筵席，说“不能”。他相信，“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狂人日记》不仅是《呐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鲁迅全部作品的总序。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延续在鲁迅及其追随者们后来的作品之中。比如“吃人”的问题、“立人”的问题、“看客”的问题、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被提出、不断被思考，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血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固然是一部经典，但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标本。它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由这个大门进去，开始了一条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茅盾说，读《呐喊》“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这是恳切实在的话，是读者与批评家的实感。但是说到光，我倒觉得将《狂人日记》比作“耀眼的阳光”还是不如鲁迅自己笔下的月光来得更确切。“呐喊”的力量，在那个漫漫长夜之中，划破黑暗，带来苏醒，但它甚至还不能作为黎明时的第一缕晨曦，因为“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知道，那一束叫醒狂人的启蒙之光，或许还是微弱的，但在夜色里，它是“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的慰藉和方向。

《狂人日记》之后：“坦然地……走，月光底下”

狂人醒过来了，但暗夜仍未过去。月光下的狂人是清醒的，但现实中的他也如年轻时的鲁迅本人一样，会寂寞、会消沉。鲁迅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他转而去思考更重要也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梦醒之后，出路在哪里？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经历着的苦痛，他想要寻求解决的方法。

其实，在《狂人日记》前面的文言小序中是有个交代的：“余”去探望狂人的时候就得知他“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对于这个结果，研究者已经争论了一百年，大家追问的是：这个“赴某地候补”，究竟意味着狂人恢复了常态，还是隐埋了内心？这究竟是他的堕落或投降，还是他的自暴自弃？难道，是他选择潜入暗夜，在隐忍中继续苦闷的摸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鲁迅那里去。

事实上，狂人之后，鲁迅笔下还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人物。包括夏瑜（《药》）、N先生（《头发的故事》）、吕纬甫（《在酒楼上》）、疯子（《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以及实有其人的范爱农（《范爱农》）。他们并不都“狂”，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孤独者”魏连殳。

魏连殳的古怪和另类是闻名乡里的。他样貌奇特、做事不拘常理，言行都是“老例上所没有”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祖母大殓的仪式上，他不像一般孝子贤孙那样规规矩矩地哀泣，而是突然迸发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这一哭，也是哭自己。旷野中的悲哀寂寞和深刻的孤独，是在鲁迅笔下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正是这个孤独的怪人，失业碰壁走投无路了很久，最终突然从政，“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了。在常人眼里，他“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每天“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鲁迅的笔墨却并不重在这些狂怪异举，而是字字血泪地描画他的孤独。在魏连殳写给“我”的绝笔信里，他说：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魏连殳的自暴自弃源于彻底的绝望，他终于在这条自己选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堕落，事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成为旧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好”了的那个魏连殳，会是那个“赴某地候补”的狂人吗？

《孤独者》当然并非《狂人日记》的续篇，但是，在鲁迅的心里，狂人的去向和魏连殳的出路必定是有关系的。而且，在亲身经历了“五四”落潮和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之后，1925年写作《孤独者》时的鲁迅只会比1918年发出第一声呐喊的时候更增添了悲愤和无奈，对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也必有更多更深的体会。

与魏连殳殊途同归的还有鲁迅的好友范爱农。在现实中，范爱农可能是一个比鲁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觉醒者，这一点从他们在东京为是否因徐锡麟被杀而给政府发电报的争论当中就可以看出。但就是这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范爱农，同样逃不出走投无路的困境：从学界失业之后“什么事也没得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只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并且相信“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范爱农最终的“直立”姿态让人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折不弯和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这无路可走的真实状态，就是鲁迅在狂人醒来之后提出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问题。当初，在钱玄同动员鲁迅写作的时候，鲁迅曾以“铁屋子”的寓言征问过他这位激进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虽然最终，因为“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的希望，鲁迅开始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来，这个疑问始终没有被他所淡忘。

在鲁迅的笔下，从一开始出现的就是那几个“较为清醒的”“不幸的少数者”，他们在他的笔下，无不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且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灭。这并非是鲁迅冷酷无情，而是作为思考和写作者的他其实也并没有寻到出路，他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物预设一个完满的结局，因此他选择用清醒的笔写出这无路可走的痛苦。

同样处境的鲁迅本人，也正是在这没有选择的境地中做出他的选择的。他常常绝望，但也常常勉力而行，来克服和反抗自己的绝望。就像他在《孤独者》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与自暴自弃或幽愤颓唐相比，鲁迅的选择既简单又倔强。他选择“走”，选择行动。即便仍然走在“月光底下”，走在暗夜中，但只要还能“走”、还在“走”，就仍有希望。就像他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句话，或许正是鲁迅本人对于当年“铁屋子”之问的自我解答，甚至也是他一切写作与思考的基点。《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在“月光底下”的道路上，一直孤独顽强地前行。

现在，这月光穿过一百年，照在我们前面的路上。

（作者：张洁宇，著有《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等。）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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