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名言警句】《一代盐利于成龙》专题报道(9):不以温饱为意志，不负天理良心。

——本报独家专访《于成龙传》作者王晋川

有人说读好书就像结交高尚的人。从11月11日开始，本报独家连载了陕西本土作家王振天执笔的《于成龙传》，让我们窥见成龙不平凡的一生。不久这部传记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周，记者为了进入王晋川，甚至球的精神世界，奔赴运城。出发前特地来找20多万字的传记书稿不知不觉就看完了，但还是觉得心不在焉。(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作者以独创性的时代视角和恰当的辨析，让这一盐理从历史深处走过来，为我们提供了对纠正社会风气大有帮助的清新读本。(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他穿着上衣，态度谦和，真诚热情地对待人。他的书桌上堆着成龙诗抄、摘马等厚厚的书法习作。从那气势风骨来看，与湄公河柔软的笔墨有些相通之处，豪放中不失委婉的约定，温柔中映出强大。

王晋川，1968年出生于陕西万英，目前在运城广播公司工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运城作家协会理事，《吏事千秋》 《天理良心》 《龙争虎斗中国史五代十国传奇》 《龙争虎斗中国史宋朝传奇》 :010

客观评论

用质疑的眼神看大众

一些读者说，他们被《于成龙传》感动得流泪。写给大众的时候，王振天会有什么情感变化？你曾经流过眼泪吗？

他说自己没有因此流泪。为什么会这样？“第一次写在公共上的时候，我满怀疑问地望着大众，非常小心，不要被古人欺骗。所有的细节我想问几个原因。有夸张、美丽和虚构吗？这不能流泪。但是后来，逐渐被大众感化了。特别是大众晚年受委屈，我心里也很难受。他写的几段文章，例如《于成龙传》 《祭母文》等，有些文章很感人。康熙皇帝写的几封诏书中，有些令人感动。”最后拨云见日，解开了一个疑问，他发现公众的廉洁一点也没有掺假。

那么，他是如何与这廉吏结缘的呢？“2000年央视热播的《请假归葬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一集都看完了，不仅记得他，还记得演员二万年的浑厚声音。之后在网上查过科工的传记，但简单地看了一眼就放下了。(莎士比亚。温斯顿。网络名言。)2006年，运城政协编纂了《一代廉吏于成龙》，分配给他“名利权”，写完后取名为《河东文化丛书》。“写了几十位官员，通过盐利、凌利、著名官员、酷利、酷利、酷利、酷利、酷利、酷利、酷利、酷利、酷利写作，我对中国古代官员有了一定的了解，心里敬佩对一方有益的廉利能力。”(莎士比亚。)

2008年，吕梁市政协将出版《吏事千秋》本书，王振天在周宗琪、权文学等作家的推荐下撰写了《成龙传》。

“我认为，能以写作的形式向大众表达一点敬意真是一大福气。”他笑着说，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夏天去了吕梁一次。

“网络资料不少，但很零碎，所以收集了一堆，没日没夜地读。后来在一个旧书网上找到了《吕梁文化丛书》和《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写作过程主要是查资料有困难，小细节往往花费很多时间，比如大海捞针，最后查明的也只是平淡的叙述。(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虽然每天写文章休息，但很注意调整，但还是有了小病，看不到狼狈。这本书出版时定为《于清端政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对记者说，2012年手头的《天理良心》本书太少，不能全部赠送朋友，所以把稿子上传到网上，没想到竟然结识了投资青龙廉政花园的吕梁企业家高林青，引发了这之前的第二次改编。(威廉莎士比亚，《美国电视剧》，政治学、政治学、文化院)

“在林青哥的支持下，重新阅读资料，如果有疑问，就和他沟通，发现原来《天理良心》中的很多错误和不足，一一修改和补充，并且对公众有了更深的了解。(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真理报》)最后，将原稿定为《天理良心》，提交三进出版社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合著著作集《于成龙传》和《于成龙集》 《明史》 《清史稿》 《清史列传》 《国朝先正事略》 《永宁州志》 :010

2014年，《中国通史》被列入“三晋100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在此之前，他调整了题目和章节名称，从头到尾再次修改，减少了个别章节，调整了个别词组。

“我的第七本书《清稗类钞》即将出版。还参与了《读史方舆纪要》中《历代职官沿革史》的编写工作，尚未完成。写作主要是把时间花在工作休闲上，基本上没有特别请过假。”王晋川自评说：“作品风格像和朋友对话一样亲切，但实际上是网络作家的风格。”写作尽量平和、通俗、有趣、符合史实，绝对不是虚构的，不准确的用来探究语气。" "

他说：不想成为什么大作家，想成为好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人。“当然，成为作家也可以。”

千里良心

愚公一生坚持这个信念

共生45岁出官，官位23年后从七品行政县晋升为极品省长，受到朝廷各级官员和广大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以官职考察他的为人，对我们的后代会有很多启示。

“我认为主要有五种：节俭、热衷公益、勇敢做事、顾全全局、对别人行善。”王振天分析说，禹公出身并不贫穷，家族历代都是富裕的乡绅，但清高节约是其家风，不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当时官员的工资比较低，但群众存的钱都花在公益慈善事业上，没有给家里补贴，但那家人经常捐出家产救济饥荒。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大慈善家，很特别

是长子于廷翼，最多的时候曾同时救济几千户人。

“现在人们热衷于宣传廉吏，反而忽略了于家力行慈善的历史事实。而且，于公并不是那种只知埋头工作的书呆子官员，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经常关注全局，替上级出谋划策，因此深得赏识。”他还发现，于公不贪图财利，也不留恋功名，不仅常在诗作中流露出急流勇退的情绪，也多次付诸行动，向上级和皇帝上书，要求辞官归隐。但在特殊的战乱时代，他的请求一直未获批准，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赴任时，于公曾顺道拜访当年学友，说了一段传诵后世的上任名言，发誓不以温饱为志，不昧天理良心。在于公心中，效忠于一家一姓只是片面、狭隘的“忠”，传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致力于恢复太平盛世，才是“大忠”。

“反观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污吏，有几个是没才能的？只因他们心中没有这道‘天理良心’的道德底线约束与匡范，所以再大的本事，都可能会用在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邪门歪道之上。”

“于公是个办案高手。他的真正名声，就是在黄州府任期内治理盗案创造的。不过他曾表示自己办案子并不神，只是个‘诚’字而已。他做得很努力很尽心，对得起‘天理良心’，对得起国家和百姓。”王振川十分愿意相信，一生讲究此信念的于公，完成了他的从政誓言，达到了他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王振川的眼里，于公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敢和上级顶嘴吵架；又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人，面对不正之风绝不姑息。他还是精明多智的人，面对繁杂政务总能想到有条有理的解决办法；是勇于担当的人，数次在危急关头都敢于挺身而出，破格办事；是宽厚仁慈的人，对属下的小失误能够包容原谅，而对百姓的疾苦，则经常伤心地泪流满面。他也是一位浪漫风趣的人，面对风花雪月、名胜景观，喜欢吟诗填词，完全是一副文人士大夫的情调。”他形容于公的外表是身材高大、目光如电，长相十分威武，特别是在晚年时，“白须伟貌”是其标准形象。

当于公去世100多年之后，晚清理学大师、名臣曾国藩老师唐鉴对其清廉、勇敢、仁爱亦非常认可和佩服，最后点出他是“吏者之师”，是官场上的大理学家，“于公虽不擅长理学的理论，但他是真正的实践家，把大理学家的理论都做到了。”

王振川说，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于公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安贫乐道

崇敬诸葛亮淡泊宁静之心

除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外，王振川近年潜心研究国学经典且颇有收获。他认为，国学，就是让每一位中国人活得更中国，活得更像中国人。他十分欣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言中所写的一句话：“研究本国历史者应对本国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

“于公平生很崇拜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是诸葛亮，座右铭即‘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其54岁时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

作为天津南开大学的高材生，王振川在大学时代学的是中文，但他还是最爱历史。起初发表作品，是1993年在《山西日报》发表的《唐朝山西的王姓诗人》。参加工作之初，单位办广播电视报，他写了不少评论，颇受欢迎。2003年至2007年，在《山西文学》发表过部分作品，后被评为优秀作家。

“我自己有点像书呆子，不喜欢升官发财，就喜欢读书听戏练字打拳，比较淡泊随缘。但出第一本书《吏事千秋》，写了一批名吏，第二本写于成龙，又是大廉吏，好像和历代官吏很有缘。”他说自己天生喜欢读古书，喜欢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网名即“清凉明心”。

“当初给《西湖评论》杂志投稿，主编是位年轻的佛教徒，经常给我一些佛教资料，解答一些疑难问题。我质疑了他好久，后来就渐渐开始信佛了。2002年，我开始创作第一部书《憨山大师传》，写完未贴出，在电脑里藏了多年。前几年上传至天涯论坛，受到好评，后被成都文殊院《空林佛教》杂志连载，现在还未载完，在佛教界反响还不错。”

于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熟读儒家经史，还浏览佛典道藏，可谓儒释道三教之精髓合一。他一生信奉“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又信奉因果报应、行善积福的佛道观念，总结出独特的“天理良心”格言。“按于氏家族的传统，也历来重视宗教信仰的教化。”对此，王振川深有体会。他认为，三教皆具备一种功能，那就是能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但又各具特色。

“佛教的根本道理是万法皆空，放下执著，教化人们解放思想，不要执著于固定概念。因果报应观念，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好处，可让人心存敬畏心。不过，佛教虽有可借鉴之处，却不教人如何为官，若研究做人为官之道，还是要多读儒家经典，学习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家突出社会责任感，告诉你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谈到道教，他认为涉及一个未解之谜，“于公在黄州为官时50多岁，身体瘦弱且常生病，凭这么一副老年文官的身板儿，却英勇善战，砍杀48个敌人，我猜测他在青年时代曾打过仗或学过武功，会是在哪儿学的呢？有人说，可能小时候上道教圣地——北武当山学过武功。”

“我觉得，安贫乐道，读书上进，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生活中应保持善心，随缘做些好事，日子会过得很快乐。在有思想压力的时候，尽量想办法抒发排解，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要自甘堕落。”他的目光柔和，语气平静，充满了哲思。

树清廉风

我们可借鉴明清官吏制度

“于公在罗城任期超限时，朝廷按照相应制度和程序，便会自动提拔。也就是说，只要你‘进了账就给你算’，如实录入官员功勋，所以当时的官吏制度很严密完备，也属于‘依法治国’，很重视制度建设，且在不断调整，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仅靠‘人治’。虽然，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但把很多缺点改掉了，只是比明代更专制，皇帝的权力更大一些。”王振川认为，明代有个缺点是皇帝经常“不上班”，皇子不好好学习。

同时，他发现历史上的山西官吏有个特点即能文能武，可“上马杀敌，下马草檄”。

王振川总结道，于公的天下第一廉吏，一是自己主观的养成，二是特殊环境的养成，三是时代需要的养成。即内因加外因共同塑造使然。于公被举“卓异”之后，客观上就需要好好保持此名声，坚持原来的做法，这是社会塑造的一面。再后来，国家社会都需要廉吏，也需要树立最好的典型，对他的宣传很多，也外在地塑造了这个天下第一廉吏的形象。

“现在很多人，刚开始工作时，也都有做好人好官的初衷，但往往顶不住诱惑与压力，慢慢就随波逐流了，有些还会变本加厉。”如何改变这个局面呢？他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教育，不是惩罚，而是改善用人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能像清朝官员和皇帝提拔于公那样，早早把一批埋头苦干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来，让他们和其周边的人看到希望，很多人就不会自甘堕落了。至少，有70%以上是选贤，30%以下是照顾关系，社会风气都不会太坏。

王振川还有一个新发现。于公升官快，不仅仅是由于康熙皇帝本人的眷顾，和名臣魏象枢的秘密举荐也有很大关系。但魏象枢为了防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于公去世后才在吊唁诗中写道：“当年荐草曾闻否？历尽平生一语无。”所以，于公在世时，根本不知道魏象枢帮过自己的忙。而且，魏象枢曾提出整顿吏治，康熙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通过写于公传记，王振川对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和官吏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以前，我们把封建社会说成一团黑，是万恶的，没有看到人家的优点。明清时代的官吏制度有很完备的一面，应该借鉴。树立清官典型的方式也很有意义。不过，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风气。要让人感觉到正道好走，邪道不好走，这就是好风气。让人感觉正道走不通，邪道反而快，这就是坏风气。诸葛亮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句话里藏了多少感慨啊！”

在作者王振川的心中，同样也藏有无限感慨。他讲道，清官于成龙的做官信条“天理良心”，重新树起这样的清官形象，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作用。

本报记者 李尚鸿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