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西安一家live house穿着红色衣服、留着卷发的庞麦洛最终登上了他的专业演出舞台。以前,100韩元的票只卖出了20多张,低于预期,他有点沮丧,一度想违约。
2014年夏天,《我的滑板鞋》首歌曲迅速烧毁了这座陕南小镇青年。在大街小巷传唱他的“摩擦”、“摩擦”时,自称“90后”、“出生在台湾”的约瑟夫庞麦郎突然露出了身份证。1979年出生于陕西汉中,原名方明涛。2015年,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自2016年初杭州推出“回归”以来,整整一年,庞麦郎都辗转于国内1234线城市的live house。他还在创作和写——。例如,在《蜡笔小新》首歌曲中,他写下了过去漂泊时在火车站停下的感想。新歌《甲号街的夜曲》里说:“我想唱批判肮脏灵魂的歌。我想写一首批判现实无赖的歌”。这与他首次进入社会的“骗钱”经验有关。
但是观众似乎越来越少了。
在一场演出的台下,视频直播,一组名为“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微信中发现了照片,表演者们断断续续地从演员中故意不搞笑的节点发出笑声。在舞台上,庞麦郎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行走,耸耸肩,有力地演唱了——。动作生硬,但看起来慢了一个多小时,但一个多小时的演出,9首歌换了6套衣服。请了四个伴舞和外形。
“时间会给我答案。”他在歌词里写过。现在,最生气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坐在西安的家里,庞麦郎说:“2014年(我的)滑冰是我最理想的状态。”
2016年1月在重庆站live house演出的庞麦郎。彭派新闻记者张卫图
创作
庞麦郎顶着10个月前“首演”时的发型:卷发、中断、头顶塌陷。为了拍好照片,他首先坚持“做头发”,把《www》记者扔在家里,然后一个人去理发店。不到20分钟,蓬松的头发回来了。
他在某中游小区朝北的三居室,11月的某一天,烟雾笼罩了整个西安城市,房子外面一片灰白,房间里没有暖气,看起来很阴森。
这里是他家兼工作室。三房、两房、第二位的房间,客厅里放着三张小圆桌子和椅子,两张桌子。一间卧室里放着一张床,没有放家具,衣服堆在窗户的阳台上。其他卧室的角落里堆着演出海报和演出服。还有一间,空着。
公司被称为“汉克顿”,尚未注册。2015年6月,他以“舒尼丘克约瑟夫汉庞麦克郎”的名义注册了新浪微博。他对公司的介绍多达25个字:“联合国门多拉斯图州约瑟夫市汉克顿唱片无限责任公司”。目前球迷超过17万人。
从表面上看,这个房间几乎没有音乐创作的痕迹。——没有乐器,没有舞蹈室,没有录音室,也看不到一张乐谱
“没什么事的时候,我想创作,写歌,把拖把椅子坐在窗前。”“创作”是他与记者谈话时最常出现的词,很难有比这个更能引起他兴趣的其他话题。“有时候先有旋律,再有歌词。我用脑子记录旋律,录音,发给编曲公司。(在《莎士比亚》中,《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和“莎士比亚”中的“莎士比亚”。)说起来,他的双眼闪闪发光。
日常生活的庞麦郎。彭派新闻记者张卫图
他手机里有400多个录音。——从今年6月到11月都是他哼的歌词片段,有几十秒、一分钟、两分钟。
2015年媒体发表“谎言”、“脾气怪异”的报道后,拒绝了很多采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回顾那段时间,他说他一直在创作。
其中包括找云南、台湾、工作室录制新歌、找导演拍摄新歌MV——等,主张台湾MV导演拍摄的MV更精彩。从台湾带来的那套红色西服花了5000韩元买的,现在是他演出的御用服装。
在台湾呆了三个月后,他于2015年9月回到西安,此后会见了现场屋游的策划人“白晓白”。
1992年出生的白晓白,陕西富平,高中学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但想做音乐。在认识庞麦郎之前,他摸索了三年,拍摄了自拍mv和录音歌曲,制作了专辑。“很low,但那是我的梦想。”
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艺名,但除了担任录音公司的助手和公司宣传片外,几乎没有机会进一步介入音乐圈。
直到在西安唱片公司工作,认识庞麦郎后,两人觉得“见了一点,恨得晚了”。
2016年1月,重庆站演出前的庞麦郎。彭派新闻记者张卫图
梦想
庞麦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籍无名,渴望成功。
>他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陕西汉中宁强县南沙河乡长大。关于故乡的记忆,他首先提到的是一种叫“水沙”(又名沙棘)的植物,“很直很直”。这种矮株植物野生于山坡、田野边,生命力极强。在歌曲《孩童时期》里,庞麦郎描写了有关童年和故乡的纯真场景:“我们在黄昏下诉说这个夜晚,我们在黄昏下把稻草当成箭”。庞麦郎解释说,跟很多男孩一样,童年时期的他也比较贪玩。创作灵感正来自于此,“我们在黄昏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把稻草当成箭,拿稻草甩。”
他甚至给自己的家乡汉中起了个名字“加什比科”——一个在字典里也无法查询到的词语。他说原因是,“汉中”无法用英文表达,而叫“加什比科”就方便多了。
在先后几次接触和采访后,庞麦郎向澎湃新闻重新介绍他的经历称:从小就喜欢音乐,在汉中读到高三后辍学创作音乐。除了坚称1990年出生外,他不再坚持自己是台湾人。
上高中时,他曾买了一本书,上面有歌手拿着吉他的图片。“我想要是将来也能拿着吉他,可能我的人生会有一些改变。”他也去买了把吉他,可因为不会弹,最后只好闲置。
在庞麦郎表弟的记忆里,表哥特地买了个复读机听歌,家里一大堆磁带,“小时候去找他玩,经常就见他戴着耳机听歌,边听边学。”
庞麦郎称自己高三退学开始创作音乐,“退学是怕耽误我的时间,我想做音乐。” 2008年,他曾断断续续在KTV做服务生,给顾客开话筒、放话筒、开灯、开电视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什么的都做过。”
在歌曲《我将停留在哪里》,他写道,“那是一个夜晚,我离开了家乡,那是一个夜晚,我在海角天涯”。这两句让白晓白感动不已,“这就是他的经历啊,他坐着火车去了北京,一个农民工,背个被褥,拿个蛇皮袋子,去了远方离开家乡。”
2016年11月,在西安街头唱滑板鞋的庞麦郎。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几年前,背井离乡的庞麦郎也在打工攒钱,按其表弟的说法,他“凑够编曲的钱了,就去找人编曲”。2012年,他在西安见到白晓白时,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全是写的歌,“看样子像是很久的本子了。”
在表弟眼中,庞麦郎不喜欢别人来安排他的生活和事业——家人曾劝说庞先找个稳定的工作,同时做音乐,“他是不听的,他也不反驳,但还是按照自己的来。”
在音乐之路屡屡碰壁之后,庞麦郎突然火了。
遇到粉丝合影,庞麦郎几乎从不拒绝。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火了
2014年7月28日。对这个时间,庞麦郎几乎脱口而出。这一天,他在汉中一家网吧听到有人放《我的滑板鞋》,接着就接到一个电话,虾米音乐要采访他。
当年5月,庞麦郎在虾米音乐网上传了这首歌,歌曲讲述一个追梦故事,朴实动人。这是他从2008年开始创作的歌曲,他自称那时刚离开学校,想做一个艺人。
想做艺人的庞麦郎看起来貌不惊人:他个子不高,有着一种长期营养不良的消瘦,说话时羞涩而拘谨,走路时用脚尖着地,身体跟着一颠一颠。
后来给《我的滑板鞋》制作了MV的“虾米音乐人”员工Lingo记得,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非常非常非常害羞的一个人,穿着打扮也跟现在不太一样,讲话头也不怎么抬,给他拍照也挺局促的,不知道要摆什么姿势。”
实际上,《我的滑板鞋》是在争议中走红的。
有人被它打动,比如杭州酒球会的老板大钟。“我从小学音乐的,到现在也在做音乐,包括玩乐队。现在流行音乐大多是假的。我觉得庞麦郎能感动我的就是真诚。因为唱片行业往往就是大众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满足大众需求。庞麦郎不是,他是发自内心的,‘我想写什么东西,我写出来,你们来适应我’。庞麦郎的有些东西,就是小说。”
大钟说,听到那句“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时,他哭了。那时,他坐牢,也离了婚,失去很多东西,“我觉得真是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有时我是靠他的歌给我安慰。”
当然,关于这首歌和庞麦郎本人更大的争议来自唱腔、音准、节奏——有人评价“方言浓重,音准不行,节奏错位,根本不是音乐”。即使是大钟,也认为庞麦郎想要长期发展,需要“培养”,回归音乐性,“节奏和音准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在《我的滑板鞋》走红之前,庞麦郎曾找到云南一家名为“诺尔梅克”的多媒体创作公司录制这首歌。
让“诺尔梅克”音乐制作人董衍印象深刻的是,庞麦郎有个小本子,写满了歌。“里面有各种奇怪的歌词,倒不是说脑洞大开,但是好些词语是大家想写又不会写的,可以看出他文化不高但是想象力丰富。”但说到唱,董衍觉得他就是外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唱歌,音也不准,节奏也不行,音律对他来讲完全就是外星体。”
但这首歌仍然爆炸式传开了。森野是浙江的一名大学生,也是一支校园乐队的鼓手,他评价庞麦郎的歌曲:“带点嘲笑,带点愚弄,歌词比较朴素,但又能很直白的表达一些想法。比如他有一首歌是‘我想跟你回故乡,手牵手好喜欢’,‘好喜欢’就感觉像小学生作文似的,但就是能写出那种感觉。”
《我的滑板鞋》校园版MV制片人李达第一次被推荐听这首歌时,以为是一首特别小清新的歌,“第一句出来后,当时就惊呆了,石化了。”
这首歌被和同样在2014年推出的《小苹果》、《小鸡小鸡》并列“网络神曲榜”,它们都朗朗上口且容易传播。但《我的滑板鞋》的走红更像个巧合。
“我相信其他人在做一些企图让它成为流行的歌时,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旋律都会用到大数据的原理。”Lingo说,但《我的滑板鞋》这首歌“红起来他自己应该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红”。
“它比神曲更有趣。因为神曲多数属于男欢女爱,我爱全世界全世界爱我,歌词也没有什么营养,旋律也就是‘嗒-嗒-嗒-嗒’没有很多新鲜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的编曲和歌词里边做到了。”森野对澎湃新闻说。
虾米音乐拍的MV是如今唯一被庞麦郎承认的“官方MV”。影片中,他过着一种美女环绕、纸醉迷金的生活,片子最后,他拎着箱子坐在车站等车,三十三场演唱会的海报已经张贴在公交站广告牌上。
Lingo说,这支MV可能很多人没看懂。“那是讲一个梦境”,她在电话中解释,“点睛是在最后,他醒过来了,在一个很普通的车站醒过来,然后继续自己平常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梦。”
一群来看庞麦郎演出的人。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super star”
那么,梦醒了吗?
《我的滑板鞋》走红后,Lingo觉得, “这个事情已经有点失控了,他对于成名的心态我估计也已经有点变了。”
2015年底,在舆论风波后消失又回到西安的庞麦郎,期待开场真正的演唱会。
白晓白决定帮他联系,但一圈联系下来,发现费用太高,“低于200万做不了。”演唱会做不成,白晓白转而想到音乐现场livehouse,这遭到庞麦郎的拒绝,说 “那种地方太小了,而且环境也不好”。
第一次见到庞麦郎,livehouse演出策划人Rockie很吃惊地发现,他对演出、对舞台的渴望度相当的高。“他看到舞台上的设备,很好奇。指着那个吉他问是干嘛的,那个鼓是干嘛的,就像个小孩一样。他越是这样问,我就越没底了。”
在跟Rockie见过后,庞麦郎暂时放下了做一场大型演唱会的执念,决定从livehouse做起。白晓白成为他巡演的策划者,他还给白晓白取了一个英文名“白瑞斯”。
没料到,2016年1月,杭州livehouse的首场演出,庞麦郎就以“假唱”登上了搜索热词。
Livehouse是一种与观众近距离的现场表演。为这次演出提供场地的杭州酒球会老板大钟说,livehouse的底线就是要“真唱”。演出时庞麦郎使用了原声伴唱,结果伴唱盖住了自己真声,在一些节点他又没跟能上节奏,最终被观众“识破”。
“放原声他也是真唱,很卖力,嘶声力竭的唱。”白晓白向记者解释,他希望能向观众说明这一点。让白晓白也感到矛盾的是,虽然庞麦郎不断强调“品质”,但他仍因为音准问题,不得不用原声伴奏。
主要靠自学、模仿以及经验和直觉来创作和演出,但庞麦郎坚持自己的判断,不愿轻易让步。
他坚持要为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麦当娜》选择一位外国女郎伴舞,原因是麦当娜是外国人。九首歌的演出中,他要求更换六套衣服,并请了四个伴舞——在他看来,这将提供更好的观看体验。然而因为更换衣服频繁,台下观众不得不苦等他的出场。
2016年 月,独自在舞台上排练的庞麦郎。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在给庞麦郎拍摄过MV的制作人李达看来,“庞麦郎有很多思维方式跟我们格格不入。”在MV中,李达给庞麦郎设置一个母亲的角色,找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庞麦郎说:“这个母亲又不是我的母亲,以后火了,不就觉得我在骗他们嘛?”
谈及于此,Lingo更多是理解:“他的入世跟我们可能也不一样,他的世界本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他其实是一个现代生活的闯入者,他人生的前25年是没有离开过自己故乡的。”李达说。成名之后,庞麦郎似乎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充满了不安全感,他离开北京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离开了上海,辗转不同的城市。Lingo记得,他每换一个城市都会换一个电话号码。
2014年,李达去了庞麦郎老家,路途遥远,第一天晚上到咸阳机场(西安),直到第三天中午12点半才到达他家。李达记得,由于不断有外人来采访,街坊邻居都觉得这里出了一个大明星,但事实上,庞麦郎的父母和邻居并没听过他的歌。
蹿红后,庞麦郎很长一段时间没回老家汉中——担心被媒体跟拍。后来,他和父母约在距离宁强老家几十公里外的汉中的一个宾馆里,像执行特殊任务一样见了一面。
李达觉得,庞麦郎特别介意自己的这部分被曝光,“他是一个需要在他认定的规则里面成为一个 Super Star的人。”
2016年1月30日,重庆站livehouse演出现场。庞麦郎穿着那件红色西服登台亮相,灯光齐刷刷地打在他脸上,他显得很兴奋,眼角的皱纹也因为笑容紧紧聚在一起。
年轻的上班族们脖子上带着红领巾、脚踏白球鞋排队入场,有人喜欢他的歌,有人则是好奇来看他这个人。一位当地记者向观众发问:“其实你来就是为了看戏吧?”
在登上舞台瞬间,200个左右的观众齐刷刷举起手机跟他一起唱。他的唱腔、舞步引发集体爆笑,台下陷入一种癫狂的情绪。
“我认为多数人是喜欢我的音乐才来听我的演唱会的……即使他们嘴上说不喜欢但心里还是喜欢我的”,事后,庞麦郎这样向记者解释。
庞麦郎给粉丝签名。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尾声
Lingo没有去看他的演出。
“害怕他在舞台上表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大家会去笑他”,她一直觉得,庞麦郎“最大的才华其实是在写词”,唱功很难讲,“如果用传统眼光去衡量,一般人确实接受不了”。
2016年,他写了几首新歌。有一首是《甲号街的夜曲》,写他对生活的不满:刚入社会时,他曾被骗子骗了钱,“这是很无奈的事,他们骗了钱之后,就跑了。”
在交谈中,他的眼神常常闪烁飘忽,想要抓住什么又抓不住;有时又流露出一种慌乱如惊弓之鸟的神色。
在他看来,过去媒体的报道破坏了他的形象和事业。“这导致我的知名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人看了报道之后,对我印象不好,听我歌的不听了,对我印象好的不好了。”在那段备受争议的时间里,他写下了《旧金属》这首歌:“所有人的目光都匪夷所思,所有人的话语都是关于我……”
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如今似乎与他如影随形。不管是小白,还是Rockie,董衍,每个人都从跟他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
2015年12月份左右,Rockie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给我感觉很朴实,没有很惊喜。他带点青涩,内敛。”但在接触后,Rockie发现,庞麦郎“给很多媒体很多场地合作方的感受是,他变成一个很随自己心情去确定事情的人”。
Livehouse巡演前,庞麦郎答应Rockie,在电台直播间做一个live形式的演出,但最后在直播间里,他拒绝了。“他说比较怕别人把他的声音录下来,放到网上去恶搞他。”在Rockie看来,这个理由“很奇怪”。
整个2016年,庞麦郎先后在杭州、西安、重庆、宁波、珠海、郑州、广州等城市一共做了24场LIVEHOUSE演出。据白晓白介绍,24场演出里,第一站杭州票房最多,有240多人,西安、重庆两场票房大约200人左右,再往后,平均每场25-50人。
2016年重庆演出前,庞麦郎和小白在重庆的街道上。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后来并不见得有一个持续的票房支撑,也许并不是那么值得看好了。”Rockie觉得。
让白晓白无法忍受的是,开演前两天,庞麦郎会对他说“看票房,票房好就去,票房不好就不去”。最终,没去成的演出大约有8场。
今年9月份,在云南昆明的一家LIVEHOUSE里,庞麦郎站在舞台上,台下只有7个观众。他唱了三首歌便离开了舞台。白晓白被主办方训了,只能道歉。
在董衍看来,庞麦郎苦日子过多了,莫名奇妙地红了,又被人利用,很难再相信别人。早在2014年圣诞,董衍应五百里城市音乐节主办方要求,想请庞麦郎来演出。“期间他也是变卦无数次,演出前一天我们都害怕他临时跑了,也不是说他耍心机,可以看出他被骗怕了,所以很没安全感。”
在庞麦郎走红的2014年7月,北京华数文化传媒公司与他签下合约。庞麦郎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我只授权《我的滑板鞋》做发行,但合同把所有歌曲的版权写在华数公司名下。他拿出合同,拿手里不让我看,就说这里签字,这里按手印,这里写日期。签了字我再拿回去看,后悔了,感觉是骗子。”
感觉上当受骗的庞麦郎离开北京、上海,现在他甚至不愿意提及这两个城市的名字,他也不再跟昔日合作的华数、李达等人联系。
2015年底,他在西安,试图找董衍给他办演唱会,但董衍拒绝了。“他随时可以临时变卦,随性,过于幼稚,这样的人无法合作啊。”
今年6月,因涉案不应诉,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能高消费,出行不能乘飞机。
Rockie认为,庞麦郎这一年演出的次数比他前一年要密很多,演出经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财富。“如果有人能根据之前出现的问题,给他做个总结,他能听得进去,也能去改善的话,那应该是他今年最重要的收获。”
但在数次演出反复后,白晓白也和庞麦郎分道扬镳了。
十个月前记者初次采访他时,庞麦郎的微信里有370多个微信好友,但因为不会使用备注功能,这些“好友”都无法分清彼此,事实上,大部分微信好友他都不认识,粉丝加他,他不拒绝,但也不太聊天;十个月后,他的微信好友已经增至3600多个了,好友列表里是一堆说不出姓名的表情和数字符号。
坐在空荡寒冷的房子里,他清唱自己的新歌。他说自己有很多朋友,但在跟他相处的近10天里,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甚至没有接到一个电话。
白晓白说,他其实挺孤独,没有什么朋友。
现在,他每天7、8点起床,在外面吃饭,衣服送干洗店,晚上12点之前睡觉,生活算得上稳定,住在西安,也不再换手机号。 “我没有任何压力,我只要把作品做好就行了。” 他认为,自己状态不错。
Rockie则觉得,他不太懂得去社交,慢慢变得有点“玻璃心”。“他骨子里还是蛮孩子气的,有很多点让我觉得很可怜。不管怎样,将来对他来说肯定会更艰辛。在互联网膨胀的情况下,他还会在我们的议论话题里有多久?”
“2014年滑板鞋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理想的状态。”庞麦郎弓着背,坐在家里唯一的桌子旁,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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