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名言花钱】鲁迅的支出：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买买送

民国时期的文人中，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高校讲课，通过稿费和版税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收入。一些学者认为鲁迅“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总收入接近12万韩元”(韩大强《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市场以银源为主要货币，物价上涨，但幅度比较慢。据陈明源称，1911年上海大米价格约为3.4美分，1元可以买30斤大米，1936年可以买6分以上，1元可以买16斤。以大米价格为参考，1元的购买力根据时代的不同，在今天的35 ~ 70之间(购买力计算准则见页面后注)。鲁迅的收入主要是1929年以后，所以他24年的总收入换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应该是500多万韩元。

24年完成了500多万的收入，总之鲁迅不能说“穷”。但是为什么鲁迅留下的印象不能说是“恩实”呢？

鲁迅从1912年5月5日开始进入北京，进入教育部工作，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的24年间，留下了8800多条日记记录。这些日记记录中当然没有写很多支出，但从留下的丰富信息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鲁迅花钱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威廉莎士比亚。)

大量购买书籍

在鲁迅日记里买书是鲁迅长期记录的内容。他不仅详细列出了买书的日期、书名和书价，还在每年《书单》的最后统计中详细列出了当年买书的费用。

鲁迅一生有多少藏书？据统计，“现存鲁迅一辈子藏书共有4062种，14000多本”(陈清庆《鲁迅藏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外文的很多，达3000多本。叶淑穗说，《鲁迅藏书概况》中鲁迅收藏的工作文件共有995种1889册，俄罗斯文件共有86种96册，包括德语、法语、英语等文种的西方文件，共有778种1182册。

外国文件的价格高于国内书籍。鲁迅曾经对内山说，他去商务印书馆的外文部征集订购的一本德文书，店员只收4元5角钱。(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读书》)(莎士比亚、温斯顿、《读书》)鲁迅认为：“如何说这本书应该卖40元以上，所以我建议他检查一下是否有错误。”因为这本书即使以40马克的价格换算，也至少是40-50元人民币(内山完朝《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6页)。换算成今天的物价，这本书的价格可以说是一千多韩元的“天价”，根据当时的物价，足够舒适地过一个月的中间生活。收藏这么多书无疑是非常奢侈的。

1929年以后，随着版税收入的增加，生活无忧，鲁迅图书购买费急剧增加，1930年花了2404.5韩元购买图书，1931年买书花了1447.3韩元。两年购书费3851.8元，根据鲁迅对曾战的说法，他每月在房租、伙食、佣人工资上花费约200元，这两年买书的钱已经足够生活一年半了。

(二)购买铭文、书法等艺术作品

买碑帖和书画祭品也是鲁迅支出的大头。

陈小庆说：“仅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鲁迅遗物就有美术作品(版面、素描、剪纸、国画、油画、书法艺术作品等)451件，拓版4317件，古代艺术品(如土牛、石宫、故宫等)70件。”鲁迅1926年到达厦门大学时，利用手中的石阁卓在厦门大学展示厅制作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出“大部分是六朝隋唐祖先”(《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第159期)。

为什么鲁迅对碑帖等古代艺术品如此迷恋？这有社会背景。

首先，清代是我国古代金石学集大成时期，大量金石名家金石著作涌现。各地文物越出土，学者和收藏家都越喜欢收集和研究金石拓片，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鲁迅生活的民国时期。文间流行碑帖，如果时代氛围是这样的话，鲁迅也必然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种爱好延续到鲁迅的一生。

西安碑林，玄秘塔费，只能拍摄这个效果。

1914年以后的3 ~ 4年是鲁迅收集维托的高峰期。他经常去玻璃厂等地观看购买，特别注意收集六朝桌面。自1917年以来，收藏减少了，但每年他仍然可以增加很多收藏。据日记记载，他只在1924年得到：河南新扬州出永元11年破砖桌面1个，瓷砖桌面10个，河南新扬州出；《厦大周刊》 4个，《吴[蔡]氏造老君象》个杂祖桌面4种；《张僧妙碑》和2个阴道，《苍公碑》个，《大智禅师碑侧画象》个；《卧龙寺观音象》两个拓本等等。

当时朋友之间交换、赠送桌面也很流行。鲁迅买了10份《石佛衣刻文》拓版，分发了李信才、季时(许树奖)、徐熙、海螺等。另外，徐寿上还捐赠了一个鱼龙瓷瓶、一个四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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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颜勤礼碑

其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一方面收入丰厚，颇为有暇，另一方面所处为社会教育司，鲁迅所主管的业务就是保存文化遗产，关涉于博物馆、展览馆等。研究这些古代文物的分布和保存状况，了解其内涵，注意其研究趋势是他分内之事。这就产生了《呐喊·自序》中我们所熟悉的段落，鲁迅寓居于绍兴会馆中“钞古碑”：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对鲁迅当时醉心碑帖拓片之事，周作人还在《抄碑的目的》中解释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因此，钞录古碑是示意对政治漠不关心以自保。

按照鲁迅日记，每张拓片价格在数角至一二元不等，如1915年12月5日下午往留黎厂买高庆、高贞、高盛碑,《关胜颂德碑》,《比丘道造象记》拓本各一枚,共三元，12月11日午后至留黎厂买王僧、李超墓志共三枚，三元五角，12月《西门豹祠堂碑》并阴二枚，一元五角；《曹恪碑》一枚，二元。无论是何种原因，鲁迅一生搜集拓片四千余份，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三）引进和推广版画

1930年，张中孚寻访拓印南阳汉画拓片，请时任河南博物馆张关百益撰成《南阳汉画像集》。鲁迅阅读之后，大感兴趣。1935年至1936年间，鲁迅通过友人台静农、王冶秋转托杨延宾等人在南阳一带寻找碑拓，除第一次寄给鲁迅的十份样品外，又分四次寄给了鲁迅，总计二百四十一幅（含样品）。当时鲁迅要求用比宣纸更好的连史纸拓印。在收到样品以外的第一批65张拓片后，鲁迅夸赞这些拓片“纸墨俱佳”。鲁迅得知南阳城北魏公桥、七孔桥除了桥上栏杆有画像石以外，桥底水面上下石基亦有图案，他连夜回信说：“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固无妨也。”孰料两个多月后，鲁迅即逝世了。

这次搜集南阳碑拓，看起来似乎是鲁迅早年搜集碑帖的继续，但实际上，意味大有不同。

早年鲁迅搜集碑帖，所研究的仍然不离清代延续下来的金石之学，但是到了此时，他的目的转为通过研究汉画像来探索版画发展之路。1935年，鲁迅在致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他很可能是希望通过研究汉唐时期的石刻、线画，寻找出一种取法于中国古代艺术、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新式版画技巧。他说“我的意思，是一位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流行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版画即以刀或化学药品等在木、铜、锌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鲁迅所主张的并非古代时就已经存在的复制版画，而是寄托有艺术家现实情怀的创作版画。

建设，维·斯达耶柯夫，纸本黑白木刻，1934，中国美术馆藏

1928年鲁迅、柔石等建立文学社团朝花社，这成为推广版画的一大阵地。鲁迅说，“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们的注意。”他认为，版画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反映出“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对版画的热烈欢迎，其实是他在《摩罗诗力说》所要求的艺术之战斗性的再次强调。

之后，鲁迅不断开拓中国现代木刻运动。内山完造说，他利用鲁迅的藏品，在北四川路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世界版画展览会”，“据说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有人举办版画展览会。”(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3页）1931年，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来上海旅游，他是东京成城学园的手工老师。在鲁迅的努力下，内山嘉吉为十三名青年开设了木刻培训班，鲁迅亲自充任翻译。

此外，鲁迅还自费编辑、出版多种版画集，购置大量中外版画等等，耗费了大量钱财。内山完造记录道，俄国大使馆运来了数百种大小的木刻画，由俄国大使馆主办，在中国各地举行木刻画展览会，“鲁迅先生也接到了使馆方的邀请，……每次参观回来，心情总是大好。”鲁迅对内山完造说：“我看到很多作品都想买下来，可是一幅画就要五十元、一百元，我的钱包实在是负荷不了呀！只定了四五幅，等送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签收下。”（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页）

鲁迅与内山完造

1935年11月，鲁迅致孟十还信：“那本画集（即《死魂灵百图》）决计把它买来，今托友送上大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买下为托。”虽然鲁迅的藏品不是件件都像俄国木刻画、《死魂灵百图》等动辄上千（折合如今物价），但数量如此庞大，不知鲁迅花费多少金钱才能收集到如此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极其喜爱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他在《写于深夜里》中说：“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the 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做《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牺牲》，是为了纪念遇害的青年作家柔石。

牺牲，珂勒惠支，网络图片

鲁迅对珂勒惠支的版画如此喜爱，以至于斥巨资进行购买。他日记中记载：1931年4月7日上午，托A.Smedley（史沫特莱，鲁迅说史沫特莱与珂勒惠支原极熟识的）寄K.Kollwite（凯绥·珂勒惠支）一百马克买版画。5月24日下午收Kollwitz版画十二枚，值百二十元；7月24日下午得Kollwitz版画十枚（《纺织工人暴动》六枚，《农民战争》四枚），共泉百十四元。折合成如今物价来看，这些艺术品虽还未到“天价”的程度，但也算是“价格不菲”。鲁迅在其中的财力投入，可想而知。

珂勒惠支，面朝右侧的自画像，纸本石版，拍摄于中国美术馆

（四）购置房产与补贴家用

鲁迅对住房的要求颇高。在北京期间，鲁迅有两次购房。1919年购下北京西城的八道湾院子又加修葺。这座院落规模不小，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曾是周作人学生的任访秋提到这个宅院时说，“八道湾位于西直门内，街道比较偏僻，大门里有一株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即哗哗作响。”可见宅邸之宏大。

这座宅子的购房与修葺费用达到4000元，其中固然有卖掉绍兴老屋的钱（就是《故乡》的那次），但也掏空了鲁迅的积蓄。1924年，鲁迅因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等原因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又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21号小院，房款1000元中倒有800是借的。

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只租房不购房。但他手头宽裕以后，希望能租到好房，这种房子的租金相当昂贵，他在1930年4月8日日记中记载，北川公寓的“顶费”一项就要交500元。吴建华说，“所谓顶费，就是旧时上海租住，须向原住户付一笔作为让渡承租权利的酬金。”（《鲁迅收入与消费考据》，《求索》，2006年第9期）。郁达夫曾说:“一二八战事后，他从京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的贵，生活方式也比较的奢侈，因而一般平时想要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象是发掘得了至宝”（ 郁达夫:《回忆鲁迅》、《文人笔下的文人》,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36页）

除了房费以外，鲁迅作为家中长子，必须为母亲鲁瑞、名义上的妻子朱安和弟弟们的生计考虑。他的收入很有一部分拿出来应付家用。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之后，鲁迅手头宽裕，每月给在绍兴的母亲和妻子等寄去生活费100元，这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许广平还说，“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花登正宏指出，按照1912年7月、1917年12月的日记记载来看，他每月还要给弟弟周作人夫人的娘家即羽太家寄“日银十圆”即10日元补助，可以印证许广平之说。花登正宏又说，1912年，日本警察初次任职的月薪是15元，1918年才涨到18元，当时可供3、4口人的家庭居住的房屋的房租不过9日元，可见鲁迅为羽太家分担不少压力。（花登正宏著，解泽春译：《鲁迅的经济生活》，《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这种说法可作参考。

周作人回国后数年，谋得了北京大学的职位，也来到北京八道湾。鲁迅对这位弟弟非常照顾。如果是读过周作人散文的人，一定记得他写的《山中杂信》《西山小品》等闲适文章。但许广平眼里可根本不闲适：“ 1921年6月，周作人患肋膜炎在西山碧云寺静养一年，他日夕需要佛书披览，鲁迅就三天两日地奔走于城乡之间，仆仆于佛书的输送。劳累之余，自己也患项痛，也大病过一阵。过不几天，又照样地为之奔走了，真是铁打似的。不但这样，回来还要译稿换钱给西山疗养的人设法。”（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周作人的闲适背后，是鲁迅的奔走操劳。何况1921年、1922年间，教育部拖欠薪酬，鲁迅的收入本就不高，年入连名义薪酬的一半都拿不到，在家用上捉襟见肘。

对周建人，鲁迅也非常大方。两家合住时固然鲁迅多分担生活费，时而还有金钱补贴。1929年鲁迅向北新书局追讨欠发的版税成功后，手头宽裕，11月25日即“以商务印书馆存款九百五十元赠克士”。一次性就送给三弟九百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周建人，网络图片

说起来，鲁迅的生活态度从来都不算吝啬。自从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以来，鲁迅的花费看不出特意地严格控制。他并不一味追求省俭，也曾购置一些比较昂贵的生活用品。比如1921年的日记中就记载，他购置30元的皮裘一袭，还去瑞蚨祥购买16元的斗蓬一袭，20.8元的马卦一件。北京冬天天气寒冷，因此在经济宽裕的条件下，鲁迅不吝于购置这些价格不菲的物品。他也常在北京的著名饭庄如广和居、大陆春、宣南春、同和居等吃饭，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西餐颇有兴趣，常去一家名叫益锠的西餐馆“食面包、加非”，“食欧洲饼饵”。鲁迅日记中常常记载购买“饼饵”，往往都在一元以上，如今看来也不便宜了。

不过，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花起钱来，比鲁迅狠得多。与周作人等同住八道湾时，有一段时间由羽太信子主持家政，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全数交给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挥霍无度，竟然到了要借债度日的地步，使鲁迅在金钱上的压力很大。这可能也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的由头之一。

（五）帮穷扶困

虽然鲁迅因为少年时在绍兴老家时的遭际，对亲戚颇为冷淡，但对于关系比较密切的亲属，包括妻子朱安的绍兴娘家，也有一些关照。

此外，鲁迅的大量钱财用在帮助、接济穷困青年学生上。在1914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商契衡来谈，言愿常借学费，允之，约年假百二十元，以三期付与，三月六十元，八月，十二月各三十元。”他答应每年为商契衡提供120元学费，折合如今的物价，大约超过5000元钱。

对青年的这种帮扶成为鲁迅一生的习惯，许广平说，“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鲁迅曾经提供过经济帮助的青年，仅在日记中提及的就有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廖立峨、柔石、张友松、叶紫、萧军、萧红等许多位。他常常资助各种青年组织、为年轻人的展览捐款，还曾对左联交款。

对身边的朋友，鲁迅亦不吝钱财。1929年8月10日，许钦文来信告知陶元庆于6日午后8时逝世，年仅36岁。这是鲁迅非常重视的一位画家朋友。9月8日，鲁迅直接交给许钦文三百元，为陶元庆买冢地。这笔钱折合成现在的物价应当上万。

鲁迅有多部作品使用了陶元庆设计的封面

增田涉曾回忆说:

他热爱青年，总是站在青年一边不惜一切给予援助。受到政府方面压制的青年在逃跑时来要钱他就给，记得是比那时(1931年前后———笔者注)稍早一点儿，有一次他给我说，到现在差不多拿出了八千元到一万元左右吧。（花登正宏著，解泽春译：《鲁迅的经济生活》，《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在1931年以前，鲁迅就拿出八千到一万元赠款。如果把鲁迅在1912—1936年间的总收入按12万元计，其中大约3万元是1932年及之后的收入，这就意味着鲁迅接济他人的钱款占总收入的1/10，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笔小数目。

以上诸项，除了购置房产、家用之外，其他四项是平常人家所不常开支的。但作为艺术之导师、文学之巨匠、青年之领袖的鲁迅，却在这些方面花费了大量钱财，这对他的生活水平必然有不小的影响。也只有这样博学、这样胸怀的鲁迅，看起来才能像陈丹青所说的“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吧。

注：

鲁迅生活期间的一元钱，折合成如今的物价，说法很多。如果按购买力来算，陈明远认为1911年，上海米价大约为3.4分钱，1936年涨到6分多。但根据鲁迅日记，1931年鲁迅买米每次都是买50磅（1磅=0.9072市斤），价一般在5元9角，合每斤1角3分左右，1元钱只能买大约8斤。当然，可能米有优劣，店面有薄利厚利。

王锡荣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谈到，对鲁迅的收入进行判断时，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工业品价格很贵，而农副产品相对便宜。以当时的普通饮食价格与现在的价格作比较时，可能会夸大鲁迅的收入水平。比如鲁迅和许广平刚到上海时，通过“包饭作”（相当于路边小饭店）包饭，每餐三菜（二荤一素）一汤4角，二荤一素2角5分。这相当于炒菜，不是现在的盒饭快餐，换到现在来看，50块钱不一定能拿下，这样就会换算出1:200的比率，实际上不能以此为准。1927年鲁迅在厦门购买箱子一个，5元。现存鲁迅与许广平到上海时用的小皮箱，怎么看都不值上千元。

第二，王锡荣认为，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哪怕按照1:50来计算，鲁迅在上海期间月均收入超过600元，也就是3万以上收入，但实际上鲁迅的生活水平却赶不上今天3万收入的上海人（忽略房价问题。当时上海的房价虽高，但与现在的上海房价没有可比性。鲁迅1933年春搬入大陆新村，房租大约45两，约合60余元，是鲁迅月均收入的1/10）。当时《世界日报》四版，1元2角，鲁迅所自行编印出版的书，每本1元左右，《北平笺谱》六册，收录332幅作品，定价12元，如果按照1:200的比例，一份4版报纸就是8块钱，书就更加天价了。他购买的那本德文书，他认为值四五十元，如果按照1:200，一本书就是8000块？以鲁迅的月总收入也只能买15本德文书，现在有哪本德文书能卖这么贵呢？看起来鲁迅的收入水平很不错，但生活水平大约只相当于现在入能敷出、小有积蓄的中上之家，远远称不上“富豪”，最多也就是“富裕”，中产阶级罢了。只是当时中国人普遍贫困，能实现这种中产阶级生活的亦不多矣。

另外，我个人认为，由于当时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底层民众的生活需求比较低，仅需食物以糊口，何况有的佣工膳食等花费由雇佣者承担。因此计算比率时，当时佣工薪水不能直接折合于今天的工人工资。

总之在这百年间，有的物价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如书籍、工业品），有的物价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如饮食）。不能专以后者的标准来衡量鲁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否则会得出一个虚高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