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美名言集锦】中外“互联网发达”的人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中国网络红人沉没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妍源在北京穿着湖蓝色连衣裙，头发扎在脑后，面容素净。11月的第一天，“奶茶妹妹”张杰蒂安外出吃饭时照片一曝光就网络爆棚，导火索是她微微隆起的小肚子。当天，她自己也承认了朋友圈“等不及家伙在婚礼前跑来”。网民们取笑“史上最棒的马马”，用——年前一张举着奶茶脸微笑的照片获得人气，当时清纯秀丽，青春逼人。

《奶茶妹妹》宣布人生角色成功后的第三天，过去因雷人的言论而广受欢迎的“凤姐”罗玉峰在微博上烧了一套自拍，令人感慨。

网络喧嚣，“红人”易碎品。与这位依然摇摆不定的网民相比，一度充斥网络的“诛仙妹妹”、“犀利哥”、“网络胖哥”、“蛀牙哥”等似乎消失了，一个月前刚刚走红的叶良辰似乎也很快被遗忘了。

从“草根”独舞到大规模生产

据调查，“网络红人”在中国开始被广泛用作专有名词是2005年，与芙蓉姐姐有联系。虽然小霸王蔡、木子美等已经领先，但“但是他们以文章的魅力和文字符号介入了互联网，观众关心的是传播的信息，而不是本人，可以说真正关注的对象网络红人始于芙蓉姐姐。”有专家的话。

芙蓉姐姐2004年前后成名，在网络论坛上发布了很多“S型”照片，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关注，在喧哗的笑声和辱骂中，芙蓉姐姐生气了。

五年后，另一个自我迷恋的网红人开始出道，她是自称“新凤姐，要自信”的罗玉峰。与芙蓉姐姐努力炫耀自己的“S型”身体不同，凤姐的人气依靠图层。

所谓网络红人，最初主要表现为网络发展初期文化圈者(即所谓的草根)的替代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日内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昌江认为，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早期“网红”发表特别的言论或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等传统媒体形式完全无法实现的自我表达。

与前两个人因举止和发言而出名不同，“犀利哥”的人气具有很大的偶然性。2010年1月30日下午，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宁波街头试镜时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从正面走过来的男人皱着眉头抽烟，腰上绑着红包，背着大购物用纸袋。这张“PEEL”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一下子成为中国的“时尚风标”，犀利的哥哥一周内通过网络红了起来。

因此，也开启了网络红人的另一个阶段。他们经常是偶然发现的，流入互联网，在网民的合作下编码和传播，因此在互联网上也很有名。

诛仙妹妹，奶茶妹妹，米粉徐施.年轻漂亮的红人瞬间出现在网络上，你方呼唤我登场。另一方面，巴克哥哥、网络胖等人以夸张的表情和形象受到网民们的嘲笑。随着互联网成为高度商业化的“国民媒体”，网红们和其他消费品一样，也发掘出了背后的利益。

“互联网领域开始出现具有明确利益诉求的大规模投机，‘网红’成为权力或商业的形成，成为获利的工具。”上纲分析说。

不难发现近年来网络红人事件背后有“网络密手”和“网络水军”的痕迹。他们以产业化的过程将网络红人推向了大规模生产阶段。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影响，大众接受信息的倾向转变为碎片化、浅层、微毒，互联网红人也在新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方面是更加多样和丰富，有专门研究八卦明星的微博博主、海外生活中传达外部信息的网络大V、敏锐评价时尚和娱乐的微信公众号等，范围更广。

名声门槛越来越低

芙蓉姐姐一直不希望别人把她列入网络红人行列，声称自己当初获得人气是因为美丽和诚实，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获得人气后，也离不开网络推手的加入。

当时天涯论坛正在寻找话题。老互联网密孙陈墨和他的团队很快在高校BBS发现了著名的芙蓉姐姐，联系了几位版主，希望能推广炒“芙蓉姐姐”。与此同时，陈墨说自己负责文章拍摄，网络作家写网络，找其他网站跟进，通过传统媒体记者采访，用自己的话“草根”炒“草根”。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大众越来越多地参与网络红人的生产和传播，网络红人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买几万粉丝卖东西，谁都可以成为网络红人。”网名为“公孙叔叔”的姚康峰说。他去年大学毕业，现在是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成长”网络红人。目前正在进行“轰炸”粉丝烤红薯的项目。纯天然无污染的红薯放入烤箱中煮熟后，通过精美的包装卖给好看的人。

但是在姜峰眼里，通过特别的渠道获得粉丝只是表面上的“红色”，深红色依靠自己。“我们属于‘自媒体’，我们有自己的传播力。”

有人鼓励，有人迅速遗忘

凤姐一直朝着“励志典型”努力，当然这条路不是平坦的路。

与芙蓉姐姐在论坛上出名不同，凤姐在微博上很受欢迎。而且，西峰一直一个人来来去去。

2009年10月下旬，第一次到达上海时，凤姐在陆家嘴

附近发过上万份征婚传单，“誓嫁1.76-1.83米的清华或北大硕士生，长得要阳光帅气，必须是经济学专业或精通经济学……中石油中石化等世界顶尖型企业或银行者除外”。而其本人则被某网站描述为“身高一米四六，死鱼眼，蒜头鼻，蛤蟆嘴”，强烈的反差和夸张的自信令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一年后，凤姐在微博上表示美国签证通过，“我到美国了，我要去找奥巴马了。”据报道，这条微博被转发了逾3600次，吸引了4000余条评论——几乎都是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对奥巴马的“同情”。
　　到美国之后凤姐曾一度变得很低调，只是偶尔传来一些细碎的信息。五年后，由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她再次成为焦点。
　　那本是一篇讲述美国纽约美甲沙龙工人生存境况的报道，因为凤姐的出现而在国内广泛转载。报道中指出凤姐在美国活得并不轻松。就在前年，她才找到了每周可以休两天、环境和收入更好的工作。她渴望三到五年后花3万美金买下一家美甲店自己做老板，梦想着“好好学英文，找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再找一所大学拿一个学位，找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甚至“成为华尔街金融家”。
　　而在国内，除了依然活跃在微博上外，她的最新动向是成为某大型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签约主笔，在撰写的第一篇《中国明星的“黑舞台”》一文中，她评论中国毯星的花边绯闻，吸毒明星的黑历史等等，俨然一个文化精英。尽管文章内容和文笔备受争议，但身份角色的转换，足以让不少网友感慨“凤姐证明了梦想一定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实现了”。
　　而那些已经被网络渐渐淡忘的昔日红人们又过起了平凡的普通人生活：“神一样的男子”犀利哥在成名之后曾经有过一段风光的生活，还回到家乡为家人盖起了洋房。原本应该过富足日子的他又被曝出再次流浪在街头；网络小胖也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并升为父亲；天仙妹妹则已脱去当年的少数民族服装，但身着时尚装束的她已与普通人无二……
　　为何后来的网络红人们成名快，被遗忘的也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室主任殷乐看来，这与网络媒体本身的特点有关，“资讯极大丰富，热门话题存活时间短，网红如果不能激起新的话题就会被自然淹没。”
　　她说，在对网络红人的消费中，受众的快消品消费者特征日趋显著：简单、快捷、冲动、感性，也正因此，网络红人的可替代性变得越来越高。

“网红”是把双刃剑
　　不可否认，“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的畸形营销，再加上商业利益裹挟下个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使部分网络红人走上了从早期的强调自我到后来为成名近乎厚颜无耻的歧途，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容忍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红人和网络一样成为双刃剑，他们可以传播反映社会公正、关注社会良知的信息，可以传递励志成功的正能量，也可能对负能量的扩散推波助澜，误导公众的不良感知。郭美美的锒铛入狱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一个领域过多被权力和资本所浸润，这个领域内的文化现象也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文化现象了。”常江说。
　　有意思的是，针对网络红人的围观者，舆论也一直争议不断。有人指责社会浮躁，有人批判大众进入审丑时代。对此，殷乐认为应该理性看待，“既要看到其中的文化宽容性、受众参与生产的创造性，也要谨防过度商业炒作带来的多种危害。”
　　常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网红”反复流行折射出庞大的网络用户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狂欢倾向。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互联网文化显然比西方国家带有更强烈的反传统和去崇高化气质，很多人借助对“网红”的消费来实现一种宣泄，这种心态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美国“网红”：有些成名过早反受其累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青帝 王千惠 发自芝加哥、洛杉矶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网络已经十分依赖，加上对新科技感觉灵敏，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寻求网络途径成名。网络降低了门槛，人人都可以在网上畅所欲言，或者一夜爆红，或者慢热成星。
　　今年《时代》周刊发布了“30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名人”的名单，其中不乏现实社会中的名人，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在网络上起家的草根“网络红人”。

既有轻松一族，也有严肃一派
　　《时代》周刊列出的30位网络名人年龄在17岁到40岁之间，其中最年轻的是1997年出生的纳什·格里尔。
　　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蓝眼睛帅哥，2013年还在高中念书的时候发现在当时新鲜出品的手机应用Vine上发6秒长度的小视频很好玩，开始发一些源自他自己生活里的幽默小片段，很快就获得了同学的欢迎，继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一举成名后纳什参加了Magcon（网络红人的巡回表演团队），到全美各地办粉丝见面会，后来干脆辍学到加州和另外一名“网红”小伙子买下了一套公寓，自寻经纪人，开始了全职靠网络名气挣钱的事业。
　　纳什的视频看起来好像粗糙而不经意，内容不是他和朋友一起搞怪就是他和兄弟姐妹唱歌玩耍，实际上他承认是经过团队反复拍摄加上剪辑而成，多数都事先有剧本，说明他的成功完全不是偶然，也并非仅靠一张漂亮的脸蛋，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而达成。
　　截至2015年7月，纳什在Vine上有一千二百万跟随者，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用户，“优兔”（YouTube）上有440万人订阅他的频道，推特上有480万人跟随他的一言一行，品牌会出2.5万到10万美金的高价请他在Vine上推销产品。上电视，品牌为他出系列产品，甚至拍电影和当音乐录影带的导演，纳什可谓红到发紫。
　　除了那些标榜时尚和幽默的网络红人外，美国还有另外一类“网红”：严肃深刻的思想先驱者。比如黑人作家塔奈希西·科茨，他的博客专注于讨论种族、政治和文化等话题，不时会引起政坛的大讨论，而他的追随者们也在他的博客留下激烈但有意义的辩论。还有一位草根“网红”则是业余的营养学家瓦尼·哈里，她用博文做武器，专门曝光大食品公司产品中危险的成分，虽然许多人说她不够格，但她的影响力足以让这些公司胆战心惊。其他几位冒着个人风险来推动改革的人士包括女权主义游戏作家安妮塔也掀起了不小的社会风暴，甚至收到了仇恨者的死亡威胁，但是也让人们关注到了女性电游玩家的受歧视状况，推动了两性平等的浪潮。

为名所累，反被遗忘
　　和互联网发展早期出现的那些网络名人们不同，如今的“网红”跨越了大量的社交媒体，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手机应用和平台上一起发力，因此他们多数有团队共同经营。虽然美国主流文化对于一些网络明星还持有轻视的态度，但往往因为追随者众，他们越来越多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比以往更容易实现跨界发展。
　　但是，网络也是一个健忘的世界，有些“网红”成名过早，反而是束缚了自己，被网络名气所绑架，欲罢不能，转型困难。网络造星日新月异，要长期红下去，仅靠一时的轰动是维持不了的。
　　2011年，美国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流浪汉，跟国内早前广受热议的“犀利哥”一样，因“随手拍”而为众人熟知。这位大叔的名字叫做泰德·威廉姆斯，走红后电台、广告公司想要雇用他作为主持、声优；各大电视台争相邀请他上节目做访谈；有电影公司想买下他的故事版权；甚至有受到他的事迹激励的人要赠予他房产。眼看着早年倒霉的泰德遇到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拐弯加速冲上人生巅峰了。
　　可他在拥有一切之后变得怎么样了呢？——他又再一次变得一无所有了。据报道，成名后的泰德过得远不如想象中的好。年过半百的泰德似乎并不适应铺天盖地的名利。他没有做好自己的财政管理，轻信他人，还签下了许多不该签的合约。糟糕的理财外加赔偿违约金让他不堪重负。他的出租屋里没有家具；在以车代步的美国，他买不起二手车，也付不起汽油钱。名气大噪的泰德甚至一度再次破产和流落街头。好在，他至少没有重回吸毒的不归路。目前泰德事业的方向转向了公益慈善，并且也步入了婚姻殿堂。
　　故事还算完满，但假如泰德能在成名之初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方向，他本可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欧洲“网红”：职业化避免昙花一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刘佳 发自布鲁塞尔男孩迷恋网游、女孩痴迷打扮，可能让不少望孩成龙的家长捏把汗，多少训斥过孩子打游戏、好打扮会耽误学习将来找不到“好饭碗”。而在欧洲，发展这些传统眼光里的“青春期不良嗜好”正成为不少年轻人正儿八经为之奋斗的职业目标。
　　一批批在网络世界走红的青年更是端起了“金饭碗”，甚至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网络红人”已不再只是一种现象，而正慢慢成为欧洲年轻人争相追捧的新职业。

边打游戏边赚钱
　　英国堪称是欧洲“网红”职业化的孵化园，有不少欧洲青年慕名前往英国，为的就是借助英国良好的网络商业氛围将“网红”运营成一项事业。靠直播游戏实况变身全球网络第一富的红人PewDiePie（真名叫费利克斯·阿尔维德·乌尔夫谢尔贝格）就是英国“网红”职业化的一个典范。
　　这名出生于1989年的瑞典人在家乡查尔姆斯技术大学就读期间登记了“优兔”（YouTube）账户，之后更是因全职坐镇网游直播而一度休学。正当远在哥德堡的父母替他的前途焦虑时，在网上“尽情玩”、“有些疯”的PewDiePie却成了网络世界的“绝对偶像”。评论真实、表达夸张、乐于互动，爱讲有些蠢的灰色笑话，好批评不时还会破口大骂，激动时甚至要在摄像头前尖叫，这些疯狂的行为在网友看来则是超级有个性。
　　辗转英国的PewDiePie终因拥有大批网络粉丝而获得多家商业机构资助，后签约成为网游专业工作室运营“优兔”频道。除了游戏厂商的青睐，他的巨大网络号召力也让他成为广告商的宠儿。目前，PewDiePie与同为“网红”的意大利女友、专职美容视频的CutiePieMarzia（网名）在英国经营着他们的“优兔”播客职业。
　　在英国，靠游戏而红的网络名人不止PewDiePie。根据英国网络公司Tubular受英国广播公司委托进行的调查统计数据，英国“网红”前十名中有1人从事网络喜剧，还有1人则是美容、烹饪、DIY明星，其余8人均靠游戏娱乐出道。其中英国本土第一网络富豪就是电子游戏评论员KSI（真名奥拉吉德），他凭借年入450万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网红”富豪榜第五位。

口碑与争议并存
　　但不同于大多数“网红”的昙花一现，PewDiePie能勇夺“网红”富豪桂冠还在于“从线上到线下”的全方位、多渠道的可持续经营发展模式。除了一丝不苟的网游在线直播评论，配合签约东家要求做好分内营销职责，靠YouTube起家的PewDiePie还与游戏开发商联手开发了自己品牌的视频游戏。除此以外，他还频繁上电视节目，为电影配音，客串出演电视剧，出版搜集有自己网络名言的书籍。
　　这个线上达人还积极“下线”与粉丝现实互动，除了将部分收入捐赠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儿童发展基金会等机构，他还发动粉丝参与多项公益慈善活动。在他的号召下，他的粉丝团“PewDiePie兄弟军团”为多项动物、儿童救助活动立下汗马功劳。这些社会活动也都让他频繁成为媒体追逐对象而保持相当高的公众曝光率。
　　热衷公益为他的公众形象赢来了“好口碑”，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15年全球具有网络影响力的30人之一。但他在网上的过激行为同样招致了各界对他“负面影响力”的抨击，尤其是他充满暴力倾向的粗暴语言，甚至有拿强奸当笑柄来揶揄。
　　同样地，KSI也因视频中不乏“言语暴力”面临外界指责。这名黑人青年还曾在2012年因网上视频存有侮辱女性嫌疑而遭到性骚扰起诉。
　　有赞成“网红”职业化的网民认为年轻人有权发展“新工种”，但也有不少批评人士反对，认为这些“另类成功”会带坏网络文化风气，给青少年痴迷网络游戏树立一个极端形象，雅虎新闻评论员罗布·沃克就把这样的走红称之为“极度疯狂病态”。

芙蓉姐姐：十年回首，恍然如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苑苏文 发自北京 十年前，史恒侠经常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当时她还是个有些婴儿肥的普通女孩，为了考研租住在北大附近，业余时间常去跳舞，拍些照片。
　　“坏就坏在”她把跳舞时拍的照片发在网上，照片中夸张的Ｓ造型和她用来形容自己的“清水出芙蓉”刺激了网友的某根神经，她的照片被恶搞PS后广泛流传，她被赐名“芙蓉姐姐”，一度成了小丑的代表。
　　十年后，芙蓉姐姐已不喜欢别人提起她的本名，她减了至少20斤体重，有至少三个助手照顾她，她拍的都是时尚杂志的大片，还主演过电影，开了两场演唱会，演话剧，写专栏，做广告策划人，做公益心理咨询师……在新浪微博上，芙蓉姐姐有400多万粉丝，她的微博认证身份是北京芙蓉天下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
　　她因恶搞成名，却从未向恶搞屈服。如今，照片里的她再也没有杂乱的头发和粗壮的大腿，取而代之的是精心包装过的妆容和造型。

“成名方式让我感到耻辱”
　　Q：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名？
　　A：恍然如梦啊。“芙蓉姐姐”是网络不发达时代，无聊看客无意中传播的不负责言论的衍生品。这种所谓的成名方式让我感到耻辱。我当然知道，起初有些人只是看热闹，聚众打打嘴仗，消遣生活，却“唾液出芙蓉”，成就了一代网络神话。
　　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扮演着这种八卦的角色，成为升级谣言的传播者：东家长西家短，不明事理，但依旧津津乐道地添油加醋广泛传播。“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即使真有当事人因谣言受到致命伤害，也不会有一个谣言的传播者感到多大的内疚，毕竟所有的责任又不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Q：面对争议，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A：我觉得我的人生需要经历波折和痛苦，才能磨砺成光彩夺目的钻石。最初走红后，很多人传播我被丑化被PS的图文，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恨不得将我“绳之以法”。我沦为舆论的牺牲品。我丢了工作，跑了男朋友，心态恐慌幽怨，我无辜我抓狂，我消沉我难过，一度坚信这个世界疯了。
　　我第一次想到死，但我真的要成为舆论的牺牲品，丢下一句“人言可畏”，就定格为历史的悲剧吗？
　　不，我要反击，我不要让不负法律责任的语言暴力决定我的命运。我出车祸后也不肯屈服命运，被担架抬进考场，坚持参加高考。三次高考，三次考研……可是，当我答应接受媒体采访，想发出声音，却被媒体骗了。来采访我的媒体口口声声说是来传播我多年来的励志经历。可为什么写出来的稿子全部变味了，舆论的导向怎么从励志姐变成了小丑呢？这导致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依然没有改变。
　　我委屈啊，差点得了抑郁症，整天要死要活想自杀。还好有朋友劝慰我，你难道一辈子想这样戴着别人强加的魔鬼标志生活吗，以前多少明星住地下室，付出多少代价才一步步熬到了现在，你的起点比别人高很多，更应该珍惜。
　　我慢慢意识到，内心纵有千万不甘，还是要直面现实。我只能靠站得住脚的作品和踏踏实实获得的荣誉才能取得成功，寄希望于各种平台和载体的“洗白”，只会弄巧成拙。于是我从最初躲在家里哭哭啼啼的小女生，蜕化成一个淡定从容的熟女。我频频参加各种节目，出席各类活动，积极投身公益，配合所有媒体和节目，只要能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芙蓉姐姐，多苦多累都不怕。

“现在的我学聪明了”
　　Q：如何洗去“小丑”型网络红人标签？
　　A：人们以前忽略了我付出的努力，也许是因为我以前认为自己皮肤容貌和身材确实很好，所以过于自信，素面朝天，披头散发，穿衣随意。也正是这些让我吃尽了苦头，迟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在2005年一次电视访谈中，到场的观众惊呆了，他们看到的我并不是传言中那样的不堪，甚至非常清瘦和知性。确实，那时比现在还瘦。从那以后不少观众都成了芙蓉姐姐的拥趸和我生活中的朋友，有一个大姐还送给我很多丝巾，想扮靓我，那些丝巾我现在还收藏着。
　　现在我学聪明了，开始以公众人物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禁止素颜面对镜头，严苛要求每一个造型，注重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角度，力求每一次出镜都惊艳大气。也开始有选择地接受采访、做节目和出席活动，上场前就沟通好各个事项，免得现场突如其来的刁难，流出露点露底乱发狂舞等负面照片。在我做这些改变之后，赞美的声音鹊起，我最终才能被大众广泛接受，洗去网络红人标签，完成华丽转身。
　　我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写作和影视剧上。我喜欢表演，为舞台而生。现在很多人还是对我冷眼观望，不敢大胆起用我，最开始我没有能力给自己创造舞台，所以总是被动地等待。现在我豁出去了，我不想让容颜就这样在等待中老去，再不努力就老胳膊老腿蹦跶不动了。所以我自己做老板开始投资自己的事业，自己写剧本做戏，然后证明自己的能力。

中国“网红”为何常常昙花一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纪莉 网络红人（简称“网红”）的出现跟网络的传播特征、现阶段人们对信息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传统的成名机制是有很多“把关人”的，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东西如今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人仅仅靠出格的观点和行为就能吸引大量的关注，从而形成对她或他的消费与传播。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芙蓉姐姐、凤姐其实不过是最早的自媒体运营者罢了。只不过，她们是通过丑、出格的方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她们对自己传播的目的仅仅是表达自己，最后很多都走上了自我营销的道路。
　　从经济层面的意义来看，网络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网红”们结合“自媒体”特征，将后者变成了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甚至衍生出“网红经济”。有一类“网红”，把自己嵌入一个产业，例如时尚产业，背后其实更多是经济利益和公司力量在推动。当然，目前国内“网红”昙花一现或炒作或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其实也有网络时代大众拿无聊当有趣以及文化的贫瘠因素使然。
　　从社会学的冲突论视角来看，网络红人现象其实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期间因各种利益冲突产生的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也只涉及其中一类“网红”。这类“网红”并不是自己想“红”，而是被网民消费并进行病毒式传播，他们变成了文化代码，反映出围观网民自身的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抒发自己对某类东西（例如权力）的调侃式、解构式的表达。譬如，乞丐打扮的“犀利哥”被网民认为穿着“时尚”，不仅有对如今时尚界的嘲讽和解构，也体现了自己的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大家并不是真心的对这个“网红”感兴趣，而是借由网络上这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今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出30位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网红”，相当多元，但其中不少都能持久保持影响力，而中国“网红”这些年能持续“红”下来的却并不多，昙花一现的倒是不少。
　　大多数中国“网红”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更替速度很快，变红的方式与路径是很清晰的、很容易复制的——大部分依靠出格的言论、哗众取宠的方式来“红”。今天出了个芙蓉姐姐，明天又会有“孔雀妹妹”，网民也会产生消费疲劳。
　　在西方，无论是为变性人发声、为黑人发声的博主，还是为纽约街头的普通人拍照并号召粉丝向中东难民捐款的美国摄影师，他们中不少已经是公共意见领袖，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自己真心推动的，并且最终将这一议题推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可以说是跟随时代的步伐，把握了时代的敏感点，自身也切实在付出，把传统媒体没能深入关注的内容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一旦他做成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其实，不仅仅对“网红”，任何在我们的舆论场里能发挥影响力，以自媒体的方式具有传播力、影响舆论能力的人，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在公共领域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本报记者 陈雪莲 采访/整理）（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布兰登·斯坦顿：“网红”五年，走向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王千惠 发自洛杉矶令31岁的美国青年布兰登·斯坦顿未曾想到的是，自己初来纽约闯荡时萌发并开始的一个拍摄纽约人面孔的系列摄影计划，在5年间，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传播，迅速引起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共鸣。如今，他在脸书上拥有1500多万粉丝，这个强大的“HONY”社区经常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募集上百万美元，布兰登也因此获得名声——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和演讲邀约，他还名列2015年《时代》杂志评选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30位网络红人。
　　如今，这个系列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今年10月，布兰登出版了新书《人在纽约：故事》，这次他对人物故事有了更具深度、更大幅度的挖掘和更坦率的叙述，书里人物故事的分量会和人物摄影平分秋色，如今该书已登上亚马逊（国际版）的10月最佳书榜。
　　2010年夏天，初来纽约的失业青年布兰登，走在号称“大熔炉”的纽约街头，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大计划——为一万名生活在纽约的人拍摄肖像，借人物的神态，侧面反映纽约的城市情怀。布兰登走上街头与路人攀谈，进行摄影邀约。布兰登的摄影以人物作为唯一主题，重点突出人物神态。他在与受访者交流、聆听故事的同时，敏锐地捕捉受访者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拍下最能代表他们故事的肖像作品。拍摄之余，他聆听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于是他开始将照片，连同一小段讲述人物故事的说明文字一同放在“人在纽约”的脸书主页上。“一次只讲一个故事”成为了“人在纽约”系列的标语。
　　大多“人在纽约”的故事叙述由受访者口述完成，因而对情感和社会现象的反映尤为真实。2015年1月，布兰登为一个叫作维道的布鲁克林男孩拍摄了一张照片。男孩在采访中腼腆地谈道，他的校长曾鼓励他们，即使没有站在社会顶层的起跑线上，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体，这让布兰登触动很大。布兰登随即采访了维道的校长，并想方设法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这所平凡学校的学生参观哈佛大学等顶级学府。
　　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密切关注着“人在纽约”的故事。今年2月，奥巴马在白宫接见了维道和布兰登。在交谈中，他鼓励维道，“不要害怕寻求帮助，也不要吝啬施予帮助。虚心受教，学会聆听。”奥巴马还为维道的学校拨款了100万美元，让孩子们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一切的改变，都因为布兰登的坚持而得到了实现。
　　早前布兰登在一个大学演讲中笑称，他不是最好的摄影师，也不是专业的记者；他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前厚着脸皮询问陌生人，“你愿意让我拍张照片吗？”
　　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碍。更困难的是心无旁骛地把这一件事坚持做好。在“人在纽约”系列走红五年后的今天，布兰登并没迷失自己，依然在专心地“一次只讲一个故事”。他走出纽约，去了伊拉克、巴基斯坦等二十多个国家，开始分享更多人的人生，并渴望为这个可爱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改变。

不要等一切准备就绪，才去实践梦想
　　Q：见到奥巴马时，你问了他什么？他回答得怎样？
　　布兰登：奥巴马非常真诚。每当我问街头的普通人：“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他们经常会不经思考脱口而出。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抛向总统奥巴马时，他的话感觉是即时反应随口说出的，而不是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我问的问题引起他思考，可能他以前从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
　　Q：不是所有你拍摄的人面临的问题，都能像同性恋儿童和呼吁终结奴役劳动力的巴基斯坦活动家那样引发广泛支持和同情，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活？
　　A：是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幸运，特别是我拍的那些遭受极端艰辛和挣扎的人，大家都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好转，但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常常使我感到内疚和伤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对我的拍摄前景保持乐观和实用主义心态。
　　Q：通常你会怎样跟街头的人互动？
　　A：我跟街头的人互动时，我跟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传递给他们的感染力和能量。我跟他们说话时非常友好、绅士，善于倾听，我并不像一个很正式来采访的记者那样端着，对我而言，摄像机和拍照是位于次要的，首要是跟人们聊天、交流，了解人们。这样人们自然的一面就流露出来了，你看那些我拍的照片，并没有一种被拍摄的干扰感觉。这也是它们的特别之处。
　　我发现，往往并非一种观点或是哲学思想能告诉我们一个独特的故事，而是一种改变我们和让我们前进的强烈感情能讲故事。
　　Q：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A：不要等待完美的想法，去行动中寻找。“人在纽约”的拍摄计划并非一开始就很顺利，最初我的父母和朋友都很不能理解我的这个所谓“人生宏愿”，我有两年半没有任何收入，没有固定工作，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我想：“这不就是成功的代价吗？就是去冒险、尝试。”
　　我鼓励大家不要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了再去开始实践自己的梦想。我自己曾是一个蹩脚的摄影师，不过这没关系，我本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摄影师，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如果我还坐着等自己琢磨出了一个成为优秀摄影师的好点子再行动，说不定我现在还在金融业呢。
　　Q：在网络上有那么多粉丝之后，你的生活发生改变了吗？
　　A：网络出名后并没有怎么改变我的生活，只不过我的收入增加了一些，网站上增加了广告，自己也做一些讲座获得收入，这让我能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
　　Q：近些年，你旅行去伊朗、巴基斯坦、约旦、乌克兰、越南等诸多国家拍摄当地人，最近你去欧洲和澳洲拍摄的经历如何？
　　A：我最近和联合国难民安置署合作，拜访了欧洲和澳大利亚，拍摄了不少难民和难民署工作人员的照片。操作手法仍和纽约故事一样，也是发表照片并配上人们的叙事片段。我希望用自己的人物摄影来为难民群体在媒体上增加一个个具体的人脸和故事。
　　我在欧洲拍摄难民故事时，通常首先让街头受访者回忆一下离开叙利亚那天的情景：听到提问，他们就下意识地开始说阿拉伯语，然后他们停下来，眼泪就掉下来了。（部分内容由本报记者陈雪莲根据外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