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初中的日子作文】地方散文：中学生活的点滴记忆

乡土散文：中学生活琐碎

文：赵玉福

我上中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上学期间的一些细节已经不清楚，但有些片段还记得。

中学也要靠“推荐”

当时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小学向大队提供毕业生成绩单后，大队决定谁。一般来说，滨河中农出身，推荐中学没有太大问题，成分高或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能无法推荐，家长可能要脱门托关系到学区以外去上学。

“戴帽子”上中学，也被称为“全年”。

什么是“戴帽子”中学？当时，几个附近的大队(人民公社时代的名称，不叫XXX村)一起组成了管理区，在管理区所在小学的基础上开办了中学班级。这被称为“帽子”中学。什么叫"团结"？几个大队联合举办的中学很可能是几个大队共同出钱建教师，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说，和每个村都有的独立中学完全不同。(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莎士比亚)当时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小学在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出钱建了教师。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教育投入体制。我上中学的安永联就是这样一个“戴帽子”的中学或“全年”。学生来自安永、同济、刘市场、早店四个大队。“戴帽子”中学或“全年”对我的同龄人(农村)来说是一倍的熟悉，再解释就没必要了，但90后、0后、0后，不解释就不会有雾，所以需要解释。

教室不够，很挤

我上学的安永联有两套红色瓦房，是教室，和小学在同一个院子里，小学教室是镶着窗户的低矮土房，和这间瓦房相比，真的很寒酸，瓦房教室看起来很高，在瓦房学习比小学生有优越感。(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教育) (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教育)这两个瓦房的教室分别容纳一个班，即初一、初二年级的各个班。当时的中学2年学制。每个教室最多可容纳50人，但来自这四个营的学生一年级有70多人，多么拥挤。安装50人后，书桌以三个“方块”摆放，南北在墙上各有“方块”，中间有“方块”、“方块”和“方块”之间有两条通道，便于学生出入。为了在包含这个“50人”的教室里“安装”70多人，不能再这样放着。于是，桌子上的三个“方块”变成了一个“大方块”，放在教室中间，两边靠着墙留下了通道。这样可以在一行上再放几张桌子，但要压缩前后行的间距。最前排桌子腿，因达里支撑在讲台上，后排前缘支撑前排学生的脊梁。最后，学生们的背脊紧贴后墙，整天摩擦石灰(当时没有用石灰泥墙做水泥泥墙)，重视一点同学，用白纸或旧报纸贴墙，不擦一点石灰帽。随着时间的推移，墙壁石灰墙的皮脱落，用白纸或旧报纸涂抹，无法支撑天空，燃烧，燃烧，直到毕业。非最后一排学生的背部长期在后排上课桌上摩擦，衣服的背部有明显的皱纹，熨斗不能熨烫。前后间隔太窄，里面的同学出入不方便。如果外面有礼貌的同学会主动离开座位，为了让里面的同学出入，根据离开人数多少，根据同学的位置，回来的时候会重复这个动作。(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女性)如果外面的同学不愿意主动离开，不愿意提供方便，应该进去的同学也不会客气。在桌子上踩同学的桌子进来，还可以踩书、学习工具、甚至钢笔。发生争吵的可能性很大。有时候，进来的同学故意“胡思乱想”、“好不容易走远”、“在人多的一端”、“为更多同学出入提供便利，特别让人生气”。(威廉莎士比亚、斯图尔特、Stuart)踩着桌子出来的同学们在自习课上选了好几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敢这么放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教育)有些同学为了减少海水的次数，不太渴汤，尽可能少地出入。“生存”空间狭小，没办法。这样上学，两年来“辛苦”不少。最重要的是学生多，人声嘈杂，互相干涉，老师很难关心所有学生，确实不利于学习。

在家吃饭生活都是走读生

这个全年距离同济大学1里以上，距离刘秀庄2里以上，距离我们村小书店最近的点1里以上，最远的点超过3里。当时极少数学生有自行车，大部分都坏了，家长也不舍得让学生占好车，在这条来往的土路上“哐”地来回走。大部分同学没有自行车，靠两条腿。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只能走大路、笔直的路、步行可以走的田间路和捷径。安永联朝我营东南方向，抗日时挖的交通壕，又称葫芦沟，与两个村庄相连，上学时葫芦沟常年有水，但岸边有一条与葫芦沟平行的小路，这条小路要穿过南北大沟，这条大沟本来有一座砖拱桥，后来解体了，沟底只剩下一块破砖，我们村和安永村两个村庄之间的主要通道是仙洞刚踏上安永地不久，跳过小沟，我们就开辟了从地里通往学校的小路、近道，连车都无法通行。这条小路不仅学生可以去，安永村也有抄近路的工作人员去。正如鲁迅所说：“世界上没有路可走的人越多，就越有路。”但是，村子刚犁完地，过了地以后，绝对不让走，让专人看，时间久了也看不见，一旦有了路雪，走的人就多了，越来越清晰，大胆走就行了。之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分家到地，没有人敢下地。你走了，人们真的很生你的气。另外，以后，路很好，学生也有自行车，不用支撑别人的眼皮。这当然是后话。

学校步行不是快步的，而是小步的，每天来回跑4次，跑8次比现在在微信谱系机的监督下跑得远得多。(威廉莎士比亚，模板，学校名言)。(模板，学校名言)要到达学校，就要多跑早操，实际上是超标锻炼。

，上体育课搞长跑，那都不是事儿。

　　前面说了，要想走近道儿、斜道儿，非得跳过一条东西向小沟不可，如果不到灌溉的时候，这条小沟的水很少，使劲迈步即可过去，若赶上大雨或放水灌溉，涨满了水，非得跳才行，以退为进，后退有段距离的助跑，两米多宽的沟子只轻盈一跳便过去了。个别女生也跳老远，也有一些个小的女生，只会望“沟”兴叹，绕大道而行，跑不少“冤”路，怕迟到，还得一路小跑，到学校出一头汗。不过，跳的时候，也不会每次都成功，有时，跳不过去，一只脚陷泥里，弄一鞋泥，鞋也湿透；有时，跳过去了，但身子没向前倾，却向后仰，整个人淹水里，被同行的同学笑话，成为笑谈；若没有同行的同学看见，回家换衣，严格保密。那个时候，想有小胖墩都难，多数学生都瘦瘦的，除了当时营养没有“剩余”，跟这长期快步行走、跳沟子有直接关系。

　　老师教课也尽力

　　那时的初中老师有几个是正式的，也有几个是民办，他们教课都尽力。教语文的郭老师，板书有板有眼，大小匀称，非常秀气，课讲的生动，功底深厚。他不大批评学生，在他上课前，教室里常常一片喧哗，老静不下来，他不像其他老师要么敲黑板，要么敲桌子，他则一直看屋顶，直到安静下来，才慢悠悠地打开教案上课。沉默也是“抗议”，这一招也很管，没几次，他上课前，班里再不喧哗。教数学的孙老师，他是文革初期的老初中毕业生，很温和，总是笑盈盈的，他的代数、几何教的都受欢迎。教理化的刘老师是正式老师，很有几分冯巩的气质，幽默风趣，尤其面部表情、体态语言超强丰富，用眼神传递信息，有学生做小动作，他瞟一眼，学生立马纠正，由此就能掌控课堂纪律。他的课上总是笑声不断，没有磕头打盹的。当时上化学课连试管都没有，他从阳谷五中借来用。他不光课教的好，修理无线电也是高手，办公桌上、地上放满了附近村上送来的待修的收音机、留声机，从不收费，给盒毛八钱的烟就行了。他还弹一手好风琴，教音乐也是好样的，可惜学校里没让他教，不能太让“能者多劳”。史老师教生理卫生，在当时是“副科”，他的课非常娴熟，有的示意图在黑板上几笔就画的与课本上相差无几。后来，有两个民办老师，一个接替了郭老师的语文，一个接替了刘老师的物理，他们教起来似乎有些吃力，但也异常尽力，也将课程一节不落地教完了。那时候，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校际通考，教学结果不好评价，学生只能从老师的授课中，凭感性做出评价。

　　史老师不仅教我们生理卫生，还当班主任，他治班非常严格，脾气大，说话也难听，学生都怕他。70多人上自习课，起初鸦雀无声，时间一长，个别同学嗓子眼儿痒痒，憋不住，像小雀（麻雀）“唧唧喳喳”，不大会儿就人声鼎沸，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北面，很容易能听到教室里嘈杂声。只要他听到，他则大步流星地奔向教室，用板擦“当当当”敲黑板，差点儿将板擦敲烂，班里才静下来。“不说话，能当哑吧卖你呀？”他是真生气了，本来好脸红，这时红的更很了。他发一次火，撑不了几天，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有一天，教室里嘈杂声振耳，他在教室窗户上向学生训斥：“是您家发丧哩，咋地，这么央央（音）个没完？”这回他比上次更生气。究竟是哪些学生不学习“好说话”，非逮住不行，于是，他俯在窗下听，搞个突然袭击，抓个现行，结果真抓了几个，一齐揪到办公室里“审”，到底是谁先“说话”，愣是审不出来，几个学生相互推脱，最终没抓到“源头”“真凶”，只好 “各打五十大板”，都批了一顿。70多人的班级，如此“乱”下去，如何是好？没隔几天，办法有了，他突然开班会，宣布将班级纪律管理权下放到班里，实行班级“自治”，由班长和纪律委员负责，其他班委配合。要求班长和纪律委员每天记下当天“好说话”、好违纪的，上报给他，第二天“算帐”。起初，班长和纪律委员两个想当“老好人”，不想得罪人，只是泛泛地要求，反复劝告不要“说话”，不顶用，又不肯如实记录，就挨了史老师几次“批”，并以“撤职查办”相“威胁”给他两个“施压”。此后，他两个才“红”起来脸，昭告全班，“上自习谁要是再乱说话，就真记了，不然不好给史老师交代”。还不顶用，有学生认为是虚晃一招，雷声大、雨点儿小，自习课上照样大声喧哗。这次真撞枪口上了，班长、纪律委员第一次当了黑包公，将“好说话”的记录在案，史老师召开全班批斗会，将犯错的同学批的“体无完肤”，也为这两位班干部撑了腰，树立了正气，并且将犯错的同学上报学校，学校对其进行了“稳准狠”的“打击”。从此，自习课安静下来，更成为全校连同小学在内所有班级学习的榜样。这样的管法，班长和纪律委员真的“得罪”人，几度想“撂挑子”不干，经过史老师和学校反复做工作，为其鼓劲，给其“撑腰”，他俩当到我们毕业。若没有史老师的铁腕“治乱”，这个班撑不到毕业，肯定“散板儿”，因为，当时知道学习的同学太少了，不学习的、贪玩的、混日子的居多，“正”不压“邪”。当时，像史老师这样的班主任不多。

　　“白天串门子，晚上补裙子”

那时候，晚上也要上自习。一些同学白天都不学习，但晚自习倒不缺席，倒没忘记自己的角色是个学生。当学生就得有个学生“样”，晚上来上自习，没到处乱“野”去，也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交代。白天不学，晚上学，谓之“白天串门子，晚上补裙子”，其实，有些同学晚上也不学，也不“补裙子”。

那时候，没有高压电，上晚自习，靠点汽灯照明，这汽灯可比现在的日光灯亮多了，不能直视，直视刺眼，直视后，再看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好几分钟才恢复。

汽灯，外形是一尺多高的金属圆柱体，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上部是个像草帽一样的遮光灯罩，中间是灯头，喷嘴下缀一白色纱罩，灯头外部装有提手及防风玻璃罩；下部是灯座，也就是油罐，在灯座外留有加油口、打气筒以及喷雾开关，还有两根通气管与灯的头尾部相连。点汽灯是个技术活，先是各班的班主任在老师办公室操作，后来慢慢地交给了各班的班长。我班由班长颜同学来完成，一般不会换人，因为换人，得鼓捣老大会子还点不着。

记得当时，汽灯高高挂在屋脊梁垂下的铁钩上，不停地发出“嘶嘶嘶”的响声。夏天，招来虫蛾、蠓虫子围着转，笨拙的蟋蟀落在下面一片。夏天，本来就热，汽灯一点又给增温不少，热上加热，同学身上都汗浸浸的。冬天，则可当个小煤炉子用，也会提高室温。现在的孩子们不晓得汽灯是啥玩意儿，只能去博物馆看了。

已经恢复高考，但考学的动力不足

　　那个时候，已经恢复高考制度，但招生数量极为有限，录取率极低，大多数同学都觉得考学无望，不是考学的“料”，考学是个遥不可及的事儿，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老师也尽力教了，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努力不够。

上完初中干啥去，多数同学回家“扯牛尾巴（种地）”。那时候，“三大差别”非常严重，农村户口的孩子看不到任何“出路”。可是，有些同学命运却是另一个样子。有的同学父母是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全家“非农业”，初中毕业可以招工到国营单位，有份正式工作，用不着使劲儿学习；有的同学自己不是“非农业”，爹娘有一人是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可通过家长安排正式工作。一男同学父亲是县供销社正式职工，初中没上完就安排到县供销社下属酱菜厂当了正式工。一男同学、三女同学初中没上完都因父亲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也被安排到父亲所在的商业部门当了正式工。一同学的父亲在邮电局工作，他被安排到邮电局当投递员，成了正式工。一同学学习很好，初中没上完，就进了公社放映队，当了放映员，还是农业户口的合同工。在全公社每个村巡回放电影，晚上大队管饭，白天睡觉，能领工资，能吃公饭。后来，听说令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的本家弟兄很是“难受”，睡了好几天，“人家有工作了，肯定能找个好媳妇，咱啥也不是”。上述同学，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工人，成了“领导阶级”，为“人上人”。在当时，让我们这些还在“等毕业”的铁壳的“贫下中农”羡慕死喽。在今天看来，他们当时所拥有的这份工作，稀松平常，无足轻重，但在那时却贵如千金。有了正式工作的男同学或能找个同样有正式工作的媳妇，即便不如此，找朵“向阳花”的媳妇，就有了挑挑捡捡的本钱；有正式工作的女同学肯定不会找社员为夫，有几个女同学嫁给了有学历的正式干部，后来还当了领导干部，如果她们当时没这份正式工作，找啥样的女婿就不好说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当时，同学的共识是，考学的多如牛毛，考上的少如牛角，多数同学仍相信“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所以，学习没动力，昏昏度日，不求上进。

当时，户口本（农业、非农业之分）是身份的标志，是阻止男女恋爱结婚的“法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户口本决定着人生的走向，甚至是命运。我上一级有一女同学是“校花”，扎一马尾辫，高挑个儿，白白净净，特别俊秀，脖颈里常常系着一条粉红色纱巾，穿着雪白雪白的回力鞋，走路高昂着头，还打着响指儿，哼着小曲，大大方方，志得圆满、无忧无虑，一看就是干部家的女孩，回头率极高。不像是土里土气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走路低着个头，一副腼腆的样子。她歌唱的好，是班里的音乐委员。还有一男同学同为班干部，头发黑又亮，向一边梳成一道弯儿，外穿一军上衣，内穿海军蓝色横杠杠汗衫，脚穿雪白雪白的运动鞋，英俊、潇洒、帅气，如电影《人生》中的高家林，《山楂树之恋》的中老三。他擅长篮球，打球时，观看者女生多于男生。可能因为她两个人常在一起开会，研究班级活动，交往多吧，就有人说他两个谈恋爱，在校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来。多人说他俩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他俩学习不一定强，说不上郎才女貌，却算得上“郎貌女也貌”，确实是一对俊男靓女。据说，到毕业时，他们两个真的想确定恋爱关系，说明他俩原来真谈过恋爱，却因女方父母坚决反对，强拆鸳鸯，如“梁祝”般分手。原因是女孩是“非农业”，父亲又是当时的公社干部，能招工，当正式工人。男孩父母是社员，二者之间存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而88。后来女孩进国营企业当工人，找的什么对象，不得而知，反正不会找农民。男孩找了朵“向阳花”，据说长相一般，还没多少文化，与这女孩相比自有村姑与仙女的区别。这个男孩也不笨，成了市场经济弄潮儿，当包工头，承揽不少工程，挣了不少钱，也在城市置房安家。他二人没能走到一起，似乎有些许遗憾，但在当时这种事儿却很多，都是这“该死”的户口本给“闹”的。

有人可能要问，那时初中毕业怎么就可以招工上班，就可以谈婚论嫁？确实有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上小学不像现在满6周岁，普遍上学晚，当时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可以留级，有的一个年级上好几遍，同班同学相差四五岁、三四岁的不希罕。当时我班还有一些五零后，他们上学那么晚，到现在不知何原因。现在的初中毕业生一般15岁，15岁可能有谈恋爱的，但谈婚论嫁的极少。

“散事儿”不少，耽误学习不轻

　　那时的劳动比较多，不少占用学习时间。给颜营生产队拾过多回棉花，拾的棉花要用小木头杆称称一称，拾的多受表扬。谁也不想落后，还想受表扬，就拼命地拾，手指甲磨出了许多“倒刺儿”（手指甲后的皮裂开，张起来）。还为学校盖房子垒坚座拾填煊的碎石头、烂砖头。上初二时秋末的一天，学校组织去金堤外河南省吴坝、晋城一带“栾（音luán）”山芋（在人家已刨过或刨过又犁起来的山芋地里，在认为有可能还埋着山芋的地方，将遗漏的山芋剜出来）。其实，那个时候，社员很会过日子，山芋可顶口粮，刨山芋，很细心，遗漏的很少。我们一整天，每人只“栾（音luán）”了三四斤，多是些在刨的时候用三齿镢捯烂的，或已经变霉烂的。回来后，交给学校喂猪。来回四十多里地，主要在比较煊头的田间走过，比单纯走路累多了。但没一个叫累的，可见那个时候，学生体质强壮、意志坚韧。去的时候，学生自带干粮，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携带的各式各样的水瓶。到了晋城村，去两三家农户家中，要了几壶白开水喝。那顿饭是啃凉干粮，喝白开水。领队老师可能动用了亲戚关系，颜营与晋城有亲戚的比较多。

还参观过农业展览馆。在初一时的秋末，老师领着几十个学生（都是团员），沿金堤骑行五十多里，参观寿张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农业技术成果展，这可能是落实学生要“学农”的指示而为之。寄自行车，一个驮一个，轮换骑，多是“28”大轮车子，比较高，学生个子矮，够不着脚蹑子（脚踏板），屁股在车鞍子上歪来歪去，磨的通红似乎要出血。

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已记不很清了。这样的活动一多，常常停课，肯定会影响学习，那时候，也没人计较这些。

除参加学校的“活动”，我还帮家里搞副业，也没少耽误学习。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社员干一年活分的粮食勉强够吃，花销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头脑灵活，带领我们全家搞起了打箔子的副业。打箔子的苇子是从东平湖南岸芦苇产地拉来了，打成箔子，再卖给供销社，挣钱不少。那几年，每年的年前，苇子干个差不多就去拉。要过黄河，翻金堤、邻黄堤、邻湖堤，迎风雪、战严寒，出大汗，当时，怕割资本主义尾巴，怕叫市场管理所查着给没收，主要是夜间行走，在认为重要的“危险”路段，拉着地排车如“红军飞夺卢定桥”般快跑，好多次都是有惊无险，躲过一“劫”又一“劫”。箔子打成后，父亲与收箔子的验级员早就是朋友，提前与他说好，就叫我与二哥拉着地排车送去，下半夜出发，太阳一出，就返回来了，往返五六十里路，全是两脚丈量。半夜去，一早回，为的是不耽误我上学，也不耽误二哥教学（村上民办教师）。其实，这一天都是合眯踏眼，课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两天才恢复正常。最累的一次，我与父亲拉地排车去范县卖箔子，一趟行程一百四十多华里，还是条近路。头天傍晚六点出发，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就到了，卸下箔子，领钱，返回，傍晚七点到家。去时，沿金堤走，途中歇息几次，喝口水，喘喘气，累的浑身冒汗，头上冒热气，溻透衣服。去的时候，将自行车绑在苇箔上，返回时，用自行车带地排车，我则坐车上，沿范县至阿城油漆路返回，傍晚到家。父亲体力、耐力极强，第三天，照样干活。幸好返回时，偏西南风，地排车支上风篷，省劲多了。那时，我十三四岁，回来后，累得腿疼两三天，一瘸一拐。这一趟，耽误两天不能上学，上学后又一两天听不进课。“这事儿”需要请假，当时以什么理由请假已不记得了。

难以启齿的“小事儿”

“使劲儿尿，尿远子点儿、靠前点儿尿”，这是颜校长在一次校会上讲的。听后，学生笑声不止。

那个时候，学校条件差，小学初中共用一个茅子（厕所），当然是男女分开，老师与学生分开。“小便入池，大便入坑”写在茅子墙上，清清楚楚，就有学生不听话，原因是人多，茅子小，拥挤，憋急了就对着粪坑边沿上尿，尿液一多，让屙屎的下不去脚。有的往便池里尿，不靠前，尿到便池外边儿，有的离便池更远也尿，有的进茅子门就尿，尿的往门外流，可里边还有一块干地儿，下不去脚，无法入内。这个时候，就让初中学生轮流打扫。这也不是办法，必须从源头治理。学校就让我班派人不定期地去逮，逮住了，交到学校里，让学校里“批”一顿。如果逮到小学生，不一定“揍”，但可以拧他的耳朵，吓唬吓唬了事。若逮住初中的犯事儿，你拿他也没办法。为此，开校会，于是就有了前面的颜校长在校会上的讲话。这“小事儿”难以启齿，却难以忘怀。

　　起诨号不一定有“恶意”

　　我班有个从张秋公社辖区初中转来的同学，叫祝怀润（应读rùn），班里同学偏叫他猪怀孕，其实在普通话里，“润（应读rùn）”与“运（yùn）”还差很远哩。祝同学听出了一些同学反复喊他的名字，是戏谑、耍逗，不怀“好意”，一次，忍了，两次，忍了，三次，就不忍了，恼了，骂誓说：“以后谁再喊我‘猪怀孕’，谁没die”。其实有些同学喊他不一定有“恶意”，音发不准，没办法，也只能那样喊。打那以后，没人敢喊他的名字，称呼“你、他”。后来有个个子比他还大，好打架的同学，竟然挑战他：“喊你‘猪怀孕’不能喊，喊你‘猪怀胎’行不？”他就更恼了，于是他两个打了一架。“官司”打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狠狠地“批”了那个“好找事儿”的同学一顿。从此，与他打交道、打招呼只能“嗯”“啊”，也就相安无事了。其实，有些同学不是故意给他起诨号，而是普通话发音不准惹的“祸”。

　　有一女同学，长得很白净，水灵，不知谁给她起了个诨号，叫“小白茹”，男同学都知道这是谁的诨号，很长时间她蒙在鼓里。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哪个男生告诉她了，她并没在意。为什么喊她“小白茹”呢？因为她长的挺白，好看，起初同学喊她“小白脸”，她不恼。再后来，慢慢地，她这个“小白脸”竟变成了“小白茹”，她还不恼，她不知道“小白茹”是何人。这个时候，班里又出了一个“参谋长”。有一次，一男同学与“参谋长”闹着玩，大声喊：“参谋长、参谋长……”，那声调是戏谑、是逗趣；另一男同学则看着“小白脸”大声喊：“小白茹、小白茹……”，这男同学挤眉弄眼，还不断伸舌头，此时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这回她也没在意。后来她知道了“小白茹”是电影《林海雪原》中漂亮可爱的卫生员，是个正面形象；“参谋长”是《林海雪原》里的参谋长少剑波。少剑波与小白茹是情人关系。喊他两个一个叫“小白茹”，一个叫“参谋长”，意为他两个是情人关系。为此，“小白茹”快气哭了，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要求给他们二人澄清关系，否则没完。老师则很严厉地“批”了这两个男同学，从此，老长时间没人再喊“参谋长”“小白茹”。为什么给他两个起这样的诨号，可能是他两个交往频繁，无风不起浪。那时候，男女一般不“搭腔”，一般不同桌，“男女授受不亲”，划清界限。他们两个打交道多了，即被默认为是谈恋爱了。毕业后，他两个真的成了两口子。他两个倒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但上学时，十有八九，他两个真不是谈恋爱，同学给起诨号，倒是促成了他们的姻缘。这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时学生不允许谈恋爱是校规，男女生正常交往得是允许的，但有的同学捕风捉影，有风就是雨，神经过敏，受极“左”思想影响吧。现在初中男女生一起过生日，吃饭的有的是，没人说是情人、谈恋爱。这叫此一时，彼一时。

　　有一女同学，是学习委员，平时爱打扮，不时地卖个漂亮的发卡戴头上，有同学给她起了个诨号叫“氓卡”，取“流氓”之意，这哪是哪，足见那个时候个别同学狭隘浅陋，或嫉妒，说不出是什么心理？

我也有诨号，因为长得黑，叔伯兄弟中排行8，他们给我的诨号叫“黑8”，可能与扑克牌里黑桃8有关系。我不计较这，因为黑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又排行8，这叫“名副其实”。

我本家哥哥与我一个班，他头脑灵活，上课不用听讲，做题一做就会，一考试就考高分。其实，他听课专注，同学给他起的诨号叫“老蒙”。同学中还属他的诨号有褒义，夸他聪明，有赞颂之义，其他都不行。

　　几乎每个同学都自己的诨号，没有的很少。那时候学习压力小，“正事儿不多，散事儿就多”。

毕业后的去向

同班70多位同学，除上述初中未毕业参加工作的，其余极少数能考上高中。考不上高中，就得回家种地，有的男同学，可能连媳妇都寻不上，得打光棍，不是危言耸听，因为那时候，村上都有很多光棍汉子。XXX同学自知学习不好，考高中连名都没报，乖乖回家种地，家里过得穷，兄弟多，快三十岁，才找了个四川媳妇（通过中介，在本地寻不上媳妇寻个四川的，被人“看不起”）。一想到这儿，多数男同学则满心沮丧，非常绝望，打不起精神。而女同学考不上高中也很难过，因为她们就没有了如前面那些有个好爸爸的女生的命运好，但毕竟没有一些男同学难过，女生打光棍的毕竟少。尽管考大学希望渺茫，但多数男同学还是硬着头皮去初中复读考高中。后来，有部分同学果真还考上了高中，最后只有三人考上学——一个考了山师本科，另一个我本家兄长考了中师，我高中复读才考了个专科。该死的数学迟滞了我高中（zhòng）的步伐。其实，不是自我夸大，我的文史素养得是“杠杠”的，有发表的文章为证。没办法，国家高考不会因为我而拿掉数学科。复读生尝尽了辛酸与无奈、压抑与忧虑，是人生至暗时刻，唯有没复课，一路直线上升的高中（zhòng）者，才会有“金榜题名”时的高光时刻。曾几何时，未曾复读而考上学的为“生而知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多一些夸耀的“资本”，多一些“优越感”，复读后考上学的为“学而知之”，“话语权”就少多了，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优越感”也没了。其实，参加工作后，看的是工作能力与业绩，没有多少人在乎你当年求学经历，而且社会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也是多元的，考上学并不是唯一标准。

俗语道：“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上帝给你关死一扇门，就会给你开一扇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果真如此。没能考上的学的同学，有的当兵，在部队考军校当了军官，最后升到团职；有的当兵，没当上军官，当了职业兵，复员后国家给安排了工作；有的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正，还当上了校长；有的早年在台前市场、聊城铁塔市场、香江市场搞大型批发，发了大财，在聊地买房安家，开豪车，住别墅，花钱出手阔绰，将户口转到了聊城，下一代孩子、孙辈成了城市人。

有的女同学，凭着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或嫁给了安排工作的转业军人，在城市定居，或嫁给了大学毕业当干部的人民公仆，她们都有满满的幸福感、自足感。

按社会评价，以上同学过得比考上学的一点儿不差。

更多的同学在家种地，做小本生意，小日子也过得不错。当年，他们可以不听“计划生育”的话，多生孩子，至少生两个甚至三四个，如今家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成欢膝下，尽享天伦之乐。当年，考上大学的，则只生一个，生两个都得挨罚，现在多已感到晚年的隐隐忧虑。就凭这一点，他们幸福指数比考上学的小吗？在放开三胎生育的今天，考上学的这些独生子女户们，情可以堪？

我们这帮初中同学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应该说，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没有“受罪”，这才最大的福气，与我们的父辈相比，这福气可遇不可求。我们的父辈遭过多少罪，吃过多少苦，是因为他们脑子比我们笨吗，是他们比我们不努力吗？都不是，是时代使然。时代不提供舞台，再努力都没用！为此，我们应该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当年的同学已近人生巅峰，几近花甲之年，生命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初中岁月已过四十载，似水流年记心间。

作者简介：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教育专业论文30余篇，主编校本培训教材4部，与他人合作出版论著5部，现喜爱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