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名言有哪些】张顺辉老师谈奖学金经验：自我提高，内心坚强

自强不息，长心不息

——粗略地谈谈我在长期学习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韩元，张顺辉

我一辈子坚决走自学道路，认真研究中国文史，与家庭提供的阅读条件和父亲自学精神的感染分不开。家里的旧藏书大部分是爷爷在广西初年在北京任职时在玻璃厂买的，后来爸爸一直增加，所以京、寺、子、执事四部的书都很齐全。特别是保存了很多清代朴学者的著作。爸爸一辈子讨厌八股文，不应该考试和考试，专攻斜面博学，讲究古文，但特别擅长天文算法。清末初办学，他报考了中学、师范和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今天的师范学院)算术学习，他的天山学是没有老师的自通。执教后，仍然刻苦研究，努力做得更好。卒努力工作，咯血不止，回家疗养。年龄不到50岁就去世了。但是牢记他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教给我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莎士比亚)。

我出生于1911年，至今已满70岁。从1932年开始教书到明年已经是50周年了。起初，我教高等中学的语言和历史。过了三十岁才在各大学任教。一辈子没做过别的事，也没中断过教学工作。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讲课，就是伏案阅读。教学长，收获很大。不能说在学问方面没有一点经验。综上所述，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从练习基本功开始，打好学问基础

我十几岁的时候，发现张志东《书目答问》里谈过。“从小学进入京学者，那个京学是可靠的。从经学进入历史学家，其史学是可靠的。”突然意识到做学问有次阶段。全称文字、星云、训诂的学问是小学，小学是研究本国文史学问的基础，如果不好好磨练这种基本功，读书是不可能开始的。我在幼儿时期，爸爸用王先生《文字蒙求》教我写作，对文字学已经很感兴趣了。15-6岁的时候，分段《说文注》，王氏《说文释例》，郝氏《尔雅义疏》都见过。17岁的时候，写了《尔雅义疏跋》的文章，提出了《尔雅》和《说文》的区别和郝《疏》的弊端。后来又以象形、智一、义理、形音四种，再次抄写了《说文》分。名字是《说文类求》；接着，以高云富为经典，以《圣纽》为纬，以站立9千多文、系列为表，制成《说文声韵谱》。另外，根据陈毅确定的40星流，将《广韵》按声音分类，制成《广韵谱》。回收《尔雅》、《小尔雅》、《方言》、《毛传》、《说文》、010这些都是经过这一系列锻炼，对文字、星云、训诂的学问有了一些收获，初步掌握了学问所需的部分基础知识。

在学习写作方面也练习了一些基本功。我小时候，父亲如果一个人写不好文章，甚至写不出自己的思想语言，虽然有很高的学识，但表达不出来是很痛苦的事。他教我文学，从唐宋人的作品开始读，了解那个时期的文史，了解先昌，觉得很容易学。(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要多读长篇有力的文章，使其振作起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选了王安石、苏轼的万言书、韩愈的长篇文字，教我随笔熟读。之后追溯到扎伊《释名》、《雅诂表》这样的铭文，我都是用手抄下来，用书抄写，反复背诵。这时可以用勤奋地写日记的方法练习作文，在日记中也可以写长篇论或文章。积累了很久，从那天开始立功，用毛笔写字，就顺畅多了。(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Linston)还经常背诵《陈政事疏》、《过秦论》、《唐诗三百首》、《古诗源》本书，学习诗歌的基本规律。

在我小时候努力写作、星云、训诂充实基本功的岁月里，爸爸认为这只是基本功的一个方面。如果不知道天文星象，就无法阅读《绝妙好词笺》、《词谱》。一个夏天，我读了《诗》，临摹了《书》，教我掌握星星的部位。时候是圣经，白天解释歌词，我熟悉，晚上我在医院外面兜风，仰望天空，背歌词，他一一指向星星的地方。这样，在夏天的雪经历之后，所以天上的星星战斗，竭尽全力在胸部上，用来了解天文学方面的经典记录，就容易多了。

我第一次读《步天歌》的时候，爸爸教我从通行本《三垣图》中抽出已经认为仙人可靠的28篇手笔复印件，拿来《尚书》中的《尚书》。我用《史记》写了两本不同的短语，不仅解决了《五帝本纪》的难题，还进一步认识了汉人《勋带经典》的巨大作用。

上面列举的我在青少年时期练习基本功的两三个事例，勤抄是关键。自己用手抄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对于我后来在各方面进行主题或专业书研究的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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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所取必有所弃，不要因其他爱好分散治学精力

昔章学诚论学，提出“善取不如善弃”的原则。这是由于学问文章之事，本甚广博，一个人的聪明才力，不可能遍知尽能，自必有所别择去取于其间。将有些不关重要的或妨碍做学问的小道末枝抛弃掉，使心思精力集中到有用之学方面来，才能取得成就。我在少年时期，读了古人的诗词以后，也喜欢轻弄笔墨，作诗填词。到二十一岁站上教书岗位以后，每周除讲课外，还要批改学生文卷，自己尽量挤出时间努力读书，没有闲工夫去强记故实，推敲字句，在诗词方面花气力。感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自是扬雄的经验之谈；而刘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却是我们的绝好榜样。于是下定决心，与诗词绝缘。四五十年间，从不作诗填词。也就夺回了许多精力时间，专用于做学问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我又感到旧诗词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大部分是消极的。未老称老，不贫嗟贫，无病言病,差不多成了诗词中的主要内容。昔人所谓“诗愈穷而愈工”，“欢愉之言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似乎成了古今文士骚人从事吟咏的共同倾向。例如白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苏诗：“老来厌伴(一作‘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苏氏时在杭州，年三十八九岁)这样未老言老、自悲没落的诗句，青年人读了，没有什么好处。其他怨天尤人、自嗟贫病的诗词，更不可胜数。我又本着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名言，指导学生也不必动辄作诗，不使他们把有用的岁月，抛到吟风咏月中去。对己对人，都很有益。我自己从排除过去作诗填词的干扰以后，集中精力做学问，无论是读大部头书或研究专题，一天有一天的计划，一月有一月的进程，努力不懈，自可以如期完成任务。到了晚年，更加体味到在治学过程中集中精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有些不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爱好加以屏除，对于做学问，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三、要把做学问的范围推广，不可走太狭窄的路

清初大儒黄宗羲有句名言：“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把它运用到治学方面来，便是唤醒人们无论做何种研究工作，不要分得过细。我在长期治学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门路太窄，是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门类至繁，相互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不是一开始便单科独进所能容易取得成绩的。因为在许多专门知识的内容上，有共同性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如果没有弄清楚，便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更谈不上深入钻研。过去许多大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工作方面，主张“由博返约”，不是没有原因的。所谓“由博返约”，便是人所共知的学术常识，我要知道：人所必读的重要书籍，我要涉览。把一般性的知识都掌握以后，然后从事专门性的研究，自然基础坚实,容易着手多了。

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本无所谓文、史、哲的界限，他们所留下的写作，包罗宏富，多半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例如我们读《史记》、《汉书》,便不可不懂天文、地理、制度、礼仪；读《尔雅》、《说文》，便不可不懂宫室、器用、鸟兽、草木。所以，我在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过程中，除涉览了一百多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外，还参考了许多有关水道、地理、生物方面的科学书籍，以及近三百年间文集、笔记中有关释字、明制、考证名物的记录，然后才敢下笔。“事非经过不知难”，于是对治学范围应该推广这一点上，深有体会。愈学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门路的狭窄了。

常常感到自从高等学校里实行分科分系以来，此科不通于彼科，此系不通于彼系，疆界分明，各不相谋。于是学文学的，不必过问历史；学历史的，不必留心文学、哲学。在文、史、哲领域内，又各划时代，各人专搞一段。研究近代史的，不了解古代史；研究元明清文学的，不追溯唐宋以上；研究老庄思想的，不过问其他。当然，学术研究工作上的细密分工，是一种进步现象，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没有做过融会贯通的工夫，没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没有弄清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总过程，即使进行某一段的专门研究，自难免出现片面、割裂之病。针对这种偏向，我近年在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经常拿自己在治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向青年同志们介绍，劝导他们在研究文史方面，不要走太窄狭的路，道理便在这里。

四、除书本外，还应多读“无字书”，以扩大求知领域

天地间有两种书：一是有字书，二是无字书。有字书即白纸黑字的本子，无字书便是万事万物之理，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实际知识。有字的书，人人知道重视它，阅读它；无字的书，人们便等闲视之，很少有人过问它。特别是过去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们，平日除伏案阅览、写作外，不愿多和社会接触，形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与世隔绝。由于他们平日所接触的书本，绝大部分是古代的，受古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潜移默化，便不期而然地与古人接近和今人离远了。偶与物接，便会格格不入。不独言论、行事容易流于迁腐，知识领域也是很狭隘的。

但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大半都是通过多读无字书来丰富自己的见闻，充实自己的著述的。

我对于过去学者们饱读无字书的精神和成就，十分歆慕。自己也就随时随地注意涉取书本以外的见闻，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时时有所得。例如我早年读《说文》至《麦部》，有云：“秋种厚薶，故谓之麦。”这明明是许慎以声训法指出“麦”的声义是由“薶”(埋)来的。我最初不能理解这一说法，后来在湖北农村，亲眼看到秋冬之际种麦的时候，都是用锄深挖土，将种子放下，再厚盖以土。湖北人称为“挖麦子”，和其他谷类的种植法大不相同。我才体味到“厚薶”的原意，和许氏以“薶”释“麦”之故。即此小例，足以说明读无字书的重要。其他事例很多，不能在这里尽举。总之，有许多的知识和疑难，是不可能单从书本中取得解答的。

五、研究成果多由积累而来，不可急于求成

荀卿论学，强调一个“积”字。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都是保存在《劝学篇》中的精语。本来，谈到治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绩的，必然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积累知识，才能有所收获。但是积累知识之后，还要有一段就原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使其变为有用的东西。平日从积累素材出发，做了不少卡片，写了不少笔记，这只能说是读书的功力，不能算为学问。所谓学问，是在拥有丰富的素材以后，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改造制作的历程，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加以判断，论定于其间，成为自己心领神会的见解，有所发明或发现，这才算是学问。假若没有自得之学，而想在科研成果上取得优异成绩，自然是比较困难的。

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辨》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其他像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广校雠略》一书，完稿时我刚三十二岁，其时见书不广，学识未充，却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评定古今学术的高下，写成一百篇论文，无异于是我三十岁以前的治学小结，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凑出来的。四十岁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原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诸种，也不外根据我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时所写笔记，去粗取精，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编述而成的本子。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

六、恒心、毅力、耐性、信念、傻气五者，是坚持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于人世的大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学也是这样，还要加上几分傻气。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认识到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便断然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毁誉，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便是傻气。我在长期自学过程中，是有几分傻气的。少年时期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抄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阅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后来年龄稍大，又发愿要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1946年，到兰州大学教书，恰好那年冬天，学校从，上海买回了大量图书，其中有明刻《皇明经世文编》，是清代禁书，流传极少(此书一直到1962年，才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兰州大学以高价得之，藏于珍本室中，例不借出馆外。是书凡五百四卷，收录了四百二十四家的政治论文，共载文三千一百四十五篇，可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书。但由于书本行格疏阔，字体又大，每卷的字数并不太多。我趁暑期休假时，鼓起勇气，携带笔纸，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览了一遍，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回忆年轻时读大部书，是用临阵对敌、打死仗的办法去攻坚取胜的。既有勇气，又有傻气，从来不感畏难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昔人尝称：“读书如克名城。”意思是说读书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好比作战一样，攻下一座名城，是要投下很大力量的；但一旦攻下之后，又是十分高兴的。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深切体味到这句话的道理。平生也实在是采用打仗的精神去对待读书的。我还有一种傻气,便是酷好买书。一生节衣缩食，自奉和家用都很俭约，但买书却不吝惜，如果遇见有合意的书，不论贵贱，都要设法买到。有时书堆多了，无地可容，便采用换取的办法，将那些已经用过或不关重要的书，廉价让给古旧书店，再从那里换取一些书回来。这样，便无异于丰富了自己的收藏。但是，一个人的财力究竟有限，有些大量的书，仍须依靠从各大图书馆借观，才能解决问题。例如我早年喜欢涉览清入文集、笔记。自己买到的清人文集，不过四百种，而我所得寓目的，便有一千一百余家；自己买到的清人笔记，不过百余种，而我曾经看过的，便有三四百家。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如果没有几分傻气，也是办不到的。尤其是处在艰苦的环境和岁月里，仍争取时间，努力写作，主要是伏案整理平生尚未发表的丛稿。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这一大批研究成果，共有三百七十多万字。计有《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著》五种、《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诠》、《中国古代校雠学》、《清人笔记条辨》等十种。亲自誊写，分装成册。特别是其中《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单就誊写清稿而言，也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竟写秃了五十多支大小毛笔，将我一生钻研《说文解字》的心得总结，终于整理成书了。

七、做学问是终身之事，努力不懈地干下去

荀子说过：“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这说明学问之道，是没有止境的。应该努力钻研，直到生命的结束，才告休止。纵观古今中外大有成就的学者、科学家，也确是如此。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前进。孜孜不倦，死而后已。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我一生在治学过程中，也就仰慕前贤的治学精神，常用荀子的话鞭策自己。一生自少至老，从来没有晏起过，日历上也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没有放松过。经过长期奋斗，不独不感到疲倦，反而觉得精神愈用愈出，聪明愈用愈灵。到了晚年，总觉工作做不完，非努力前进不可。所以现在虽已七十，每晨还是四点钟起床，盥洗、叠被、整顿几案都毕，便开始工作。不自觉共疲困，感到乐在其中。这样的自强不息，自问还可坚持下去。

清初学者唐甄，年到七十时，人伤其老。唐甄便说：“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老而学成，如吴农获谷，必在立冬之后，虽欲先之而不能也。学虽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见《潜书·七十》我每读到他这段言论，志气为之一振，把它作为座右铭，经常提醒自己：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地干下去。争取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做些有益的工作。

近年自拨乱反正以来，万象俱新，国家安定，正大规模地从事经济建设，出现了高潮。我一念到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很贫乏，连一部内容丰富、首尾完整的中国通史都没有，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莫大的缺陷和耻辱。我虽年已七十，却还有余勇可贾，积极想编述一部《中华人民通史》,来弥补这一缺陷。编述此书，以广大人民为历史的主人，着重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过去旧史家轻视少数民族，轻视妇女的思想、积习纠正过来；打破以历代王朝为叙述中心的体系，而以崭新的义例出现。经过较长时间的斟酌损益，终于初步拟出编写提纲，打算分为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部分来写。每部分中，又分列许多子目。看来，规划是庞大的，工作是艰巨的。我自己虽已年老，但仍有决心，不畏艰苦的劳动，争取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工作。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全部光辉灿烂的文化，得借此介绍于全世界，替人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文章选自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学人谈治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张舜徽，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等。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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