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黄博浩小学生作文】一根胡子，我喜欢世界上那些美好的瞬间。

破洞裤子本来是给女儿买的，女儿不行，胡子是自己穿的(照片上的花鸽)

她喜欢看到有罪的人的自我平衡，相信人性中有神圣的光芒，使人悠然自得

本报记者|邓瑜

实习记者|郑锡彩小姐发源于厦门

编辑|丁程鑫

9月初，厦门，山里的龙眼满地跑，天空的云像白瓷碎片一样明亮。

胡子和黄瓜不敢看天空。几年前，她降低了“日光过敏皮炎”的毛病。

这个对紫外线过敏的女人在40出头的时候写了正视人性的小说《太阳黑子》。2013年春天改编的电影《烈日灼心》在厦门拍摄。几名逃犯主人公藏身的石头租赁住宅是在万石植物园的花岗岩部队营房(古宅)拍摄的。两年半后，我们和从未访问过实景的作家一起，几乎找到了一次《热带雨林世界》。经过几个出家的“点击”才知道，那栋房子已经在一年前被相关部门拆除了。

沿着狭长的石阶，被喷雾覆盖的橡胶榕、燃烧的花朵、八宝树、苏铁蕨里来回走了一个小时，穿着平底鞋的胡子和黄瓜几乎要虚脱了。“写完小说的人也是虚伪的。然后演员来了，进入角色，还原了小说中的场景，你会觉得是真的吗？就像梦一样。”

生活和创作总是虚实相映。有一年，在《厦门晚报》的主要情报部门副主任胡子里，听一位退休的外地警察说，三条铁路中的小流氓犯了灭门事件时流亡了。十多年来，他们守着分寸，但始终忧心忡忡，甚至不敢结婚，害怕拖累家人。其中老大迫于世俗的压力成了家，但经常“抱着儿子悲痛地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事件发生的那天，他们的行李终于放下了。

“我喜欢这种对不起的故事。”爱写小说的胡子告诉报社的老伙伴、消息部主任卢伟，写了几十篇中篇后，她对这个赎罪主题情有独钟。

“这种书好看吗？我见过太多了。例如《肖申克的救赎》。”老太太心下怀疑。

“我会写得和别人不一样。”胡子很自信。

事实上，在《太阳黑子》出版之前，胡子已经渗透到小说世界很多年了。这不是她第一次把逃犯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12年前的短篇《蛇宫》中，她写下了受到现实重压的逃犯，受到良心的折磨，最终献出生命救人，获得了解放。

“一个逃犯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社会力量的追踪还是道德的追踪，都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步。”胡子相信人性中有带神性光芒的感情，让人悠然神往。“我喜欢看有负罪感的人的自我平衡。那种真诚的忏悔、内疚、内疚、救赎努力总是表现出天堂的光芒。我也知道，当这种平衡恢复的时候，或者正常感过去的时候，神性消失了，恶心可能会再次发生，新的内疚和后悔可能会再次见面。这样循环着，循环着普通人的感情节目。这段时间的光线掠过世界。(莎士比亚。)

拯救已经实现了

小说中的三名铁路少年变成了协警新野游、衡子、天文爱好者陈飞阁，在无意中犯下灭门罪行时，隐遁了被遗弃孩子的“尾巴”，最终三人得到了伏法。他们说“拼命加善还债”，早年偷的房东卓生发努力用“揭露邪恶”来行善。两种心理途径，多条故事线交错。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当《太阳黑子》上市时，那个故事在胡子上长得坚硬已经有六七年了。因此，当我对解说员在其中或存在的“逻辑漏洞”提出质疑时，她反驳说，自己对情节经过了周密的组织和设计。

例如，如何让人们相信，能够如此慷慨地照顾陌生孩子的三个人竟然犯下了滔天罪行？“恶人”和“好人”之间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

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14至18岁的青少年在面临危急情况时比儿童和成年人更冲动。因为他们的大脑很难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年龄段的重案犯罪率很高。除了年龄之外，小说中设定的诱导事件发生条件是突然的、接连而来的，因此被3名少年们紧急开除了。因为3人中有人提议想看豪车，然后进入了私宅。又突然看到刚洗完澡，画了一幅气质很好的画的女孩子。强奸时少女死于心脏病。(意思是不是故意杀人。)；

“三个人的强奸和杀人行为可以说是‘激情犯罪’，是极端情况下的激烈反应。”一位警界人士说。

小说之所以要这样“费心细心地布置这么多前提”，胡子和黄瓜正是要为三个少年今后的救赎提供有力的支持。(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小说名言》)(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小说名言》)积极的支持来自三个少年原来心中的善良(至少没有那么邪恶)，而反转的支持是灭门案无法改变的严酷事实。事实有多残酷，咬内心的人有多锋利，引起内心的愧疚有多难。(圣雄甘地。)。

协警新野游由于反真反假的同性恋倾向，也被对他充满怀疑的警长骗了。问题是同性恋为什么不能犯强奸罪，警长也能成为这么低的智商吗？“这本书主要通过妹妹李谷霞的怀疑来表达她的个人观念。对警长来说，这不是他判断的唯一依据。最终他做出论断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三个人很辛苦，很孤独。

诣，最终难逃一死，他们渴望的“心灵救赎”是不可能实现的。须一瓜有不同看法。

“最伟大的救赎，就是自我的道德拯救。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要死，但都得到了爱和尊重：杨自道得到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辛小丰获得毒眼警长伊谷春的激赏、敬重与不舍，两人惺惺相惜，他在弥留之际，看见夕阳在辽阔的海面打下一条通天长廊；而陈比觉的灵魂，已经穿越了流星雨，向着他的老家太阳黑子飞行……我觉得，救赎已经实现了。”

“你看过韩国电影《密阳》吗？女主角申爱发现，杀死丈夫的凶手居然从信仰中获得了宽恕，她对此无法接受，转而彻底地怀疑宗教，对世界也充满怨毒……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赎罪和宽恕的成立？”我问须一瓜。

“我没有看过《密阳》，但书里，警长伊谷春和爱上逃犯、要帮他们逃脱的妹妹伊谷夏有过一段对话。”

伊谷春：如果我们一家，爸爸、妈妈、我和你，再加上尾巴吧，忽然被人都杀了。你怎么想?

伊谷夏：但是，后来他们变好了。

伊谷春：把我们一家灭了门了，你觉得变好了就可以了吗?

伊谷夏：我知道阿道一直在帮助人……我觉得他一直在赎罪；辛小丰，你比我更清楚，他出生入死抓了多少坏蛋，这些都不可以减罪吗？还有尾巴，他们和那个弃婴非亲非故，可是他们比任何一个亲生父亲都做得好……最后，还有你，辛小丰救了你，没有他，你早就摔成肉酱了。是你告诉我的，不是吗?

伊谷春点头。

伊谷夏：那这还得不到宽恕吗?

伊谷春：我会宽恕他们的，你也会。可是，法律不会。生命无价，五条命啊，你拿什么偿还？除非这个社会乱了套。

这段对话，和之前伊谷春对辛小丰关于法律的那段“说教”，都是须一瓜借人物之口，体现出法律和公义的必要。但须一瓜最感兴趣的，显然还是人心。

小说和电影里的注射行刑，来自她记者生涯的一次亲身经历。

“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记得那天接受行刑的一个女孩，罪行是把情人的老婆毒死。在看守所签字的时候，她全身发抖，签自己的名字时签得像二维码一样。”

行刑室是跃层，所有人都退到半楼护栏处。从封闭的玻璃往下看时，须一瓜突然很想知道女孩最后一刻的心情，她不假思索地跑了下去，听到女孩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痛，想爸爸。”

须一瓜的“鲁莽”行为遭到当场呵斥。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因为药物对女犯身体无效，她没有马上死亡，改成在楼下另一侧执行传统行刑方式。

“我又想下去看，可是腿迈不开，只听到脚步声和空气挤压的声音。”那一刻，须一瓜感到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她慌忙跑回人多的那一头。因为各种原因，那天的稿件没有写成。

“须一瓜是我们的常客，她老是追着我们要新闻。她很勤快，文笔也有女侠风范。”和她交情甚笃的一位警长K说。不过K总搞不懂她的“逆向思维”，“她会把一个我们觉得正面的故事‘扭曲’成负面的，或者反之。”直到读得越来越多，K才渐渐明白。

须一瓜所在报纸曾用一个整版报道了本市某男杀害女研究生的案件。

公安提审时，认定疑犯很刁。所以，带须一瓜前往采访时让她隐瞒身份，只说自己是局政治部的。但是，和须一瓜聊着聊着，他们彼此很快就敞开了。“一开始他就是偷点东西，惊动了那女孩，他便捂住她嘴，用绳子绑她。女孩说‘你弄得我头发疼，再重新扎一下’，他真的重绑。两人还友好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就走了。结果好像是忘带了什么又回来拿，那女孩儿就忍不住大叫，结果他就拿起刀一划，企图制止。昏暗中，刀子划到了女孩的颈动脉。”

“血‘嘘’的一声飙出来。完了，他说，那一刹那，他听到的不是女孩死的声音，而是自己死的声音。”须一瓜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眼瞪得大大的。

采访完，那个年轻人问须一瓜，“能不能帮我联系遗体捐助部门，能用都给他们，然后，把换来的钱，都帮我给那个女孩家庭吧。”他并不知道捐献遗体是无偿的。须一瓜对他的心愿特别难忘。“我想表达的，就是人性在这一刻的美好。那一刻是‘通神’的。”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福建有3个作家，北村、陈希我、须一瓜，都偏爱书写人性恶，探讨人的自我救赎的可能，有一种精神的孤绝感，“这在别的地方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作家总体而言是缺乏深渊呼告、吁求救赎的精神的。而须一瓜那样追问人性底下那一团阴影，和那一点亮光的动力，确实比很多的作家都要强大。”

“他们猜天上掉了淡绿色的月亮”

卢小波眼里的须一瓜，是记者，作家，还有点像侦探。“她对生活有巨大的好奇心，总想破解谜团，这是她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

太阳黑子

当地公安曾经接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报案，说如何受到父母虐待，被一个妈咪骗了当三陪，她如何反抗。派出所照顾她，所有媒体前去采访，都给予了孩子巨大的同情心。“这样一个流浪和磨难的故事，情节曲折，细节饱满，把大家全都感动了。须一瓜也去采访，一步一步追，结果问出来是个弥天大谎。”

卢小波说，后来证明那个小女孩家境不错，有“习惯性出走”的问题。“是那种动不动跑掉的熊孩子。这事儿连警察和其他媒体都被骗了。须一瓜据此写成了短篇《地瓜一样的大海》。”

同在厦门的青年作家粲然说，她是因为受须一瓜影响，才去做记者的。须一瓜曾经想写同性恋，便带着她去同志酒吧，两人扮成拉拉。“她就很快地和男同志聊起来。我觉得她有这样一种本事，虽然她看起来不是那么和颜悦色，但她会给你一种感觉，嘿，你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有多精彩，我想听。这种特质让她成为非常特别的一个提问者。”

“我们去听件什么事吧”，这是须一瓜常对粲然说的一句话。“她认识三教九流，和很多称得上‘权贵’的人，可以自然、戏谑地沟通，也有像警长、小店老板这样的好朋友。像色情行业，她也会想方设法认识里面的老板。她对各行各业都有好奇，哪怕不用写稿。”

报社有个热线节目《我要说》，由热线员来接听热线，记录市民的生活烦恼、喜怒哀乐。一开始，热线员由记者轮值，时间长了卢小波觉得不对。“受过新闻训练的记者，他有自己的价值取舍，他觉得有些话不重要，就不录入。我们还是希望完全按照来电人的原话记录，哪怕一声咳嗽也要记下来。最终的资料取舍、价值判断交给编辑。”

回看《我要说》的笔录，会看到大量有价值又有趣的素材。市民们的好笑或者愤怒，对方的性格、长相乃至表情都呼之欲出。“‘太好玩了！’须一瓜一度跟我说，‘我不当部门副主任了，就当这个栏目的编辑行吗？’”卢小波学着老搭档的口气。“当然，她的提议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我要说》给了她丰富的营养，比如她有一篇《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写的是交警与摩的司机的生活。当地人方言说“有”，听起来像“呜”。热线员牙牙家住火车轨道旁，每有火车经过，他们全家就大声问候：“火车火车，你娶老婆没有？”火车便会回应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呜——”，特别欢腾。因为激赏这个极富娱乐精神的问候，须一瓜特地写了一篇小说，发在《人民文学》上——当然，小说的主题已远远超过了这句简单的问候。

距他们单位很近，有一幢三十多层的高楼，半腰处很古怪地箍了三道白色“裙边”。一天夜里，大厦发生了失窃案。抓贼时，卢小波也在大厦附近，远远看着大厦“裙边”上手电筒的灯柱乱晃。“这个场面，当时看看也就罢了。在《太阳黑子》中碰到这一场景时，主角辛小丰正在‘裙边’上与杀手狭路相逢，在命悬一线中救下了警察。那个片断，我读得脊背发凉，手心出汗。双脚几乎有滑跌的感觉。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第一次。可见，徐萍的笔力，有让人履平地如悬崖的神奇。”

似乎还能举出更多对应的例子，可聊到此处，本来在朋友客栈的藤椅里躺倒的须一瓜，忽然就坐直了：“别再强调政法记者这段老黄历了吧。”眼里的别扭和认真无以复加。

她最受赞誉的《淡绿色的月亮》，讲的是芥子和丈夫桥北原本感情很好，一夜醒来突然发现家中遭遇抢劫，劫匪还是两个跛脚矮小的男人，芥子被其中一个猥亵，被绑在椅子上的桥北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案子很快告破，芥子却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追问，为何丈夫当时不做反抗？两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

“素材来自于一个夜场的女子下班后被两个歹徒尾随入室抢劫，后来她和歹徒斗智斗勇、周旋许久得以脱身，就这么简单。”新闻的主题，是歌颂这个有勇有谋的女子。而须一瓜却突然感到，在这样一层真实之下，或许还存有另外一种真实。她想表现的不只是人对道德的过度期许，对爱情和生活的绝望，还有人性的悲哀。“灵感就在采访归途爆发，只有我自己和办案人员知道，小说与启动灵感的案子，不论骨肉与魂魄，相差多么巨大。但我知道有些人不怎么看，他们猜天上掉了淡绿色的月亮，我只是去派出所把它带了回家。”

一度，“尾条记者，头条作家”这个定语成了外界认知她的标识。帽子戴久了，她却深深陷入被“错戴”和套牢的恐惧和厌恶。“我还有很多作品和案子、新闻完全没有关系，《寡妇的舞步》，《豌豆巅》，《小学生黄博浩作文选》……很多都无关。”可即便是某些名刊的编辑，都会时不时地跟她说，“来，给个涉案的吧。”她只有报之以苦笑：你看，很多人喜欢重口味。

卢小波表示理解，“她不愿别人以为她只会写警匪小说，要知道‘三观’有别于别人，是她最大的本事。”《上海文学》编辑、作家金宇澄倒是觉得，须一瓜有过那样的职业历程，是一份幸运。“重要的是你怎么处理这个，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批发零售’写案子的，还是有所区分的写法。就像那个‘淡绿色的月亮’，不是人人都能看到。”

金宇澄总结，作家有两种，一种总处在一个回望的状态，需要发酵，去回忆过去的经验；另一种则会直接反映我们当下的经验，须一瓜便属于后者。“她有一个短篇《黑领椋鸟》讲发现了高压电线上的鸟窝，怎么处理它？这种有意味的小故事，关乎工业化时代的自然生态，她立刻会捕捉到。”

须一瓜的最新长篇小说《别人》以一家都市报为主体，写起了和自己距离最近的媒体人、媒体事，也呈现出如无良私立医疗教育机构、黑心食品产商等关系民生的社会问题。素来不爱“顺窝边草”，这回却跳起了“贴面舞”，她说因为积累了大量素材，一旦开工，别无选择。

她的序言正是自己当下心态的浓缩：既怕被人对号入座、闹得不自在，又得谨慎而放胆。“这个题材确实是个人心好镜像。我无意挑战自己的愚蠢底线，但我确实就是瓜田李下、认认真真地写了《别人》。所有的豆子，我都磨成了豆浆，制成了豆腐。看过的人，请不要指着豆渣硬说，那就是我。”

“为什么给小说起《别人》这个名字？”我问须一瓜。

“满眼都是‘别人感’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疏离感的世界。这是我们现阶段的悲哀，我们失去了人性化的交往关系，而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手段与期待中。这世界只有我与它的关系。我怎么才能相遇到充满神性的你？这就是《别人》的故事。”

地瓜的挑衅

烈日之下，我在凤凰木下等候。过了约摸半小时，穿着浅色破洞仔裤的须一瓜翩然而至。一边戴着软皮手套打着方向盘，一边微笑着告诉我，“裤子本来是买给我女儿的，她不喜欢，我便穿啰。我妈还老说我穿衣服‘不正经’哈。”声音软得能把人化了。

原本希望能在拍摄前多聊会儿，她却开着车来载我去植物园寻石屋，结果在导航“指引”下一路走偏。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个路痴。”这是她一路说得最多的一句。

健忘，爱掉东西，给自己邮箱的ID后边加了个250。好朋友粲然说须一瓜虽然打扮很潮，化妆品也还蛮贵的，但她身上有一些非同于“典型女性气质”的东西，“贱兮兮，大大咧咧。有点反叛，和善意的挑衅。就像她作品里的人物——那些小市井气的市民，生活再难，我还是要活下去——那也是一种地瓜气质吧。”

地瓜姐也有缜密的部分，她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个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有一次，粲然和她一起开会，看到一个参会女孩的口红很特别，须一瓜告诉粲然，“紫色的哦。”

过了几分钟，女孩和老板出去了。等再回来，须一瓜又“指点”粲然，“口红不见了。你说这代表什么？”粲然感觉地瓜姐身上有那种“随时发生大案”的心态。

她俩年纪相差十几岁。读研究生时，粲然发现两人文章经常会在同一本杂志同期发表，又都住在同一个城市，于是相约见面。“她虽然大很多，我们除了写作也没有任何交集，但她会很认真地倾听你的感受，给人很受尊重的感觉。”

某个节假日，她和须一瓜一起去街道慰问孤寡老人。“这种时候很多人就一团祥和就好了啦，她还追问老人们，你们的孩子呢，像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新闻，她也不会蜻蜓点水。”

作家连岳说，认识须一瓜20年，她都没怎么变。最吸引他的，是她身上那股豪气，“不装。”

“对那些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她会问，你是怕影响你的官位吧？她手下的记者，在她当副主任时也是有压力的。有热线记者接了线索出去采访，次日却没有稿子来。说是到了那里，车祸现场已经消失。她回拨爆料人电话，立刻就查明记者撒谎。记者开始还是不承认，须一瓜说，这样吧，你把昨晚的的士票给我。她没有点穿记者，记者最终还是发了短信承认自己未到现场。因为的士票一定有时间和距离。”卢小波说。

他和须一瓜曾为了业务观点，在编辑大厅里互拍桌子大吵，吵完又没事。“可是她太锋利，也容易让人受伤。比如她热爱动物，便抵制看马戏，为了她这个爱狗如命的朋友，我如今再也不敢吃狗肉了……”

粲然能理解别人受到的这份压力。“其实这种挑衅只是一个她的邀请，得看对方是不是足够的真诚，旗鼓相当。走进去你会感受到她那种欢欣鼓舞的孩子气，不明就里的人则会觉得，有点惊骇。”

（参考资料：《从〈太阳黑子〉到〈烈日灼心〉》、《别人》，实习记者李玥娴、王笑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