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今天刊发的是周桥旧区改造项目的操作者方慧芳口述。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方慧芳(曾任长宁区周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采访:王佩娟、彭梅芬、袁鲁宁
整理:张润峰
周家桥旧区改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式拉开序幕的,基本上到了2004年的时候完成,总共持续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的圣约翰名邸是当时第一块开始动迁的地方,在这块地进行一半的时候,我就来到这里工作,参与到旧区改造中,到改造结束,我一直都在,算下来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十年间,作为旧区改造的直接参与者,在这期间我见证了周家桥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动迁了天原化工厂等较大的工厂,动迁了两万余户居民,可想而知,这么庞大的民生工程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才能够使之付诸于实践,并取得优异的成果。
上下齐心:发出民生工程最强音
周桥旧区改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左右,到了2004年时候基本上告一段落,算一算,也就10年多一点的时间,但算下来整体动迁了两万余户居民。而这一巨大的民生工程之所以得以实践并持续推行,正是由于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开启了全面的改革开放。我记得1993年、1994年时候,周桥还是一个具有两万多住户的老城区,其中,棚户区居民就占了90%,新公房很少。另外一个就是大厂,比如说天原化工厂、国棉二十一厂、织布五厂等纺织系统。也就是,在当时周桥有两块组成,一个是居民,一个就是大厂。在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上海市党代会报告就明确提出旧区改造这个大的民生工程,当时全区上下拧成一股绳,要把周桥的棚户区,进行彻底地改造。最后就在1993年、1994年的时候全部开始动(迁)了,当时整个周桥就有一号块、二号块、三号块、四号块,一块地有将近两千户居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基地,同期进行。
有一次,长宁区区长到周桥来,老百姓把他围了里外三层,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把这个事给做好,你们生活条件好的人,是体会不到我们的生活困境的。同时,我在原街道党委书记姜翠的带领下,多次跑到旧小区去看棚户区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到周桥的时候,有一个老百姓拉住我,他说:“请你到我们家里去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家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看了以后我确实是感触很深的,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老百姓还生活在这么困难,十平方米住着三、四个人,而且这种情况在周桥比比皆是,房子都是搭建起来的,路面都是泥泞的,家具依旧是破旧的板凳,床也是用两个木头凳子,破门板搭起来的。
不仅如此,经常存在电量不足、自来水不足的情况,老百姓经常都是要半夜出来接水,这里的水管按道理讲都是要被淘汰的。而且,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东倒西歪,十分简陋,甚至有些地方是用篱笆、泥巴涂起来的。刮台风,下大雨,周桥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要到下面去,一是让居住在危险房屋的百姓撤退,帮他们安顿起来,并帮他们加固,事后再让他们返回。这时候,机关干部全下去还有一个工作,用我们的话叫“拷浜(上海话谐音)”,就是把老百姓家里的水排出去。
记得有一次区里面的领导漫着大水进来,老百姓把他围住,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改造?我们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像这种情况暴雨来了以后,我们就需要送馒头,送蜡烛,为什么需要蜡烛?因为水涨到大橱一半的时候,床就淹没掉了,家里的电就不能再开了,蜡烛给他们,晚上有时候可以用。碰到年纪大的人,我们就把他们撤到临时的招待所住一住。总之每年碰到暴风、下雨、涨大水的时候,街道干部多则要忙活十来天,少则也要忙碌两三天。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对此有个印象,我专门把她带到周桥的棚户区,当时上一二年级的她说,感触很深,回来写了一篇作文。她跑到一个老奶奶的家里,她家里没地板,没水泥,都是泥巴地,咖啡色的,并且高低不平,然后我打开她家桌上的罩子,叫女儿看了看,里面一小块豆腐、一点青菜,还有酱油汤,而汤里没有其他的东西。
因此,我们的口号就是“改造旧城区,建设新周桥”。那个时候,其他街道基本上都在招商引资,我们压倒一切的事情就是棚户区的改造。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周桥的棚户区改造。没有市里的大力支持,区里的全力拼搏,居民的积极配合,就没有现在的新周桥。
亲力亲为:敲响大厂改造第一锤
周桥人在这十几年的“改造旧城区、建设新周桥”当中,都是亲力亲为者,参加到整个旧城区改造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两年最厉害、最高峰的时候,23块基地开工,当然有大的、有小的,有几件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就是棚户区改造,周桥固有的“历史遗留”如何保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原化工厂,它是我们整个上海化工的鼻祖吴蕴初创办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作了重大的贡献。当天原化工厂要搬迁了,老百姓把这张《晚报》藏起来,奔走相告。当时厂里的人有点想不通,甚至厂级干部也想不通,从历史角度看,是先有天原化工厂,再有这些老百姓,它将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你们现在像烧香赶和尚一样,在当时,天原化工厂一会儿泄氯,一会儿爆炸,在老百姓看来他们身边等于安了一个定时炸弹,三年间,就有7次爆炸和泄氯。因此,天原化工厂搬迁,不仅对附近居民来说,就是我们街道也非常开心,这个定时炸弹总算是拆除了。所以说,天原化工厂的搬迁,对我们周桥来说,对我们上海整个化工系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战略调整。
我记得在1997、1998年的时候,天原化工厂有次爆炸导致好几个员工死亡,引起了上海震动、国务院的震动。听到消息后,市领导、区领导,全部赶到现场,消防车把天原化工厂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街道的干部也全部到第一线了解情况,认真做好四件事情。
一个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送伤者去医院。氯气爆炸了以后,有毒气体出来后对人体是有伤害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呼吸系统,会出现咳嗽,痰带血丝的情况。由于氯气是朝上飘的,传播速度很快,所以当天长中心、周边的医院、部队医院紧急接待就诊居民。
然后就是摸清居民家里房子受损情况。譬如玻璃窗全部碎掉的、电视机被震坏的、房间门被震变形的。抢险队进驻居民区进行统计并进行修复,不需要修复的选择赔偿。这其中有一些玻璃窗损坏,电器损坏并非此次爆炸引起的,但根本分辨不清,因此,一般情况下,基本就是能修的就修。
紧接着就是一家一户制定赔偿方案。一家一户的赔偿方案工作做得相当艰难,前前后后天原化工厂的赔偿,一共进行了4、5个月,街道的人员几乎就在天原化工厂、居民区里上班。
最后就是让居民接受赔偿方案,每户居民的赔偿方案反复论证,为了让居民接受赔偿方案,我们就采取机关干部包户的方案,主要是以街道为主做好老百姓的补偿工作,最后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老百姓是接受的,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厂干部人员安置的问题。在整个纺织系统调整当中,其系统的干部充实到什么地方,实际上就成为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当时我们长宁区,包括周桥街道有很多转岗过来的纺织干部。记得那时候正好是1996年,一大批上海相关的纺织干部纷纷被吸收到社区、参加社区建设,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区的力量。
风雨十年:维护居民权益现真情
整个旧城新造过程中,在完成大厂迁移后,接下来就是棚户区的改造。周桥基本上都是棚户区,有点像普陀区以前的“滚地龙”。当然条件比较好的居民造到二楼,差点的居民就造到一楼,救火车、救命车都开不进去。居民间房子也经常是你的窗子对着我的窗子,大家面贴面。居民家里的家具几乎是黄鱼车装装就可以。其中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七多”。“七多”其中之一就是外来人口多,这就要归因于上海人有时候结不起婚,就只能找“外来嫂”。其余像吸毒人员、两劳释放人员等我就不多说了。可见,这里的居民整个社会层次还是比较低的,没有电、没有水,可想这里居民生活困难程度是相当大的。在棚户区的改造中,街道做的几件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的。
第一就是组成小分队,深入地块,帮助动拆迁居民,做好居民权利保障、安定维护的工作;后期就是街道组成小分队深入居民家中解决居民家庭矛盾,有时候,居民自己家里吵起来、打起来,会闹得不可开交;另外,居民跟居民之间的矛盾,居民跟房产商的矛盾,由于我们街道的特殊角色,要合理维护居民权益。当居民诉求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居民工作,那么合理的事情又该如何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事件中:
首先就是在居民的人头计算方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听到有个居民她怀孕三个月了,怀孕三个月的一个小宝宝怎么算呢?动拆迁房地产商说你这个孩子不能算,要她生出来为准,当他不算这个小宝宝人头的时候,显然就要减少面积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做调研,了解整个基地里面像这种情况到底有多少?怎么处理比较合理?三个月不算,要是以出生为准,就会面临动迁结束,房地产商走掉,出生后人头依旧没办法算,这样看来,显然也是不合理的。经过调查以后,了解到整个一块基地里面像这种情况大概有十几户,有一些是怀孕了,有一些是结婚了,还没怀孕。我们就跟房产商进行沟通,是否能够做到只要她结婚了,就认她有孩子了,就把一个名额给她。后来在街道多次与房地产商沟通后,他们同意了这个方案,充分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
再一个就是在居民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周桥的居民有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历史上已经造好的东西,但是他的房产证或者(建筑)临时执照等由于历史原因还未下到居民手中,据此,我们力争跟房产商合情合理妥善地解决这些居民的历史问题。
还有在“两劳”服刑人员方面。有一些本地居民在监狱里面服刑以后,家里人对其地不做维护,也没明确这块到底应该由谁来解决。据此,我们主动了解并统计人数,然后跟房地产商交涉后,房产商最后保证即使是判刑了,他也有这块地的权利。
除此之外就是“外来嫂”问题。就是说双方已经结婚,但是她的户口依旧在老家,我们称之为“外来嫂”。对此,我们跟房地产商也进行沟通,当然,这其中会有突击结婚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予支持的,通过协商,大多数房地产商对此还是比较支持的。对于房地产商不能“强拆”我们也是积极进行沟通的,有一些基地是做到了,但是也存在个别房地产商违规的现象,采取断水、断电等强制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房地产商这样做的。还有就是在动拆迁期间依旧要做好小区内卫生,保障老百姓健康卫生安全。
最后就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方面。规定机关干部在旧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当中,不得发生权力滥用情况,比如说几个不准,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的亲属或者是有关系的人的棚户区户口里面,这是坚决不允许的。对机关干部发生一个这样的情况以后,就抓住这个做典型,大会上检查且退出;并且坚决不允许跟房产商吃饭。机关干部,包括民警,大家都一清二楚,共同遵守,共同监督,因此,周桥的这十几年,机关干部没有一个因这个而倒下。
谋篇布局:推进公共服务暖人心
周桥在空间上如何规划好公共设施服务工作,对于整个棚户区改造不仅仅是最后的环节,也是相当重要的过程,如果只看短期效应,不规划好这块地,显然是不符合长远的发展战略,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在整个周桥旧区改造过程中,经区里统筹安排,大家在以下公共服务领域达成了基本共识。
最先考虑的就是规划建设新卫生中心和文化中心。原来的周桥卫生中心又破又小,那么如何解决周桥卫生中心对于整个旧区改造十分重要。经过前期论证,后期选址,最终落址在长宁路上,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之前办事处部分用地,一起扩建新卫生中心,给老百姓确实带来了很多方便。同时又在老办事处的基础上建成了现在的新文化中心,同样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之后就是考虑规划建设疾控中心和妇幼保健中心。在棚户区改造中,疾控中心随之拔地而起。后期,附近居民上访说由此光照受到影响。为了做好居民工作,疾控中心以及区卫生系统充分考虑到居民诉求的合理部分,然后进行了退让,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妇幼保健中心规划在了被视为长宁区黄金地段的体操中心附近,不过,目前回头看来,依然较小,正准备对其进行扩建。
还有一个关键关节就是规划建设居委会用房。目前周桥有20几个居委会,当时用的至少是商品房,后期也有使用公房的居委会,一个居委会要近100多平方米的办公用地,要是去买那就会很难做。因此,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居委会一个个去和房地产商谈判,拿出公有的部分来做居委会的活动室,居委会的办公用房,在当时至少有15、6个居委会全部弄好,后期就全部得到了解决。
我记得另外一个就是规划建设市政道路。长宁路在这之前五十几年了,没拓宽过,改革开放后分了两期,第一期先做到周桥文化中心这里,再接下来由东向西移。现在的长宁路在扩建后就显得十分漂亮,尤其是苏州河畔的景观路也都落成了,边上还坐落着一个湖滨花园,“湖滨花园”四个字就是由韩正题的。
随着旧城新造的民生工程实施以来,我们规划建设了文化中心、周桥敬老院、社区居委会、疾控中心、卫生中心等这些公共设施,这十几年间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放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这也确实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也只有在中国经济、上海经济、长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做成并做好的事。改造后的小区总体上还是比较有品质的,老百姓在乘坐交通、生活等方面还是比较舒适的。当然目前还有很多需要去改变,尤其是居民现在的养老问题上。目前,现在的敬老院依旧是20年前的容纳水平,现在看来,俨然是不行的,规划建设新敬老院也就必须被提上日程。除此之外,我们深知,不仅在养老问题上,在教育上和均衡发展上我们的确还存在差距。但是,总体上在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我深深地感到各项发展确实突飞猛进。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软实力的地方,譬如造好了以后怎么管理?这其中就包括社区事务中心怎么管理?而在台湾有些管理上,确实是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也看到了我们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在软件上面,我们还是要补短板的。有一个老小区,“三座大山”老百姓反映很大,第一座大山就是小区工棚移作他用,占据大量绿化草地;第二座大山就是小区道路破旧,高低不平;第三座大山就是小区内自行车乱放,影响居民生活。据此,街道办事处组成拆违的小组,相关的部门也现场办公。这期间,拆违工作也难的不得了,老百姓占用了以后,他就不肯拆,不肯放,还有就是单位占着,我们也要做单位的工作。记得当时我们的主任为了拆违,连续日夜工作三天,最后住了将近10天的院。可见,拆违工作困难重重,机关干部为了居民利益是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的在工作。
总体来说,周桥棚户区改造涉及到近两万户居民,任务重、矛盾多、困难大,这时就要有敢于创新、敢于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并具有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科学布局的眼光,才能解决难题、统筹兼顾、体现民意。
【口述人简介】
方慧芳,女,1955年4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90年代初,任长宁区周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近10年,后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区机关党委书记,区社区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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