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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抄报一：佛教的基本介绍

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佛姓新称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

释义

翻译名义集：“佛陀（浮屠）。大论云。秦言知者。法华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觉者、知者，对迷名知，对愚名觉。”正如季羡林所说：“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根据多年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中国有考古学家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或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时间应在秦始皇时代。

辩证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论述颇多，但专门涉及佛教的甚少，发现的仅有两处。一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谈到的：“辩证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具有辩证思维，另一处则是马克思对于一部佛学专著的关切和评定。1861年5月10日，马克思在伦敦致信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时提到：“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我和他在一起单独喝了两次酒，对我来说真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国的政论家、历史学家、史专家，著有《北六神话导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等著作。马克思称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书，全名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记述佛陀的生平与阐述南传佛教的纲要；第二卷阐述西藏的密宗。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义并明显赞美佛教的一个国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国出版的第一部佛学专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写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驱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说您是我们在柏林唯一怀念的人。”

2 手抄报二：佛教观点

否定宿命论

佛教否定宿命论，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培福德、修纤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所谓‘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惧谨慎！

缘起论

《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

反对自杀

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反对末日邪说

末日传言没有任何佛教经典依据，佛教是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的宗教，佛教徒不应该轻易相信和传播世界末日的说法。佛教宣称每天都是好日。

3 手抄报三：佛教历史派别

原始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称为原始佛教，这段时间称为原始佛教时期。

自佛陀入灭百年后起，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曾发生多次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

南传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后，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诸派向南传播，盛行于斯里兰卡，遍传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所传诵的三藏经典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属于巴利语系，故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巴利佛教。

现代中国南传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参见傣族佛教。

南传佛教传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圣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故亦称上座部佛教。

汉传佛教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印度大陆的声闻佛教和菩萨乘佛教是同时传入东土的。除大乘经典外，中国现存的印度大陆各部派的声闻乘经典也很丰富。达摩祖师西来，曾赞叹“东土汉地，好一派大乘气象！”由于中华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根性，汉传佛教主流为菩萨乘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声闻佛教在汉地一直不如菩萨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后代，“汉传佛教”几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词。由于汉传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故也称为“汉语系佛教”。

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同，佛教一传入中国即开始的佛典翻译事业，是以皇室官方组织高僧，严谨制度下的书面系统翻译。随着汉明帝打开官方迎请佛教的大门，随后数百年间，天竺西域与中原两地传经、取经之高僧络绎不绝，如鸠摩罗什、真谛、法显等祖师菩萨。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之后都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证者无数，从教理研释证悟到民间百姓的广泛传弘，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渐转移到了中国，并进而传播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及我国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后则日趋没落而消亡了。中国翻译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统和完整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完整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回鹘佛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内容。这些文献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许多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印度贵霜皇朝时代梵语势力范围曾覆盖此地）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