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8糖小时候捡莎莎。
我最喜欢的司马桓温北伐,看着中土化战争的大草原,曾经登上大厦,叹了口气说。“神州六心,百年九许,王宝要多人负责。”他批评的王甫,即魏晋南北朝时著名的清闲作家王燕。
《晋书》里对王衍的评价与桓温出奇的一致,以至于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大多是“清谈误国”四个字。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面临与两晋相似的南北分裂时,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可见后人对王衍的评价,实在不高。然而大凡一面倒的评价,或褒或贬,总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更何况三国后期清谈之风已盛,导致西晋衰亡的八王之乱,更多的是司马家内讧,于王衍而言,误国责任几何,倒是个颇值得玩味考究的问题。
琅琊王氏谱系
王衍,字夷甫,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北)人。很多人知道琅琊王氏,大概是因为这个家族在东晋时占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不仅与陈郡谢氏并称“王谢”,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然而相较于后起的陈郡谢氏而言,琅琊王氏可谓是簪缨世家,往上据说可追溯到春秋周灵王时的太子晋,而至魏晋近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其中声名最显赫的,当属大秦名将王翦、王贲,和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王祥。王祥生于黄巾起义爆发的元和七年(公元184年),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朝,官至曹魏司空、太尉,西晋太保、进爵为公。在经历了诸多政治阴谋,朝野屠戮,改朝换代以后,八十五岁的王祥对世事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给子孙后代留下遗言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琅琊王氏原本就是儒学世家,以信、德、孝、悌、让五者作为立身之本,也算正常;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局面,会发现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即晋王位,为自己登基做准备之前,曾颁布过六条选拔人才的标准:“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除却“忠”以外,其他的与王祥的遗嘱何其相似。然而正是因为没有固守这个“忠”字,王祥在魏晋动乱频频之时才能保全自己,在朝中名士泰半被杀的情况下得以安享晚年;也让琅琊王氏审时度势,不断机变进取,“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最有声望的家族。
王衍正是出身在这样一个家族。他不仅出身显赫,更是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自幼便享有高名。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见到总角时候的王衍后,嗟叹良久,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出这样一个宁馨儿,但将来误天下苍生的人,也未必不是他。《晋书》真假史料掺杂,大多评述不足为据,所谓后来误苍生之说,未必是当时的实情。然而根据王衍的为人处事,我们不妨对他的性格推测一二。他十四岁的时候去拜访当时德高望重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幼年无屈下之色”,然而羊祜对他的见解却不以为然,大概还给了一些批评,王衍便“拂衣而起”。还有一次族中宴饮,王衍问其中一人:“之前托您办的事,怎么还不去办呢?”这样的责备惹怒了族人,举起食盒扔在了他的脸上。王衍默然无语,盥洗完毕,整理好仪容后,拉着王导一起离开了。然而坐在牛车上的他,内心其实并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终于忍不住一边照镜子一边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光,仍然在牛背之上”。仅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王衍的心性极为骄傲,无法忍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指责,即便是自己错了,也会立刻找出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这也是后来他清谈义理的时候,“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的原因之一。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因为边关动乱频频,朝廷下诏要求推举可以安边的人才,尚书卢钦便推荐了“好论纵横之术”的王衍为辽东太守。然而奇怪的是,十七岁的王衍却拒绝了这次任职。《晋书》上的原文是,“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显而易见地,王衍拒绝辽东太守的任职,并转变为“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的因由被掩去了,到现在已不可考;也许是出于政治避祸,也许是因为害怕边关动乱殃及性命,也许是其他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们无法得知在王衍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从一个崇尚经世治国的人变成了一个不论世事的人,唯一能知道的是,那个好论纵横之术的王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历史抹去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个终日以清谈为要务,贪生怕死的王衍王夷甫。
魏晋清谈之况
王衍虽然终日清谈,但仍有一些不好不坏的政绩。譬如出补元城令的时候,他“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只是相较于他的政绩而言,清谈在仕途上给了他更大的助力。王衍容貌俊朗,皮肤白皙,“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在崇尚形貌外表的魏晋人来看,宛若天人之姿;更何况,虽有信口雌黄之讥,但他明悟若神,善言妙理玄言,于《老子》《庄子》有一定的见解,因此朝野谓之“一世龙门”,而王衍也“累居显职”,后进之士皆以他为楷模,称其以为首,《晋书》中所说因为他的缘故,天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如果我们再往深一点想,清谈之兴,起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以郭泰郭林宗为始,“周旋清谈闾阎”。但这种清谈,其实更多的是“清议”,是对政治时事的委婉议论,与后来的魏晋清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到了曹魏正始年间,清谈内容则为之一变。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子》《庄子》《周易》有了新的见解,以为天地万物生于无,进而崇尚以无为治天下,处人事,是为魏晋清谈玄学的开始。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譬如钟会、夏侯玄、卫瓘、嵇康、阮籍、王戎、山涛等等,莫不参与其间,可见当时谈玄风气之盛,而阮籍更是被目为慕浮诞之宗主。但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拒绝入仕的嵇康被杀。这件事令天下名士胆战心惊,恐怕一个不小心就祸及自身,纷纷被迫出仕。向秀的为官经历就带着这样浓重的悲剧意识。作为嵇康的好友,在其被杀后,他被迫入洛,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然而他的内心毕竟是痛苦的,所以才会写下那一篇著名的《思旧赋》,序中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这种悲剧意识不独向秀所有,众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企图在出世入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清谈的内容,又起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魏晋交替之际,作为实际当权者的司马氏曾杀掉了高贵乡公曹髦,以下克上,有违儒教大义,所以司马炎即位之前虽然颁布了六条选拔人才的标准,隐隐有以儒教治国的想法,但终究未能成功,清谈玄学渐渐成为主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清谈玄学为基础,达到身名俱泰的目的,才是西晋士人最大的追求。
深谙王氏家风精髓的王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此与其说是王衍带动了整个时代的风气,致使天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不如说是王衍顺势而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达到了进官加爵的目的。这一点从他的婚姻也可得到些许证实。
当初拜访羊祜的时候,虽然没有得到本人的肯定,但王衍的从容镇定,令众人为之惊讶。国舅杨骏更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然而杨骏素来名声不好,也没有什么威望,王衍“耻之,遂阳狂自免”,装疯拒绝了这门婚事,后来娶了郭豫郭泰宁的女儿为妻。郭氏贪财又粗鲁,即使已身处富贵,但仍命令家中奴婢在街上去担粪。王衍的弟弟王澄看见了,规劝自己的嫂嫂,以为不可,结果郭氏大怒,抓住王澄就要用棍棒打他,王澄力争而脱,爬墙逃走了。王衍对自己这个妻子也很无可奈何,好在郭氏很害怕当时的幽州刺史李阳,王衍规劝她的时候,常常恐吓她说:“不仅我说这样不行,李阳也说这样不行”,郭氏这才稍微有所收敛。郭氏无疑是让王衍感觉厌弃的,但他之所以愿意娶她,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她的身份。郭豫是郭配的次子,是贾充妻子广城君郭槐的兄弟;而郭槐的两个女儿,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是嫁给了魏晋美男子韩寿的贾午,另一个则是晋惠帝前期把持政局的皇后贾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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