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一中 在平原一中读书的艰苦岁月

文|齐榕

1962至1968年，我在山东省平原一中求学，是学校教会了我如何适应社会，是那些可尊可敬的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是那些可亲可爱的同学帮我扬起理想的风帆。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入学考试

平原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它始建于1926年，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

1962年夏天，我从当时的王打卦公社东屯完小毕业，班主任王建生老师带着我们32名同学来参加平原一中的考试。考试前一天，我们从东屯完小集合，步行20多里到平原。这是我第一次进平原一中，这一年我13岁。

平原一中的大门是一个用青砖垒成的穹顶门，由原来的庙门改造而成，大门坐北朝南，大门两侧一排用青砖修成的平房，是教职工的单身宿舍，房前是一条用碎砖修成的甬道，进了校门直着向前走上一个大台阶，是当时的“女生院”，全校的女生宿舍。顺着甬道向西走到房山头再向北拐，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建筑，房顶上是一片排列整齐的黄琉璃瓦，房顶的脊背上有青砖雕塑，大殿两侧的房山檐上也安放了一些飞禽走兽的装饰。大殿的正面是一个带有高台阶的厦子，正门两侧的房子下面是四根粗大的红色立柱，窗户是用木头雕刻的方格木棱。很显然，这是原来庙宇里最高大的宝殿。改建成学校后成为学校校长和党支部的办公室，老师们把这个地方叫“大殿”。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这座大殿西侧的一个小广场上召开考生大会，由平原一中教导处的领导宣读了考试须知和就考纪律，然后由老师带着住进了平原一中的男生宿舍。我们也没有带行李，其实是带不起行李或者说是没有行李可带。只有个别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带了条床单，我们就在那些大通铺的铺板上光溜溜地躺了一个晚上。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成了臭虫和蚊子的美餐。当时心里并没有觉得苦，只是想，如果能考上这个带有金顶大殿的学校该多好啊！

当时有一个家住东屯南街姓石的考生，住下后，心里仍然惦念着那座金顶大殿。他躺下了又重新爬起来，单独跑到大殿前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回来对我说：“咱要是能考到这里来多好啊！ ”发榜那一天，石同学在校门口张贴的新生榜单上始终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含着眼泪离开了。我是很幸运的，这一年夏天考上平原一中初中部，被分到了初一3班。

大伙房

在平原一中求学的那几年，正是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前些年凡是考上一中的农村学生都把户口从农村转到学校来，由国家供应粮油，可从1960年以后，这个政策就取消了。所以我上中学以后，户口仍然在农村，在学校的口粮要从家里带到学校来。我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带些干粮，主要是地瓜干、地瓜面窝头、野菜团子。一次只能带3天的，时间长了会发霉，中间我父亲还要到学校里来送一次。

大多数农村来的同学和我一样，都是自己带干粮，用一块小手巾包好，由班里的生活委员和值日生收起来，送到大伙房的蒸笼上蒸一蒸，到开饭时，自己到伙房的大蒸笼里去找自己的干粮。

大伙房每个班免费供应一铁桶开水，就是蒸笼下边的开水，老百姓叫“溜锅水”。这桶水提到教室里，学生们每人一碗或一茶缸。那时大伙房供应的菜品就是应时的大锅菜汤。一年到头不是白菜汤就是茄子汤，每份5分钱。但大多数同学仍然吃不起，就买上一点咸盐放在抽屉里，吃饭时用小勺弄一点放在温凉的溜锅水里，再用勺搅一搅，就当是菜了。

由于常年吃不到油水，大多数同学的眼睛近视。为了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每月每生由国家供应4两食物油。由于多数学生不订大伙房的菜，学校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伙房把食物油炸成熟油，按人头分到学生手里，因此我们的抽屉里又多了一样东西，一人一个小油瓶，吃饭时的咸盐水里就有了几朵油花。

大伙房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每年的春秋季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组织大型校外活动，学校里是公家管饭的。我记得每逢开运动会的时候，每个学生用粗粮票换一斤面票，可以在大伙房打三条卷子。那时没有馒头机，全是工人师傅人工发面做馒头，因为人工揉馒头根本做不过来，所以就把发面搓成长条，用一根木板条做一个大尺子，把这个木头尺子在长条面上一按，用刀把两个卷子切成一条，这是平原一中大伙房最出名的“卷子”，所以在一中买馒头没有论个的，都说买几条。我们都盼着开运动会，大家都可以尝到馒头的味道了。还有些同学自己舍不得吃，省下来拿回家让弟弟妹妹吃。

在那些生活困难时期，平原一中大伙房有一样饭令我至今难忘。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为了照顾生病的学生，做了一个规定，有学生病了，由班上的生活委员到司务处报告，大伙房负责供给病号饭。这病号饭说起来也挺简单，就是大伙房的师傅做的手擀面，在大伙房后面的小灶上用铁锅煮熟，出锅时放上一勺熟葱花油。一进那间小伙房，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真香啊。我曾经当过两年班里的生活委员，每次给病号同学端饭的时候，都能闻到这种香味。有的同学把面条吃了，汤喝不了，我也能尝上几口，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

大伙房每年都要腌几大缸萝卜咸菜。那时学校有菜地，种些萝卜、白菜之类的。白菜就做成菜汤卖了，萝卜腌好后就卖咸菜，大约一个冬天都是吃自己腌的咸菜。

记得有一年的初春，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饿得实在睡不着觉，就叫醒和我靠着的同学起来到大操场上溜达，他也饿，我也饿，忽然，他说大伙房后面有咸菜缸，我们两个就一溜小跑过去了，天气还很冷，身上穿着筒子棉袄，我们两个都脱下一只袖子，在咸菜缸里摸索起来，可是每个缸里只剩下半缸咸水，一根萝卜也没有。我不死心，又伸下手去捞，居然捞到了一根剩下的萝卜把，喜坏了，我们俩一人一口咽下去了，立时就觉得肚子不饿了。那种满足感比现在吃到海参鲍鱼还要好。

我的班主任

在平原一中教过我的老师很多，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给我们传授着文化知识和科学道理，这些尊敬的师长都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人。在这些老师中，我接触最多的是我的那些班主任。

我考入平原一中后，一开始的班主任是周子明，可时间不长，班主任就换成了王国宾老师。王老师是江苏南京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平原一中。虽说大学生全国统一分配，可从江南水乡来到鲁西北，对他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一句抱怨，他默默无闻地安心教书。

王老师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每天的班会前，他都要认真点评前一天的学生表现，表扬好的，批评差的，在班里树立正气。

王国宾老师负责教三、四班的地理课，他讲的课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用带有浓重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把地理课讲得有声有色。5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为了让同学们记牢中国有多少个省市自治区，他把各省市按音律编成诗歌：“辽黑，河南北，山东山西苏皖浙……”再譬如讲星座时，他的声调抑扬顿挫，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的手风琴拉得很棒，乒乓球打得很好，后来成为学校乒乓球队的教练。

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姜鸣凤老师。她也是江苏南京人，是王国宾老师的爱人，大学毕业后和王老师一起分配到平原一中。夏日里她穿一身白底碎花的长裙，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她和蔼可亲的脾气和耐心细致的作风在同学们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

1963年上半年学校共青团委要发展一批新团员，我们初二3班分得3个名额。这是初二年级学生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当时我刚14岁。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家境困难，连饭也吃不成溜，可我学习特别刻苦，初一、初二连续两年全年级数学竞赛都是前三名。

有一天，姜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宿舍，当时我穿的衣服很破很脏，衣服的夹缝也生出了虱子。姜老师让我坐下我都不敢坐。姜老师递给我一本《团章》让我去学习一下，并嘱咐我学懂了就写一份入团志愿书交给她。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让我有什么困难告诉她，提醒我家里再困难学习也不能半途而废，要咬牙坚持住，并且给我争取到每月一元钱的助学金。我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鼻子酸酸的，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成为平原一中初中二年级第一批新团员。如果没有姜老师的鼓励和帮助，那一年我很可能就辍学了。姜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恩人。

学作文

中学的语文是基础课程，作文又是对语文的综合考察，作文的好坏反映了语文学习的状况。我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家里祖辈没有文化人，也没有藏书，所有的文化知识都只能从课堂上老师讲的国语课本里来。

上了初中，我的作文能力一直不行。我的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非常注意打基础的工作，但他的教学方法还是旧式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背课文。每个星期六放学之后，我们班的同学都要轮流排着队在老师的宿舍门口等着背课文，谁背过了谁可以回家，背不过的再退到后头等着重背。

上了初三，我的语文老师叫张金山，开学第一堂作文课，我的作文得了40分，而且在作文簿的上方开满了天窗，由于我字写得不正规，老师让在天窗里改错。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来。

寒暑假、星期天对我来说是没有时间读书的，回到家要帮着家里干活。那时农村没有电，一到晚上吃过饭，村庄里一片漆黑。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在学校的时间。那一个学期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每个星期基本上都要读完一本书，边读边做笔记，好句子、好章节、好段落都记下来，有些要背过。我如饥似渴地在书海里汲取着知识和营养。

张老师的语文课讲得非常生动和详细，他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如何才能写好作文的具体方法，从审题、破题到如何起笔，从段落的划分到每段怎么写，从如何写景到如何写人，对我来说真的好比大旱的土地遇到甘霖。

张老师的作文讲评课讲得尤其生动，他把同学们作文中经常出现的错误和毛病挑出来，在课堂上丝丝入扣地分析。例如有一个同学在描写夜景时有这样的句子：“皎洁的月光洒满校园，密密麻麻的星星眨着眼睛。 ”乍一听起来非常生动，可毛病在哪里我们不清楚。张老师说：“你们抽个晚上专门去看看夜空就会发现，月亮和星星是不可能同时明亮的，月明星稀，不可能有密密麻麻的星星。 ”通过观察还真是这个道理，从而我们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作文要源于生活，要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熟悉生活，才能不闹笑话，只是一味堆砌华丽的词句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还有一次作文张老师给我们的题目是《暑假记事》，有个同学描写生产队里社员劳动的场面时写道：“社员们耪地时如下山的猛虎，四肢不停。 ”说到这里，张老师停下来问：“有谁在家干活时耪过地？ ”同学们没人回答。张老师说：“你们这个年龄，能干这种农活的不多，耪地时两手紧握锄把，一松一拉节奏很强，锄头稍偏就可能把庄稼苗耪下来，所以不能图快，更不能如下山的猛虎，这种形容是不恰当的。 ”张老师的讲评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老师的教导加上自己的努力，到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成绩迅速提升，考了86分，是初三3班最好的成绩。

1965年考上高中后，我们语文老师是王友文老师，他是青岛人，口才一流，讲起课来激情四射。王老师给我们第一堂作文课出的题目是《读书与革命》。我以读书为了革命，革命需要读书展开作文，着重讲清了读书与革命的关系，并对为了革命如何读好书进行了论述。没想到王老师非常喜欢我这篇作文，他写了评语后，在语文课上作为范文宣读。王老师还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进行鼓励，同时推荐了一些阅读书目。在王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的作文长进很快，几乎每个星期的作文都能作为范文在两个班宣读，而且经常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

1964年的高考，平原一中的成绩是建校以来最优秀的一年，全校不到100名考生，被各类大学录取64名。特别是高三2班的姚光荣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这是平原一中建国后的第一次。还有一些同学被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录取，平原一中沸腾了。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在平原一中既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又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姚光荣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消息像春风吹过校园，在每个学生的心中都激荡起层层涟漪。老师们笑了，学生们笑了，这片土地上开出的高考灿烂之花鼓舞了全校师生。

全校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给姚光荣同学带上大红花，让他到讲台上讲话，还表彰奖励有关的老师和同志。各班级都出黑板报、墙报表决心树信心，立志考清华、上北大，毫不夸张地说，平原一中掀起了一个学习的新高潮。

远离家乡的女教师

我在平原一中求学的日子里，大多数老师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当然也有本地师范毕业后通过进修来教中学的。但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女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她们远离家乡来到平原这个鲁西北小镇上，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平原的教育事业。

我的英语老师叫曾桂珍，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极有才气的老师，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使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肃然起敬，听她讲课就像在听一只百灵鸟在歌唱。曾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时，先是提一台老式留声机放在讲桌上，这台老式留声机是用手摇动发条上满弦，然后机头划着胶木唱片发声的。曾老师还教我们英文字母歌，我的英语学习就是在曾老师唱的英语歌中启蒙的。

林桂华，一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平原一中担任音乐教师。她个子不高，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我不懂音乐，但我爱听林老师唱歌。在我的印象里，她的歌声就像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的声音一样，高亢深厚，底气很足，当年，林桂华老师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平原特别红，学校里还有县里的一些演出活动，都安排林老师唱一首。她对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为了更好地培养音乐人才，她组织了业余文艺宣传队，把有文艺特长的学生组织起来，自编自演小合唱、舞蹈、独唱等文艺节目。

有一次她排练《草原英雄小姐妹》，服装、道具都是自筹自备，发现有个女同学因家庭困难，做不起参加演出的服装，可这个女同学又特别有演出的天赋，舞蹈跳得非常优美，身材、形象、气质都非常适合角色。于是林老师把这个女同学领到宿舍，拿出自己的一些演出服装送给她，说：“我这些服装旧了些，你如果不嫌弃，就拿去穿。 ”这位女同学非常感动，她穿上林老师的演出服装，演出非常成功，除了在学校参加演出外，还到县里、地区去参加汇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位女同学和林老师的感情就像母女那样，从平原一中毕业后她一直和林老师保持着联系。若干年后，每当和同学们回想起当年和林老师相处的日子，心中依然充满着对林老师的感激之情。

有一位叫王涵语的青年教师，她家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了平原一中，除了艰苦的生活条件，单就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学校里，背地里大家都叫她“阿拉小姐”，她爱清洁、爱打扮被说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天没有地方洗澡，冬天没有暖气，饮食习惯也很不适应，没有大米吃，没有南方的各种青菜。王老师克服了这些困难，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她教授的高三的数学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还经常为高二、高一的一些数学老师代课，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全国各地被分配到平原一中的女教师为了她们热爱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牺牲，包括个人的婚姻家庭、住房和工资收入等。她们是可尊可敬的人。抚今追昔，虽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仍然要为她们点赞！

告别母校

1965年夏季我考入了平原一中的高中部。到了1966年的春天，平原一中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停课。

我回家看到父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累弯的腰，看到全家人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实在于心不忍了。从1966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回家帮着家里干农活，帮着父母挣工分。到1968年初，春节刚过，全国的征兵工作部署下来，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1968年3月1日，当我接到鲜红的入伍通知书的时候，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平原一中，找到班主任秦成学老师，当我把当兵的入伍通知书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虽然有些惋惜，但还是祝贺我参军入伍。

3月8日当我穿上那身草绿色的崭新的军装后，到平原一中向我尊敬的老师告别，向学习生活了6年的母校告别，从此，我走出了校门，踏入了人生新的征途。

时间的长河拦也拦不住，转眼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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