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唱红打黑"错在哪里
解答:
在一个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有人将“唱红”当作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社会承受着因伟人重大错误导致的大饥荒时,电台里却天天播送“东方红”歌曲,高唱他是“大救星”,使得社会不但没有对伟人的错误加以纠正,反而走向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一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忠于伟人,是否坚持了伟人的错误路线.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唱红”不仅会误导民众,对自己也并没有好处.打击黑社会本来是的责任,但特定语境下的“打黑”有着如下含义,即这一行动天然合理,所以不需要受到现有法律程序以及社会惯例的约束,于是对“黑社会”的认定就有任意性,可能被用来滥用公权力,打击异已和掠夺财产.主张“打黑”者关心的并不是是否真正打击了黑社会,而是利用“打黑”在民众中制造一种印象,即他们在为他们铲除他们所憎恶的人,从而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拥护.更为抽象地,“打黑”可以被定义为,将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定义为“坏人”(黑),然后采取非常手段打击他们,包括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进行人格污辱和严酷刑罚,不管他们是否真有罪过,关键是让民众人心大快,在政治上拥护本政治集团.所以,“打黑”也是一种政治技巧.“打黑”在那个时代运用得最为充分,也确实得到期待的效果,有时甚至超出期待.如从打击地主开始,历经镇反,五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文革,每一次都划定一小部分人为“阶级敌人”,“动员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打击,既清除了异已,又赢得了民众.这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治理方法.“唱红”的效果也相当“好”.由于控制了所有传媒,电台和报纸充斥着对伟人的歌颂之词,也确实影响了民众的观念,才有文革时期,民众比赛着谁更左.然而,从长远看,“唱红打黑”的“效用”会明显递减.当打击了一个被舆论和民众所憎恶的人群后,会获得一定时期的民众支持,但由于“敌人”已经被消灭,时间一长,这一支持就会下降;于是就要进行又一次的“打黑”;如此循环下去.但新一轮“打黑”的效果就会稍逊于上一轮,因而政治支持持续的时间就会变短.所以又要进行新一轮“打黑”.就这样,“打黑”运动的间隔周期会越来越短,效果会越来越差.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即使每次被“打黑”的人数只限于人口的很小比例,但经过多轮的“打黑”,被打的人就会在人口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到最后,就有可能不再能“发动群众”了.这就是伟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因而,这种政治技巧已经被运用得到了强弩之末了.在这时,青少年,即“革命小将”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以弥补“群众”在数量上的减少,和因运动频繁而导致的“斗志消沉”;而这次他要定义的“一小撮敌人”就是与他政见不和的前战友.但即使是发动了“革命小将”,文化革命本身又成了前17年的浓缩版,其“打黑”的效用迅速递减.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打黑”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一周期都更换一批“阶级敌人”,你唱罢来我登场,许多个“一小撮”就变成了“一大片”.然而,也正是文化革命,使国人,包括他们自己最终醒悟了.自1949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斗过别人,也都被斗过.他们终于发现,如果大家谁都不斗谁,那就是最好的情境.斗别人,就是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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